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期，新京报记者“卧底”4S店，发现了不少“猫腻”。视频中，一辆在事故中受损的轿车，被送到店里维修。在车辆定损前，一名工作人员用铁锤砸车，故意将水箱框架砸破。然后，拿出手机对破损部位拍照定损。
其实，只要开过车、报过保险的人，对4S店的骗保潜规则都不会感到惊讶。只要报保险，车辆维修费用翻倍，“坏了不修直接换”“反正保险公司出钱”。
很多人知道这不合理，但是问题出在哪？是保险公司吃亏，还是车主吃亏？又该如何改变？本文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并深入分析骗保行为。
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骗保行为，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道德风险。严格来说，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出自于保险领域。
这个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将其引入经济学中。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信息优势方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还做出不利于信息劣势方的行动。
这领域的集大成者当属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是萨缪尔森的老乡，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曾经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继承了萨缪尔森的衣钵，是当今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者。
他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者，对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领域的学术贡献是开创性的。
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耶伦的丈夫乔治·阿克尔洛夫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阿克尔洛夫发现，二手车市场中，卖方对车况信息了如指掌，买方对此知之甚少，卖方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掩盖车况真相，以次充好。这类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形成柠檬市场。
阿克尔洛夫认为，类似的低效市场在发展中国家颇为普遍。比如，印度小地方的放贷者索取的利率要比大城市高两倍。又如，保险人被收取高额保费还赔付困难。还有，二手车买者不得不求助于二手车中介，而不是直接向卖家购买。
斯蒂格利茨延续了阿克尔洛夫的研究，他在保险案例上论证了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保险案例是斯蒂格利茨的成名课题。
斯蒂格利茨发现，在保险市场上，投保人是信息优势方，他了解自己的身体或财产状况。保险公司是信息劣势方，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没有办法掌握投保人的完全信息。如果保险公司对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索要同样高的保费，结果只会吸引高风险的客户光顾，而低风险的客户很可能会放弃。保险公司试图对每个人的风险进行准确识别，以实施差异化定价（不同保费）。但是，保险公司却很难准确识别每一个客户的风险。越是为某一特定损失投保的人实际上是最有可能受到损失的人。
就像金融危机爆发时，市场信息混乱，违约风险大增，贷款方是信息优势方，越能够接受高息的贷款方，违约风险往往越大。投保人、贷款人借助信息优势，试图浑水摸鱼、达成交易的行为，属于逆向选择。
这时银行和保险公司该怎么办？
银行不会因为贷款人同意增加利息而大肆放贷。像这种市场价格提高，供给方也不会增加供给，就是一种逆向选择。除非放款人索取远高于市场利率的利息，比如在高利贷市场中，放款人对贷款人缺乏信任，不但收取极高利率，还常常在交易时直接先从本金中扣除一整年的利息。
同理，保险公司不会因为客户同意提高保费就与之签约。这是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除非保险公司大幅度提高保费，同时增设赔付难度。
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相伴而生。逆向选择中的骗保、骗贷，是一种道德风险。在定损前，维修店故意砸烂汽车零部件，也是道德风险。
市场中还存在另外一种道德风险，如购买车险后，驾车者放松了安全警惕，导致事故率增加。
按照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信贷、保险、二手车、代理人等市场中，交易双方缺乏完整信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做出逆向选择，引发道德风险，导致柠檬市场，即价格扭曲，产出和质量下降，劣币驱逐良币，效率低下，市场失灵。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理论为何重要？
首先，斯蒂格利茨否定了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一个重要假设——信息完全。
斯蒂格利茨对新古典主义的反驳，以及他的立论基础，都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这一点符合大多数人的认知，因为信息是不完全的，没有任何一个个人、企业能够掌握完整的信息，反观因信息不足而投资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在金融市场中，往往因信息不完整、市场非理性而引发巨大的风险。
