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蒲凡，题图来自：AI生成
如果在小红书上搜索“投资圈求职”，展现在你眼前的鬼故事千奇百怪。有人说，投资机构放出去HC不一定是真的“找人”，而是想通过“不停地面试”了解各大机构最近在上会什么项目、投什么项目；有人说，“清北哈佛剑桥本科”已经是投资圈最低的学历要求，最新的版本是“QS50本硕95后”；有人晒出职业经历，说自己清北毕业，30岁遭遇裁员，投递了1000多次简历才拿到了第一份offer。
但如果增加一个关键词“国资”，评论区就会瞬间坍缩为非常质朴的三句话——“dd”“已私”“求拉”。
这层反差具象化地展现了当代创投从业者的生存现状：可供选择的职业机会越来越少，而有限的机会正在慢慢偏向“国资”这一方。过去两年很多行业争议也由此而来，有人认为这带来了投资方法论批量失效，有人则抱怨着“风险投资”越来越像招商工具。
讨论来讨论去，大家最终会殊途同归到一个理解的态度，相信有工作总比失业强，跳槽总比转行强。最起码国资们积极的姿态，说明社会对“风险投资”的价值已经有了个基本认知。好起来，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作为内陆城市的居民，我的视角还要更积极一些，因为这个现状的另一面是“人才回流”，过去备受批评的创投氛围看起来终于有机会专业化。
但最近在和投资人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发现这层共识联盟似乎出现了松动，人们似乎开始重新焦虑起来。其中一位最激烈的朋友相信，“拥抱国资”或许是一条死胡同。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幸在近两年才入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或许已经集体“功能性失业”了。
“功能性失业”
功能性失业，魔改自生物学用语“功能性灭绝”，原意指一个物种虽然还存在，但这个数量已经不足以支撑该物种原有的生态功能（例如授粉、食物链天敌等等），也不足以支撑种群继续繁衍，实质上已经在生态系统里“灭绝”。这词是我和老袁一起碰出来的。
老袁是个硬科技投资人，深耕某卡脖子赛道，属于铁血技术派，知识图谱倍儿扎实的那种。几个月前，他决定进行职业生涯的跃迁，带着多年所学加入企业负责战略，社交圈由此成倍扩大。我们趁着他出差的间歇约了顿咖啡，那天上午他刚刚拜访了一家链主企业，晚饭档期则留给了一家本地VC。
在他看来，很多一级市场从业者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处境：他们能够通过“拥抱国资”获得工作经验的积累，但这些工作经验是否来自于“常规的创投环境”，失能能平移到市场化的创投工作中，这都是未知数。
比如，他发现一些国资平台的高管全部集中在中后台，没有一个人负责投资线、募资线。这种设计对应着与市场化机构截然不同的“项目属性”，进而对应着截然不同的工作内容、截然不同的工作技能。
这当然谈不上什么好坏。社会分工不同，要求的职能也必然不同。但根据老袁观察，市场化机构（尤其是硬科技领域）逐渐开始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工字型”的结构，“合伙人再加几个MD，带一帮分析师、投资经理，职级最多到高投”——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很难一两句就说明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创投行业在经历过大量试错之后的“修正结果”，大家开始意识到“规模是收益的敌人”。
再具体到一名普通的从业者，这意味着如果想要在职业生涯上更进一步，就需要积累丰富的产业和人脉资源。他很难想象“进国资”朋友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理论上，那些“全面拥抱国资”的市场化机构也很难提供太多个人积累的机会。
“所以你经常能看到，同一家机构，投资经理和合伙人表现出皆然不同的工作情绪。”老袁拿出手机，给我翻了几条可以作为例证的朋友圈，“哪怕是普通合伙人，他的体感可能都和核心团队有区别。”
我对此颇有同感。我曾经拜访过一家专注于“下沉市场”的投资机构，他们募集到的资金很多来自于“地市州”，其中不乏内蒙、广西这些在传统创投语境中的边缘地区。这家机构的管理者向我多次描述“县城募资有多卷”，一个主要的例证是他们在遴选比稿的环节经常能见到“红杉高瓴这个级别的big name”。
套用到老袁抛出的话题里，连big name都不可避免地接触类似“县城招引”的业务，这届从业者们或许真的很缺乏“市场化训练”的机会。
同样，在“规模是收益的敌人”这个共识上，我也看到过大量的调研报告。《哈佛商业周刊》一篇题为《风险投资家的六大误解》的文章中，就援引了一份没有公布数据来源的“行业及学术研究报告”，称当基金规模超过2.5亿美元的时候，基金业绩总之会难以避免的下降。
