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杂志停刊及其记忆实践为研究者探讨大众媒介与个体生命故事的内在勾连提供了契机，也为理解媒介史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视角。本研究建立“以媒为忆”与“以物追忆”的勾连视角，通过对24名具有世代差异的读者进行深度访谈，并结合33份“我和杂志的故事”的个人自传等路径，探讨读者对杂志内容的主题记忆、杂志背后的生活记忆以及媒介变革与阅读习惯的变迁等问题。
研究发现，在以杂志作为媒介物的记忆方面，主要是对杂志内容的主题记忆，包括青春、个性化与趣缘导向。在对杂志作为记忆中介的追忆实践中，包括对少时自我的怀念和对过往情谊的珍视，体现出怀旧的时间和情感维度。在个体记忆中，作为物品和媒介的杂志与个人的生命历程交织，包括对纸媒工作的职业想象、对媒体转型和阅读习惯变迁的反思性怀旧。关于消逝的媒介的个体记忆是媒介史中的“记忆的微光”，体现了记忆主体的能动性和反思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发行研究，作者：冯强、孙璐尔，原文标题：《冯强 孙璐尔 | 以媒为忆与以物追忆：停刊杂志的媒介记忆研究》，头图来自：虎嗅（张一然拍摄）
近几年里，国内外诸多老牌杂志宣布停刊。[1]2018年，《最小说》《文艺风象》宣布停刊。2021年，《飒漫画》《桃之夭夭》《飞言情》《意林·小小姐》等杂志相继停刊。从2022年1月起，《童话大王》这本创刊于1985年并创造了总印数逾两亿册“神话”的老牌杂志也落下帷幕。2023年10月9日，《爱格》杂志官方微博发布停刊公告。国外纸质杂志生存状态同样堪忧。具有22年发行史的日本时尚杂志《风尚》（Sense）宣布在2022年7月刊后停刊。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自2024年起将不再以纸质版形式出现。[2]
杂志停刊的消息不断出现也唤起了读者对曾经阅览和喜爱过的杂志的追忆。社交媒体中有大量相关的讨论，以“知乎”网站为例，“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杂志停刊？”“有哪些你曾经看过的杂志/刊物，现在已经停刊却一直念念不忘的？”这些讨论记录了读者阅读杂志的体验、经历和感悟，也构成了有关停刊杂志的媒介记忆。杂志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不仅形构和中介着记忆的生成，而且其自身也成为被记忆的客体甚至记忆本身，体现着“双重的助记作用”[3]。停刊杂志既保存与建构着读者的回忆，又成为读者追忆的对象。
面对杂志的停刊，个体记忆的闸门被缓缓打开，或关于媒介命运，或关于个体生活。正如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描写的“我”品尝到母亲送来的“小玛德莱娜点心”所勾起的对过往的不由自主的记忆[4]，停刊杂志亦是触发读者记忆的导火索。本研究试图探究这些问题：停刊杂志的个体记忆具有哪些不同的叙事主题？在个体记忆实践中，是否体现了不同的叙事维度？停刊杂志如何与个体生命历程发生勾连？体现着媒介生态怎样的变化？
一、媒介记忆的双重实践：以媒为忆与以物追忆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持续进步，媒介成为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重要中介，媒介记忆议题受到学界关注。媒介记忆研究关注共同过往如何被媒介叙述，如何通过媒介使用形成，以及关于媒介本身的记忆[5]，媒介记忆因此有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以媒介为记忆载体的研究，尤其关注热点时刻、纪念性时刻中的媒介如何影响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二是以媒介为记忆对象的研究，考察寄托其上的记忆。总体而言，媒介记忆研究目前以前一种路径居多，以媒介为记忆对象展开的研究相对缺乏。思考和探究对“逝去”的媒体的个体记忆叙事，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起点。
关于媒介的记忆（以下简称“媒介记忆”）因人们遭遇和使用媒介而产生，媒介记忆关注个体与媒介的交往，具有媒介传记和回忆者个人传记的双重性质。[6]媒介记忆研究往往采用“自下而上”的口述史与文化史的路径，从而形成了媒介记忆的个体视角。对个体记忆的强调具有特殊的公共意义，普通人借助个体记忆负载的情感和意义，形成与集体框架协商的空间和自我讲述的自由。[7]
