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让2020年成为史上“最难留学季”。尚未平息的疫情、割裂的世界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使得人们重新审视出国留学的价值。留学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吗？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我们联系到了三位曾在不同时期出国的留学生：上海纽约大学荣誉校长俞立中；曾赴美攻读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的Y-CITY创始人石岚；现美国大二的中国学生Alex，谈谈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独到见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外滩教育（ID：TBEducation），作者：2021工具书联合编委会，原文标题：《留学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吗？横跨四十年的三位留学生这样说》，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留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吗？”
“后疫情时代，留学还值得吗？”
“留学溢价不再，还要不要去留学？”
自今年疫情爆发以来，关于留学“值不值”“去不去”的讨论已经太多，被冠以“最难留学季”的2020年，社会舆论对于留学生的关注，也达到了一种空前高涨的热度。
今年上半年出现的留学讨论热潮
在“局外人”的审视角度中，关于留学的决策，就像是在一台精密天平上摆弄砝码的游戏。
一边，有金光闪闪的名校offer、享受顶配资源的学习环境和打开视野，看见多元文化碰撞的机会；
另一边，则现实许多，高昂的学费、巨大的学业压力、奔赴异国独自生活的种种挑战，都让天平摇摆的结果不那么一目了然。
这也是为什么，当“疫情”和“国际关系”被摆上天平后，我们会直觉性地得出结论：现在去留学，真的没有以前值得了。
然而，对于这个结论，三位“局内人”显然都不那么认同。
上海纽约大学荣誉校长俞立中曾于1985年奔赴英国利物浦大学读博士，在他看来：
如果只是想去镀金，回来更好地找工作，留学成本不一定收得回来。
如果是希望拓宽视野，让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更加完整；对同一个问题，会有更多样化的思考，更好地发现自我，理解人生的价值，那就是“物有所值”。
俞立中
21世纪初赴美攻读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的Y-CITY全球创新学院创始人石岚则同样认为：
全球领先的专业教学实力、对多元文化理解的加深，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平衡的世界观、以及国际化的校友网络等等收获，都让留学不仅仅是一件从物质上去考虑投资回报率的事。
很多价值不是立时三刻就能看见，但绝对受益终身。
石岚
而对于美国大学二年级的中国学生Alex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有着更重的分量，毕竟他正亲身经历着。
年纪轻轻的他对于留学这件事，同样有着自己的思考：
留学的投资回报率一直很低，但这并不就意味着“留学不值得”。
国外疫情严峻、学校开不了学，和体验感糟糕的网课，都是当下正发生的事，但这些极具挑战性的经历，本身也是留学生活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况且真实世界就是充满了这样的不确定。
一、留学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留学的难处有很多，但今年，疫情及其引发的附加效应，强势插队到了留学之难排行榜的一位。
Alex就正经历着这些。由于疫情影响，他不得不选择“go local”（就近入学），一边在夜里上美国学校的网课，一边也正常读国内学校的实体课。
但更艰难的，还是3月春假前，由于美国疫情爆发，学校迅速做出实体课转网课的安排后，要求所有学生一周内离开校园。“一下子很多人没有地方去了，机票也不好买。” Alex说。
这并非个例，当时国内几乎每天都有“回国机票被炒到天价”“买机票被骗”的新闻报道，而国外应对疫情的消极态度，又让留下变得前景渺茫。留学生那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至今也让不少家庭感到后怕。
对于这种黑天鹅事件下个体处境的艰难，Alex并不过多咂摸品味，反而积极明朗地讲起了和朋友们匆忙搬进公寓后没有厕纸的小趣事，“原本就想大二出来住的，提前感受了一下，好像没有想象中美好。”
Alex笑着说，“但是很有意思。”
类似的事件，在20年前也同样上演过。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让刚刚走出校园的石岚直接遇上了“最难就业季”，“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烈火烹油的繁荣时期，忽然之间，工作变得特别难找，一直听到公司裁员的消息，股价也跌得厉害。”
石岚回忆，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会失去签证。所以朋友们想了很多办法，有的赶紧找工作，有的再去申请学校，还有的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结婚留下。
同时，美国“9·11事件”发生，不仅引发了大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在其他方面也造成许多不确定和挑战。两年后，石岚按照原先的计划回到国内，在北京又碰到了“非典”暴发。
“当下肯定是会焦虑、迷茫的，可能也会想，怎么这么倒霉。”石岚笑说，“现在回头去想，就觉得心态上更强大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
不过，毕竟这些突发事件不会经常发生，相较而言，异国生活、文化差异和学术压力，可能才是每一届留学生都要面对的标配挑战。
1985年，俞立中赴利物浦大学进行博士研究，就有很多这样的挑战。做博士论文时，照着一篇文献里的方法做实验，但怎么做都跟预设结果不符。
“我就给作者发e-mail，他让我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教我怎么做，但还是有沉淀。后来我索性跑到外地，在他的实验室，由他直接指导做实验，呆了两周，还是有沉淀。后来，我们动脑筋改进了办法，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前后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俞立中说。
这件事给了俞立中很多启发，一是要交流，主动寻找帮助，二是遇到困难决不放弃。“一个人的幸福感，往往就是在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后才能感受到的。”
二、永远好奇更大的世界
从1985年到2020年，从英国到美国，从本科到博士，三位“留学生”的经历虽不尽相同，但说到在异国求学的最大收获，三位都不约而同地把“开拓视野，见识并理解多元文化”放在了第一位。
在利物浦大学的五年期间，俞立中的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博士研究中的。毕竟当时，英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于国内而言，优势巨大。
但除此之外，俞立中还特别关注英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花了很多精力与教授、同学们进行沟通交流。
在俞立中看来：
它（留学）提供了一个融入多元文化的机会，能使我更切身地去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
