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回家过年的，何止东亚年轻人

今年圣诞节，Liam没有回家。

Liam是我在英国生活时认识的朋友，威尔士人，今年将近三十岁。这已经是他不回家过节的第二年了，因为觉得回家没什么意义。

“家人一年到头也不和我聊天，但是一到圣诞节，他们就都表现得很在乎我似的。”Lucas对我说，“这并不好。”

35岁的爱尔兰人Derik和我说过类似的话，但他对圣诞节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抗拒。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四年，从来没有在圣诞节回过家。“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甚至有点害怕过圣诞节。”Derik告诉我。

这让热爱过节的我颇感惊讶。在我的印象中，圣诞节之于西方人，就像春节之于我们，是一个关于团聚，爱和分享的节日：中国人在春节返乡团圆、吃年夜饭、拜年、送红包，西方人也会拖家带口在圣诞节回到父母身边，共同庆祝，互送礼物。

我的惊讶来自于Liam和Derik对圣诞节的冷漠态度，这与我对圣诞节粗糙而直白的第一印象大相径庭——有礼物收，能见到父母，还能休息，圣诞节能承载什么负面情绪呢？

但随着深入了解，我才发现无论男女老少，早就有不少西方人不想回家过这个“西方年”了，他们宁愿出去旅游，哪怕一个人窝在公寓里，追一个假期的电视剧。

看着大家在网上分享自己对家庭聚会的避之不及，那些琐碎的，看似微不足道，却又无比真实的困扰浮现在眼前，我想起了这些年开始主动拒绝回家过年的国内年轻人。原来我们看似天各一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似乎拥有着相去甚远的价值观，此刻的烦恼却高度统一。

我对圣诞节的“刻板印象”

我对圣诞节的印象一直很好：这是一个积极的，充满幸福与期待的节日。它类似春节，却比春节更加“俏皮”，因为圣诞老人会在夜晚悄悄从烟囱或者窗边爬进家里，阅读孩子们写在纸条上的愿望，往他们摆在窗边的袜子里塞入相应的礼物，而孩子们则会给圣诞老人准备一杯牛奶作为回报——当然，礼物八成是父母送的，但许多美国小孩确实相信圣诞老人真的存在。美国杂志Smithsonian Magazine今年12月更新的一篇报道称，孩子们每年给圣诞老人寄出的信件达到了上千封。

我对圣诞节的知识经历过几次“更新”。从小学到高中，我和同学们都坚持不懈地在圣诞节前一天互送“平安果”。上了大学后我才知道，这八成是一个源自中国的习俗。大学时，我的德语外教告诉我，圣诞老人爬烟囱，送礼物的传说是美国限定，大部分欧洲和英国小孩收到的礼物都来自长辈，亲人和好友之间也会互送礼物。

我的德语外教非常喜欢圣诞节，每年都张罗聚会，将一棵一人多高的圣诞树摆在教室讲台的一角。每个参加聚会的人都要准备一个精心包装的礼物，价值不能超过五十块钱，最后也会获得一份来自别人的礼物。

读大学期间，每年的圣诞聚会几乎都是从外教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出现在教室里开始的。他脸上粘着花白的胡子，肩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布袋子走上讲台，里面装着我们所有人准备好的礼物，样子滑稽又可爱。

他把礼物一股脑地倒在圣诞树下，聚会进入尾声时，我们涌上讲台，从树下挑一个礼物，再心满意足地回到座位。每到拆礼物的环节，我们的脸上总是写满了兴奋与期待——拿到了什么礼物？是谁送的？自己准备的礼物被谁拿到了？我们穿梭在人群之间，东张西望，寻找着那个抽到自己礼物的“有缘人”，互相讲述礼物背后的故事——在哪买的，为什么买，有些人还附加了贺卡和一些祝福。

外教的兴奋也溢于言表。有时他站在一旁，看着大家送出和收到礼物时的欣喜，露出满足的笑容（当然，有时也有失望，但没人好意思表现出来，况且，“获得”过程本身带来的愉悦通常能冲淡这种小小的失望）；有时他看到有趣的礼物，忍不住跑过来围观；有时他和我们聊着自己往年在德国是怎样过圣诞节的。

我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一手营造出的圣诞氛围引以为傲，他也乐于看到我们如此享受他最重视的节日。他已经在中国成了家，但不想丢失自己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传统。他为每年的圣诞活动倾注了不少心血，一个人和学校申请教室，给外语系的同学发出邀请，解答着第一次参与活动的学生们的疑惑。

我从新生变成学姐的时候，圣诞聚会和礼物交换已经成了德语系引以为傲的“传统”。作为每年传递礼物的“圣诞老人”，外教也在学生之间传递了惊喜与分享带来的愉悦。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圣诞节的美妙之处。