美国知名LP考夫曼基金也有过一篇题为《我们遇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的分析文章，声称在他们出资的近100风投基金里，那些超过4亿美元规模的风投基金几乎都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预期回报，在62家跑不赢股票大盘的基金里，有30只的规模都超过了4亿美元。
另外在2024年12月，以红杉合伙人马特·米勒、A16z合伙人米歇尔·沃尔兹、Two Sigma合伙人维利·伊尔切夫为代表，美国VC圈出现了一波“高管离职、成立个人基金”的风潮。Pitchbook的分析师团队借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LP们访谈，试图弄明白投资偏好的变化，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即使AI风口的出现有机会给LP们带来比以往更多的回报，但LP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规模大并不等于更好”。
这些数据与热点事件，共同描述着从业者们“脱节”的可能性。而在所有的相关讨论里，情绪最严肃的就是李刚强老师。他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里非常直白地用小标题点明：我们的股权投资行业，动作已经整体变形。
“鄙视链逻辑”
老袁和李刚强老师虽然话重，但在我看来他们其实都是乐观者，因为他们的讨论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隐含条件，那就是做好“市场化主导时代回归的准备”。如果是标准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大概率会看到“国资主导的时代或许才刚刚走到一半”。
投中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3年国资平台分析报告》显示，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国资机构直投总规模逐年上升，到2023年达到了4322.07亿元，已经拿下了整个创投市场超过40%的份额。而如果从直投数量来看，国资机构已经在2023年超越了非国资机构，达到了3676起。一个最有直观冲击感的描述是，在过去5年获得投资的企业中，每3家就有1家获得国资机构直投。
考虑到股权投资基金的平均存续期，这暗示“全面拥抱国资”的行业主题至少还将持续5年。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时间跨度足以定义一位投资人的职业生涯路径，“功能性失业”也早就不是一个“隐忧”。国资机构的“市场化”“专业化”改革也在这个前提下，肉眼可见的成为当代从业者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例如7月25日，成都高新区发布了全生命周期投资基金运营体系，明确提出对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基金等政策性基金的容亏率进行从80%到30%的设置。大量从业者自发地用个人社媒转载了这则消息，“超大尺度的容忍”成为了最常见的描述引语。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刚刚于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要求“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并且“鼓励取消政府投资基金及管理人注册地限制”，“鼓励降低或取消返投比例”，并且突破性地在“应建立基金退出管理制度，制定退出方案”一项里，特别提到了“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并购基金”这两种退出机制。
主流的解读认为，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尝试在“风险投资的独特价值”与“国资特殊的社会分工”尽可能地寻找一个平衡点，是国资在狂飙突进后基于经验与教训的必要修正。
彭哥就很遗憾地完整经历了上述的一切。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供职于某省会城市的国资平台，总是愁眉苦脸地拉着同行业的朋友喝咖啡，问“有没有一起搞事的机会”。去年，倍感压力的他申请了调岗，前往了集团其他业务部门任职。在他的回忆里，身边那些选择跳槽的同事们，如果还计划“留在投资行业”，基本只能在“国资平台里打转”。
