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前综合征：厌工又厌人

元旦之后，过年之前，是一年中最漫长的时间。工作倦怠感抵达全年最高点。

以往讨论工作倦怠时，其中一个原因往往是觉得自己像螺丝钉。每天没有感情地进行重复性劳作，占据生产线中的一小环，或者压根不认同自己的工作内容，所以无法获得成就感。

产生这种状态的制度在社会学中被称为“科层制”。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工作折磨人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快速的业务变动。

工作使人痛苦，看来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了，但弄清楚痛苦的根源、人如何被制度异化，永远有其意义。

现代组织科层化的开端与典型：泰勒制与福特主义

韦伯提出科层制理论，大概是1910年到1920年间，那时候欧美社会的各类组织还没有采用科层制，不同的组织因为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组法。组织的科层化、理性化趋势当时还处于开端。

虽然韦伯很有条理地描述了理性的科层组织的特质，但这些特质不是韦伯首先发现的，组织的科层化当然也不是韦伯推动的。他只是从旁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组织前沿发展，并进行了理论化。

真正为整个现代社会的组织科层化奠定重要开端的，是和韦伯同一个时代的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

泰勒在今天被认为是“科学管理之父”，他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首次指出了商业生产组织，或是用大白话来说，工厂，应该以更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泰勒认为，工厂的管理应科学地进行层级划分，并为每个层级制订相应的权责，然后将工人依照各自的专长进行分工，让大家做自己更擅长的事，这样的合作才会有效率。

他甚至认为，工厂应该将一件商品的生产科学地拆分成几个步骤，测量与制订每个步骤最有效率的标准流程，然后让工人们根据自己的专长或练习，负责相应的部分，以标准化的行为完成任务。后人将这套科学管理思想称为“泰勒制”或“泰勒主义”。

泰勒提出这种思想时，并没有马上被广泛接受，甚至被工人和工会攻击，说这种管理方式根本没把工人当人，丧失人性。泰勒最后也是在饱受攻击的情况下抑郁而逝。但在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趋势下，他的这套组织运作模式渐渐被更多人接受。

《米纳里》

其中一个把这套做法付诸实践，且大获成功的人，就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福特。

福特汽车有不少订单，但产能跟不上。那时候的汽车制造方式，是一组人负责一台车的制造。这种做法很容易乱成一团又缺乏效率。

所以福特采取了泰勒的做法，他把汽车生产改成了在泰勒制那里就已经初现雏形的“流水线”模式，然后整个公司都采用了理性分层的科层制。

结果，福特汽车的产能翻倍，企业运作也井然有序。这种用科学管理的科层制来进行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做法，后来也被称为“福特主义”。科层制自此之后才真正扩展到社会上越来越多领域。例如餐饮行业。

像是麦当劳这样的现代快餐店，就采用了科层管理与流水线作业。后场根本没有厨师可言，所有人也连学徒都称不上，只有负责统筹管理的店长和底下各层级负责相应机械性事务的员工。

员工们不需要苦练刀工与培养味蕾，而是只需要知道薯条炸几秒、面包烤几秒，按规定操作，就可以上场成为“汉堡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人。

过去到餐厅后场打杂，是为了以后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厨；现在到后场打杂，是为了能更精确地按照理性计算安排好的规定，担任与其他员工无异的螺丝钉。

《东京大饭店》

近代有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把麦当劳的做法当作样板，将“理性化的科层制”或“福特主义”改称成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汇：“麦当劳化”。

他提出了“社会的麦当劳化”，指出除了餐饮业之外，教育、建筑、医疗等领域也都有和麦当劳一样的做法。

不过，相比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麦当劳化”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太多新东西。

《社会的麦当劳化》

理性化的科层组织如何排除人性？

早在泰勒提出科学管理之初，就有人指出，这种组织运作模式不只是“理性化”，同时“去人性化”了。

在科层制与流水线的结合之下，理性化让各产业中的每个人，都只是在流水线上重复相同行为的螺丝钉，人必须像机器一样。甚至，人还没有被机器人取代，只是因为人一时半刻比机器人便宜。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说道，迫使所有现代人都必须采取科学计算思维模式的理性化趋势，仿佛变成了牢笼，所有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要么只能成为机器人、要么只能成为计算机，但就是没有思考、没有情感、没有人性。

其实理性化趋势中不是没有情感，只是连人的情感本身，也得当作商品来贩卖。也就是说，必须放在“成本－收益”的计算考量上来表演。

对此，韦伯的结论是，整个社会文化都变成了“机械般的化石”，专业人士没有人本精神，消费者也没有内在心灵。讽刺的是，这样的人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但现代人却觉得这是人类进步的状态。