然而，个体记忆常常在社会记忆研究中缺席。“秉持涂尔干学派传统的哈布瓦赫处理的是集体记忆，并将个体记忆放置在很低的位置，个体记忆甚至不在他的考虑之列，而普鲁斯特则表明了非自主记忆的个体性，二者间是一种对张的关系。”[8]沿着个体记忆的路径，媒介记忆研究也应该“把个人带回来”，进而重建数字时代记忆研究中个体的主体性，激发记忆研究的想象力。[9]
人们对媒介的个体记忆是媒介传记与个人生命故事的交织，呈现出“以媒为忆”与“以物追忆”的双重视角。在记忆实践中，媒体技术不仅建构或中介记忆，其本身也成为记忆的对象。在以媒为忆方面，媒介作为物品，可以从“文化传记”[10]路径展开记忆研究，探讨物的文化建构与生命流变。
例如，黄顺铭和陈彦宁分析“闲鱼”上的二手实践者如何把iPod再商品化，背后如何展现情感连接和技术怀旧。[11]吴世文和周夏萍研究手机的文化传记，分析手机记忆中的四种场景，并总结了人与手机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三种关联：物质性关联、符号性关联与拟人性关联。[12]以上研究均在媒介作为“物”的维度下展开，进而分析人与媒介的关系，构成了“以媒为忆”的研究路径。
相较于“以媒为忆”的研究路径，在“以物追忆”的视角下，研究者通过对不同的“中介物”展开分析，强调物品在个体记忆、生命历程和社会关系建构中的特殊作用。“大众媒介物如何经由青春记忆和怀旧文化‘以物追忆’，形塑怀旧社群、身份认同和公共想象是此研究路径的主要议题。”[13]
比如，孙信茹和杨星星以大等喊傣族村寨中的家庭照片为研究对象，讲述照片背后的家庭故事，照片是保留和凝聚共同文化记忆的重要渠道。[14]孙信茹和王东林对“迷你”四驱车的研究发现，“迷你”四驱车作为一种“回忆物”，承载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群体的特定回忆，连接起了童年记忆与当下的生命体验。[15]吴世文、何羽潇以社交软件QQ为例，从媒介记忆与技术怀旧的视角出发，发现网友会从媒介、情感和社交关系等角度追忆QQ，形成了QQ记忆的多种主题。[16]
需要指出的是，既往多数研究更侧重单一视角。实际上，把媒介作为技术物品的“以媒为忆”与把媒介作为文化载体的“以物追忆”这两种视角可以打通，建立起相互补充和勾连的分析框架。吴世文和杨国斌分析了网民对“消逝”的网站的追忆，其记忆叙事具有明显的媒介传记和网友自传的特征。
一方面，逝去的网站如同逝去的生命，网友表达悼念与哀伤；另一方面，作为网站亲历者，网友也开展了自传式回忆，回忆自己与网站的交往故事、网站生活与朋友、青春岁月等。[17]不难看出，这一分析视角实际上体现了“以媒为忆”与“以物追忆”的双重维度，但作者研究的旨趣在于扩展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记忆视野，并未提炼和进一步阐释这一分析视角。基于以上文献的讨论和启发，本研究试图在“以媒为忆”与“以物追忆”的勾连视角下分析停刊杂志的个体记忆。
二、资料搜集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方法进入读者对“杂志停刊”的回忆世界。作为质性研究方法，访谈尤其适用于“理解社会行动者的经历、知识和世界观。研究者通常会选择在所研究的某些方面有着重要经历的人进行访谈”[18]。
本研究选取“60后”至“00后”等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共计24人作为访谈对象。其中男性11人，女性13人。“60后”2人，“70后”5人，“80后”5人，“90后”9人，“00后”3人。通过线下访谈或微信语音的形式开展半结构式访谈，每人访谈1至3次，每位访谈时间在30分钟左右。用S1至S24对访谈对象进行编号，资料见表1。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采用“自传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来获得研究材料。“自传社会学”这一概念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率先提出，他认为“自传作者能够以他人所不能的方式反思和回顾自我”[19]。
