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写作十年，他想走向更辽阔的世界

大家好，我叫刘子超，是一名作家。这些年我写过四本旅行文学：《午夜降临前抵达》（关于中欧）、《沿着季风的方向》（关于印度和东南亚）、《失落的卫星》（关于中亚），最新的一本叫《血与蜜之地》（关于巴尔干）。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位中文作家对世界经验的表达。对我来说，世界就像一幅拼图，而我想用未来更长的时间，以一个中文作家的视角，将这幅拼图拼贴完成。

某种意义上，《血与蜜之地》可以算作我的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的续篇。《午夜降临前抵达》讲的是我在欧洲腹地的见闻：从柏林出发，漫游欧洲大陆，到达意大利的边境城市、巴尔干半岛的门户——的里雅斯特。《血与蜜之地》则是十年后从的里雅斯特启程，穿越巴尔干半岛，最终抵达半岛最南端的城市——雅典。

回首旅行写作的这十年，我发现自己渐渐得出了一个朴素的观点：旅行写作的核心，不仅是从外部旁观，更需要深入接触和理解那里的人——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是我的写作所要追寻的目标。

观念虽然重要，实践则需要面对更多意料之外的挑战。比如写完《失落的卫星》之后，疫情骤然而至，打乱了我接下来的计划。在度过了最初的忙乱后，我去了拉萨，找了份工作，同时等待重新上路的机会——我以为不会等待太久。

三年过去了。

2022年11月，我才有机会再次启程。我先飞到巴黎，却被告知行李落在了北京——机场的工作人员似乎已经对国际托运变得陌生。同样变得陌生的还有眼前的世界——如果说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我发现自己僵硬而笨拙。

因为疫情原因，下一班从国内飞往巴黎的航班要在一周以后，而最近一趟航班是三四天后飞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为了拿到行李，我只能往北走。我穿过法国北部，进入尼德兰地区。我在比利时、荷兰闲逛了一阵，走访了几家修道院啤酒厂。我发现，酒厂附近有大片大片的墓地，全都埋葬着一战阵亡的士兵，三四个人共用一个墓碑。

我当时有了一个想法，是否可以写一本关于战场的书。从比利时到荷兰，是一战的西线战场，继续深入欧洲中部，就会经过二战的战场。再从这里往南走到巴尔干，就会抵达南斯拉夫解体战争的战场。而往东走，就会进入俄乌战场。

我拿到行李箱后，就按照这个想法往东走，走过德国、波兰、捷克，再进入奥地利。我重访了《午夜降临前抵达》中写到的一些旧游处——德累斯顿、布拉格、维也纳、的里雅斯特。我发现我依旧喜欢那些地方，不仅是因为那份久违的自由，也因为附着在那些地方的回忆。

不过，关于《战场》这本书的想法在进入奥地利后，有了一些变化。在维也纳的陆军历史博物馆，我看到费迪南大公遇刺时身穿的天蓝色制服，领口是一个小小的弹孔——正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的一枪，点燃了一战的战火，造成了我在比利时看到的那么多人的死亡。

接着，在奥地利南部的格拉茨美术馆，我又看到了波黑女艺术家卡里梅奇的作品《波斯尼亚女孩》，背景就是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种族大屠杀。

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紧邻塞尔维亚边境，是塞族共和国境内的一块穆斯林飞地。1995年7月，波黑战争已近尾声，这里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种族屠杀事件。

波黑塞族军队在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的指挥下，占领了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在短短数日内屠杀了近八千名波什尼亚克族男性。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后来被国际刑事法庭定性为种族灭绝，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种族屠杀事件。

当时我非常震惊：在我们认为已经和平的1990年代，欧洲大陆上竟然还有种族屠杀发生。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巴尔干本身就隐藏着足够多的历史和故事，拥有足够的深度。

十年前，在写《午夜降临前抵达》时，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似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民族主义常被视为一种陈旧过时之物。然而，过去十年的现实表明，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浪潮正在重新席卷世界。全球化的副作用、移民潮与难民潮、科技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孤立无援，因而重新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寻求慰藉和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巴尔干半岛，重新寻找那些“血与蜜”的印迹，或许会让这段旅程和这本书都多一分现实意义。

我并非学者，而是希望怀揣一颗作家的敏感之心，以探寻的视角，带领读者一起深入陌生之境。如果说，一路上的城市和乡村是点，我的行走是线，那么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是写作的主轴。

