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原标题《日本天皇到底承载着何种历史意义》，作者：萧西之水，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9年5月1日，即新天皇德仁即位仪式当天，笔者早早来到东京皇居外，与诸多日本国民一起守在路边，等待皇室成员乘车经过。出乎意料的是，在天皇德仁向车窗外挥手致意时，周围聚集的数百人却只是欢呼，那些二战纪录片或电影里面出现的三呼万岁却只有寥寥数声。“你们为什么不喊‘天皇陛下万岁’呢？”——随口问了一句身旁的日本人——“因为那会让人想起战争。”
由于近代日本过度引人关注，我们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印象经常局限于这个时代，乃至忘记周恩来总理经常强调的那句话：中国与日本两千多年来一直和平共处，虽然近代五十年里处于敌对状态，但与两千年历史相比只是一瞬间。某种意义上，国人对天皇的印象也是如此：这五十年（1894～1945）的天皇引人讨论，而延续的两千年的天皇却无人问津。
山东大学副教授胡炜权《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一书便尝试跳出日本天皇在“这五十年”给人的印象，将目光投向更为广泛的“两千年”，通过一问一答的浅显模式，让更多人从大历史角度理解天皇制度的诞生与演变、发展与传承。
万世一系：日本天皇为什么能传承至今
世间万物皆无恒常不变，但至少在日本，天皇与天皇家系依旧保存两千年之久，这不得不让人惊讶。
这种惊讶并不是现代人独有的。早在公元984年，日本僧人奝然访问中国，不厌其烦地把神代到当时的84位日本“大王”一个个介绍给宋太宗赵匡义，宋太宗不禁感叹道：日本虽是“岛夷”，却“世祚遐久”，反而是有“古之道”。毕竟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如同家常便饭，那么我们自然会有疑惑：为什么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却偏偏有这么一个特立独行的日本，一代代世俗强权都没能废除或改造天皇家系，反而是成为天皇名义上的臣子，客观上帮助天皇完成了“万世一系”成就呢？
围绕这个问题，许多答案都显得似是而非。一说日本信仰天皇为神，不敢杀神，然而近代以前的日本人其实更信佛教，“天皇乃现人神”观点直到20世纪才算普及；一说历代实权统治者的理论权力都来自于天皇，如果真的杀掉天皇，自己就没了大义名分，但问题在于，各国弑君者的崛起哪个不是靠着君主的默许甚至提拔？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觉得日本贵族有着保全对手的贵族精神，以防自家未来落魄惨遭灭门，这种说法有道理，却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上千年间，日本掌权者中间就不会出现一个反对天皇的人，不顾后果、不管身后事，硬是要给天皇家搞一个灭门惨案？
这件事情在日语里面其实是有明确答案的：“できない”（不能）。
但问题在于，汉语、日语的“腔调”存在不同：有些话用日语说来非常顺畅，但如果一字一句翻译成汉语，就会显得晦涩难懂，甚至完全无法捕捉到其中的情感。针对“为什么不能推翻天皇”这个问题，如果用汉语“不能这么干”五个字来回答就显得很牵强。毕竟大家都会觉得——“有什么不能干的？”
语境与语言的不同，就让一个相同的答案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服力，那就只能说明，答案本身已经有了，只是我们没办法理解日本语境。或许正因如此，本书也在许多问题的回答上采取了一些具有日语“腔调”的汉语，带领大家从感情层面更深层次地感触历史。
我们经常想为每一个历史现象寻找背后本质，却常会忽略：很多历史现象的背后并没有什么本质，只有另一个更加古老的现象。追踪日式“虚君-权臣”的权力结构，那么可以想到明治维新期间那个一言不发的明治天皇与在前台把持政权的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维新志士；可以想到13世纪至19世纪，镰仓、室町、江户三个幕府政权对于京都朝廷的打压，借由自己“武家栋梁”的身份，一步步蚕食掉理论上属于京都朝廷与天皇的权力；还可以想到10世纪，顶级公卿藤原摄关家横空出世，权臣藤原道长高声吟诵“此世即我世，如满月无缺”的和歌，架空天皇的权力；更可以想到7世纪，奈良盆地的正中心，实权氏族苏我氏将本部族的女人送入王室，将拥有苏我氏血统的男性或女性后代推举为“大王”。
最古老的信史记载，则存留于《三国志》里：古代倭国经历连年战乱，不允许男性为王，而是拥立一名“事鬼道”的女子卑弥呼为王，但她在即位以后基本上不见人，且边时常有重兵守卫，整个国家由弟弟辅佐治理。一边是并不掌握实际权力的信仰领袖，一边是掌握实际权力的臣子，“虚君-权臣”的结构在两千年前就已见雏形。用日本学者洞富雄的一本书名来评价，那就是“天皇不亲政才是传统”。
换言之，日本天皇最早对于日本人的意义与中国皇帝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截然不同：天皇是战局频仍之中的一个调停人，目的是把所有贵族豪强都拉到一个桌子上谈事，商讨解决方法；而中国皇帝是秦灭六国的集权产物，目的是让天下众人不敢不从，直接效忠。这种源头上的区别，也就让日本天皇虽然从中国借来“皇”这个字，却完全没有中国皇帝的乾纲独断。到了后世，即便偶尔有一些性格强硬的天皇试图集权，但历史终究还是会忽略掉短暂的变化，固执走回固有路径中去。
