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小川观察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降”时，美国的储蓄率却正在发生逆转。一直以来，美国人爱消费，中国人爱存钱是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不过，近期这种印象正在发生改变。
根据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Ellen Zentner的最新研究，美国消费者从4月到7月的储蓄总额达到了惊人的12.5万亿美元。
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此前也曾公布报告称2020年4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上升至33%，创下了该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追踪这一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相比之下3月份仅为12.7%。美国储蓄率上一次创下历史纪录是在1975年5月，当时的储蓄率为17.3%。
储蓄格局的变化，背后是经济势能的变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邱牧远（中国工商银行研究院博士后），头图来自：unsplash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储蓄率便持续走低。
以个人储蓄率为例，美国私人储蓄率2000年时从1992年末的10.6%下降到4.2%，在2005年7月达到2.2%的历史最低点。截至2019年底，美国私人储蓄率大概在7%左右，远低于G7国家的平均水平。
储蓄率过低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与经济的一系列失衡问题密切相关。
一是会带来过度负债问题。储蓄率过低意味消费持续超过收入增长的步伐，带动杠杆率持续上升，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2007年末，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一度高达98.6%，较2000年提高20个百分点。随着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高杠杆让居民资产负债表迅速萎缩，成为次贷危机迅速蔓延的重要推手。
二是国际收支失衡。低储蓄与高消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过度消费会导致经常账户失衡，本币贬值。截至2005年底，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6.0%。尽管此后有所收窄，但目前仍维持在-2%左右。
三是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增长放缓。尽管在减税等刺激政策下近年来美国经济呈现景气走势，但持续过低的储蓄率导致的美国投资不足，政府赤字不断上升。
截至2019年末，美国联邦债务的法定限额已经达到22.68万亿，较2000年增加17.09万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1.22%的盈余转为4.64%的赤字。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出现了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20年4月份美国私人储蓄率达到33%，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二季度有所回落，但目前仍维持在14%左右的水平，超过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值。
更多是预防性储蓄
那么，为什么美国私人储蓄率会在短期迅速升高？
储蓄率激增源于疫情对美国消费需求的抑制。从美国家庭的支出结构看，食品、交通和住房在美国居民支出中占有较大比例。
但在疫情期间，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业处于疫情传播的“风口浪尖”，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对病毒的恐惧，抑制了相关消费，需求大幅减少。
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下降13.6%，二季度环比下降33.2%，创195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降幅。尽管重启经济后消费有所恢复，但8月美国个人消费也仅为12.8万亿美元，不及2019年末的水平。
换言之，美国储蓄率的短期激增，实际是疫情抑制消费需求引发的“被动储蓄”，居民长期“高消费”的习惯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经济衰退下，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上升，也支持储蓄率短期走高。经济衰退过程中美国私人储蓄率一般会有所上升。
新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经济衰退后，美国私人储蓄率从2000年末的4.2%上升至2001年的6%。次贷危机后，美国私人储蓄率从2007年末的4%左右上升至2012年的12%。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以来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二季度美国GDP增速为-9.14%，失业率一度超过14%，9月仍处于8%左右的高位，是二战以来的最差情况。
目前，美国国内的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10月以来，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始终保持在4万人以上，累计确诊已经超过860万，在悲观预期和避险情绪的带动下，美国居民或提高储蓄水平以应对收入的减少和医疗健康支出的增加。
私人储蓄率走高可能还与近期股市景气有关。为应对经济衰退，美国3月以来陆续实行了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
但从目前来看，增加的流动性并未带动实体经济投资的同步增长，反而大量流入股票市场推动股指一路走高。
5月以来，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16.5%、29.43%和18.6%。股票市场的持续增长让居民愿意将更多收入投入资本市场，带动储蓄率水平进一步提高。
不会发生趋势性逆转
从中长期来看，疫情后美国储蓄率或将回归之前的低水平，不会发生趋势性逆转。
一是宽松的货币环境不利于储蓄率进一步升高。利率是储蓄的“潜在收益”，持续率低利率会持续压降居民的储蓄与意愿。
特别是近年来，欧元区、日本长期维持负利率的政策，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也面临着利率下行的趋势。
尽管，此前已经步入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轨道，但新冠疫情爆发迫使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重新降低至零利率区间，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政策让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遥遥无期。
预计，美国零利率政策至少将维持到2023年。在此背景下，货币贬值让储蓄只能获得负的实际收益，抑制美国储蓄率进一步走高。
二是创新能力下降，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决定了储蓄和投资的收益，是决定储蓄率中长期走势的最重要因素。
凭借开放的环境和在基础科学领域的雄厚实力，二战后美国的创新能力一直领先全球。
但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的创新活力明显放缓。2009年至2018年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仅增长仅为0.76%，远低于之前十年1.61%的平均水平。
从目前看，美国在前沿科技领域仍未出现重大突破，经济潜在增速或将维持在目前水平，让储蓄率很难发生趋势性上升。
三是人口老龄化将对储蓄率构成持续下行压力。老年人健康养老支出费用高，储蓄意愿低。
目前，美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至1.87左右。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6%，预计到2050年时，这一数字将达到27%。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私人储蓄率或将进一步承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邱牧远（中国工商银行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