英国家庭的圣诞节

在英国生活期间，我在前男友家Luca度过了一个圣诞假期。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参与西方家庭的圣诞节。

Luca的父母都是十分热爱节日，也特别注重仪式感的人。不到十二月，圣诞装饰就陆续出现在家里。厨房里有圣诞风格的桌旗、维多利亚风格的花瓶与假花、白色的蜡烛与金属烛台，客厅几乎所有的台面上都摆满了家庭成员从出生到现在的照片——这八成是为回家过节的家人们准备的。长大离家的子女各自成家，有了自己的故事与生活轨迹，彼此共享的回忆就成了最能将彼此连结起来的亲情纽带。站在照片前，我们总能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背后的故事。

除此之外，客厅里还被见缝插针地安置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叫不上年代的玩具：长尾小火车，陶瓷娃娃，排坐在电视旁边，形状各异的小精灵…我甚至在密密麻麻的相框与摆台中找到了我的照片，那是我和Luca在夏天约会时拍的。他随手发给了母亲，没想到母亲竟然打印出来了。

当然，临近圣诞节时，Luca父母还会从阁楼搬出圣诞树，放在客厅的墙边，夹在窗户和电视中间，树上挂满了小装饰和彩灯，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我应该再也见不到比Luca父母家更有圣诞氛围的家庭了。

那时Luca是中学老师，而我还在读书，我们的假期都很长。一放假，Luca就回到了父母家住，几乎每个周末我也都会去拜访，所以我亲眼见证了Luca父母为圣诞节倾注的心血：装饰家里、准备礼物、购买食材、从电视和杂志上抄写圣诞大餐的菜单和菜谱。整个十二月，两个人没有一个周末是闲着的。

Luca的父母家有各种各样的杯子，整个十二月，我们也总是在喝各种各样的酒（作者供图）

不过Luca父母似乎乐在其中。Luca总是吐槽摆在餐厅的假花太丑，Luca母亲则不以为然，提高了嗓门，充满欣赏地看着自己布置的餐厅说：“哪里丑了？我觉得漂亮极了”，然后从橱柜里拿出好几套雕刻着精美花纹的杯子和碟子——这些是Luca妈妈的珍藏款，每年只有圣诞节才会拿出来用。这些杯子也不是Luca喜欢的风格，但Luca母亲对其爱不释手，任由Luca怎么吐槽，她端起这些珍藏杯碟时还是会美滋滋的。

Luca有两个哥哥，都已成家，一个在伦敦，一个在国外。在伦敦的哥哥每年都会回家过圣诞，还会把一对儿女提前送回家——他们很喜欢和Luca一起玩。

Luca早在十一月就给家人准备好了圣诞礼物。临近圣诞节，我才意识到自己会留在Luca家过节，于是拉着Luca去百货商场给大家挑礼物。那时的商场里已经没什么人了，Luca说，他的同事们从十一月就开始琢磨礼物的事情了。

最后，我给Luca快要上中学的侄女买了一个帆布书包，给年龄更小一点的侄子买了一双印着恐龙图案的地板袜——侄女是个喜欢看书和下棋的聪明女孩，侄子很喜欢乐高和恐龙。

一整个圣诞假期，除了Luca的哥哥时不时工作，其余人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懒洋洋地度日：白天，我和Luca陪着孩子们玩耍：打游戏，做蛋糕，去两个街区外的Greggs（英国连锁烘焙店）买零食；晚餐时，Luca父母会不停地从厨房里端来食物：前菜、冷盘、主菜、配菜、甜点、葡萄酒、加了奶油的利口酒，边吃边聊，一顿饭从下午五点多吃到七八点。一顿饭下来，Luca母亲的脸因为酒精而微微泛起红晕；晚上，我们偶尔会围坐在沙发上看一部比较温情的电影，比如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幸福终点站》。

圣诞假期，大家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度过几个晚起的周末，我和Luca会做我们最爱的早午餐——烟熏三文鱼，菠菜叶配水波蛋（作者供图）

家庭创伤

或许是我足够幸运，又或许是我的经历有限，参与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圣诞节都充满了欢乐，温馨与陪伴。

但Liam和Derik的经历显然和我不同。

至少在英国，给家人准备礼物是圣诞节最基本，最传统的习俗，以表达对彼此的关心与爱。但Liam上一次回家过圣诞时，母亲没有给他准备礼物，而是用这笔钱给哥哥的女友买了礼物。Liam有些困惑，因为他听说母亲并不喜欢哥哥的这位女朋友，但是哥哥的确是那个“母亲最喜欢的孩子”。想到这，这种举动似乎也不那么难以理解了。或许是受到这件事的影响，Liam才决定不再回家过圣诞。显然，他无法接受这种明目张胆的偏爱与至亲对自己的忽视。

