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经的规培医生困局，他们是如何走出的？

规培作为如今医学生进入医疗体系的主要培养制度之一，是医学院毕业生走向独立行医的主治医师的重要过渡阶段。

但规培生作为医院的最底层，其与医院的关系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困局。作为学生他们需要承受和医生同等的工作压力，但他们却不是医生，因此无法享受到合理的工资补贴。

工资低与惊人的工作量，如今已经成为很多医学生的困境。

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这一问题也曾经长期困扰整个医疗体系。并最终因为一位规培生的过劳离世，引发了一场持续近5年的社会大讨论。

一、关西医院猝死案

“関西医科大学研修医過労死案”在日本社会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事件。

1998年6月，年仅26岁的实习医生森大仁在连续工作4天后，猝死在公寓中。

最开始警方并不认定这是一个医疗工伤案件，因为森医生只是一名规培医生。

在当时医学生必须在大学医院完成5年几乎无偿的研修实习，因此规培医生也被称为研修医。而规培期间研修医与医院不属于劳动关系，而只是教育进修关系，医院无需签署劳动合同。

警方由此认定这是一起单纯的猝死案件而非工伤。但令人感慨的是，森医生的父亲恰好是日本著名的劳动法专家，在他的呼吁下，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规培制度是否合理的大讨论，而谁也没想到的是，这场大讨论最终成为推动日本医疗改革的起点。

其实在90年代，日本实习医生猝死已非个案，由于老龄化带来的超负荷工作，仅1995年至1998年就发生17起规培医生过劳死案件。

医学院学生在大学接受6年的医学教育，毕业后通过国家医师考试成为医生。但在正式成为医生之前需要进行数年的实习医师培训，但由于无法界定其劳动工作关系，这些实习医师一般不被认为是医生，与医院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关系。由于模糊的身份，使他们往往被医院当作廉价劳动力。

——日经新闻1998年报道原文

由于没有劳动关系，当时很难界定规培生，究竟是学生还是医生。因此医院往往都能逃脱责任。而免责判决又进一步助长了医院肆无忌惮的程度，反正实习医生不用花钱，死了还不用承担责任。

但更糟糕的是，当时的规培制度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制度设计问题。

二、畸形的培养制度

由于规培制度自20世纪60年代确立以来，40年间未曾修订，仅有80家大学医院具备规培资格，而每年毕业的医学生却高达8000人

这意味着大学医院每年都有充裕的规培来源。

这种制度性缺陷在90年代日本医生紧缺的背景下，催生了一种大医院资源畸形过剩：一方面，大学医院的规培医生人满为患，甚至需要通过严苛的考核才能获得规培资格。而与此同时，各大综合医院却面临医生严重短缺的困境。整个新医生资源分配严重失衡。

在这种失衡的制度下，大多数实习医生在规培期间实际上难以学到真正的专业知识。然而，规培制度的僵化设计使得医学生无法自主选择实习医院，而医院却掌握着决定他们能否通过考核、顺利毕业的权力。这种极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让规培生陷入了深深的无奈之中。

他们往往被当作重复简单工作的廉价劳动力，而非被精心培养的未来医疗精英。更令人感到无力的是，日本经历了90年代的医疗体系崩溃后，公立医院普遍陷入财政困境，规培生几乎成了整个医疗体系中最容易被忽视和剥削的群体。他们既无法获得应有的培养，又不得不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2000年厚生省统计，实习医生实际接受医疗培训的时间占比普遍低于6成，其余时间都是在处理各类行政工作。以森医生为例，他在猝死前的基本工作是抽血与辅助性工作，是纯粹的机械化劳动。

当时多数实习医生的技能培养水平反而不如80年代，在这样的培养环境下一旦上岗非常容易造成医疗事故。1999年日本横滨医院发生匪夷所思的切错患者器官案，该案的始作俑者就是一名刚完成规培的新医生。

