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核心国家不断制造金融流动性，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危机及其对外转嫁成本愈发严重。同时，西方国家不负责任地扩张债务，导致全球战争风险日益升高。由此，全球化正处于解体的重大危机之中。
其中，美西方凭借核心地位借由金融全球化公开地向世界转嫁成本，引起过去的币缘体系发生了板块性断裂，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后，欧美国家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反过来更加剧了美元信用的下滑，强化了国际储备和结算领域“去美元化”以分散风险的客观诉求。
在此情况下，打开南方国家合作“新格局”正当其时，当务之急是要推动资源出口国、初级品国和制成品国之间的本币结算，推动区域性的货币金融“联盟”整合，并积极吸收数字货币技术，形成多元化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打造南方国家抵御美西方“成本转嫁”的防火墙。
一、南方国家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金融资本全球“成本转嫁”
南方国家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有历史、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就当前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核心国家主导的货币金融体系恶性扩张，向全球转嫁成本，使南方国家先后遭遇“输入型通胀”和“输入型通缩”，国内宏观调控应对失据而不得其解。
1. 南方国家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的系统内因
“发展陷阱”作为南方国家在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一种困境，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以及笔者科研团队提出的“成本转嫁论”三者结合，解释了导致南方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的体系性、结构性原因，成为理解南方国家低度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我们近年来通过对南方国家的大量实地考察和比较研究，提出世界体系的“成本转嫁”规律：在近现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形成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不断向外次第转嫁制度成本而获取制度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核心国家及利益群体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历史性演变，第一阶段是资本原始积累，即二战前400多年列强通过侵略、殖民等方式直接对外掠夺。
第二阶段是产业资本扩张，即二战后先发国通过产业转移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资源，并转嫁成本。
第三阶段是向金融资本跃升，即1971年核心国向金融资本主义演进，大量增发货币向全球输出流动性，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并散播危机。每个阶段都使广大后发国家及国内底层民众被迫承受成本转嫁，深陷“发展陷阱”难以自拔。
尤其是在第三阶段——当代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阶段，核心国家低端产业移出，依靠货币和金融扩张在全球攫取利润。相比第二阶段产业资本时代，货币金融体系扩张的速度大大加快，其虚拟化、投机化的成本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犹在眼前的是：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 2008年进一步演化为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继陷入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美国在先、欧盟以及日本紧随其后，启动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巨额过剩流动性迅速流向世界大宗商品市场，推高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因进口价格骤升而诱发“输入型通胀”。
那些农业资源被跨国公司占有并用于“生物质能源”或经济作物的国家，以及粮食进口依存度过高的国家，纷纷陷入“粮食危机”，饥民涌上街头，随之发生被外部势力操控的“颜色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制造过剩流动性的核心国家“成功”地将自身通货膨胀风险向全球南方转嫁，还利用软实力发起新冷战，定性中国是“国际规则”破坏者，进而综合性地开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核心国家在应对中形成货币同盟，金融资本主义对全球南方的排斥性体制趋于“成熟”。2013年10月30日，以美联储为核心的全球六家主要央行达成长期货币互换协议，协议规定：任何一方发生临时流动性短缺，均可借其他五方流动性盈余来化解。
经过10年发展，该协议已扩充为9个金融资本经济体。客观来说，这些国家并未出现金融危机，且资本市场均有增长；同期，被边缘化的经济体则发生资本净流出、本币贬值和金融市场衰落。
由此可以认为，一个新的以币缘关系为纽带的金融核心体系正在形成。美国作为这个体系的核心，维持自身及盟国利益的能力得到强化。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靠出口辛苦积攒的外汇储备，在危机来临时则显得不堪一击。
