在平庸的日常里，我纪录下无数次生活

大家好，我是陈东楠。我是拍纪录片的，我从20岁出头进入这个行业到今天，也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同学之间特别流行看米兰·昆德拉，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我人生读到的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开头引言的部分我记得特别清楚，托马斯在书里面自言自语过一句德文的谚语：“Einmal ist keinmal”，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它只发生一次，那它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的生命都是只有一次就会消逝，不管它是灿烂的还是残酷的，就因为只有一次，一切似乎都很轻。

但是假设生命是可以无限重复循环，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会一次次地一模一样地不断地在上演，那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待这些生命经历的眼光，真的会有所改变吗？

做纪录片就是用摄影机留存住生活，然后又让这些生活在大大小小的荧幕上再次地循环，不断地重现。

其实每次影片拍摄结束后，对于影片中的人物来说，他们的生活就继续向前走了，而我会在剪辑室的电脑屏幕上不断地再去重新观看我们共同度过的这些生命的片段，会正着放、倒着放、快进着放、慢速地放，有时候也会一帧一帧地把它停下来看。

我会记得他们脸上的雀斑、他们的表情，会记得在某一个时刻他们声音里面的颤抖。

▲工作室的墙面贴着影片截图‍‍‍‍

对于我来说，他们那时那日的面孔和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次，而是一百次、一千次、上万次，其实根本就数不清楚，到现在也还在继续。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一些我在生命中遇到过的人和留存住的生命时光。

《偷》

我的第一部片子叫《偷》，这是我上学时候的一个毕业作品，它拍的是几个二十几岁左右、流浪在街头的男孩子，他们以偷东西为生。

这个故事拍摄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市，发生在2011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还比较习惯揣着现金出门，大街上很多地方都会贴“小心扒手”的警示。

我本来是打算在我家西安附近拍这个片子，比较方便，但是很不容易找到拍摄对象。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其实全国很多的城市都有“反扒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群爱好抓小偷的人，他们会在下了班以后聚集在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其中安阳反扒联盟有一个创始人，叫佳泉。我在网上读了一些他的采访，他会分享他和流浪群体之间的一些故事，会说他想救助流浪群体，想帮他们回家。

我就给佳泉打电话，我说：“我想拍这个群体的故事，有没有可能跟他们说得上话？”佳泉特别干脆，他说：“你就马上直接来安阳。”然后我就去了。没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在一个夜晚的大街上遇见了后来我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木山。

当时佳泉跟他说：“有记者要拍你，你配合一下。”然后他说：“好。”

这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当然是因为这个找他帮忙的人就是平常抓他的人，所以他可能要表现得好一点，给自己谋求一个比较宽松的谋生空间。

但是我跟他接触几天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人。我们相互加了QQ，他的昵称叫“伤心的眼泪谁来擦”。他在空间里写了很多日记、诗歌，有乡愁，也有对现状的不满。

看完这些以后，我心里其实就比较确定，我是想拍他的了。

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几个朋友，其中就有他的搭档，叫阿力。因为他皮肤很黑，所以大家叫他黑阿力。

他们俩是分工的，阿力负责偷，木山负责放哨。阿力这个人，和木山是很不一样的，他脾气非常地暴躁，为人很仗义，自尊心又很强。在他看来，木山这个人笨手笨脚，非常老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小偷，他偷东西的技术不行。但是又因为木山是一个特别可靠的人，所以阿力觉得他特别适合给他做护卫。

而在木山眼里，黑阿力是一个完全没有脑子的人，跟他讲道理他也听不懂，说事情也说不明白，就是喜欢乱发脾气。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俩很互补。

我当时也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我们的年龄是差不多的，其实并不是很难去玩在一起。但是我心里面一直会担忧的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愿意被拍摄。

但逐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好像我拿不拿摄影机，这会儿是不是开机了，他们完全不在乎，根本没有人去问我这个事情。就像其中一个人说的，“我们本身就一无所有，还在乎这个吗？”

黑阿力九岁的时候，跟他的哥哥一起偷偷把家里的牛给卖了，卖了1700块钱。他们拿着这1700块钱做路费，离开了家。但是出来以后，他哥哥，就是他的亲哥哥，转手就把他卖给了人贩子，他的价格是3万块钱。

木山是小时候一直觉得家里特别地穷，就很想挣钱。有朋友跟他说，去长沙的一个餐馆打工，他听信了，出来就被骗到了黑帮里面，逼他去偷。他第一次在街上偷东西的时候是14岁，教他偷东西的人就站在他身后一两米的地方，盯着他把手放进路人的口袋里。