而这还产生了另一个可怕的后果，那就是作为医生最重要的培养制度，一旦在源头无法用心培养，那么如何保证未来医生的质量。

三、无法被抑制的社会大讨论

当时，不仅是实习医生群体深陷困境，社会媒体也对泡沫崩溃以后严重的加班过劳死现象积怨已久。森医生的猝死案更像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全社会对规培制度乃至过劳死现象的声讨。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一制度早已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各大医院与社会舆论迅速形成对立。

双方首先围绕实习医生与医院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展开激烈争论，随后迅速升级为对规培制度合理性的全面质疑，最终演变为全社会对90年代医疗体系崩溃的深刻反思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中，森医生的父亲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他拒绝接受关西医院多次提出的超过1亿日元的庭下和解方案，坚定地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为了揭露真相，实现医疗正义”。

而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他的抗争不仅仅是为了儿子的死讨回公道，更是为了改变整个医疗体系对规培生的剥削与漠视。他公开揭露了森医生在规培期间遭受的超负荷工作、缺乏指导以及制度性压迫，这些细节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共鸣。

而从更深层次的影响来看，这起事件更是日本“过劳文化”的一次爆发。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高强度工作的容忍度极高，医生、护士等职业更是过劳死的重灾区。

森医生的猝死，让公众再次意识到，这种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工作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而此后发起的“森医生救救我”运动，更成为了推动日本社会改革的一股力量。

研修医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薪酬，严酷的工作环境，不仅是因为大学医院陈旧的权利结构造成的，更是反映了医院对医生培养制度的漠视。

——读卖新闻报道

最终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2001年6月，时任厚生省劳动大臣的坂口勉，宣布需要对医生培养制度进行深度改革，并同意成立了医疗伦理委员会对医生在90年代高强度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

而此时距离森医生过劳死案的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

四、迟到的改变

最终在2002年10月，大阪高等法院在经过5年的漫长诉讼后，做出最终判决，裁定规培医生与医院属于劳动关系。在司法体系第一次对医生与过劳死的关系进行解释，此后大学医院必须要在劳动条件上慎而又慎。

众所周知，如果疲劳和心理负担过度积累，长时间工作会损害员工的身心健康。对实习医生的培训也是如此。因此，鉴于被告医院与实习医生之间的上述关系，作为实习医生督导的所在医院，对其的工作条件负有监督责任，与其有劳动关系。

——关西医科大学住院医师（过度劳累死亡赔偿）宣判翻译

但比这场判决更可贵的是，得益于这场诉讼带来的社会大讨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当时的政府官员，对医生辛苦的工作环境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不仅给当时极为尖锐的医患矛盾带来了一丝曙光，更是让政府看到了医疗体系的深层弊病。由此也开启了日本医疗再生之路，而这也是关西医院猝死案被称为“日本医疗转折点”的原因。

2003年厚生省首先推出医师实习补贴细则，从制度上根除了规培医生免费劳动力的错误定位，但提高收入只是这场规培改革的前奏。

2004年，厚生省重新修订已经运行了40年的研修医条例，从制度上打破了大学医院对规培生源的垄断，放宽了实习医生选择医院的权利。此前日本只有80家大学医院可供实习，改革后政府允许综合医院也纳入规培制度，这使得实习医生们选择面大大拓宽。通过制度保护所形成的大学医院供求失衡局面被打破。

2005年是日本新研修医制度实施的第一年，有400家医院参与招募，这是规培制度建立以来，实习生们第一次有如此多元的选择，医学生拥有了自由选择研修地点与实习医院的权利，而这进一步倒逼各大学医院必须认真辅导实习医生，否则将无人去他们医院进行培训。

自此，日本曾经残酷的培训体制逐渐走向了历史发展的尽头。

后来，随着日本关西医院规培生猝死案对社会舆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医生们残酷的工作环境，这也为2000年以后日本医患关系的大和解埋下了种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分析师Boden，作者：分析师Bo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