《珀尔》

如今学界的共识是，正因为理性化的科层组织排除了人性，只依照预先被科学计算规定好的模式来运作，虽然组织科层化的初衷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但往往带来了僵化、不知变通，结果既没有效率，也不见得多有效益。

韦伯对科层制和流水线的批评，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被当一回事。人们只觉得科层制有点不近人情，但毕竟也是科学成就。

后来有几本著作，把科层制和一件人类近代史上最毁三观的大事联结在一起，才使得韦伯那句话被后人挖出来当作先见之明的名言。

这些著作中比较经典的有两本，一本是出生于德国、二战时期因为犹太人身份逃到美国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另一本是出生于波兰，后来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鲍曼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两本书都在讨论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纳粹政府都被描写成一个丧失人性的邪恶组织。因为丧失人性、缺乏理智，所以邪恶。但这样的想象却被阿伦特打破了。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讨论了二战纳粹政府中专门负责大屠杀事务的官员，艾希曼。艾希曼在德国战败后隐姓埋名逃到阿根廷，后来被以色列秘密情报组织摩萨德发现，抓到耶路撒冷接受法庭审判。

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当时特地去了一趟耶路撒冷旁观审判，目睹了一件奇特的事。

艾希曼并不是恶魔，不论是在德国还是阿根廷，艾希曼的邻居都认为他是一个很有礼貌、好相处的人。但艾希曼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他的理由是，他只是负责地执行科层组织上安排的任务。努力工作、认真生活，何罪之有？

《万湖会议》

对此，阿伦特提出了那个有名的概念――平庸之恶。真正可怕的恶行不是邪恶之人的刻意行凶，而是官僚制对所有人的思维能力、是非判断力的剥夺下导致的行为。

而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则从另一个角度讲了很类似的事。

鲍曼指出，过往人们常认为战争中的大屠杀是丧心病狂的残杀行为，但纳粹的屠杀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

纳粹的屠杀理性地讲求效益与效率最大化，整个屠杀工作采用了科学管理方式，以科层流水线的逻辑来进行。

在这之前，人们常认为科层制意味科学管理，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亦是现代性的精神。鲍曼却说，以理性、科学的科层制为代表的现代性，并不一定为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可能完全相反，成为强大且可怕的破坏力量。

科层制僵化如何松动？

今天社会学对科层制基本上没什么好印象，原因在于科层制太理性地划分了各层级的权责，使得一方面个人责任被平摊成组织责任，另一方面组织的僵化无法弹性应对现实中各种出其不意。

对这种说法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这预设了人处在科层组织中一定会照章行事。

只要当过上班族的人都会知道，基本所有人都会在上班时间摸鱼。所以，组织成员严格遵守科层制的情况就算不是完全不存在，但若直接当作预设，当作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和组织效率僵化的根本成因，并不是那么符合现实。

而且我们找科层组织办事情有时会遇到一种情况，即对方在拿规则当理由而不行事。

比如办事人员要我提供材料，可以无限制地层层加码。对方总有办法推卸责任。因此官僚制的问题不一定是单纯的僵化，而是有人利用职权人为地僵化。

科层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权责明确所以让组织参与者“踢皮球”，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权责不明确，所以大家才赶紧“踢皮球”。现实中的事务千奇百怪，很多根本超乎想象，但组织规则的制订必然挂一漏万，所以科层组织都会遇到无法照章行事的任务。

这时候，对于组织成员来说，准备越多能证明自己与此事无关的文件，ta就越安全。科层组织的僵化很可能不是因为它办事没效率，而是因为它根本不想办事，想尽办法不办事。

《万湖会议》

但我们也不能预设所有人面对复杂事务都一定想逃避责任。很多时候，人是想帮忙解决复杂问题的。

科层组织在学理上常常说其特征就是职责清晰，但现实情况是，组织遇到的事务往往厘不清到底该谁负责。这个时候，科层组织所处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科层组织如何应对责任不清的情况。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习惯遇到责任不清的事务就不去整理清楚，而是只从自身利益出发，想着如何从中捞点好处就跑，推给下一个人承担最后的后果，这种“替死鬼”逻辑就会导致一个结果：

由于这样的社会总是在惩罚负责任的人，因此当科层组织遇到责任不清的时候，组织内外人人都会想利用科层制的特质来推卸责任。

最后没有人能从中获益，大家都宁愿“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谁倒霉谁遭殃。在“惩罚负责的人”的常态下，没人会想解决问题。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愿意“讲道理”，意思是遇到比较复杂的事务时，愿意厘清头绪，善待负责的人，就算科层制有僵化的可能性，它也不必然产生僵化的结果，反而很有可能发挥科层制背后理性的力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作者：郑作彧，微信内容编辑：林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