本研究于2021年9月13日至10月31日间，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邀请读者撰写个人的杂志自传，并收集了传主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所在城市等。撰写自传的主要提示是：“我正在探索通过自传的方式做一项有关停刊杂志的媒介记忆的研究，希望邀请各位讲述‘您和杂志的故事’。自传没有任何字数、形式方面的限制，真诚、真实即可。”最终收集了33篇关于“我和杂志的故事”的杂志自传（编码Z1-Z33），字数从200余字到2000余字不等，共计2.1万余字。此外，研究者以关键词“停刊+杂志名称”在微博、微信、豆瓣、知乎、百度贴吧、小红书等平台中分别检索，把读者自发的杂志回忆纳入本研究，作为补充材料。
三、青春、个性化和趣缘导向：记忆中的杂志
杂志作为一种媒介，具有物质性的维度，它陈列于受访者描述的“小卖铺”“报刊亭”等消费场所，具有各自的页码和价格。但杂志绝不是简单的物品与媒介形态，因为其内容定位、风格特征等与读者生活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关于停刊杂志物质特征及其内容表征的个体叙事，集中于三个主题：一是杂志的“青春”内容定位，主要是围绕青春期的成长故事；二是杂志“个性化”风格与亚文化的生产；三是特定趣缘为主的办刊导向，它促进了停刊杂志的“记忆共同体”的形成。
（一）“青春”主题与成长叙事
在问及最喜欢的杂志时，很多受访者提到了以“青春文学”见长的杂志。首先，在外观、纸张等媒介物质层面，以及栏目、主题甚至插页等设计层面，这类杂志都具有鲜明的青春气息。比如，S2谈到最喜欢的一本杂志是2018年停刊的《文艺风象》：
“舍得买一本十几块钱的杂志大概是封面和纸质打动了我吧。觉得很高大上，也很文艺范儿。接触久了发现它（《文艺风象》）并不只是有花瓶的外表，内容也很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不只有咖啡、文艺衫等文艺老主题，小说、化妆、搭配、数码、科技、冷知识、好看的插画等等，都深深吸引了我。对了，每一期都会赠送精美的小礼物！”
其次，从具体内容来看，这些杂志中的文章大多与青春时期的校园生活、成长经历有关，每期的选题也非常贴合少男少女的喜好，比如成长故事、少年情愫、流行时尚、热门话题。
“高中的时候还喜欢看《小说绘》，不是订阅的，是每周放学回家在车站小卖铺买的，15元厚厚的一本。里面有好多连载小说，《哑舍》《浮生物语》《时间海》《龙族》……都是很热门的小说，我特别喜欢《青春奇妙物语》，写的是作者和他大学室友之间的小故事，很轻松搞笑，还能让我对大学宿舍生活充满了憧憬。”（S22）
如访谈对象S22所说，阅读杂志最疯狂的一段时期是“初高中”。这是人生中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的一段时光，也是塑造人格、培养兴趣的关键时期。青春杂志以文学的形式挑战成人文化与亲子权威秩序，体现了被消费主义裹挟的青年亚文化的诸多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往往是与家庭、学校里的传统教育理念有所背离的，往往不被父母、老师所理解，所以“青春故事”里充斥着反叛的色彩，杂志中人物的叛逆与成长其实也是读者心理的投射。有网友便提到了“偷看杂志”的经历：
“想当年初中时即使作业写到十一二点也要偷偷看会《花火》再睡觉（当时我妈不许我看言情小说），还经常脑补自己和某某来一段虐恋情深。自从那些熟悉的人走了后再也没看过《花火》，但家里还收藏着几本，有时候翻出来看看，她们的文字依旧可以打动我。”[20]
可以看出，围绕杂志“青春”主题的记忆叙事包括两个主要维度：“青春”的内容定位与叙述青春期的成长。当代青春文学的叙事模式不再以峥嵘岁月里的英雄人物作为叙事对象，转而记叙社会中作为独立个体的年轻人，讲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个人境遇、心路历程与生命故事。[21]而青春文学的盛行也表达了一代人的青春叛逆和追求自我认同的倾向。杂志从火爆到停刊，既是传播媒介发展的缩影，也是一代人青春岁月的落幕。青春发轫于此，也结束于此。
（二）“个性化”风格与亚文化生产
在网络平台尚未兴起前，杂志是读者获取讯息与开拓眼界的方式之一，个性的培养与亚文化的兴起也与杂志的盛行有关，读者的个性化背后是杂志的“个性化”。
这种个性化首先体现在杂志设计上。不少访谈对象从杂志的物质维度谈到个性风格，比如，S22从插图等设计上回忆起《女报》杂志的特点：“初中的时候看的《花火》《爱格》，依稀记得里头除了青春疼痛文学还有公子佳人的古代言情。等到了高中，就更偏爱深圳出的《女报》系列，因为它带着都市前沿的味道，插图也很美，很有个性。”
其次是体现在杂志的内容定位上。访谈对象S5是一个狂热的二次元迷，他喜欢看一些与二次元相关的杂志，他的青春几乎是用漫画铺就的。
