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宇中、示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得知贾樟柯宣布团队将离开平遥国际影展后，昨天（10月19日）一大早程青松就踏上回平遥的高铁。
“去告别。”他心情沉痛地告诉我们。2017年第一届平遥电影展开幕前两个月，他便来到正在建设的电影宫，眼看着“小城之春”厅、一号厅、二号厅等等在这座建于70年代的废弃的老柴油机场中诞生。今年他又以评审身份参与影展，深入影展的方方面面，亲历影展的成长。
第一届平遥国际影展上，由于没有票务系统的合作，观众常常在抢票和取票时出现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已逐渐改善，影展还陆续新增了创投板块和新奖项。公众号幕味儿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称“平遥影节是运行得相当好的小而美的电影展，且代表了中国电影展的一个模式、一个样子”。
和程青松一样，今天社交平台中满是电影行业从业者和影迷们的哀嚎。“其实事情早有端倪，今年很多影片未能如期放映，甚至影展行程每日都在变，有时工作人员到零点才会同步。”不少人回忆起这些暴风雨前的暗涌。
“贾樟柯导演今天还是很难过，主要是特别累，感觉已经心力交瘁。”贾樟柯身边人士透露：“这件事此前真的没有任何预兆。至于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且不便言说，期待日后将有转机。”
众所周知，贾樟柯本身的出名，就来自于《小武》在地下影迷、影展组织的传播和交流之中，甚至有人还能回忆起当年贾樟柯一边放映一边在旁翻译山西话的场景：“那个时候真的大家都在天天躲着找场地放，自己都有点小武的感觉了”。
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民间影展，让“小武”成长为了现在的贾樟柯。
一、国内影展存活之本——绕不过的放映许可
平遥国际电影展并非是今年第一个出现意外问题的影展，今年年初，创立于2003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展正式宣布无限期停办；据行业内人士透露，年中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也遇到一些波折，项目被喊停。
之所以这些活动只能称为“影展”，不能像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等这样称呼为“电影节”，是因其由民间发起的性质而决定。
上一次多个影展出现不可抗力的问题，还是在2012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发起人之一曹恺称其为“末世之年”。
那时，昆明的“云之南记录影像展”、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重庆的“民间映画交流展”等等具有持续性和组织化、规模化的独立影展林立。
然而因为这些独立影展放映的影片内容大多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核，使得影展状况连出。北京独立影像展在影片放映中突然遭遇会场断电，中国独立影像展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几乎奄奄一息。
不过现在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民间电影展，无论是First青年电影展还是平遥国际电影展，在背景上都与当时完全独立的影展有所差异，多多少少都有着政府支持，同时还承担着促进当地文旅发展、城市文化建设的任务。
上周，山西省人民政府的官网上发表的文章还称：“平遥国际电影展是晋中市和平遥县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晋商晋才’回乡创业部署要求与山西籍著名导演贾樟柯共同创办的国际化、专业化、高水准电影的艺术盛会。”
知情人士还讲述了一个小插曲：“每年过了国庆，平遥的气温骤减，游客已经十分稀少。为了促进当地旅游，第一年平遥影展举办前，贾樟柯曾试图把日期定在十二月，然而因为气温因素，还是往前挪了挪，最终定在十月十九日开始。”
有资料显示，平遥国际电影展同时收获了当地政府为期三年的扶持，规模达到千万级别。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支持大多体现在广告和提供其他资源上，并非是纯粹的资金支出。”如贾樟柯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今年（第四年）平遥国际电影展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全部是社会的资本。”
赵涛昨日在微博中称：“贾导再也不用为影展求人了，也终于可以睡觉了。”平遥影展面临的不仅是市场化运作的压力，还有土地规划、政商关系、节展策划、团队建设、市场化经营等等复杂的情况。
甚至如工厂大门联合创始人周健森所说：“每一个展映影片的首映权，都是主办方需要去努力争取的。国内很多文艺片导演都梦想着能够让影片走向国际市场。所以平遥影展要争取这些影片在此先上映，需要大量的沟通和斡旋，难度很大。”
然而就算团队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一个潜在的致命问题暗藏其中，那便是绕不过：这些放映的内容，到底有没有拿到准许？
而这个问题，则成为目前最几家影展统一的阻碍，作为其中最富有名气的平遥影展，则首当其冲。
二、行业需要平遥影展，平遥影展需要贾樟柯