至于原因，彭哥的总结和老袁的观察类似，国资架构里的投资并不需要个人过多的“insight”，体系内的很多人就像游戏里的NPC一样等待着“来料加工”，久而久之在“know-how”层面上就和市场化机构培养出来的投资人有很大差别，“即使民企要你，也看重的不是你的项目经验，而是你能够有一些触点。”
但如果要聊起“职业生涯”的话题，彭哥也能轻而易举地举出反例。“在国资体系内做PE/VC、尤其做创投类业务，（功能性失业）可能比较明显，但如果在战略和产业投资这些部门就不一定了。”他认为话题应该分开来谈，“这些部门提供给你的职业曝光和职业经验是很复合多元的，有企业经营也有（对）国资体系（的认知）……做这块儿的兄弟伙去被投企业里，做一个战略总监、做一个董秘都是没啥子问题。”
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小刘。去年年初，小刘离开投行跳槽到了一家国资平台。他也认为国资对一名投资人职业生涯的塑造应该分开看：如果是投前投资岗，那么“国资体系确实很难培育财务投资需要的技能和履历”；但如果是中后台岗位，那么“国资体系反而能锻炼出你更强的竞争力”，因为一个现状是当前国资接触到的项目质量普遍低于市场化基金财务投资的项目，“事儿见得多，处理得多，经验就会比较强。”
即使纯粹从技术层面来分析利益，国资体系仍然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财投的基本动作是“判断行业前景、找到项目，合理价格投进去”，而国资的动作包含“判断地方产业培育需求，找到符合标准的项目，协调说服项目方、地方国资各部门和一把手、基金内部领导”，一套下来“不见得比财投好做。”
李亚则认为这一切的讨论就是典型的“鄙视链逻辑”，“市场化更嗜血、更技术”就是某种程度的偏见。两年前，他通过层层面试进入了某省会城市的国资机构，接着很快就“卷了起来”，开始了在“尽调、报告、开会”之间的循环，加班强度让他感觉“自己没离开北京”，业余时间有限到“只能保证不缺觉”。
“我之前在市场化机构也有这种刻板印象，实际进来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很多国资的内部要求很高，头尾难度很大。”
相比起此前的工作，李亚觉得现在这份更多更符合他对“好工作”的定义——在他的职业观里，“好工作”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机构足够有空间和明确的升职加薪路径，第二种是工作内容和领导比较给力，可以给人明显的成长和学习的机会，自己在整个体系内的不可替代性不断增强。
“市场化机构太多了，鱼龙混杂，或者说市场化也有很多不太专业的”。他说，“（在规范的倒逼下）很多国资的投研能力已经比市场化（机构）更强。”
“要自洽，不要灯下黑”
过去一周我和很多人都聊起了“功能性失业”的话题。有老袁这种“几经转折都绕着国资走”的，有小刘和李亚这样从“市场上岸到国资的”，有彭哥这样“离开国资一线的”，收获的感悟五花八门，也有人会质疑这个命题是否成立，理由是从风险偏好的角度出发，“国资平台”和“市场化机构”其实是两份完全不同的工作——具体到真实的求职经历，尝试用“国资”作为跳板，敲开市场化大门的案例几乎闻所未闻。
李刚强老师甚至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如今我们所抱怨的“变形”，本质上是过往绝大多数中国投资基金没给LP赚到钱的结果。
一个从未真正拿出过说服力表现的职业，“被边缘化”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当然我的每一次对话都顺利地进行了下去，因为每个人也都看到了“焦虑”的存在，然后共同提到了“自洽”的重要性。其中最扎心的观点来自小刘，他说：“投资经理也需要判断自己的行业兴衰，不能老是判断别人（行业的兴衰），自己灯下黑。”
这句话让我想起《风险投资史》这本著作里，对风险投资人列举的三个“最重要”能力：首先，风险投资人要努力地和冷淡的创始人建立联系；其次，风险投资人要拥有一颗坚韧的内心，才能让自己安然度过投入变成零时不可避免的黑暗时期；最后，风险投资人要依赖高情商去鼓励和指导有才能但不守规矩的创始人。
——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由此得出结论，伟大的风险投资人可以把自己变成调节创业者情绪波动的“工具”。我觉得完全可以换一种说法：正是一次次成功地挑战了人性中难以克服的情绪波动，风险投资才有机会跳出人们对“商业文明”的偏见，成为一份有机会能够“伟大”的职业。
（文中老袁、彭哥、小刘、李亚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蒲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