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热血投身乡建，他所经历的农村二十年

大学支教：思考乡村问题的开始

大学时，我学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治沙”专业，全称叫“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治理”。

我虽然是广西人，但去了陕西上学。因为那个时候倡导西部大开发，西北地区荒漠化问题严重，高考时我才报考了治沙专业。但是上大学后，我每天都很郁闷，因为我们是冷门专业，同专业的大多数人都是调剂来的，就为了重点大学的毕业证。

去学了专业知识之后就更加失望，那时候都说“大学生就是中国的未来”，但我们专业的很多前辈进入所谓“机构”上班后，就是整天喝茶、看报纸，没有什么事情干。反而一些民间人士，人家拿着一把铁锹就投入治沙一线，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学校里教授的专业课很多却是教沙漠里面修水渠，在不应该种树的地方种树。当时我的心态三观都在崩塌，也没有长辈能给出指引，整个人是迷茫的。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的教育是不是有问题？

上完大学后，我也没有想在社会上找工作，刚好那时候有西部志愿者计划，便报名参加了。当时去的陕南的一所乡镇小学当支教老师，那段经历对我影响很深。

当时我去教的五年级的数学。要知道，让一个支教老师教主科，还是五年级的学生，这说明学校很重视我呀，我还是很兴奋的。但结果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人都傻了：全班48个孩子，只有一个人及格，剩下全是不及格的，还有考几分的、十几分的。

我的学生告诉我：“老师，他们把班级都打乱了，把好的挑走了，把差的留给你了。”我才知道有个排名制度：如果班级今年排名不好，老师就要被发配到更偏远的小学去。当年跟我合作的是一个还没有转正的老师，不在编制内。而我是个支教老师，也无所谓。

了解这些事之后，我就更认真地教学，还得了300块钱的奖励（当时在当地还是一笔不少的奖金），因为我教的班级学生90分的比例、过及格线的比例等等指标都快超过好班了。校长高兴坏了，他们也没有想到那个多年来倒数的班级，一下子就甩掉了倒数的帽子。

但当我开家长会的时候，来的都是爷爷奶奶，有些孩子甚至没有家长来开会。他们说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到了下半学期，有两个个头比较大的女生跟我说：“老师，我不能跟你上学了。我要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第一次遇到这样情况的我当时就傻了，这才是五年级的学生呀。从那之后就再没有她的消息了。

在那之前，我一直在上学，从没有接触过这些现实。现在仍有很多大学生看不到真实的乡土是什么样子的。就算是跟随老师参加一些调研，可能去的也都是明星村、示范村。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即使我自己带娃很辛苦，也不愿意把孩子丢回老家去——我就是目睹留守儿童问题才走上乡建这条路，不能再把自己的孩子也弄成留守儿童。

支教的经历让我看到教育有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村子里没有人，中国的乡村出了问题，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要去参与乡建的原因之一。

在乡建学院，通过合作重建乡村秩序

我到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时，是2005年的夏天。当时邱建生、黄志友、潘家恩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快两年，但学院还是处在开荒的状态。

●年轻的老六在乡建学院，下图的驴后来被带到了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成为农场的象征。

那时候办乡建学院，想的是建一所真正办给农民的学校。因为很多所谓“农业教育”并不是面向农民的，农民是没有地方学习知识与技能的。

所以我们想探索在村庄里面办学校的可能，面向全国召集学员。在纸质媒体时代，温铁军老师的《中国改革》杂志还是有相当传播力的，再通过农民之间口口相传，学员觉得课程不错就推荐给同村的村民。

乡建学院当时主要教农民这几件事：合作经济、生态农业、生态建筑、试验区工作、志愿者培养，还有帮助农民开展其他的方面合作。

当年已经有像河南的南马庄、安徽的南塘合作社这样的“明星”，也有一些小合作社在运作。我们也尝试收集全国各地的案例，讲给农民听；同时把合作社的问题理论化，尝试把“农民合作社”的概念推向大众。

尽管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呆了三年后就离开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于2007年关停），但是回头看，还是有很多让我们欣慰的事情，比如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法》的出台，我们当年的工作多少还是有一些贡献。在那之后，虽然合作社“真假李逵”层出不穷，但至少大家都知道，农民去做合作社是一件受法律保护的事。包括这几年从原来只允许做单一生产性合作社，到允许综合性合作社，也是一种往前走的探索，口子在一步一步变大。

●2006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允许五名以上的成员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2017年修订时又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相关规定。

当时重提合作社，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村庄需要重新构建内部秩序。当时的村庄存在劳动力外流的趋势，在青壮年劳动力流出之后，只剩下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群体，甚至村长、支书都没有精力去管理村庄了，村庄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此时的乡土是需要有人去协助的。合作社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协助，这并不是说村庄要回到过去的公社时代，而是帮助村庄从失序走向有序。