与其说日式“虚君-权臣”体系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原因，不如说就是一种单纯的路径依赖，时间越长就越难以改变。虚君需要权臣处理繁琐而具体的政务，而社会分工越是发展，政务所需知识就越多，虚君就越不可能“实”；同时，权臣也需要虚君承担治国成败之最高责任，因为时代发展越是迅猛，国家就越容易遇到危险，权臣如若有朝一日权势不保，又必须凭借虚君以神佛名义审判，才能保全身家。
所以，如果日本人说“不能”推翻天皇，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天皇家系从一开始就被高高捧起，尊奉中央，却根本没有实权；身边的臣子是国政事务的实际管理者，那么无论这些人是卑弥呼的弟弟，是苏我氏，是藤原摄关家，是幕府将军，还是维新志士，一旦染指王（皇）位反而就等于自动放弃实权，走向虚君之路。这与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欲本身就是相反的。所以，越是拥有实权之人，反而是越不愿意染指天皇之位。
近代异化：从“名分”的提供者到政局的操纵者
如果日本人始终处于蒙昧落后的时代，那么保留“虚君-权臣”体系还有实际意义；但进入近代，科技爆炸让天皇显得越来越普通，国际交流的频繁让日本人认识到国家制度有着多种可能性，无疑是颠覆了近代以前天皇赖以为生的基础。那么若要继续维持天皇的存在，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新定位。
日本人的确找到了这个定位，那就是让天皇成为“名分”的供应者。
许多人观察历史好似看待上市公司，热衷找出那个时代的“报表”，从各类纸面数据做解读，将兵力、人口、土地面积、经济收入等各项指标输入大脑，但经常会发现，后来的历史发展与理性逻辑之间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只看“报表”，只能注意到表内资产，而看不到表外资产：人心。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名分”二字对于人心，尤其是日本人如何看待日本这个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毕竟在近代以前，日本的各种传统文化元素能清晰地找到中国起源，甚至于日语至今都无法剥离汉字，那么如何才能让日本人认为自己更为独特，让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与被欧美列强击溃的清代中国、李氏朝鲜不一样的国家呢？
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寻找最为“纯粹”的日本。他们追求的，并不是某一个幕府时代的日本，也不是藤原摄关家掌权时代的日本，甚至不是苏我氏鼎盛时期的日本，他们要找到那个早在学习隋唐中国之前就已经诞生的日本，那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以天照大神为祖、由神武天皇东征而开启的日本。
那么，又有什么东西能够追溯到神话时代，又能穿越每一个时代一直延续到当时的日本呢？
想了想，除去和歌、日语假名这些艺术形式之外，唯一的活化石就只有天皇。天皇在日本神话中是神的后代，又在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那么到了近代，这个“万世一系”的天皇自然就成为日本的重要、乃至唯一能广泛接受的象征。胡教授也提到，如今天皇每年年初也都会参加“歌会始”，亲自吟诵一两句和歌，也日本活化石传承传统艺术的象征性活动。
进入19世纪中期，天皇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无论是当时掌权的江户幕府，还是意图颠覆幕府的维新志士，都将天皇奉为精神领袖，打着“尊王”的旗号与对方交战。有趣的是，在江户幕府与维新志士的决战，亦即1868年2月爆发于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之战中，维新志士正是率先控制京都朝廷，举起象征着天皇的“锦御旗”，宣布人数与装备均优于自身的幕府军队为“贼军”，这才扭转局势，让幕府军队丧失战斗意志，而维新志士则屡战屡胜，一路直捣江户，开启明治维新。
正因如此，维新政府建立后，天皇迅速被拔高到不容置喙的至尊之位，乃至于在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被形容为“万世一系统治日本”，日本的立法权、司法裁判权、军事指挥权均属于广义的“天皇大权”，日本一切官僚机构在法理上都是天皇的咨询机构，奉天皇敕令行事。于是靠着天皇这个大义名分的加持，日本人或许对维新政府或者某个政治家有着批评态度，但对于以天皇为法理中心建立的日本帝国却再无异议。
应该说，维新政治家虽然把天皇抬为至尊，但他们并不希望天皇真去亲政，真去对着国家事务指手画脚。天皇最好是凡事点头，不问太细，将每一份法律文件与国政事务都交给具体负责的政治家完成，老老实实做一位“立宪君主”。这一点在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在位时期基本达成平衡，天皇为政治家提供合法性，政治家与官僚则促进国政发展与军事建设都走向专业化管理，相得益彰。