每一次陌生的相遇都是一次邂逅，像交错而过的流星，划出火花。我想要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火花，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故事，既属于他自身，同时也是那片土地的切片。

十多年的旅行书写，我遇到过不少让我难忘的人。下面我就分享几个在旅途中遇到的人的故事，看看从他们的故事里如何映射出那些地方的现实。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波黑的城市莫斯塔尔。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银行职员达米尔。

对波黑的名字，大家或许并不陌生。它曾经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地下》等都发生在波黑。

实际上，直到今天，波黑依旧是整个巴尔干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也是巴尔干民族主义矛盾的缩影。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解体战争中，波黑都经历了最为惨烈的杀戮，而这一切并非偶然。

波黑是一个民族和宗教多元的国家，主要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波什尼亚克族、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和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组成。1991年，随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波黑的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也开始寻求独立，而波黑的塞族则坚定反对。

1992年，在波黑塞族抵制的情况下，波黑宣布独立，内战随即爆发。战争持续了三年半时间，造成约20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

1995年12月，战争各方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宣告战争结束。根据协议，波黑被分割为两大实体：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组成的波黑联邦，以及塞尔维亚族建立的塞族共和国。

波黑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是两个实体各自维护着独立的主权和边界，各自拥有总统、总理、各部长等政府机关、议会、警察。代顿和平协议虽然停止了战火，却未能实现深层次的民族和解。所以，时至今日，波黑仍像一颗悬挂的定时炸弹，内部的紧张关系随时可能再次引发冲突。

我去的城市叫莫斯塔尔，到那里是为了去看一座奥斯曼时代的老桥——那是波黑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不过，当我来到莫斯塔尔以后，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波黑战争已经结束近三十年，莫斯塔尔的市景却像定格在了那时一样：街边的建筑物布满弹孔，被炮弹炸毁的房子就那么留在原处。

莫斯塔尔本身也是一座分裂的城市。这座城市有两套邮政系统、两个汽车站、两支消防队、两所综合性医院、两家电力公司、两支足球队、两个垃圾回收厂和两家热门夜总会。它们泾渭分明地服务于这座城市的两个主要族群：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

两个族群的界线分明，沿着城中一条南北走向、与内雷特瓦河平行的大道形成事实上的分界线：波什尼亚克族居住在分界线以东，克罗地亚族居住在分界线以西，而大多数塞族人已经逃离此地。

这条分界线曾是战争期间的前线，沿途随处可见弹孔和废墟。尽管分界线早已失去原有的军事意义，但它仍然深深地印刻在人们心中。时至今日，两个民族的居民依旧很少越过这条界线，甚至有许多年长者再未去过对方一侧。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公共设施都有两个的原因——每边一个。

不过，我后来得知，有一个例外存在：莫斯塔尔唯一的大型购物中心坐落在克族一侧。有时，一些追求时尚的波什尼亚克女孩会跨过分界线，去购物中心里的ZARA购买新款服装。

时至今日，这条分界线就像一条长长的刀疤，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伤痕，也像某种隐喻，揭示了莫斯塔尔乃至整个波黑，为何至今仍陷于一种半瘫痪的状态。

在波黑，三个主要族群——波什尼亚克族、克族和塞族——在多数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失业问题严重是他们难得的共识。受到腐败、裙带关系和经济停滞的影响，波黑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塔尔的旅游业成为当地居民能赚到一点钱的少数机会。

我就是这样认识的达米尔。他出生于莫斯塔尔郊外的一座克族村落，在城里的一家银行工作。我请他开车陪我去莫斯塔尔西南的克族聚居地转转。我们谈妥了价钱——他会提供车辆，兼任司机和向导。他的开价相当合理，尽管那是个工作日的上午，他还是承诺会在一小时内与我碰面。

我们坐上达米尔的车，进入地势崎岖的山区。这里算是巴尔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当地有句谚语，只有蛇、石头和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才会在这里生长。实际上，这片土地至今依旧是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地区。你会意识到，很多时候，贫穷与激进互为因果，相互维系。

我们那天一起转了很久，聊了很多，但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既然达米尔在银行工作，怎么能在上班时间跑出来？