挨打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家常便饭的事情。黑帮还让他们沾染上了毒品，这样他们就更没有办法离开了。就这样过了很多年，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直到长大才有能力真正地逃走。

但逃出来以后发现，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谁都不认识，消费又很高，赚钱也很难，工作找不着，又从来没有上过学，完全没有任何技术，他们就选择继续去偷。

其实这些是源于他们小时候对大城市的很多想象。他们从小一直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双耐克鞋、一条牛仔裤。他们想要离开贫穷闭塞的乡村，能够去到更大的世界里面寻找自由。

但是如今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走路的时候，也永远就是贴在街边边走，生怕被别人看见。有的时候他们会坐在路边，幻想路过的这些女孩是他们的女朋友，但就是过过嘴瘾，实际上他们谁都不认识。

他们住在离火车站最近的那种灰色小旅馆里面，20块钱一天，里面就是鱼龙混杂的人。身上永远只有一件衣服，穿脏了就扔，再买一件新的，这样就没有行李，随时可以跳上火车，逃开这一切，再去往下一个城市。

我去过木山在农村的家，见过他的母亲，他母亲跟他长得很像，都是瘦瘦的脸，细细的眼睛。

我当时并没有跟他母亲说木山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在跟她的亲戚邻居聊天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其实她心里也大概是知道的。我们俩就是心照不宣地聊天，聊一些家里的生活，和木山小时候的事情。忽然，她就哭起来，说她非常想木山，担心他在外面会变坏，希望他能回家。

木山当时拒绝了跟我一起回去，因为他觉得如果有一天要回家，就必须得是衣锦还乡，像现在他这个样子，是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村子的。

但是他拜托我一件事情，希望我可以帮助他，告诉他的母亲他真实的状况，这样他母亲就不会再日日夜夜地盼着他回家，催他结婚，祈祷他有一天能回到农村来，过一个正常人的日子。

我当时拒绝了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母子之间的私事，如果真的决定要说，可能应该由他自己说，但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点怯懦。总之，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回学校去上课，也进入到这个片子的剪辑期。又过了一年的五月，我收到佳泉给我发的一条短信，说：“阿力死了，死因不明。”他被非常草率地埋葬在了安阳周边的某块土地下面，就这么消失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木山跟我说，其实流浪人员之间是有帮派的，帮派一直很反对他拍这个片子，但他就是觉得自己愿意拍。他们之间一直有争执，直到最后他跟他们大打了一架，他也离开安阳了。

其实《偷》这个片子，今天在我想来，它更多的是一个关于青春的影片。我们那个时候都那么年轻，那么容易相信彼此。

那时候，黑阿力常常会帮我出主意，说我们拍些什么内容，木山常常会帮我背我的三脚架——我那个时候完全是自己一个人拍摄，有时候在路上要跟拍他们，就不是很方便拿。后期我剪辑的时候发现，好多素材里木山都背着个三脚架，这个是完全不能用的，因为全是穿帮的。当时觉得特别恨自己，但是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温暖。

这是我的第一部片，当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状态，并没有在影片中做出这样的感觉。我当时还是比较专注在议题上，要去讲流浪人员的遭遇和他们的境况。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遗憾，其实那些没有被拍下来的时光才是最珍贵的。我们一起在那个大街上游荡、流浪，当然有很多的烦恼，但是也有很多的快乐。

但时间又过得久了一点以后，我好像也不会再从这个片子做得到底是好和不好的角度来评判它。

这些影片好像回归了一个更原始的影像的价值，向我证明了13年前那个夏天他们存在的证据，伴随着安阳街头嘈杂的声音和汗水的味道，一遍又一遍地，每一分每一秒地，都好像变得厚重了起来。

那个时候我也是年纪小，想得不深，总是喜欢劝木山说：“你赶紧去学个技术，找个工作，不要再在这个大街上浪荡了。”

我还坚持要陪他戒毒，就在他旅馆的那个小房间里，陪了他好几个晚上，看着他特别痛苦地在坚持、翻滚。

拍摄结束后，好像有一段时间，他就真的被我说动了，去找了一个当保安的工作。但现实肯定不是我当时想象的这么容易就改变了，他其实也没有干多久就又跑掉了。

后来几经辗转，他又去了他心里面最喜欢的上海。那个时候，他说他攒了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个游戏厅，说日子变得好起来了。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声音都不一样了，特别高兴。我发片子给他看，他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丑了，形象太差了。我现在平常都穿西装了，你赶紧过来拍一个续集。”