当美联储2013年退出量化宽松并重启加息周期后，美元持续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遭受巨大冲击，资产价格下跌、本国货币贬值。资料显示，从2013年6月至2015年9月各国货币对美元比价，巴西雷亚尔下跌约73%，土耳其里拉下跌约55%，印尼盾下跌约45%，南非兰特下跌约34%，印度卢比下跌约17%，中国人民币下跌约5%。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此影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有的国家甚至出现社会冲突及政治动荡。
2. 当前复杂矛盾下的多重成本转嫁
在这个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新世界体系中，中国因实体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且具有完整产业结构，内在具有软着陆的“弹性”及市场竞争力；并且至今未完全放开本币自由兑换，因此抵御住了核心国家转嫁成本形成的输入性危机风险。但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战略遏制的对象。
特别是中国近年倡导“一带一路”合作，发起组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以及对应成立“金砖国家应急基金”和“丝路基金”，并与多国签订双边货币协议，客观上维持了中国在南方国家贸易金融体系中的竞争力，也被核心国家视作对其主导的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于是，美国为维护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新货币同盟体系，拉拢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化地“站队”，发起对中国的“新冷战”。
同时，由于美国国内实体经济移出，社会矛盾恶化，美国要重新振兴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对中国展开的又是“旧冷战”阶段以产业资本矛盾为主形成的“攻击性”意识形态斗争。欧洲当前也面临产业外移和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与美国有利益共同点，共同形成对中国的产业打压和意识形态化攻击。
上世纪90年代欧元问世以来，美元和欧元两大集团的币缘－地缘战略竞争，是“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矛盾。先有美国引爆巴尔干冲突带动欧元区财政赤字飙升，打击欧元发行基础；后有美国搞“北约东扩”，在乌克兰引爆地区冲突，瓦解欧洲和俄罗斯可能形成的战略同盟；再有利用“伊斯兰国”力量制造中东乱局，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拱火，进而打击欧洲物流以及欧亚陆上通道。以上种种手段，意在破坏欧洲经济复苏、打压欧元竞争力，确保美国主导权。
据此看，当今世界面临的既是霸权国家对华的“新冷战”，同时也夹杂着对苏俄的“旧冷战”，以及对欧元区的“后冷战”，它们形成三重矛盾相交织的复杂局面。在复杂矛盾之下，核心国家对“半核心”、边缘国家次第转嫁矛盾的手段也更加复杂多样。尤其“新冷战”开打以来，贸易战、科技信息战、金融战、舆论战，乃至生物战，轮番上阵，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组合出击。
例如，2018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后，同时向金融战深化，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企图借2019年黑暴“乱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窗口。近年来，又操控舆论渲染中国债务风险，企图做空中国债市股市。这表明，美国在贸易战的同时有着一整套的组合策略，背后的真实意图是通过汇率战、货币战、金融战，打压中国已经崛起的金融力量，防止中国在金融领域与美国竞争。
在产业和科技领域，美国发起对中国企业中兴通讯的制裁，“断供”华为芯片，并在2023年出台明显针对中国的《芯片法案》，不遗余力地在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总之，美国利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崛起，转移国内矛盾。
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争的时代，核心国家向外转嫁成本加快，处于边缘的南方国家面临更大的外部风险。当然，最终承担代价的是资源和生态环境，全人类整体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因此，南方国家亟须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二、拉美国家应对金融资本成本转嫁的探索
美国一直视拉美为其后院。拉美经济贸易被跨国公司把控，其货币金融稳定深受美元周期的影响，是受美元霸权影响最深的地区。因此，拉美地区反对美元霸权的斗争也就最为激烈，值得深入考察。
1. 拉美区域共同货币体系“苏克雷”
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第三届特别峰会首次倡议建立“地区统一支付补偿体系”，并使用“苏克雷”作为货币单位，明显具有对抗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反殖意义。
2009年，ALBA 成员国正式签署了苏克雷组建协议，该货币体系由地区货币委员会、支付补偿中央商会，以及ALBA银行和相关国家的中央机构组成，并设有储备和贸易融合基金。2010年，该货币体系首次发行1.52亿苏克雷，在成员国间进行分配。
ALBA组建苏克雷的主要目的是使成员国在国内经济运行及对外贸易中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刺激区内贸易，使成员国经济相互补充，共同对抗美元周期和国际经济震荡对区内各国经济的影响等。但事实上，由于拉美各国产业发育程度低、ALBA区域内贸易量较小，“苏克雷”体系对于减少成员国对美元依赖的效果有限。