其次，逆向选择否定了价格理论。
在自由市场中，价格上涨，供给增加。但是，当金融风险来临时，贷款人即使提高价格，银行依然紧缩银根，降低供给。
第三，道德风险否定了斯密学说以来的立论基石，即追逐个人私利可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信息不对称下，信息优势方获得最大效用，但是信息劣势方可能受损。这种交易并不是互利的，导致了社会福利受损。这就挑战了斯密学说以来的人性基础。
斯蒂格利茨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包装成为支撑凯恩斯学说的有力武器，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论证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找到正当理由。他说：“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如今，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完全理论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
但是，按照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如今的保险市场、信贷市场都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是低效的，市场价格都是扭曲的，产品质量都是低劣的。这种市场总有一天会因低效而崩溃。
面包、手机、牛奶、劳动力等几乎所有市场都是信息不完全市场，卖方是信息优势方，买方则是信息劣势方，自然就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难道所有市场都是价格扭曲、产品劣质的“柠檬市场”吗？难道这些市场都需要政府干预才能正常运行吗？现实显然不是如此。
比如面包师清楚哪些面包是昨天的，哪些面包是今天新鲜的，但消费者未必完全清楚。按照斯蒂格利茨的理论，面包师定然会以同样的价格先销售临期和过期面包。这样面包市场定然充斥着各种劣质面包。以次充好的面包定然存在，但现实中，也有面包店会将临期面包标识，并降价销售。这是为何？
斯蒂格利茨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否真实存在？
二、理论不正确：时间维度与自由博弈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是错误的。
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不存在，在理论上也不存在。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这个市场就会消失。试想一下，假如股票市场的信息是完全的，这个市场还如何交易。信息完全假设其实是反市场，反竞争，反创新，反效率，反经济学本身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
从学术来说，学术研究的假设条件必须是与之无关的外生变量，但信息是内生变量，不能排除在外。相反，信息是个体竞争力的一部分，也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更是创新与效率提升的源泉之一。
所以，斯蒂格利茨对传统市场理论之信息完全的批判是有现实作用，但是没有理论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都认为市场需要信息完全才能达到最优效率，不同的是新古典主义认为信息完全是市场天然给定的，而斯蒂格利茨则寄希望通过政府实现信息完全。
现代经济学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自由市场理论。正如米塞斯所言：“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哈耶克曾经调侃说：“我们把经济学的事业搞砸了。”
斯密以来的自由市场学说“迷信范式，忽视过程”“有形无根，有形无墙”，概括起来存在以下三大缺陷：
一是忽视了经济过程和时间维度；
二是忽视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即个体自由博弈（技术、知识、制度等创造）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三是忽视了制度。
以上三大缺陷导致传统市场理论，与凯恩斯主义殊途同归，走入上帝视角、宏观思维的误区。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以上三大缺陷。只有加入时间维度、个体自由博弈和制度，才能真正理解自由市场。
不完全信息是经济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在有限信息下自由博弈与决策。谁能够获得更多信息，谁在竞争中便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追逐更多更快更准确信息的过程，促使经济效率增加。换句话来说，信息不完全不是市场的缺陷，而是市场增长的必要条件。个体的信息博弈是经济效率之源。所以，传统经济学和斯蒂格利茨的逻辑都不能成立。
以保险市场为例，虽然投保方是信息优势方，保险公司是信息劣势方，但是获取更多准确信息、识别客户风险恰恰是保险公司的竞争力所在。保险公司为了降低风险，会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更多客户信息。信息博弈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会被信息博弈能力强的对手淘汰。
斯蒂格利茨清楚地知道，“信息是激励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论述火灾保险时表示，火灾保险公司对已安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投保人，会给予保费折扣[1]。但是，斯蒂格利茨不理解信息博弈、个体竞争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人为地追求信息完全。