我们就这样保持联系了五六年的时间。他经常换手机号和QQ号，后来又有好多的微信号，我每次找他都要通过各种方式去找。

后来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是他的一个朋友接的，说木山又被抓进去了，判了一年，等他出来让他给我回电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过他的消息了。

最近我在抖音上搜这个片子，看到一个安阳的音乐人李晋，给黑阿力写了一首歌。这个视频下面有人留言说，他们家和木山是同一个村子、同一个巷子的，说他的父母终究是没有能等到他回来，在近些年都相继离世了。有网友在评论区问他，知不知道木山现在怎么样了。

他回复说前段时间，他有回来和哥哥争家产。但是我也无从知道这些都是真的还是假的。

《旷野歌声》

如果说《偷》的拍摄特别像一段青春的记忆，那《旷野歌声》的拍摄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从青春步入中年，伴随着自我的成长，从一个站在旷野里面的人学习怎么去做一个社会中的人。

这个片子拍摄的地方是在云南省的一个苗族村寨，叫小水井村。我是2014年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拍摄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

我对这个村子的第一印象是好自由。为什么这么说呢？

穷确实是穷的，小水井是在最山顶上的一个村子，自然资源非常地差，大部分都是种玉米，但这个玉米它不是用来卖钱的，是要以物换物，用一年的玉米收成去交换村民一年要吃的大米。

如果说要赚钱的话，那肯定是要种蔬菜水果。他们确实也种一点点，就是完全没有规划，这丢一颗那丢一颗，熟了谁愿意吃就摘下来吃一口，不愿意吃果子就自己掉下来，在地里烂掉。好像从来没有人想过说要去把这个好好地摘下来，拿到山下去卖了赚钱。

感觉就是虽然很穷，但是也完全没有人觉得特别着急或者特别需要去赚钱。

后来一个爷爷跟我说，因为苗族在历史上是被各个民族欺负的，他们其实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一次次战败里，不断地迁徙，最后才到了西南地区的高山上面。这里地势崎岖，首先很适合躲藏，再一个就是条件太差了，别人也不想要。所以你会发现在西南地区，大部分的苗族山寨它都是在山顶上的。

苗族人在历史里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千万不要种地种得好，因为一旦种好了，这个地方就不再是他们的了。贫穷守护了他们的家园，在富裕和自由之间，他们选择了站在边缘上的自由。

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不会被发现的。当地的领导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水井村什么都没有，除了歌声。”

这个村子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合唱团，几乎是每天，只要是农活干完，到了夜晚，无论老人、小孩，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唱歌。

苗族的歌声是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丢失了书写的文字，没有书面文字，他们就用歌声口述历史作为记忆的一种方式，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20世纪初，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有传教士来到过这个村子，教给了村民西方古典音乐的四声部合唱法。所以这里的村民会唱很多世界名曲，比方说亨德尔的《弥赛亚》，舒曼的《茨冈》等等。这样的美声合唱法，在这个村里已经流传了有近百年之久。

县里面非常喜欢小水井的歌声，把它称作是巴洛克音乐的活化石，正式成立了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计划要把村民带到更大的舞台，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计划让村民脱贫致富。

村民作为一个群体，内部对于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争议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带着对山下世界的好奇，同意出山。结果合唱团不仅出去了，而且特别成功，他们登上了很多很大的舞台，也上了很多电视台，和很多明星同台演出。

▲小水井村合唱团在纽约林肯中心

村子里的生活也确实得到了改善。因为合唱团的成名，通往山顶的公路修通了，村子引来了游客，也引来了地产商。地产商计划把这个村子打造成一个旅游村，重新修缮夯土的老房子，打造艺术家工作室和一些旅游的小店，还开辟了一块新地，给村民建新的房子，供他们搬迁。

《旷野歌声》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它本质上是关于一个封闭的群体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关于站在边缘的人群向主流社会去迈进的一次尝试。这个尝试它必然伴随着在自由和规训之间的挣扎。

我记得特别清楚，合唱团的指挥龙指挥，也是村里面的一个长老，他在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苗族实在是一个很落后的民族，被人看不起的民族，我知道贫穷的滋味，也知道没有尊严的滋味，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像我们这样。”

