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星案谈起：《刑法》取消人口贩卖罪后，如何定罪？

近日，演员王星赴泰拍戏被骗至缅甸，随后被解救的事件持续发酵。据媒体报道，另有亲友求助称，两名20多岁的女孩受邀去泰国旅游，被带入缅甸诈骗园后失联。1月8日，据泰国皇家警察透露，从初步调查来看，演员王星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人口贩卖是一种国际犯罪，参与国际公约的所有缔约国都有打击的义务。

我国刑罚体系如何定性人口贩卖？

不少人认为，人口贩卖主要针对的是女性；其实不然，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可能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人。现行《刑法》，对此应该如何应对呢？

针对妇女儿童的贩卖行为，《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41条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显然，这两个犯罪的被害人，不包括成年男性。那么，如果拐卖成年男性，该当何罪呢？

因此，有必要简单聊聊贩卖人口犯罪的立法沿革。

1979年《刑法》曾经规定过拐卖人口罪：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此罪的对象。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严惩拐卖决定》）。为了突出对妇女、儿童的保护，该决定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并将法定刑提高到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6种加重情节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该决定首次增加了收买型犯罪，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个决定出台之后，拐卖人口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可谓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如果拐卖14周岁以上的男子，依然可以拐卖人口罪定罪处罚。

应该说，这种立法是比较合理的。事实上，在1997年修订《刑法》过程中，也有保留拐卖人口罪的声音：“有学者和部门提出，如果只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完全取代拐卖人口罪，对拐卖妇女、儿童以外的人的犯罪，就不好处理，实践中也存在拐卖男子当劳动力的情况，建议还是规定拐卖人口罪，对拐卖妇女、儿童的，可以从重处罚。立法机关经研究，考虑到拐卖男子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直接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具有惩治的针对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威慑力，因此最终没有采纳这种意见。”

1997年《刑法》，保留了1991年《严惩拐卖决定》的相关规定，但废除了拐卖人口罪，增加了强迫职工劳动罪，法定刑最高为3年有期徒刑。

这可能就会出现法律漏洞，如果以出卖为目的，拐卖14周岁以上的男子，还没有找到买家即被抓获，按照1979年的《刑法》规定，构成拐卖人口罪，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按照1997年《刑法》的规定，却可能不构成犯罪。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强迫职工劳动罪修改为强迫劳动罪，法定最高刑调整到10年有期徒刑。同时，增加了“明知他人实施前款（强迫劳动）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的规定。

但是，法律漏洞依然没有得到完全填补。有学者认为，上述规定属于帮助犯的量刑规则，依然要符合“共犯从属说”。共犯从属说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法律术语，意思是帮助犯的成立取决于是否有实行行为。比如，张三杀人，李四给了张三一把刀，但张三在去杀人的路上掉到粪坑，被粪水淹没，昏迷不醒。因为没有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所以李四给刀的帮助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没有强迫劳动的实行行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个条款是一个特别规定。理由在于《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明确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这六种行为都是拐卖的实行行为。如果以出卖为目的，只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等行为，即便还没有实际出卖，所谓只拐未卖，也是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

因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如果拐卖男性强迫其从事电诈，即便只有拐骗行为，还没有实际出售，也应以既遂论处，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公平。总之，无论是否存在强迫劳动的实行行为，只要实施了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就应该构成强迫劳动罪。

然而，虽然以招工为名，拐卖14周岁以上的男子就可以构成强迫劳动罪。但是，如果行为人拐卖男子的目的，不是强迫劳动，而是器官移植、卖血等其他目的；如果还没有故意伤害、强迫卖血的实行行为，也未剥夺人身自由，就只能评价为故意伤害罪、强迫卖血罪的犯罪预备；即便处理，其刑罚也明显低于原来拐卖人口罪的规定。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拐骗妇女卖到境外强迫劳动，这是构成拐卖妇女罪，还是强迫劳动罪，也值得研究。人们一般认为，拐卖妇女，通常是卖给他人做老婆，但现在也有不少卖去做劳工，甚至强迫卖淫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出卖行为，按照拐卖妇女罪来定，刑罚会更重。因为它的起点刑是5—10年，如果有加重情节如将被拐妇女卖到境外的，可以判到10年以上、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但是，将男性卖到境外强迫劳动，只能按照强迫劳动罪定罪，一般只能判三年以下，情节严重的最高只能判到十年。有学者就认为，这可能就不太公平。