Derik对圣诞节的抗拒也源于家庭关系。父母在他童年时期就已分居，而且关系紧张。这种对立的局面在圣诞节显得格外明显，导致别的孩子在节日期间沐浴在爱与家庭的温暖中时，他却要承担着父母营造的紧张与不适的氛围。或许是圣诞节承载了太多他的负面回忆，每次我提起自己对圣诞节的期待时，他的话匣子都会关闭，不愿意为这个话题贡献太多讨论，虽然嘴上说着对于过去的糟糕回忆和父母尴尬的关系，自己已经不在乎了。

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是致使西方人不愿回家过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仅困扰着年轻人，还困扰着中年人。

离婚和分居在西方国家并不罕见。以美国为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2020年，美国离婚率为2.3‰，高于成员国平均离婚率 。《财富》杂志发现，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老年夫妻的离婚率飙升，约40%的离婚夫妻年龄在50岁及以上 。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

由此可见，和Derik一样父母离异，童年“不幸”的西方中年人并不少见。今年11月，一位读者给美国杂志The Atlantic 投稿，倾诉自己和丈夫的圣诞节困境：丈夫的父母分居多年，现已离婚，各自独居。他们不愿孤独过节，希望参与到三名子女的圣诞聚会中，但没人愿意邀请他们，因为三个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亲近——受到父母关系和家庭环境的负面影响，三个孩子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两个女儿更是直言自己会回配偶家过圣诞，但不会邀请父母一同前往。

这简直是Derik故事的翻版，只不过Derik选择了逃离，用高昂的距离成本将不和父母过节变得顺理成章，而文中的两个女儿则更加直接，她们拒绝父母的需求，准备直面潜在的冲突与指责。

我并不清楚这些父母究竟给子女们带来了怎样的创伤，但他们的抉择并非完全难以理解。如果父母没能在童年时期为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与相应的支持，当子女长大成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治愈了父母带来的童年阴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又是否需要为父母如今的不幸与孤独负责呢？

鉴于两个女儿已经把话说死，投稿人的丈夫认为自己需要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这将投稿人置于两难的境地，她不愿让丈夫的父母感到孤独，不想自己和丈夫显得不近人情，又不太想邀请他们和自己的家人一起过节——这也不难理解，就像儿媳妇邀请婆婆或者公公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吃年夜饭一样，明明是两家人，非要做一家人的事，想想就很拘束。

读到这里，我开始以为自己在看国产的家庭伦理剧，黄金八点档。原来西方人并没我们想象中那么自我，他们每年也要努力端平这碗“男方家和女方家”的水。在中国，虽然传统文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指导，即除夕和大年初一在男方父母家，初二在女方父母家，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打破这种传统。2024年初春节期间，“分居式过年”引起了网友和媒体的狂热讨论——夫妻各回各家，不需要互相妥协，也不需要面对彼此连面都很少见的亲戚。我的一位女性好友，恋爱多年，与男友感情逐渐稳定，但依然坚持婚后各回各家过年。她不想面对一群自己并不在乎的人，努力扮演“好妻子”的角色。

西方读者面临的圣诞节困境和中国的“分居式过年”，看似是两码事，实则导向了同一种结论，那就是婚姻，至少现代婚姻，并非“两个家庭的结合”，而是两个人的结合。一个完整的家庭体系很难仅仅因为子女的婚姻而完全容纳另一个家庭体系，除非他们之间还有更多的日常相处或共同经历——共同经历永远都是维系关系的好方法。这一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似乎都是如此。

“不想迎合”

我埋头阅读了许多不想回家过圣诞的人的自述，无论故事多么复杂或花哨，其根本几乎都可以用“不想迎合”四个字概括。

这种“不想迎合”在年轻人和中年人身上有着不同的体现。不想回家的年轻人可能拥有一套更加前卫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与传统的家庭观念形成巨大差异，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同性恋或跨性别子女回到观念保守的家庭——要么迎合家人，伪装起自己的身份，要么坦白性取向，准备直面家人的震惊、好奇、质问与规劝。这样看下来，不回家就成了最容易的答案，既不用迎合，也不用面对。

中年人的“不想迎合”，大多出于对生活的疲惫，或者对传统观念的重新审视。有人发现自己平时为了工作忙得团团转，圣诞节假期为了参与家庭聚会的各种活动，依然忙得团团转。有人明明不爱聚会，不爱热闹，不认同父母或其他亲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冷漠，为了让别人感受到关爱，为了避免冲突，硬是打起精神，和自己不在乎的远房亲戚聊着自己不在乎的话题，照顾别人的情绪。