信贷市场也是一样，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银行确实会紧缩银根，出现流动性陷阱。凯恩斯认为，流动性陷阱意味着市场失灵。其实，恰恰相反，这说明市场在显灵，银行在主动规避风险。
凯恩斯缺乏经济竞争的过程思维。金融危机爆发时，市场信息混乱，客户信用被冲击，银行无法准确识别，只能暂时规避风险。但是，银行不能长期惜贷歇业，也不能对所有不确定的贷款人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贷款条件和利率。这样做的结果是，留下的都是“劣质”的贷款人，优质的贷款人去了对手那边。
在竞争的压力下，银行会主动提高信息识别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出色的银行可以在混乱的市场中识别出信用依然良好的客户放贷。而信息博弈能力不足的银行则会被淘汰。当然现实中，我们很少看到保守的银行被淘汰，破产的多数是那些冒险的银行。这恰恰说明风险信息（包括宏观经济风险）识别，是银行业的关键竞争力。
从经济过程、时间维度和信息博弈来看，信息不完全并不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产生的条件，长期的自由竞争、多次博弈会降低甚至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面包市场为例，面包店是信息优势方，他清楚哪些面包是过期的，但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面包店一般不会将过期面包销售给客户。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多次博弈，也就是多次购买后，消费者很可能会发现他的这一行为，面包店的道德风险就会暴露。
信息优势方和信息劣势方，并不是绝对的。在长期的自由竞争、多次博弈中，信息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消失，交易对手、竞争对手都在不断地更新、竞争和利用信息。经过多次博弈，客户发现了以次充好的面包信息，可能会放弃购买，或者举报面包师。
很多经济学家否定博弈论，其实是不应该的，现代博弈论沦为了干预主义的理论武器。这说明经济学家没有用好博弈论。个体的自由博弈，比要素的自由流通，更加深入经济的本质。要素的自由流通，只是经济效率的条件，个体的自由博弈才真正揭示了经济效率的源泉。
所以，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看似颇有道理，但其实在理论上并不正确。
在理论上不成立，但现实中却存在。什么情况下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才存在？
比如，火车站、景区附近的面包店往往又贵又难吃，这就是典型的柠檬市场。为什么会出现？火车站和景区附近的交易，多数是单次博弈，而不是重复多次博弈。一锤子买卖，不坑你坑谁。比如十一国庆期间大理的一个店员辱骂游客穷鬼。这种情况在社区店中发生的概率很低，因为社区店是多次重复博弈，熟人生意，不好撕破脸。
但是，这里还要配合一个条件，那就是制度缺失。多次博弈的市场声誉机制要比单次博弈更加有效。但是，市场光靠声誉机制无法达成效率最优。如果以次充好的面包店、辱骂游客的店员，没有受到应有的制度性惩罚，柠檬市场会长期存在。
有人认为，市场声誉机制一定会将这种店、这种店员淘汰出市场。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忽略获取信息的成本。如果没有制度惩罚，我们需要花费很多成本去获取并识别信息。当信息的边际成本高于收益时，我们宁愿接受劣质商品而放弃挣扎。比如，很多人会主动降低在火车站、景区附近餐厅的消费预期，花高价填饱肚子即可。
在自由市场中，尤其是在单次博弈的市场中，制度比市场声誉机制更加有效。事实上，只有制度的存在，市场才可能出现最优效率。同时，制度又是内生变量，只能具有激励性，催生知识与技术创新，是市场效率之源。
三、市场不完善：柠檬市场与剥削市场
现实中的柠檬市场，并非源于信息不对称，而是竞争不充分和制度缺失。
以保险为例。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不少属于柠檬市场，市场规模小，价格扭曲，效率低下，纠纷不断，违约事件频发。英国的保险密度是16.5%，中国台湾14.5%，瑞士11.2%，法国11.1%，日本10.5%，中国香港10.4%，美国8.8%，印度4.7%，中国内地2.7%。
欧美国家的保险市场是购买困难，赔付简单。保险公司需要对客户的信息及信用进行严格评估，降低骗保的风险。保险公司也会严格履约，快速赔付。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购买容易，赔付困难，这是一种畸形的市场。
保险公司不对客户信息进行严格评估，对保险产品的精算和风控不足。保险公司为了降低风险，往往设置一些霸王条款、隐匿条款，增加赔付难度。这就是一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虽然保险人员积极销售，降低购买门槛，但很多人对保险公司并不信任，也不会增加购买。这也是逆向选择。由于保险公司对客户信息疏于管控，还引发道德风险，骗保事件频发。很多人将汽车维修店骗保视为一种潜规则，一句话“反正保险公司出钱”。
保险柠檬市场产生的原因并非信息不对称，而是竞争不充分和制度缺失。
这种保险市场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垄断催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要竞争加剧，保险公司会努力识别客户信息，提供更加可靠可信的产品。没有任何一位车主会盯着维修店修车，但这（信息不对称）并不是维修店骗保的原因。只要对骗保这一犯罪行为予以严惩，道德风险会大幅下降。
在保险柠檬市场中，到底谁获益？谁吃亏？
柠檬市场是一个产出低效、价格扭曲、充斥着次品的劣质市场。这样的保险市场，拉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投保人是直接受害方，维修店骗保提高了报销金额，降低了投保人的信用，下一年的保费很可能因此上涨。保险公司在这种非良性市场中，产出不足，利润受限甚至亏损。当然，维修店是直接的获利者。
