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对一个省份的“奔袭”

在大国博弈的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受益。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快速扩张，墨西哥也是如此。二者的共同特点就是对美国的出口急剧增加，成为中国出口美国减少份额的最大受益者。从2018年到2024年，在美国的进口贸易中，从中国进口的份额降低大约8个百分点，而同期越南和墨西哥则“吃掉了”其中的4个点，出现了明显的定向替代效应。这些国家开启了一种平行替代的模式。它们并非在全面取代中国，但是对一些省份的产业结构却形成了挖墙脚般的侵蚀。在同一个赛道里，这是一个国家在跟一个省份竞争。

平行链、转链与替代

全球的供应链正在拉长，原来在一个国家可以完成的工作，正在分离出更多的节点。节点之间的联系在新的空间中重新加强，实现了同频共振。

观察越南的贸易结构，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国制造正在发生的变化。2023年，越中双边贸易达1719亿美元，逆差接近500亿美元。同样，它跟韩国也是逆差，但越南对欧美的顺差则达到1250亿美元。这样一个单向大进大出的贸易吞吐结构，展示了背后中国制造移动的轨迹。中国制造的集结地，一部分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然后再次出发到达美国和欧洲。

这是中国正在成为越南最大投资来源国之一的原因。2024年前10个月，在对越投资的10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二，超过36亿美元。中国的企业正在这里扎堆。

越南从中国进口，然后去美国市场销售。在美国市场增加多少，就会基本同比例地从中国市场进口多少。这种增长的动力会依次传递到中国的供应链，这是一条连续流动的价值链。

越南是一个高度出口导向型国家。2023年，越南进出口额近7000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进出口省份广东的60%。而与中国第三大进出口省份浙江相比，进出口额已经非常接近。

中国占据越南进口总额的35%，美国占据越南出口总额的28%。两个数值皆近似于1/3，揭示了越南财富轮盘的本质。越南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局部制造枢纽，背后则站着中国的供应链。中国正在经历从贸易成品出口转向中间品出口的阶段。

越南正在建立新的产业根基。它成为全球纺织服装的第三大出口国，消费电子更是进展迅速，计算机出口排名世界第五。得益于强大的三星产能，越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2013年，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排名第一，份额将近20%。从这一刻起，它在中国的跌落速度令人惊讶，2017年份额已经降到2%。三星手机随后关闭了天津工厂，这让天津作为信息制造基地的领头地位迅速衰落。离开了中国的三星开始在越南苦心经营，尽管没有了中国市场，但它依然占据全球第一大市场份额。对此，越南制造功不可没。

类似的故事在印度重新上演。苹果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立手机工厂，直接的结果就是郑州产能削减。河南在2024年前8个月手机出口额为857亿元，全年1000多亿元。而在2022年，河南出口手机的总额为2500多亿元。这样的快速下降，源自富士康手机工厂从郑州转向了印度的金奈。河南进出口额的波动，意味着富士康转移所形成的那些干涸河床在短时间内无法再次丰盈。这些新兴的制造力量，以国家之力完成了对中国特定城市的“袭击”。

令人惊讶的是，越南对中国实现了反向输出。就手机而言，中国已经成为越南制造的最大出口市场。2024年前9个月，越南手机和各类零部件的出口额超过400亿美元，在越南出口商品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电脑、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其中对中国的手机和零部件出口额已超过100亿美元，其次是美国和韩国。对于中国这样作为越南最大逆差国的制造大国，反向成品出口实属意外。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也使越南有了足够的底气。

越南像中国一样，开始系统地进行产业升级规划。很多行业被增加了新的定语，从而得到更强的激励如大力发展“世界级”电子产业、“高附加值”纺织业等。这些熟悉的政策术语容易让人觉得越南似乎在专门亦步亦趋地借鉴中国政策。这些名称反映了越南对传统产业的警惕和对新技术的渴望。而可持续绿色发展早已被提上日程，越南工厂的环境标准采用欧标，有的环评要求比中国还要高。中国落后的产能其实已经不可能再进入越南。而在工厂的车间里，大量企业采用先进的设备和自动化产线。中国工厂培育多年的高效生产线，已经开始在越南工厂重新复制。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印度、越南，还是墨西哥，能否成为“第二个中国制造”其实并不重要。从多个维度来看，这些国家很难复制中国超级工厂的荣耀。这些国家的本土品牌也很难有机会像中国品牌那样，挤入全球竞争的赛道。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越南，都是老面孔在竞争，即中国的品牌企业和日韩企业在竞争。它并非新兴国家的品牌与中国品牌的决战，但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