“寄宿学校规定只有每周日上午有短暂的休假时间，考完试会立刻前往报刊亭，买上接下来一周可以看的漫画，这是初高中时最放松，也是最快乐的时光。”
访谈对象S10是一位个性飒爽的女生，喜欢听小众音乐，最初通过杂志了解音乐：
“我当时特别执迷于买音乐杂志，什么《口袋音乐》《非音乐》《我爱摇滚乐》《通俗歌曲·摇滚》，有的时候还买《重型音乐》，没少买。可以说，我对音乐的认识，对摇滚的内核，对重型音乐的分支（的理解），甚至是对整个世界亚文化的看法，都是建立在那些杂志带给我的信息的基础上的。”
进入青春期之后，青少年个性的自主性增强，独具特色的个性特征已比较明显。S17提到音乐杂志阅读对自己个性和内心的影响：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酷，别人什么都不是，他们听的东西什么都不是，但是随着我杂志看得越来越多，我书看得越来越多，然后了解的音乐类型也越来越多之后，我才慢慢地明白了，整个世界，这些所有的音乐体系之间，它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人家听流行音乐不比我的差，这也是我在吸收得更多了之后，我才觉得内心有了这样的一种平衡。”
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所言，受众和流行文本的关系是积极的和生产性的。“人们不断努力，不仅要理解文本含义，而且要把文本意义与自己的生活、经历、需求和欲望相连接。相同文本对不同的人而言意义不同，依赖于文本如何被阐释。”[22]杂志为读者提供了获取信息的窗口，这些内容培养了读者阅读的兴趣与习惯，也伴随着读者成长之路。杂志具有兴趣启蒙和培养的职能。
（三）趣缘导向与记忆共同体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基于血缘、地缘的传统关系纽带弱化，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纽带的趣缘群体兴起于网络虚拟社区。[23]杂志内容往往以兴趣领域划分，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不同趣缘群体的形成。比如，围绕《灌篮》杂志形成的篮球粉丝群，围绕《全职猎人》杂志形成的微博超话等。访谈对象S17说：
“那个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冲击的，大家对于外部信息的那种思考、那种获取，都来源于纸媒。所以说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每个班级或者每一个群体，都会有一些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是靠某些杂志，也就是某种类型的文化定义出来的。”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媒介的急剧扩张和发展，互联网将不同社会地点的人们紧密联系了起来，个人记忆在集体沟通中的路径和范围被极大地拓展，线上展演成为常态，基于趣缘形成的杂志“记忆圈”也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
近年来，以微博超话、豆瓣小组、朋友圈等为代表的自组织网络社群成为承载人们记忆活动的主要平台。这种社群化的解读会在作品之外对文本内容进行补充，帮助读者拓展了故事线，并充分激活了读者的想象力和内部凝聚力。
以微博话题“全职猎人停刊1000天24h纪念活动”为例，有的读者回忆自己画稿、投稿的经历，有的晒出旧刊，有的表达惋惜之情。刘亚秋指出，具体化是记忆共同体得以构建的重要机制，包括个人生活和生命中的细节。[24]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可供性，读者之间分享停刊杂志背后的个人故事和细节，彼此之间产生情感共鸣，完成对记忆共同体的建构。
四、时间性与情感：杂志记忆中的怀旧实践
作为物品的媒介是连接个人现在与过去的重要介质，是保存记忆与情感的重要载体。媒介不仅生产怀旧叙事，而且触发怀旧。媒介是怀旧的投射空间，也是怀旧症候。[25]时间性和情感维度是怀旧研究的独特研究取向。[26]停刊杂志的个体叙事，或随意、或深刻、或哀怨、或温暖，既有在时间的流逝中对年少时代的怀念，又有对旧日与父母、朋友等相处的时光和情感的重访。
（一）恋物之“旧”与曾经的“我”
人并非每时每刻都会陷入回忆的旋涡，往往是在某些偶然事件或物品的刺激之下，记忆得以激活，短暂地找回曾经的“我”。有读者在访谈中提到之所以不舍得丢掉杂志，是因为那上面附着着一部分已经“失去”的自我：