然而，到了极富争议的昭和天皇身上，事情却不再那么简单了。虽然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中并没有细致讲述昭和天皇的生涯，但比起前几代天皇，昭和天皇的野心与政治能力都非同一般，他尤其擅长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与特殊的语言体系对后来的侵略战争进行指导。
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他曾询问“关东军如今兵力是不是很少？”果然后来日本就向前线增兵；又比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又问道“能不能在中国华北或上海的某一侧倾注主力发动作战？”果然后来日本军队就在上海登陆，引爆“八一三”事变。采取疑问句来表达自身对于战事的态度，这几乎成为昭和天皇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中的标配，也成为他战后能够脱去战争罪责的凭借。
乃至于决定是否对美开战的重要时刻，昭和天皇也要当着所有军部高官念诵一首和歌：“我每日都在念诵明治天皇的御制诗：‘本以为四方之海皆为同胞，如此世上，奈何波风乱起’，你们怎么看？”在昭和天皇说完这番话以后，日本军部高层下定决心对美开战。
从字面意思理解，这段和歌似乎是在质问“人类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亦即否定战争。但问题在于，这段和歌恰恰创作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而日俄战争中，国力弱小的日本最终击败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要知道，1941年的日本也显著弱于美国，可以说日本又站回到以弱敌强的十字路口。那么结合这个背景，昭和天皇选择这个时机说这段话到底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战争？
从军部高官的行动来看，他们必然是一致认为天皇已经下达了开战命令；但从字面意思来看，天皇又没有说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语言，那么未来即便追究开战责任，他也可以巧妙地闪转腾挪。可以说，昭和天皇既达到了操纵政局为己所用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免责权。
也正因为看到这一点，二战后，美军虽然把昭和天皇从东京审判的起诉名单里面剔除，而且还继续允许他在位、乃至继续保留“昭和”年号，但为了让天皇权力受到法律限制，驻日美军还是将日本帝国宪法进行改造，让天皇从“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元首转型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从新宪法颁布后，天皇从一个尚有机会过问政治的君主，变成一个不经国会与内阁批准就不得有任何政治行为的象征天皇。
尾声：天皇家的未来发展
经过战后七十五年的发展，时代终究是变了，无论是昭和前二十年的战火硝烟，还是昭和后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抑或是平成时代日本的“失去二十年”，都很难体现在当今日本人的一般生活中。既然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天皇还能够延续下去么？
天皇，从最初有着“不亲政的传统”，到近代因为“万世一系”而成为“名分”的供应者，到二战期间昭和天皇一代意在攫取权力而遭到反噬，再到二战后完成“象征”天皇的转型，一直有着一个重要的共性：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国民需求变化而变化。
毕竟，天皇从一个上千年无人问津的政治边缘人突然在近代跃升为“国家元首”，再进而发展为象征天皇，其原因并不是某位天皇有着什么超人业绩，而是因为在日本政治走向改革的历程中，政治家、军人、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国民需要一个能够让人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的工具，那么无论是仅仅延续八百年的幕府，还是延续千年的藤原摄关家，都不如从神话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天皇更具有说服力与凝聚力。
窃以为，只要日本人一日还需要一个证明自己是日本人的“路标”，那么天皇就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2020年本是东京奥运会之年，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拖延，如未来这场象征和平与友谊的盛会能继续开幕，届时想必当今的德仁天皇也会如同1964年的祖父昭和天皇一样，站在奥运会主会场宣布开幕，相信大家更能感受到日本千年传统与当代特色的结合是何种风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萧西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