所以，根本问题不在提供完全信息，而是要促进市场充分自由竞争和建立完善的制度——用制度替代政府干预主义。
最后，我们在此基础上讲一种比柠檬市场更恶劣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天然存在的，但是如果人为地制造信息垄断，加上制度缺陷，那么信息优势方可能攫取信息劣势方的全部交易剩余。
我在《算法，即剥削》一文中阐述过这一问题，但不易理解。消费者剩余是庇古的老师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来的概念[2]。所谓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
比如，这部手机标价3000元，你的心理价位是3500元，那么多出来的500元就是消费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相对的概念是生产者剩余，两者可以称为“交易剩余”。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剩余是真实的财富，也是交易的动机，也是经济效率提升的结果。如果市场被垄断，制度存有缺陷，那么信息优势方可能攫取了信息劣势方的所有交易剩余。
比如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属于一级价格歧视。商家占据了绝对的信息优势，对每个买家的信息了如指掌，从而可以做出差异化定价，最大限度地榨取交易剩余。
有信奉市场理论的学者提出，只要自愿交易，就说明交易者认为这笔买卖划算。换言之，交易者即获得了交易剩余。
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定义“自愿”的难度。房价上涨到15万一平方，买房是否是自愿的？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自愿”的行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市场资源不被人为垄断，个体选择不被制度缺陷所扭曲。
比如，户籍、学位强行与房产证挂钩，在这种制度下，高价购买了学位房。这种行为不能完全定义为“自愿”。又如，中世纪欧洲大地主垄断了这个城邦土地供给，对每位佃农收取高昂的地租。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也不能被定义为“自愿”。
中世纪欧洲大地主垄断土地供给，这种市场不仅是一个柠檬市场，还是一个剥削市场。欧洲大地主攫取了佃农的所有交易剩余。
大数据杀熟的关键问题在于，日常交易、搜索、浏览的私人数据被中心化网络控制，平台无偿地占有了用户的私人数据，并在用户不知情下实施大数据杀熟。
有些人提出，你觉得划不来，不来购买就是。当私人数据被所有平台垄断，当城邦的土地被欧洲大地主垄断，个人是没有完全的自由选择权的。佃农到另外一个城邦还是佃农，用户跑到另外一个平台还是被杀熟。
假如汽车厂商在每一台车上配置了安全驾驶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统计个人驾车数据，包括交通事故、违章驾驶、保养维修、驾驶习惯等。这些数据属于你的私人数据，假如你的安全驾驶数据很好，你可以选择公开这个数据，以降低保险公司开出的保费。假如你的安全驾驶数据很糟糕，你定然会隐藏这一数据，避免保险公司抬高保费。这都属于正常的市场博弈，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如果所有车主的私人安全驾驶数据被剥夺，由汽车厂商垄断，后者又将数据卖给保险公司，结果会怎样？
保险公司对每位车主的安全驾驶数据了如指掌，便可实施一级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榨取每位车主的交易剩余。财富的天秤向人为的信息垄断方倾向，引发财富集中和社会控制。
美国的法律禁止了一级价格歧视，中国目前也不允许大数据杀熟。这就是通过制度的手段，来限制私人数据被信息优势方滥用。
所以，不管是柠檬市场还是剥削市场，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干预主义制造的垄断以及制度缺失。
为了说明这两者的根本差异，我举个例子。
代理人问题被定义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公司的经理掌握的信息可能比股东更充分，做出的决策利于经理层利益最大化，而非股东利益最大化。
在正常的自由市场中，代理人其实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通常，劳资双方相互博弈，各自试图掌握更多的信息，以赚取更多的交易剩余。比如，资方担心工人偷懒，弄坏机器，经理寻租，以权谋私，就会通过设置监察、激励制度来管理经理和工人。同时，资方会努力识别人才并给予不同的工资——如果对每个人才都给予平均水平的工资，那么留下来的定然是“劣质”的。劳资双方的这种良性博弈，具有激励性，促进经济效率提升。
只有在非自由竞争和制度缺陷的市场中才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比如，在非私人控股的企业中，股东缺位，经理层可能“一手遮天”，甚至以经理人的身份选择股东，将私人股东踢出局。
又如，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比小股东掌握更多的信息，如果监管不力，强制信息公开制度不严厉，坑害小股东的事件不可避免。
再如，平台掌控每个骑手的私人数据，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最大限度地缩减每个骑手的配送时间，这就相当于最大限度地压榨每个骑手的交易剩余。
干预主义造成的恶果让自由主义来背锅，误导了很多人，也搞砸了经济学。
参考文献：
[1]经济学，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经济学原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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