这些异地工厂的新增产能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工厂形成了某种替代，国内的就业机会也必然变得紧张。然而中国工厂只有在全球落地才能继续留在全球价值链，继续从流动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取财富。

二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将是中国企业全球化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关税悖论

无论是贸易关税，还是反倾销、反补贴政策，都是发达国家对付身后追赶者的一种阻滞器。但这种政策的效果看似适得其反，出现了一种“关税悖论”——被关税保护的产业反而在制造能力上呈现了越保护越孱弱的局面。

2010年，欧洲不锈钢的炼钢量达790万吨，占当时总量的近1/4。到了2023年只有590万吨，全球占比约10%。其间，美国对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不锈钢施加了各种关税壁垒。然而，即使是通过了严厉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也依然保护不了欧洲不锈钢的冶炼能力，其价格依然高出中国很多。欧洲不锈钢只能在内部供应，而无法出口到其他国家。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欧洲市场需求的减少。不锈钢是生产刀叉、家用电器等下游产品的工厂的必要原材料，但这些终端产品也在失去竞争力。终端产品跟上游不锈钢一样，也是靠着双反的“价格保护套”而生存，产能在不断降低。减少的需求形成了反向传导机制，使不锈钢产能进一步萎缩。

这是整个供应链因同频共振而受损的现象。

即使以各种理由征税，美国产业也无法在征税期内恢复和发展起来。大量产品仍然靠国外进口，只是制造产地在不断更换，从中国换成了越南、墨西哥。这些产品在很多时候会导致价格抬高，而价格多出来的部分，往往是由美国消费者所承担的。

那么，征收的关税去哪里了？

美国频繁发起反倾销税，导致这些收入大多成为那些立案申请人的补贴。申请立案的美国行业组织成为关税征收的既得利益者。可以说，整个惩罚性关税的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就是以牺牲美国消费者为代价来补贴缺乏竞争力的美国制造商。

这种变相补贴自然也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很多案例被送到WTO仲裁。美国在打输很多官司之后，就不再将征税直接返还给立案企业，而变成贸易调整的援助项目。立案企业和产业组织仍然可以向政府申请援助，但直接的定向性补贴则被取消。

在这些受挫的案例中，美国逐渐意识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利一面。WTO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调节机制，对于美国而言不再是友善的工具。认定“WTO工具变弱”的基本逻辑，使得美国加强双边贸易谈判而疏远多边贸易机制。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不是通过对国外产品加征关税就能够解决的。无论是“双反”还是贸易征税，都无法解决美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关税不能使美国产业恢复发展，也无法缩小中国产品竞争的价格优势。

从某种意义而言，美国征税是对本国产业的一种交代。它的政治意义远大于恢复产业竞争力所需要的激励。

关税工具并不能让美国制造能力变得更加强大，也未必能让中国制造能力变弱。然而，它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全球工业化的空间分层进行了搅拌。

平均工业化浪潮

新的平均工业化浪潮开始出现，而全球制造能力则走向国家均匀化的态势。更多的国家从中获益，无论是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还是泰国、缅甸，或者是尼日利亚、摩洛哥，这些国家形成了大兴工业园的招商引资局面。泰国围绕首都曼谷而建立的东部经济走廊（EEC），成为中国企业进军泰国的热点区域。越南工业园区的土地费用甚至接近苏州的某些工业用地。南京江宁开发区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东部投资建设的经济特区，在沉寂近20年之后，现在也迎来了更多的中国投资者。

中国制造所代表的能力，无疑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浪潮的中心。

中国制造能力也开始扩散，与本土形成一定的空间分离。中国工厂就像离开大坝的湖水，重新涌入新的洼地。而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进行阵地转移，会让第三方国家充分受益。

如果对眼下制造的局面感到迷茫，那么蜡烛这个小产业所带来的亮光则可以提供一种穿透迷雾的光线。这个似乎被遗忘的行业，在某种形式上可以看成中国行业在外力施压下不断演进的活化石。它在海外的历程，或许也是中国千行百业的一种预演。