为了应对市场和观众，合唱团就开始学习一些新的歌曲，他们现在会学中文歌，也学习了一些流行的英文歌。歌声的身份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流转。这个里面有被动的成分，也有主动的成分，一次次地，他们通过歌声去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找到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其实，出去演出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事事顺心的。有时候，外面场地的工作人员会觉得，看外表他们不像演员，以为是场工，就会让他们去收垃圾，或者让他们站到一边去，村民心里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专业的老师也指出来他们其实音不准。音不准就没有办法和专业的乐队去配合同台演出，老师就觉得他们技术上很难调教。再加上但凡休息10分钟，村民就全不见了，回家喂猪的喂猪，种地的种地，趁机全都逃跑了。

村民开始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以一种工作的节奏唱歌，开始意识到“他们说的唱歌”和“我们说的唱歌”不是同一件事情。

有一次，他们在外面有一个大的演出，集训了一段时间，但就在演出前的一两天，村民突然决定他们要集体撂摊子，打道回府。那次是龙指挥哭着求大家，他们才留下来。

在跟我说到这次经历的时候，龙指挥说：“我们之前就是太把自由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村子发展了，赚钱的机会多了，村民也就越来越忙，就顾不上合唱团了。有些人干脆离开，或者有的团员就是有钱的时候才来，没有钱的时候干脆就不来了。

但是整体上来说，其实小水井村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在西南地区，很多村子都有这样的合唱团，但他们都没有机会像小水井村一样出名。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别的村子的指挥，他握着龙指挥的手，说：“我们真的好羡慕小水井，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得不到这样的支持。”说着说着，他就开始大哭起来。我想像他这样想的肯定不止他一个人，也不止这一个村子。

就这样几年时间过去，村里的地产项目烂尾了。之前为了建这个旅游区，大部分村民都被征了地。现在这些地就全部空置了，地产商就暂时做了果园，雇佣村民去维护和种植，给他们发工资。村里终于种起了可以赚钱的果树，但是村民也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雇员。但是也有可能赚得更多了。

本来准备打算供村民去搬迁的新房子停工了，但这个时候其实村子里的老房子很多已经不行了，快要塌了。村民也不再抱什么期望，开始自己建房子。

他们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肯定不会再愿意住在像以前那样的土房子里，而且盖房子是一件大事，大家就想着要盖就盖得大一点。盖房子的钱基本上都是来自之前被征地的补偿款，但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村民又开始向银行借贷款，就像城里人一样，进入了债务时代。

我拍摄到后期的时候，这个村子整体的样貌基本上都改变了，村子里不乏三四层的大别墅。

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发现很多别墅上都装了防盗网。最早我到这个村子的时候，这里几乎是没有人会去锁门的。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到村子里面走一走，看到门里面的人就会跟他聊天，很快就会和大家熟悉起来。现在不仅有了非常厚的金属防盗门，还都装了防盗网。

我就问龙指挥，为什么要装这个防盗网，它不挡风景吗？因为这个村子到最后，旅游也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什么外面的人过来。龙指挥说，因为他盖完这个别墅以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觉得不像他在外面看到的那些别墅的样子。然后他就想，哦，原来是差一个防盗网，一装上，瞬间就觉得对劲了。

村里以前是养黑猪的，现在也开始要养白猪，因为白猪长得更快一些。但是白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认路，不能自己回家，而村民是习惯像养黑猪那样自由散养，所以村里经常可以看到村民在满村子抓猪回家。

回到拍摄的最初，其实最早吸引我留下来去做这个片子的，是一次村里的演出。当时有游客来村里看他们，我也坐在台下，看着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就觉得这些不同的表情之间充满了巨大的张力。

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龙指挥的脸，他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尴尬，又略带着一些不适和为难，但又是非常友善的、非常慈祥的。我觉得龙指挥的脸就像这个村子的处境。再后来我加上他的微信，才发现龙指挥的微信名叫忍耐。

当时站在他身后的，还有影片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建生。我当时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唱歌特别地投入，整个身体在唱歌的时候都在颤抖，他的眼神非常地坚韧又有一些脆弱。

最开始的一两年，我常常跟着他上山放羊，在一起聊天。那个时候他不太忙，还没有什么生活的担子，他也特别喜欢看书。他家里虽然很简陋，但是他会特别精心地装扮房子，四面墙都会布置上不一样花纹的墙纸。