国际公约下的贩卖人口犯罪

贩卖人口犯罪是一种国际犯罪，联合国大会于2000年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贩运人口议定书》），我国2010年成为缔约国。

《贩运人口议定书》规定：“贩运人口，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按照该规定，贩运人口，既包括“拐卖”常见的招募、运送、转移、窝藏行为，也包括接收行为。因此，贩运人口，既包括卖，也包括买。《贩运人口议定书》强调，贩运人口必须具有剥削目的。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

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国际公约的做法，以剥削为目的的买卖人口都构成贩运人口罪，不区分男女；同时，买方与卖方的刑罚，也并无明显区别。

贩运人口犯罪现象不容乐观。当前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传统的以出卖为目的的拐卖犯罪虽然逐渐得到控制，但以劳动剥削和性服务为目的的拐卖人口犯罪却呈上升趋势。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2020年《全球报告》显示，妇女和女童仍然特别容易受到贩运人口的影响。2018年，全世界每10名被发现的受害者中，约有5名是成年妇女，2名是女童。该报告还显示，在所有被发现的受害者中，约三分之一是儿童，包括女童和男童，而20%是成年男子。50%的受害者，因性剥削目的被贩运；而38%的受害者，因强迫劳动目的被贩运。

关于剥削类型的比例

女童：72%的女童因性剥削目的被贩运，21%因强迫劳动目的被贩运，7%因其他形式目的被贩运。

男童：23%的男童因性剥削目的被贩运，66%因强迫劳动目的被贩运，11%因其他形式目的被贩运。

妇女：77%的妇女因性剥削目的被贩运，14%因强迫劳动目的被贩运，9%因其他形式目的被贩运。

男子：17%的男子因性剥削目的被贩运，67%因强迫劳动目的被贩运，1%因切除器官目的被贩运，15%因其他形式目的被贩运。

联合国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人数比2019年下降了11%，但男性受害者是唯一一个比2019年增加约3%的群体。

因此，一方面，必须用足用好现有法律规定，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贩运人口犯罪的法律规定，有无调整的必要。

在世界范围内，有关贩运人口犯罪的立法，有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形式。前者以一个罪名涵盖贩运人口犯罪的所有行为类型，后者则区分为多个罪名。我国采取复合制，这种做法是比较合理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组织卖淫等犯罪都属于贩运人口犯罪，它与买卖人口侵犯的法益不同，没有必要规定在一个犯罪中。

但是，对于买卖人口的犯罪，是否有必要进行体系性的整合，还是值得研究的。无论何种性别、年龄，买卖行为都是对人的物化，亵渎了人性尊严，都侵犯了人之不可买卖的权利。

现行《刑法》取消了拐卖人口罪，表面上是为了强调对妇女、儿童的保护，但这其实考虑了人身权以外的其他利益。有学者指出，当时制定法律主要是为了对“弱者利益”的保护，这虽然有现实性的合理性，但不应该用牺牲某种利益的方式来突出这一点；否则，就会出现与立法原意相违背的情况。

在拐卖人口犯罪中，无论何种性别、年龄的被害人，其实都是弱者。因此，一种思路是可以将《刑法》第240条、241条、244条、262条进行整合，将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买的妇女、儿童罪，强迫劳动罪，拐骗儿童罪统一为买卖人口罪，形式上实现同罪同刑，也与国际公约接轨。

需要说明的是，同罪同刑只是说相同罪名、相同量刑幅度，并不意味着卖方和买方适用完全一样的宣告刑，共同犯罪也是可以区分主犯和从犯的。

当然，这个想法是否合理，还有待斟酌。毕竟立法修改兹事体大，不能纸上谈兵，空有激情，需要慎重调研思考，实事求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国际犯罪，各缔约国对于贩卖人口犯罪都应该根据现有的规定严厉打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ID：ifengopinion），“法治理想国”栏目出品，作者：罗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