例如，该体系最大的服务提供国委内瑞拉，2009年仅有2%的出口和2.1%的进口是同该联盟成员国进行的，最主要的贸易对象还是美欧。到2014年5月，该体系结算的贸易金额仅有16亿苏克雷，约合22亿美元。再加上国际和区域内经济政治的影响，“苏克雷”的地位逐渐衰落。
2. 南方银行
拉美地区是债务危机的重灾区。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后，长期以来只能求助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想获得它们的贷款，就要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加深了拉美国家发展的矛盾。例如，接受贷款的债务国会被要求采取紧缩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再如，要求债务国国内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实际上为国际资本在这些债务国资产价格处于低谷时抄底收购创造了条件。
在此背景下，“南方银行”应运而生。“南方银行”是由委内瑞拉最早倡导发起的区域性银行。委内瑞拉是拉美区域经济大国和第一石油大国，早在2005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呼吁拉美国家争取金融独立，改变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旧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并先后得到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的支持。
当时，由于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初级产品价格走高，南美各国外汇储备相对充裕。于是，在这一有利的时间窗口，2007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7国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了成立“南方银行”的协议。启动资金200 亿美元，面向拉美国家提供贷款。根据出资协议，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各出资40亿美元，其余80亿美元由另外4国平均分担。
“南方银行”得以建立，主要是当时委内瑞拉、巴西等资源出口国在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增发货币造成原油和初级品价格上涨时，积累了相对充裕的外汇储备。然而，2013年后，随着核心国家结束量化宽松，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大跌，石油价格从最高时的150美元/桶下跌到50美元/桶，巴西很快再次陷入高通胀、低增长及外债增加的困局，并因此在2015年导致政府非正常更迭。被美国全面制裁的委内瑞拉所受影响更大。
委内瑞拉政府收入的一半来源于石油，石油价格下跌使委政府财政受到严重冲击，继而国内发生严重通胀，货币大幅贬值。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南方银行”主要出资国的委内瑞拉、巴西无暇自顾，“南方银行”未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尽管如此，“南方银行”作为摆脱由西方核心国家操控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的努力，仍显得难能可贵。
3. 数字货币新探索
近年来，随着数字货币在全球的兴起，拉美国家也纷纷开始尝试利用这一新的手段重建货币主权：委内瑞拉推出了以石油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厄瓜多尔2015年也发行了央行数字货币；萨尔瓦多则直接使用比特币，成为全球首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数字货币的新发行机制和安全技术手段，成为币值普遍不稳定的拉美各国的重要探索方向，但目前在经济中的实际运用仍十分有限。
尽管建立区域统一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努力遭受挫折，但拉美地区“去美元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2023年1月底，在第七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脑会议上，阿根廷和巴西再次提出了关于创建南美共同货币区以对抗美元影响的计划。备受金融殖民化剥夺的拉美地区本世纪以来多次发起的“去美元化”努力，是抵制金融资本核心国家对外转嫁成本的全球南方反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南方国家应对金融资本成本转嫁的新进展
拉美国家反美元霸权遭遇挫折，表明要弱化核心国家货币金融体系霸权的影响，需要更大范围的南方国家共同努力。
核心国家主要依托“美元-能源-粮食”三角支撑体系向外转嫁通货膨胀风险。即凭借国际结算中对美元的依赖，通过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结算吸纳增发的美元流动性，由此造成能源粮食价格上涨，造成进口国“输入型通胀”。
因此，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推动资源型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国与制造业国家直接开展本币结算，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核心国家货币金融体系的成本转嫁的影响。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在持续推进中。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后，欧美国家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引发俄罗斯采用反制措施，宣布欧洲国家必须使用卢布结算俄罗斯的天然气资源，这更加剧了美元信用的下滑，并强化了国际储备和结算领域“去美元化”以分散风险的客观诉求。