建生对于村庄，对于怎么建设和守护家园，是有非常多的想法的。他知道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不羡慕，他特别笃定自己想要的是一种清苦的、纯洁的生活。后来，当然不仅是外面的世界，也有村子里人的变化，让他在其中非常痛苦地挣扎和摇摆，也越来越孤独。因为他想要的是完全不受干扰的、非常纯粹的、充满了信仰的生命。

他执拗的程度达到了一种常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状态，但是现实也在朝他步步逼近。几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牧羊人，走进了一段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当中。他和妻子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因为他给不了妻子想要的，而他妻子想要的其实也不过是村里面人人都有的、一个所谓正常的世俗的生活罢了。

他们两个人在好几年里就这样折磨彼此，无言以对。直到最后，一个曾经的苦行僧，也背上了几十万的房贷，那个曾经唱歌的时候会颤抖的男孩，开始逐渐变得沉默、消沉，也学会了忍耐。

在我最早认识建生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写作，就送给他一个日记本。几年的时间，他在用沉默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一直持续地书写。

在2019年我快要结束拍摄的时候，他最后一篇日记是这么写的：“一个逆流而上的人，会被所有的东西所挤压，会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我会去改变我自己，我可以牺牲，我也会随波逐流。”

这个也会让我想到合唱团登上纽约林肯中心的舞台时，唱的一首伯恩斯坦的歌曲：“让爱做梦的人去做梦吧，伊甸园是不存在的。我们建房筑屋、伐木砍柴，让我们的花园繁茂生长。”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次就过去了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小水井村的挣扎特别像我自己的挣扎。或者也许，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挣扎。

在平庸世俗的生活里莫名地觉得悲伤，在一些看似是蒸蒸日上的时刻里却感受到灵魂的失落，或者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身份去迎合，在平静的日子里就意识到其中孕育着很多的危险和复杂。

但我想，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避免掉和重重的压力与局限去共存。

像追寻自由、成为自己，这些现在特别时髦的句子背后，可能人就是要在重重的压力和局限中才能去形成自己的样貌，再从中去找到自由。接下来肯定还有一个接一个的困境，我们也要一直地换个活法活着，带着困境为我们塑造的新的形状再继续地往前走。

去年我回了一趟小水井村，想给大家当面看看片子。建生家的大房子已经建好了，他跟我说他特别忙，有很多牛很多羊要照顾，没有什么时间看片子，要不就算了吧。我等了他好几天，最后还是硬逼着他坐下来，把那个片子在他家的大电视上放了出来。

那个时候，我看着屏幕里的他，又看着他坐在那儿，就在这同一个时刻，生活既在这边重复循环着，又在像直线一样快速地向前奔跑，不断地消逝。

后来我也梦到过几次黑阿力，有时候我梦到他坐在我家楼下的台阶上不说话，有时候我梦见他长得像黑阿力但是好像又不是他，他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好像跟别人起了冲突，就一起跟别人打架。我们在夜晚的大街上逃跑，又去喝酒庆祝。

我想我是很愧疚的。我曾经遇到了他，但也只是看着他得到了一个很不好的结局，仅此而已。就只是时不时地，我还是喜欢打开片子，去看看他们当时的样子。

《偷》这个片子其实在今天这个超清时代看来，它的影像质量已经有了明显的历史的痕迹，再加上网上会有一些盗版的版本，不断地压缩之后，这个片子就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些很粗糙的像素的颗粒让它越来越像一场梦境，但是它还是在固执地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有时候去放映会上面对观众，我才会惊觉，原来小偷这个事情早就没有了，大街上你都看不到了。

现实、梦境和屏幕里的生活，这些本属于不同空间介质的影像就这样交叠在一起，我有时候会觉得特别地恍惚，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

但我想，也可能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次就过去了，就不作数了。因为影像会被捕捉，会穿过时空的隧道，在不同的时间抵达不同人的眼睛。

我们每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们的面庞也从来都不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面庞，而是包括了无数个曾经穿越过我们生命的人们的面庞。

我觉得特别地幸运，能够遇到影片中的人物，可以和他们相互陪伴度过这样一段一段生命的时光。我想用纪录片去留住这些无处依附的情感，不然它们太容易就被吹散、被遗忘了。

我也希望你们或早或晚有机会能看到这些关于真实生活的影片，能够让它们不断地循环、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也许真的能够改变一些什么，能让我们所经历的不会就这么轻轻地飘散。

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演讲者：陈东楠（纪录片导演），策划：YXQ‍‍‍‍‍‍‍，剪辑：大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