二是解决分散的小农面对市场的问题。面对市场不仅仅是把东西卖出去，也包括从外部购买，合作社类似于当地中介的平台。

看待合作社能否解决村庄失序的问题，关键在于怎么理解合作与组织。以前在乡建学院的时候，我们也常讨论什么是组织。比如当时我们发现：河北平原浇地是各家轮流的，一口井管周边几块地，需要有一个井长管理排队的秩序。排到你家是凌晨三点浇水，你就得凌晨三点起来，错过这个时间，对不起没水了，等下一次人家浇完了你才能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组织的形式。

并不是说村庄只剩老人、儿童、妇女就没有组织了。组织依然是有的，只是不像青壮年劳动力在村的时候，那样有秩序和活力。

当年的失序是突然分崩离析。大家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糟糕的状况，政府也没有办法兼顾。零几年的时候，农业税取消，地方政府的资金被抽掉了。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运动，至少在物质层面上，政府将秩序又重新构建起来。虽然人口依然在外流，现在政府可以安排社工站、驻村干部去处理问题，但当时村一级是虚的。当然乡土也还存在一些秩序，比如只要白事发生，就会有人站出来主持活动。

过去乡土社会的合作是基于中国的农业生产状况，比如农业用水就需要整个村的人合力才能解决。因此，先有需求才会有合作。过去整个乡土社会是一个小小的系统，在运作时呈现出多元的需求。但是当青壮劳力外流，农业生产结构也变得很单一的时候，这种需求就不会频繁地出现。比如现在的水渠维修，可能政府请个施工队就解决了。

但是乡土中组织的文化基因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会偶尔复活，就像给整个村子短时间内“插上氧气机”。比如在生死大事的时候，此时村子里面又凝聚起来，短暂地活跃一下。所以我们推动合作社的时候，是面临着原有的需求没有激活，导致很难从外力推动合作社或村庄发展起来的情况。如果村民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合作互助，村子里面很多公共事务是可以做起来的。

我们首先想到的公共事务，是道路、水利这些基础设施没有人管。其次，文化先行，村里的老人、妇女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但大家更多关注的还是收入问题，所以各地才组织了经济合作社，比如南马庄“教授卖大米”，有统购统销，降低农民风险。统一购买农资，降低成本，相当于给农民省了一笔钱。

同时我们还在思考，除了合作社之外还能做点什么？所以才会有生态农业工作室、生态建筑工作室。

我当时也是在生态农业工作室负责种地的人之一。乡建学院里面有一块地，但是大学生们谁也没干过农业，生态农业工作室就把麦子地、果园等等管起来，变成一个自循环系统，然后积累经验，再去跟农民推广。当时大家都没有做过生态农业，只能粗糙地提出“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的“三无”理念。没想到20多年后，很多人还在用这几条标准，这其实是一个很粗糙的概念。

●乡建学院的麦田。老六后来对于生态农业的更多看法，详情见整理稿的上篇。

搞生态建筑更看重的也是协力。以前农民造房子是靠大家互助来建设，不用靠现金支付，就把房子盖起来了。现在都是请施工队或者包工头来负责，农民必须要进城打工，换来现金，才能盖房子。请施工队来盖，确实又快又好又漂亮，但你支付给他的钱，他用来从外部雇工，工资不会在当地花销，原材料也是从外面拉来的，这是一个流失、开放的链条。

如果请大家互助，今年你帮我盖，明年我帮你盖，虽然可能盖得慢一点，也没那么好看，但是房子同样盖起来了，同时积累与触动留在内部，这个链条是相对闭合的。

●老六和黄志友（现任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在学院的生态建筑前。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社会变化的缩影，从“互助造物”走向了“商业造物”。教育也是这样，原来可能在村和乡一级就能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现在必须到县城。农民面临的是买房的压力和更大的教育投入，种地没办法支付起孩子的上学成本。而且十多年以来，这种成本还在不断地提高。

也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商品化的方式，打工赚钱完成阶层跃升，这确实是一条道路。但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式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只有一条路。当农民不想被卷到城市里，走完全商品化道路的时候，另一条路在哪里？现在是没有的。

●当年的年轻人们在离开晏阳初乡建学院前的合影。

重返广西与老种子保育

其实农业的问题不只在农村本身，而在于大家怎么去思考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市通过教育、医疗各种集中，就像抽水机一样，不断地从农村抽资金、抽资源、抽人才。关于城乡应该怎么发展，不应该只是农民的问题，城市的人如何去看待这种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北京办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的定位是一个教育的窗口。它不只是在尝试商业化的配送模式，而是希望它变成市民了解农业、了解城乡问题的窗口。现在有更多人来做类似的工作，但以前的市民没有那么多机会去了解农民、农业、农村。

●小毛驴市民农园2008年成立于北京海淀，一直运营至今。这里也是中国最早实践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CSA）的农场之一，市民可以租份额地，由农场配送到家，也可以自己租地来农场劳动。图1、2：2008—2009年，众人从一片荒地建设出菜园，最初的一批年轻骨干许多来自晏阳初乡建学院；图3：老六和农场工人在一起；图4：市民前来农场劳动，管理份额地。供图：老六、小毛驴市民农园