贾樟柯创办平遥国际电影展，初衷就是让好的内容被大众看到，鼓励其背后优秀的创作者们。
幕味儿发出的文章中便提到平遥国际电影展与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展映选片环节的差异。“平遥影展在选片策略上立足中国，在此基础上拓展整个选片维度，并且发掘‘少数’的价值，让影片和创作者走向观众。”
以展映的方式为国内电影行业“开拓新土”的同时，电影行业内的制作公司也因此受益。
“平遥影展上展映的影片大多是不知名的创作者创作的偏文艺、小众的影片，商业属性没那么强。能够参展对于影片片方来说，特别重要的意义不是为了评奖或者荣誉，而是为了让发行方、行业内的专业人士看到片子，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口碑和认可，为日后的宣发铺路。”
2018年在平遥展映的《过春天》，在平遥影展上收获口碑和荣誉后，便顺利上映，被更广泛的观众关注。
贾樟柯曾告诉媒体，他不太喜欢电影有产业的部分，所以平遥影展第一年没什么产业项目，但是因为产业有需求，所以到第二届开始做产业版块，出现创投和发展中电影计划。
据其透露，2019年的产业人士截止到开幕前一天有八百多人，开幕之后还陆续有人报名。创投入围项目和发展中电影计划的约谈率非常高，“可以说国内外一线的电影投资公司、发行公司、宣传公司全部派了代表来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同时，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的影片已有好几部卖出了中国版权，也有好几部国内华语片卖出了国际版权。
周健森也告诉小娱：“上海电影节的创投会基本上已经囊括了所有国内重要的电影投资公司，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还要去平遥？因为在那边接触到的是另外一些电影人，这些评审的专业度和它的电影节展的创投单元本身的口碑和专业性会给项目本身带来艺术品质方面的背书和加持。而且很多国际影节的选片人都会来参加平遥影展，这对项目日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去年，小娱在平遥电影展现场与一位创投单元的导演聊天时，就亲眼见证了一位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选片人因为之前看过这位导演的作品，非常喜欢，所以前来询问他下部影片的进度情况。
今年在参加平遥影展期间，小周碰上一个太原来的艺考教师，带着二三十位想要学习影视相关专业的高中生在电影宫中听讲座、看电影，还在街边拦着路人做采访。“其中，很可能就有人因为这次影展的触动，日后在电影专业领域精进，成为优秀的电影创作者，这也是影展存在的重要意义啊。”
行业显然需要平遥影展这样的存在。然而无论是展映的选片团队、创投的评审团队，还是一个个前来展映的项目、举办论坛的影人，平遥影展每个环节的顺利推进都离不开贾樟柯，如果没有了他，平遥影展还能对电影产业产生如此大的势能么？
三、贾樟柯的民间影展成长史
从90年代中期，随着盗版事业的兴起，许多由准专业人士发起的民间电影社团顺潮流而起，开始在酒吧，咖啡馆等场所举办小型观影活动和讨论活动。
这里，最出名的一批人，则是来自电影学院的一批“不务正业者”。而其中较早的，则是杨子（杨海君）创办的北京实践社，之后独立影像展等蓬勃发展。
1994年，还在电影学院上学期间的贾樟柯，就已经开始做一些突破行业的事情了。
那是电影资源集中在第四、五代成名导演的年代，据公众号导筒的作者张翰描述，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拥有影像表达的权利，贾樟柯不仅写过一篇呼吁DV民主化的文章，还和同学王宏伟一起成立起“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拍摄短片使用的资金和器材都不由电影学院或者官方提供。
早期贾樟柯带着电影《站台》参加中国独立影像展闭幕式时，该影展当年就因内容问题，被挪出电影学院，改到朝阳公园附近的枫花园汽车电影院进行闭幕式放映。
当时，他们把《站台》的拷贝一盘盘从法国带回香港，偷运回深圳海关，因为影片尚未在华语圈播放，所以拷贝没有字幕，贾樟柯不得不一边放，一边在旁边翻译，效果特别的不好。
据张翰描述，那次电影本来是在电影学院放的，但是后来不让放了。据说贾樟柯的制片公司还花了不少钱，才把胶片拿来。
至于当时其他比较著名的几个民间影展，上海电影101工作室、广州缘影会、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组织的展映，还有规模稍大的中国独立影像展，贾樟柯都是常客。
当时就有不少文艺青年表示，自己看完《小武》，再联想到自己一边取缔一边办展的历程，很有共鸣。
这也导致，贾樟柯成为当年最出名的地下导演，就是在这些民间影展中积累的人气和资金，又促使贾樟柯接着拍了《站台》和《任逍遥》，这三部作品被并称为“故乡三部曲”。
贾樟柯后来曾和媒体表示，这些放映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电影能够给一些不同的人观看，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本来他们也不是这类电影的观众，却通过不同的渠道跟不同的人群产生了共鸣和交流，让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有人说，贾樟柯回到平遥办影展，既有对家乡的爱，也有对小镇青年的关注，这背后，或许也有贾樟柯对当年东躲西藏看电影的“小武”们的怀念。
但愿中国的小武们，都能成长为贾樟柯。
本文作者：宇中、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