这呼应了Liam对自己家庭的观察：大家一年到头都不聊天，到了圣诞节却表现得很在乎彼此。这是一种为了维持表面和谐的迎合，还在选择迎合的人或许认为这是一种礼节，已经疲于迎合的人干脆选择退出这场礼貌的游戏，认为自己有限的休息时间应该留给自己，以及自己真正在乎的人。

巧合的是，“不想迎合”也正是中国人不想回家过年的重要原因。

在国内，不想回家过年的人通常都是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时钟”的人，比如“晚婚晚育”，自由职业，甚至没有考公。他们不愿付出额外的情绪成本来迎合长辈，或试图让长辈理解自己。这一点上，他们与拒绝回家过圣诞的西方人有一样的心境。

虽然我还没到不想回家过年的地步，但在过去几年的年夜饭桌上，我的确接受过家人全方位的规劝：性别气质、婚恋选择、职业规划、人生价值…母亲劝我打扮的“女孩子气”一点，不要佩戴“大金链子”和夸张的戒指；父亲劝我多买几条裙子；有的亲戚劝我抓紧恋爱，降低择偶眼光；有的说我从上海辞职回家做自由撰稿人，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表现，劝我考个县里的公务员。

我十分清楚家人对我的规劝确实出于在乎，只是我们之间存在代沟，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的确在牺牲自己，迎合家人，为了不让他们扫兴，为了避免冲突。

BBC中文在一篇名为《农历新年过“年关”　为什么一些中国青年人抗拒回家团圆？》 的文章里提到，一位35岁的单身女性为了避免被催婚而拒绝回家过年，而是留在出租屋里“犒劳自己”——吃大餐，和猫咪一起看春晚。美国育儿杂志Today’s Parent 记录了一位嫌浪费时间而不再和丈夫回家过圣诞节的女性自述，取而代之，她宅在家里看电影，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对此，她丝毫没有愧疚感，她说道：“我会尽量让自己过得没有压力，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快乐的家庭，一个快乐的假期。”

可见，无论是春节还是圣诞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拒绝回家过节的行为背后是同样的逻辑——对自身需求的重视。

真正的差异从来都在个体之间

为什么我曾天真地以为，西方人的圣诞节就是关于团聚，爱和分享的节日，无关其他，没有负面情绪？因为一直以来，我接触的都是被广告和影视剧美化，被标签化的圣诞节：主人公想方设法也要在圣诞节前赶回家里，与家人团聚；无论闯出多大的祸都会被原谅，因为此时正值圣诞节。

单一的信息渠道固化了我的刻板印象，而最直接的“祛魅”方法，就是去看到个体的，真实的经历。外教、前男友Luca、Liam、Derik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圣诞节可以成为一些人的美好期盼，也可以成为另一些人避之不及的梦魇。

这几年，“东亚性”成为了一个流行词汇，因为它似乎可以概括和解释当代青年遇到的几乎所有困境，从家庭创伤到代际价值观差异，再到社会时钟。但是，当我们把复杂的问题过度归纳于文化甚至地域原因，甚至将“东亚性”视为一种应该逃离的原罪时，又何尝不是一种将问题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方式呢？

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与高度捆绑甚至令人窒息的东亚家庭关系不同，过度疏离，是西方家庭关系里相当普遍的问题。

小红书上，不少有国外生活经历的网友，吐槽说摧毁一个白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对他说“根本没人爱你”。正如前文的事例所述，在欧美，因为父母关系恶劣或者离婚，子女从小游离在两个家庭之间，成长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关爱和重视，他们可能一生中始终处于“缺爱”的状态。我认识的不少欧洲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年后都不太善于处理亲密关系，要么是封心锁爱，要么建立不了长久稳定的感情关系。

其实，过圣诞节也好，过节背后折射出的家庭和代际关系问题也好，都能看得出来，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外国人的困境也不比我们少到哪里去。

另外一个现象也让我觉得很有趣。在一个关于是否回家过圣诞的讨论贴中，同样拥有男同性恋的身份，同样出生在相对传统的家庭中的两个网友面对圣诞聚会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一人因不知如何与家人谈论自己的性取向而拒绝回家过圣诞，另一人却因此坚持每年回家过圣诞，以防哪位晚辈决定在圣诞节宣布自己是性少数群体中的一员时，没有亲人能站出来接纳ta，理解ta。

当然，这两种选择没有好坏之分，只是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尽管文化，种族之间有所不同，但真正有意义的差异从来都在个体与个体之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廿，作者：Jacq，编辑：黄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