前面只说到市民了解农村，但另一个问题还没有回应到，如何解决小农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不断有打工潮人口外流的趋势。

第一批打工潮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到2011年我离开北京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现在又过去十几年，那一批老的打工人已经干不动了，他们将面临回农村或留城里的选择。但流出去的打工人回得去家乡吗？或者应该怎么返乡？

恰好西南是人口外流最大的一个区域，我当时最感兴趣也是这个问题。离开北京后，我跟几位朋友办了重庆打平伙社区食堂，后来机缘巧合回到了广西。自从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认识广西，在社区伙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PCD）工作的那几年有这个机会。那时候作为社区伙伴工作人员，可以天天下乡，了解农村真实的状态，也并不觉得苦。

●2012年，老六在重庆办国仁打平伙社区食堂，食堂提倡“本地生产，应季消费”，由买卖双方共担成本。

那时候，我们在本地做了不少保护地方品种的工作。

谈及品种保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鉴别一个品种是否是地方品种，不是用种植多少年去衡量的，也不只是以是否适合当地种植去判断的。举个例子，广西很适合种砂糖橘，但砂糖橘其实只是当地的经济作物，受市场的波动影响非常大，风险不是农民可控的，它不能算是当地的地方品种。

那么该如何定义地方品种呢？除了要适合当地种植，第二个条件就是，需要跟当地生活、文化紧密相关。举个例子，广西当地节日在包粽子或者做粑粑时必须用到特定糯米品种，他们不接受用其他品种的米来做这些食物。这样糯米本身绑定在文化系统里，可以成为地方品种。

我们要去保护它们，一方面是因为品种在消失，我们出于种质资源的重要性而推动保护。毕竟农民的精力是有限的，种了经济作物后，粮食、蔬菜或者油料作物可能就不种了，用种砂糖橘的钱去买可能是转基因的油，或者农药化肥种出来的米。这其中也包括健康、环境等等隐性成本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探索另外一条路：不一定要买口粮、买油料作物，至少自己家保障自己的口粮安全是可以做得到的。现在很多农友意识到了这点并做出改变，原先他们没注意到，这几年可能是被我们天天啰唆，听多了的缘故，他们也开始重新去种水稻，在菜园子里种上菜。

●老六在广西国仁开办水稻选育班，培训农友对地方品种做引种、保种、留种、提纯复壮。

其实和一般想象的留种不一样，保种、育种等一系列操作，是非常专业、非常耗人力的事情，而且重要的种子都被国家收到种质资源库了。我们去推动的时候，一般不跟农民强调这个品种会不会失传，因为该有的种子，库里都有备份。我们一般不建议农民都去专业地搞育种，一个镇有两三个人感兴趣，能坚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精力。

但如果大多数农友都能够做到留种和提纯这两件事情，那就很有意思了。留种并没有很复杂，你到稻田里面认真一点走一圈，留一下种子，这件事情就做成了。

拿水稻举例，有些地区隔一条山就有两三个水稻的品种，整个区域就有二三十个品种，因为有病害，他们也经常交换种子，区域里自发存在着流通。正如刚刚提到的，提纯是件繁杂的事情，原来这二三十个种子可能是几个村、几百号人在保护，如果把原来上百人完成的事情让一个农友去完成，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所以我经常跟农友说，保留你感兴趣的种子就可以了。当然也有一些农友对种子是很有热情的，这是值得鼓励的，但并不建议所有农友都专门做这件事。如果每个农友留三四个品种，这样的农友多了之后，附近可能有二十个人在做相似的事情，互相之间有联系，想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就容易得多了。

●广西生态农友年会上，生态农友交换各自带来的种子。图源：山水涅槃朴门中心

二十年后的变化

最近我在广西下乡，看到的情况又和过去有所不同。原先路没修好前，人们光走出村子可能要花三四个小时，但现在公路和高铁修好了，人们的流动性更强，乡村空心化问题并没有缓解，重建的秩序也是严重依赖外部资源支撑的，这也是广西乡村发生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虽然大家离开土地已经太多年，但现在离乡村还并不远。暑期我和消费者聊天，他们说，我一脚油门就到老家了，所以这种割裂感还不是那么强烈。但随着城市更加集中，在未来一代的时间内，这种割裂感才会慢慢呈现出来。

我父亲那一辈已经六七十岁了，当时出去打工的还比较少。以前在家乡还做过农业，可以说，他们就是最后一代承接传统农业的小农。但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已经不了解父辈是如何种地的，从小直接学到的就是如何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所以，我担心的是当老一辈农民走了之后，四五十岁的农民将怎样面对农业。而且，他们还将背负着教育、医疗、养老，这新的三座大山。

未来经济发展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我不是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去预判。农村未来的出路还要靠新一代农民自己去探索，去想象。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找到这条路，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想走那一条路，有些路是走得通的。

关于老六对生态农业的思考、在广西组织生态农友培训等经历，请参见整理稿上篇《离开书本，怎样办一场“言传身教”的农业培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由“食日谈”播客整理而成，内容略有改动，作者：老六，整理：陈慧英，编辑：王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