达米尔解释说，莫斯塔尔的薪资水平很低，即便像他这样的白领，每月也只有寥寥几千块钱。虽然晋升之后薪水自然会多一些，还有拿回扣的机会，但他就是无意于此。

据他自述，尽管已经工作多年，他宁愿待在职场底层。平时既不应酬同事，也不巴结领导。大家都清楚他无意争权夺利，所以只要他做好本职工作，没人会介意他是否迟到早退。

我跟他说，中国有一个词，叫“躺平”，形容的就是他这种生活态度的人。我为达米尔详细讲解了“躺平”的含义，以为会引起他的共鸣。没想到他听后反问：“你们又不是生活在波黑，为什么要‘躺平’？”

我当时愣住了，没想到他会这么回答。他接着说，你平时不会在新闻上看到我们。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说明我们已经陷入大麻烦了。因为只有发生大麻烦的时候，外界才会关注我们。其余的时候，我们都被轻蔑地忽略掉了。

后来，他带我去了当地的一座圣山——据说圣母玛利亚曾在山上显灵。我们爬到山顶，眺望波黑腹地的绵绵群山。

达米尔跟我谈起他对未来的一些打算。他说，带我出来这趟给了他一些灵感。他觉得日后可以做点小生意，带来莫斯塔尔的外国客人做一些一日游项目。

不过，对于这个计划，他还有些不确定。他最大的担忧是，大多数来到莫斯塔尔的游客都是为了看老城和老桥——而这些都是波什尼亚克人的地盘，他不可能插足进去。

我随口提议：“你可以考虑带他们来这座圣山。”

他说：“你觉得除了天主教徒，会有人想来这里吗？”

我说：“有啊，比如我。”

但这个回答显然没能让他感到安慰。于是我又鼓励他说：“起步阶段肯定有难度，但如果坚持下去，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也许下次我们再见，你已经是大企业家了！”

这时，达米尔转过头，静静地审视我，就像侦探在检查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

他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你从中国来，一开口就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业。你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长大，你的成长经验告诉你，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取得成功。但我在巴尔干长大，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城市，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我对未来从来没有那么多乐观的幻想。对我来说，每月多赚几百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

这个故事一直令我难忘。一方面是因为，我看到了民族主义一旦超过剂量的后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所说的“竞争”甚至是“内卷”，在某些地方竟然被视为一种奢侈。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北马其顿。对很多人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存在感很弱的国家。

我先讲吉尔吉斯。这个国家1991年从苏联独立出来，之后发生过两场革命，赶走了两任总统。第一任总统倒台后逃去了莫斯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还是很有文化的；第二任总统则跑到明斯克，被迫过上退休生活。

“9·11”事件后，吉尔吉斯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有所提升，主要因为美国在入侵阿富汗时需要在周边设立军事补给站，于是在比什凯克附近建立了一座空军基地。这让吉尔吉斯人抓住机会大赚了一笔，但由此滋生的腐败问题也让国家陷入了困境。

我想讲的是吉尔吉斯的一位青年作家，名叫阿拜。他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成长在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时代，掌握俄语、英语和法语。他曾坦言自己的梦想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且，他不仅是空有梦想，还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起初他不愿透露细节，担心同行借鉴他的思路。然而，鉴于这是一次中吉两国作家间的历史性交流，他最终还是向我分享了他的观点。

他说，想要拿诺奖，有两个禁忌：绝不能批评绿色和平组织，也不能讽刺性少数群体。他提到，吉尔吉斯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严格来说更应算苏联作家——原本有机会获奖，却因一次在欧洲国家演讲时嘲讽性少数群体，从此被西方世界冷落。而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颁给了高行健。

阿拜和我聊了许多关于国际文坛“政治正确”的话题。虽然他住在吉尔吉斯这个小国，但对这些规则却十分了解。我问他是否发表过作品，他回答说，有一篇小说刚被译成英文，刊登在一家美国文学期刊上。

那篇小说名为《移民的命运》，情节充满“戏剧性”，但这种戏剧性来源于他有意将所有符合移民主题“政治正确”的元素一股脑地塞了进去。这部小说的主题也非常“国际化”：如果将故事中的吉尔吉斯主人公换成在美国底层打工的任何移民——无论是拉美人、非洲人还是中国人——依然毫无违和感。

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小说并非写给吉尔吉斯读者，而是按照他对美国读者偏好的理解精心设计的作品，目的只是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这也让我看到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内心挣扎与现实困境。