还有，它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在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之间去进行比较，才能更全面地构建自己的世界观。
新世纪初，石岚面对的那个“新世界”，则更多体现在生活中的“文化冲击”。
“美国同学在校园里随地而坐，聊天、看书或者写作业，这样一些小的细节对当时的我来说，有点小冲击。”石岚回忆道。
“当时我们（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大，美国整个环境的干净和放松，每个人那种自在、自信、自我的精神状态，还是很不同的文化体验。”
转而一笑，石岚想，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太会感受到那种差别了。“大家平时就交流很多，差异也不那么大了。”
2019年来到美国的Alex确实不太有新奇感了，甚至留学本身就是一件再顺其自然不过的事，身边的朋友几乎全都是这样的，读国际化学校，然后出国。
而这趟旅程于他而言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走出生活的“小圈子”，去看见那些更大的挑战。
自疫情爆发后，不少专家学者都曾表示，全球化进程遇阻、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都将给这一代留学生带来巨大的挑战。
而Alex的真实生活就是这一代人的小小缩影，挑战都客观存在，但也正因如此，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也变得尤为重要。
同学来自世界各地，Alex很能理解大家都更愿意跟同国的“老乡”玩儿的现状，但如果能改变这种现状，实现更大范围的学习、交流，那当然是更有意义的事儿。
另一方面，大一的这一年，收获了三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好朋友，是Alex最开心的事。但比起旁观者看到的融入和交流，他更看重的其实是，在异国求学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Alex对交友的理解是非常健康而思辨的，显然，这个孩子身上正逐渐显现出两位前辈所说的“更多样的思考”“更平衡的世界观”。
而留学经历带给他们的，显然远不止这些。从俞立中和石岚两位前辈后来的职业、人生发展来看，留学经历都让们在“跨文化沟通交流合作”等方面，表现出了更加卓越的能力。
在华师大任校长期间，俞立中积极推进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在中法学术交流、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很多贡献，并因此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201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创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举办的大学。俞立中担任了上海纽约大学创校校长，并用八年时间将其打造成为一所学术卓越、有口皆碑的国际化大学。
而石岚回国后打造的Y-CITY全球创新学院，聚焦科技和教育的方向也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她在麻省理工读硕士学位时，选择的就是一门交叉学科，以前沿科技和跨学科学习见长的MIT让石岚在之后多年仍然受益。
另一方面，强大的校友资源也让她在整个创业过程中获益良多，但石岚更看重的，是同那些富有启发性的同学、师长相处对自己为人的影响。
三、留学的“变”与“不变”
疫情、国际形势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显然已经导致了2020年会在留学历史线上变成一个特殊的节点。
这也就造成了，在今天，我们除了像往年一样纠结“值不值”的问题，更要讨论“去不去”的抉择。
八十年代的留学，是少之又少的事，公费选派为主的留学生中，“被选中”就多半不会放弃；九十年代开始的“出国热”，则让所有力所能及的家庭都会争取孩子留学的机会。
在今天的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当中涉及到每个家庭的考量因素可能就会复杂得多，而三位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留学生”也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
1. 现阶段的留学趋势，不会改变
疫情结束后的世界，会有怎样的变化？在俞立中看来，疫情后的世界，有变，也有不变。
其中，不变的，就包括留学。尽管疫情下的留学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学生流动、出国留学的趋势不会有大的变化。
总体来说，现代教育体制，包括学校这一模式，其实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工业革命成果。
提到更理想的教育模式，注重知识、技能、价值观全面发展的教育，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西方教育。这一观念、这一大的教育格局，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
曾在MIT感受其工程学科的强大魅力，石岚也同样具有这样一种观点。“国外高校在很多专业领域中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更个性化的教育、更前沿的研究，诺贝尔科学类的奖项还是都在国外。所以寻求这样的教育，国外确实更有优势。”
2. 留学溢价，已经不存在了
在俞立中看来，从纯粹的投入产出比来看，所谓的留学溢价，已经不存在了。
很现实的例子是，留学生在职场上的就业竞争力，是否还如二十年前那么有优势，很难说了。
石岚对此是有直接体会的，“我们现在面试很多新人，不会因为他是留学生就给他比国内毕业生更高的薪资，要看综合的竞争力，智商、情商、学习能力、应变能力等。没有所谓‘留洋镀金’的说法了。”
Alex则简单明了地算了笔账，“以我为例，我们学校国际生学费每年7.8万美金，再加0.2万生活费用（其实远远不止），一年8万，四年32万，汇率以1:6算也将近两百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对绝大部分学生来说，都不是毕业前几年就能赚回来的。”
3.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追着名校走
很多中国学生留学很重视大学排名，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如果进不了排名前50名的大学，基本就不用去了”。
在俞立中看来，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要靠学校牌子来支撑，这是很可悲的。
Alex同样提到了相似的观点，中国父母好像总希望孩子去把“藤校”申请个遍，但其实这种心理就没有搞清楚留学的机制。
“孩子能不能考得上是一个问题，合不合适也是一个问题。”Alex用自己举例说。
“像我最感兴趣的这个专业，我就会从这个专业做得特别好的大学中去选择，而不会去优先考虑这个大学的综合排名。比如我当时对范德堡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也都很感兴趣。”
三位“留学亲历者”的讲述，或许能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与其说留学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倒不如说，留学的“镀金时代”过去了。
“留洋”“海归”“名校”，一个个闪亮而灼目的标签都可能归于平淡，但留学亲历者们通过这段经历的学习、生活而内化到自身的多元能力与思维品质，其价值永远重要。
正如俞立中所说，“未来，人自身的竞争力与核心价值，才是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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