早在20世纪80年代，香氛蜡烛产业就被美国反倾销政策盯上，这是最早一批受到“特别关照”的行业之一。2004年，美国开始加大调查力度，这使得大部分中国蜡烛企业开始在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布局。

从越南首都河内市向南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越南宁平省的一家蜡烛厂在这里拥有6万平方米的工厂。车间到处都是装在架子上的瓶瓶罐罐，工人在这里装瓶、纺芯，最后拉直灯芯。这个工厂也是20年前由于美国“双反”调查而迁移过来的。它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技能需求，农民开始学习操作各种机器。大量的原材料和成品进进出出，带动了当地小镇的交通运输行业。在工厂里，也能看到大量中国制造的影子。在搬运车间里，来自安徽的合力叉车在忙碌；厂房外一排排的通风设备，是来自南京天加的商用空调机。中国制造能力跨越了地理空间，重新在这里编织着工业秩序。

越南各地都分布着来自中国的蜡烛厂。杭州美通蜡烛公司在越南的海防建立了生产基地，在南方胡志明市附近建立了香原料种植基地。作为亚洲重要的蜡烛制造企业，它与美国蜡烛品牌扬基蜡烛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也试图将这样的工厂带回美国。2010年美国出台了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在马里兰州的小镇上，美通建立了工厂，招聘了80名全职员工，每月生产50多万根香薰蜡烛。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工厂，点燃了美国政府从头振兴制造、每个小镇都要有制造业的热情。这家蜡烛公司的创始人，为此受到了总统夫人的邀请而在白宫发表演讲。

然而，这样的工厂并不可持续，它在2017年还是被转手出去了。美国就像保留濒危物种一样，在每个行业都留有一些样本。少数蜡烛工厂依然在美国有存在的空间，但这些“稀有工厂”总是面临着“物种灭绝”的挑战。俄亥俄州新奥尔巴尼市的Alene蜡烛工厂有250名全职工人，当旺季来临的时候，工人数量会临时加倍。然而，Alene这种“稀有工厂”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劳动力。

很多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暗藏玄机。制作蜡烛的倒数第二道工序，是要拉直烛芯。这是一项挑战人的眼睛与手指协同能力的关键工序，谈不上复杂，但需要认真操作。这种枯燥无比却又精细的活儿，总是缺乏足够的人手。

在蜡烛车间里缓慢移动的传送带上，一支支蜡烛像等待被检阅的士兵，而烛芯则像枪头一样向上。这些烛芯有时候会出现歪倒的现象，传送带两侧的工人需要用弯嘴钳夹住蜡烛芯，把它们一一拉直，置于蜡烛的中心。随后，这些挺直了烛芯的蜡烛才会进入包装环节。就是这项平淡无奇的工作，机器人一直很难胜任。

工人的动作看似简单，却充满了精细的判断。这些细烛芯有时会在热蜡中被浸没，当蜡油冷却后，需要将它们轻轻地“捞”出来。人眼会判定那些多种姿态的蜡烛芯是偏左还是偏右，而弯嘴钳的角度和力度只有指腹才能感受到。这些弯嘴钳上经常附着蜡油，需要用抹布快速抹去。

自动化与机器人的热潮，从2022年开始走强。然而需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前的机器人主要是降低劳动力成本，与全球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进行竞争。而现在的机器人热潮，则跟劳动力短缺直接相关。它并不都是“机器换人”，而是希望“找不到工人的地方让机器人上”。这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浪潮的一部分，人们希望用机器人将制造能力带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然而很多类似“拉直烛芯”这样的工序，机器人却很难胜任。在蜡烛车间里，各种机器人都在这里打了败仗，几十家工程公司的自动化解决方案都不管用。但这对工人而言，却只需要经过基本训练就可以轻松胜任。

于是看似平淡无奇的拉直烛芯的岗位，时薪往往达到16美元，比其他岗位高出10%左右。但制作蜡烛这样的小生意，也很难将时薪拉得更高。

然而，更大的危险是来自时薪天花板之外的吸引力。更多涌入的企业，正在对这家蜡烛厂的既有员工虎视眈眈。Meta、亚马逊和谷歌在这家蜡烛工厂附近设有仓库和数据中心，开出了更有吸引力的薪水。英特尔和本田也在该地区开设工厂，对技术工人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Alene蜡烛厂或许并非被万里之外的越南蜡烛厂打败，附近高工资的邻居工厂也足以对其造成致命的一击。