后来，我在巴尔干的北马其顿，也遇到了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北马其顿的处境和吉尔吉斯斯坦有点像。这个国家以前属于南斯拉夫，也是在1991年独立出来。采用了“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国名，国旗设计为鲜艳的红色背景搭配一颗黄色的十六芒星。这颗星被称作“维吉纳太阳”或“马其顿之星”，其图案与邻国希腊马其顿大区的州旗相似，仅背景色彩不同。

这一国名和国旗的设计立刻激起了希腊的强烈抗议。希腊坚称“马其顿”这一名称源自古希腊时期的马其顿王国。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统一了希腊，并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希腊将“马其顿”视为自身的历史遗产，认为“马其顿共和国”这一国名不仅是对希腊文化的侵占，还隐含了对希腊境内的马其顿地区的主权要求。

然而，希腊并未详细解释这个毫无军事力量的小国“马其顿共和国”，究竟如何能够对身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希腊构成威胁。

1995年，北马其顿被迫同意更改国旗，采用了全新的设计，但两国在国名上的争议仍旧悬而未决。

进入21世纪，前南斯拉夫的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申请加入欧盟。斯洛文尼亚在2004年率先加入，克罗地亚在2009年紧随其后。北马其顿迫切地希望跟随这些国家的脚步，也提交了入盟申请，但成员国希腊的反对使这一进程陷入僵局。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北马其顿的宪法国名仍然是“马其顿共和国”。

最终，北马其顿在2019年做出妥协，正式将国名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希腊这才同意支持其加入欧盟。尽管这一略显屈辱的更名举措为北马其顿的欧盟之路扫除了一些障碍，但加入欧盟的具体进程仍需时日——因为另一个邻国保加利亚此时跳出来反对，并连续两次否决了北马其顿的入盟谈判框架。

北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冲突同样围绕民族认同和语言问题展开。保加利亚认为，北马其顿地区在历史上属于大保加利亚的一部分，不承认马其顿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坚称北马其顿的斯拉夫人是保加利亚人的一支；与此同时，保加利亚还否认马其顿语作为一门独立语言的地位，认为它只是保加利亚语的某种方言。

北马其顿的国家和民族地位之所以频繁遭受挑战，根源在于其复杂的地理和历史背景。

“马其顿”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地理和历史区域。长久以来，它的界线一直在不断变化。从地图上看，它们就像流动的水银，在奥赫里德湖周围以及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南岸之间移动。

在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混居着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土耳其人。这种混杂状况甚至催生了法语中“混合沙拉”（macedoine）一词。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更多是基于宗教而非民族，对于“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这样的民族身份，他们知之甚少。

到了19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民族主义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兴起。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语使用者，开始被视为“保加利亚人”或“希腊人”，有时也被认为是“塞尔维亚人”。在这个过程中，马其顿地区的控制权和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纷争，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问题”，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等新兴国家，刚刚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枷锁，便投入到对马其顿地区的激烈争夺之中。这些国家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统治过马其顿，因此它们都宣称马其顿属于自己。

正如许多精心构建的民族叙事一样，这些国家纷纷从历史中搜寻支撑自己立场的证据，同时小心翼翼地在故事变得更为复杂之前止步。每个国家心中都有一个“马其顿”，但那往往是一个存在于对辉煌历史的集体幻想中的马其顿，而这个辉煌历史现在被要求为当下注入意义和价值。

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马其顿地区最终被希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分割。铁托政府有意为今天北马其顿的居民打造出一个独特的民族和语言身份，旨在削弱他们与邻近的保加利亚人之间的联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北马其顿人所说的斯拉夫语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关系较远，而与保加利亚语极为相似。然而，经过南斯拉夫时代的锻造，北马其顿地区的居民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当我漫步在这个脆弱小国的街道、广场和博物馆时，几乎随时都能感受到它对自我身份的宣示。

我就是在这个国家的首都碰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位作家和导演。他叫拉塔科斯基先生，长得很像中年发福版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要前往北京进修了。

他告诉我，他已经去过几次中国，还在云南和贵州拍摄过纪录片。每次探访那些少数民族的村落，他都会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身着节日盛装，为他表演欢快的迎宾舞。宴会上总是摆满丰盛的佳肴，白酒更是像自来水一样源源不断。他甚至还有个中文名字，叫“南瓜”。因为他完全吃不了辣，在云南和贵州期间，几乎每顿都点清蒸南瓜。当地人从没见过这么爱吃南瓜的人，因此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这部关于云贵的纪录片在北马其顿的“央视”播出后颇受好评。与此同时，拉塔科斯基先生还致力于文学创作。他一个人前往土耳其，从伊斯坦布尔出发，一路向东，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回来后写了一本书。这本描绘土耳其历史与风土的作品，成了北马其顿的畅销书。他告诉我，以当地的标准来说，那代表三百本的销量。