世界主要能源及原材料输出区域都希望或已经开始“去美元化”。2023年8月，东盟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批准建立东盟范围内的本币交易框架；2023年2月，中国与巴西达成协议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目前中俄贸易中已有超过90%的跨境结算在用本币进行；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本币结算协议的国家已达到29个。
2024年10月2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共同发布的《喀山宣言》，决定在金融领域扩大本币融资和本币结算。
与此同时，国际交易中人民币的比例不断提升，2024年3月占比提升到4.7%以上，成为全球交易量第四大的货币。同时，美元占比降低至41%左右，欧元占比35%左右，尽管仍占很高比例，但世界货币供给多样化、结算多样化乃是大势所趋。
相对10年前，全球金融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南方国家应抓住当前的机遇，推动建设区域性的货币金融“联盟”，形成多元化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
四、未来展望：依托“一带一路”，推动货币体系变革
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与世界上70%的国家贸易占比超过绝对比重，且连续6年保持货物贸易世界第一。同时，中国在长期的贸易盈余中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国内货币金融总量快速增长，客观上形成向金融资本阶段升级、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趋势。这必然被金融核心国家视为不能容忍的挑战。面对全球化解体的挑战，中国需要联合全球南方，破除西方一元论思维下的对抗性关系，以和平发展引领南方合作。
首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通“第三大陆桥”，为产业资本拓展发展空间。第一大陆桥，是当年沙俄为了扩张在东方的殖民地，打造太平洋出海口而建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是全球化第一阶段的产物。第二大陆桥被称为“欧亚陆桥”，从中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是工业化时代西欧和中国东部这两个大的工业化地区在全球化进入鼎盛时期形成的大陆桥。
我们多年强调第三大陆桥，就是中国从粤港澳大湾区连接新疆、经瓦罕走廊进入阿富汗和伊朗6国铁路，进入阿拉伯半岛，再连通北非。亚非陆桥的两个起点，东端是中国香港，西端是埃及亚历山大港；进一步可推动“泛非大陆桥”的建设。
“第三大陆桥”的概念，主要针对的是全球化解体派生的产业资本危机。中国的产业资本的维持和发展需要创新和新技术的支撑，这就需要有足够的产业和市场空间。新技术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经济领域，如果不能被产业吸纳，其成本就会成为金融危机的内因。
美国发展新技术，是靠资本市场融资支撑的高资本投入，进而将新技术纳入知识产权体系，靠巧立名目打压国外技术创新能力，以维持自身知识产权的高收费，支付过高资本投入的成本。与之不同，中国只有发挥高新技术在“质量效益型”产业中的提质增效，才能反哺高技术的成本。
因此，当全球化解体正在变为现实时，中国就需要重视“全球南方”，在“一带一路”不断推进完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利用“第三大陆桥”，与亚非发展中国家形成产业梯次整合，走出和平发展的新格局。
继而，突破金融霸权，需要重塑服务“能源-基建-粮食”大循环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改变过去基于“能源-美元-粮食”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例如，进一步扩大资源输出国和制造业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规模，在能源、基建等大宗交易领域深化扩大本币结算，继而形成独立于美元的资源定价体系。
再如，在一些全球化程度较低的粮食贸易领域推动双边货币结算，甚至是在区域内利用各自比较优势来推动直接折算贸易，诸如中国和泰国之间著名的“大米换高铁”等，进而推动以大米作为主食的亚洲国家之间形成独立于美元的大米定价联盟。总之是利用一切空间，使南方国家在大宗商品领域“去美元化”，减少因使用美元而被抽走的“铸币税”，以及因美元流动而产生的价格波动风险。
最后，在货币多元化中拓宽数字货币的应用空间，形成基于数字货币技术的国际货币运行体系。比如利用区块链思想，将目前美元结算体系以外的区域性结算体系当作“分布式记账”单位、借助“联盟链”方式予以联通。
随着美元结算支付比例下降，对美元需求逐渐下降，美元币值必将出现较大贬值或波动，导致其定价体系坍塌，到时再适时推出包含全球多种央行数字货币的一篮子货币的定价货币单位，参照特别提款权的设计思路，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技术有效监管各成员国货币发行，保障货币体系安全。再由贸易盈余国出资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国际贸易赤字国提供融资渠道。
盈余国货币通过国际债务方式输出到赤字国，使盈余国债权与其货币购买力对称，体现货币内在的价值基础，彻底改变“特里芬悖论”，改变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解体后核心国货币恶性扩张的霸权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