2024年美国蜡烛行业依然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市场。随着香氛保养和芳香疗法等逐渐受人喜爱，蜡烛需求还会提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提出反倾销调查的美国公司早已倒闭，而这条关税指令依然执拗地存在。中国的蜡烛产业在海外顽强地存活下来，很多管理者已经在当地扎根。无人关注的行业在无人关注的地区，建立了中国制造的新的局面。

无论是面大量广的贸易关税战，还是反倾销、反补贴等政策工具，都无法让美国制造全面复苏。很多行业是美国无法带回本土完成回流的。而积极的地理空间腾挪，则让中国制造在海外变得强大。

在经历了漫长的“双反”调查的挑战后，中国的蜡烛产业依然有着长明灯一样的温暖，为中国制造燃起希望。这个早早受到冲击的行业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迁移，并在本地扎根。前后近40年的历程，蜡烛产业依然保持倔强的姿态，这是中国制造未来的一个隐喻。所有当下的暴风骤雨，20年前早有预兆。

虽然蜡烛竖立了一道温和的光芒，照人前进，但不是所有的产业都能如此幸运，尤其是面向未来的技术。光伏产业这种指向未来的绿色技术，其地理空间选址复杂得多。中国的光伏产业也是一个越大越强的例子。即使美国反复立案，也始终无法压制中国光伏的发展。它只能通过增加工具箱的武器，包括通过“涉疆法案”等单边措施打击中国。

对于光伏的产业迁移，美国正在继续收紧包围圈。针对中国的供应链，美国已经改变“一次性击倒”的策略，而是采用复杂的组合战术。它拉长了时间轴，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进行调度。它先是逼迫供应链离开中国，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出手，逼迫中国制造商继续迁移。

随着美国对中国光伏提高关税，很多企业转向越南、马来西亚等地生产光伏组件，但大量电池片、银浆、铝箔等组件依然从国内输入。美国在2022年出台了政策，规定6种辅材必须至少有4种在本地生产，才能获得原产地证明。然而，美国迫于对光伏需求的压力，这一政策被暂缓制定。更多的中国光伏投资开始涌向东南亚。

到了2024年5月，美国宣布将对来自东南亚的光伏进口进行征税。一纸令下，中国光伏企业在这里的重资产投入立刻变成包袱。投下巨资的晶澳、隆基、天合光能，不得不立刻收缩规模。在越南河内附近的北江省，一些光伏工厂开始暂停运行。低关税进入美国的通行证，似乎快速失效。

这些光伏巨头去哪儿了？很多企业选择了美国。隆基开始在俄亥俄州加快建设5吉瓦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设施。这正是美国政府希望看到的。美国有着极大的愿望，驱赶整个光伏供应链进入美国本土。早在2018年，晶科已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建立工厂，但是产能很少，主要是生产传统型号的产品。光伏生产的代价是高昂的，无论是建厂，还是员工效率低，都会导致成本远高于国内。但是在东南亚的曲线出口之路堵死之后，光伏巨头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然而，美国不太可能对所有的产业进行这种针对性极强的封堵。因为这在平行供应链羽翼未丰的时候，会导致美国进口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并进一步刺激美国的通货膨胀。它只能根据战略性清单，有选择地将产业迁移到美国。实际上，光伏在美国的价格比在中国本土高出30%以上。这导致即使企业在美国运营成本高出其他国家，仍然可能实现盈利。而对于美国本土而言，就是政府在为自己的政策决定而超额买单。这种情况很难持久，也无法大面积铺开。2024年10月初，美国对东南亚光伏的反补贴税率进行初裁，税率之低出乎意料。

发展美国光伏行业，离不开中国的低成本制造技术。这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犹豫不决。

这些行业的制造竞争力依然掌握在中国制造商的手里。只是它们需要以分布式的方式在全球重新储存能量。第三方国家获得收益，而全球工业平均化的水平在不断上升。

本文摘编自：《大出海》第二章第三节，作者：林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