于是我好奇地问他，在北马其顿是否能靠写作为生。

他大笑说：“那怎么可能！如果仅靠写作为生，那是会饿死人的。在这里，没有职业作家一说，大家都有别的工作。写作，只能作为一种寄托心灵的爱好。”

这两个故事其实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我们往往以为写作是件很私人的事，但其实如果你想靠写作为生，最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和经济条件的社会。这个社会要有复杂的商业结构，有消费文学的需求，有一个完整的产业，有会去买书和看书的读者。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很容易以为这样的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不是。

比如在吉尔吉斯和北马其顿，如果你想成为职业作家，你要么移民，要么用外语写作，要么尽量把故事套进别人的框架里。无论哪种方式，最后你都会变成一个“流亡作家”。

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游历，我几乎在任何角落都见过中国同胞。除了基建项目的工人，还有很多以个人身份出海淘金的人。

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的时候，见过完全不会外语的中国商人。我帮他操作转机手续时，他告诉我，他要去的地方叫布基纳法索。这是西非内陆的一个国家，非常贫穷，战乱绑架不断，但又拥有大量的金矿。这个中国商人就是去那里做金矿生意的。

这次我在巴尔干的科索沃地区——一个事实独立，但未与中国建交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家名字叫“敬中国人”的酒吧。这是一家时髦的精酿酒吧。我在吧台坐下，点了一杯IPA。负责打酒的小伙子就问我：“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我们这家酒吧就叫‘敬中国人’。”我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说“十年前有三个中国人在这里经营一家丝绸店。后来，他们离开了，不知所踪。”然后酒吧的小伙子说“你是第一个来店里的中国客人！”

我当时边喝啤酒边思考，为什么会有三个中国人来到这个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小国，开一家丝绸店，但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现实总是比我想象的更加出人意料。我愿意相信，一定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他们，正如那种力量也指引着我，穿行在寂寥的大地上。

酒吧的小伙子犹豫了片刻，问我能不能合张影，于是我们就合了影。我发现，对“敬中国人”酒吧来说，这或许是个大事件。因为酒吧的小伙子很快就将照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标题就是：“敬中国人酒吧首次迎来中国人！”

还有一次，在乌兹别克斯坦荒凉如月球的咸海边，我也遇到了一个中国人——他的故事让我久久难忘。

咸海曾经是世界第四大湖，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依赖中亚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提供水源。1921年，苏联爆发饥荒，列宁在短短几天内从咸海调运了2.1万吨鱼罐头，挽救了无数生命。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起，由于苏联在乌兹别克大规模引水灌溉棉田，咸海的面积迅速萎缩，如今仅剩下原来的不到10%。

今天，距离咸海最近的乌兹别克小镇木伊那克，原本是咸海最繁忙的港口，如今却离海岸线已有160多公里。干涸的河床上，一艘艘锈迹斑斑的渔船静静伫立，仿佛诉说着曾经的辉煌。随着咸海盐分剧增，鱼类绝迹，短短一代人间，木伊那克的渔民失去了祖辈赖以为生的职业，这片土地也成为环境灾难的最鲜明例证。

我雇的司机正是木伊那克人，他的一段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这辈子他经历了两场巨变：第一次是苏联解体，那改变了他的国家和身份；第二次是咸海的干涸，那终结了几代人的生活方式。这两次巨变，彻底重塑了他的生命轨迹。如果你翻开地图，会发现从木伊那克到今天咸海边的大片区域，地图上呈现的是一片干净的空白，没有任何标记。那么，在现实中，这片空白又是什么模样？

跳过冗长的过程，直接说我的观察：这是一片无边无际、平坦而单调的黄褐色大地，没有树木，也看不到山脉或任何遮挡。开车行驶在上面，无论你行进多久，眼前的景象始终毫无变化。这样开上几个小时后，才会抵达咸海。

咸海边是起伏的丘陵，沙地上散落着贝壳，枯死的植被犹如远古遗迹。阳光耀眼而冰冷，海风带着咸腥的湿气扑面而来，让人感到微微粘稠。

让我意外的是，海边竟然有人影晃动。我走近一看，是四个正在挖泥的工人。他们看到我时也很惊讶。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正在收集泥土中的一种虫卵。这时，其中一个工人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告诉我：“我们的老板是中国人，就住在这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远处有一顶帐篷，一个男人站在帐篷前。工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

为了隐私，我姑且称他为“咸海王”。他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牙齿被烟熏得发黑，身形瘦削，有些驼背，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后来他告诉我，他来自滨州。

原来，咸海盐分升高后，鱼类灭绝，却滋生了一种叫卤虫籽的微生物。这种虫籽经过加工可以成为虾苗的饲料。为了采集这种虫籽，咸海王在这荒凉的咸海边住了整整七年。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一个人住在帐篷里。

走进他的帐篷，我立刻意识到这里没有伴侣的存在——整个空间透着一种单身汉的凌乱感。墙角堆着从中国运来的食品箱，木板床上满是杂物，床边支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悬着一只油腻的灯泡。屋里还有一个北方农村常见的小煤炉，既用来取暖也用来做饭，已被熏得乌黑。这就是他生活七年的全部家当，难以想象这是一个人的长期居所。

咸海王说，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最近的WiFi在160公里外的木伊那克厂房。所有的物资补给，包括淡水，都必须从外面运来。他每两个月去一次厂房，收发邮件，向总部汇报后再开车回到这里。他的四名工人用简单的俄语与他交流，他禁止工人酗酒，但也知道私下里难以完全禁止。他称之为“中国人的智慧”。

这里的生活单调至极。白天，他巡视海边，检查虫卵的情况；晚上，简单做顿饭。他吃不惯工人做的菜，一直坚持自己下厨。前几天他弄到了一些大白菜，兴奋地告诉我还没吃完，说话的语气就像在聊大闸蟹，而不是大白菜。

漫长的孤独生活让他的烟瘾越来越重。我们聊天时，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抽烟。他说，夜晚格外难熬，必须靠酒精来支撑。他从国内带来的白酒早就喝完了，现在改喝伏特加。尽管如此，到了某个临界点，他仍然会感到崩溃。

我问他，这种崩溃是什么感觉？他说，就是心慌得不行，坐立难安。这时候，他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凉的丘陵间狂飙，冲上山坡再猛冲下来，用肾上腺素的刺激来压制内心的不安。他说，附近有一只母狼。他们经常对视，然后他猛踩油门冲过去，把母狼吓得落荒而逃，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一个多小时，直到风把脸吹得麻木，他才稍微平静下来。

那天晚上，我和咸海王一起吃了晚饭。他拿出伏特加，配着一盘他视为珍馐的炒白菜。席间，他翻出手机，兴致勃勃地给我看几年前与别人合影的照片。他记得每一次有人来访，就像记得一场久违的节日，因为这样的“节日”一年才能有一两次。

酒过半酣，他终于谈起咸海的变化。他说，几年前他的帐篷还在海边，现在海水已经退了百米开外。他还提到咸海中有一座岛，传说那里藏着恶龙守护的宝藏。其实，那是苏联时期的生化试验场，曾经沉在海底，如今因海水退缩而显露出来。

后来，他终于离开了。我躺进睡袋，却久久无法入眠，脑中浮现出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那个在刚果丛林中孤独生活的帝国开拓者。百余年过去，曾经属于大英帝国的冒险角色，如今似乎轮到了我们中国人。

咸海王的故事让我震撼。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坚守七年，展现出一种顽强而不可摧毁的内核。我想，像咸海王这样的人可能还有很多。他们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有的为生计奔波，有的怀抱梦想。但无论如何，中国人与世界的联系，似乎从未如此紧密、生动而复杂。

作为作家，我的写作源于一种冲动：去观察、去记录这个世界的变迁，不囿于抽象的理念，而是细致地捕捉那些交织的细节。而在这流动的洪流中，人始终是推动与承载一切的核心。

无论是那些我刚才提及的人，还是书中描绘的其他人物，他们的生存经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卵石，从此刻向未来延伸，勾勒出世界演化的脉络。通过旅行和写作，我拾起这些石子，让它们渐渐叠加，构建出属于我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许比现实更为深邃与稳固。

或许，这就是旅行与写作的价值所在，也是我始终投入其中的原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ID：cyberlawrc），全文整理自旅行作家刘子超在“2025腾讯科技向善创新节T-WEEK”上题为《看世界：走向辽阔之地的尝试》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