“《飒漫画》在今年1月停刊时，我急忙打电话让妈妈不要卖掉我那一摞一摞的杂志。那段攒着一张张一块钱去买杂志的日子，恍如隔世。都说处女座恋旧，其实也不是喜欢旧的东西，仅仅是喜欢寄托在这些陈旧物品上的已经迷失的一部分自己。”（S1）
忠实读者会十数年如一日地订阅杂志，目睹杂志的创刊、热销、遇冷乃至停刊，读者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最初看杂志的“我”，已经和现在的自己大不相同，媒介的变迁史也是读者的成长史。编号Z11的自传作者便从自身成长讲述了旧杂志的意义：
“如果杂志有性格，那么《绘心》一定是最温柔、最温暖的一个。2010年，那是我们故事的开始。里面的每一个连载插画故事，都带着慰藉心灵的魔法，守护这个世界的真诚、善良和美好，陪我度过了很多当时看起来很艰难的时光，让我觉得不那么焦虑，一个人慢慢走，也总会走到终点。步入高三，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用，所以‘她’也就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慢慢地，完全没有了痕迹。上大学以后，偶尔看到也只是拿起来看看又放下，早已失去了当时那种期期必买的热情。记得当时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这么大了还在看绘本’，我总是回答说‘因为，她可以让我觉得我可以做个长不大的孩子，相信除了分数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热爱的东西……’是啊，现在我依旧相信，她所给予我的勇气和力量，不是作为一个成年人逃避现实的说辞，而是保持孩子般的初心，保持好奇心，相信爱并永远热爱这个世界，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怀旧是对于现代的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27]但怀旧不总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也可能是前瞻性的，同时怀旧也可能是碎片化的和易逝的。在上面这段自传中，杂志陪伴编号Z11的自传作者的11年间，成长经历一直在变，但杂志所给予的勇气和力量常在，让她一直保持童真和好奇心。杂志作为联结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让读者找回曾经的自己，突破着时间之不可逆性，这也是媒介怀旧的特殊价值所在。
（二）杂志怀旧与情感重温
文化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言传身教，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杂志的阅读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也不例外，编号Z3的自传作者提到第一次接触杂志是在家中，喜欢看杂志受到了父母的影响：
“初中的时候我爸天天从报刊亭买报纸买杂志，当时还有报刊亭，现在连报刊亭都很少见了。他当时喜欢看的一本杂志叫《特别关注》，里面的文章类型很多，包括时政、历史、军事、家庭伦理故事等。我那时候写完作业没事儿干就翻着看，觉得有些文章还挺有意思的，也养成了看杂志的习惯，虽然这本杂志的定位是‘成熟男士’。每一期看完后我都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最后已经收集了满满一箱，现在还在家里放着舍不得扔掉，还是挺有纪念价值的。”
除了对亲情的怀念，也有读者追忆与朋友一起看杂志的日子。围绕杂志中的内容，读者可以参与到一个广泛的话题讨论中，并从中获取情感支持、友谊和归属感。访谈对象S12说：
“一直记得那些燥热的午休，或者夕阳西下的黄昏，班里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爱格》跟《意林》，看到幽默浪漫的故事会跟前后桌一起分享，读到感人的情节会酸着鼻子自己偷偷抹眼泪。那些瞒着班主任和检查老师藏在桌子下的快乐，晚自习时候跟后排同学换位置光明正大地看杂志，随便翻到哪页都能津津有味地品读的单纯的日子回不去了。”
对于停刊杂志，很多访谈对象以及网友都谈到和朋友、家人阅读杂志的时光，以及其背后的友情、岁月、成长等。无论是杂志中的故事，还是购买、阅读杂志的经历都成为他们记忆中重要的一环。杂志的分享使彼此的知识增长，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也建构起更多、更强的人际关系。怀旧本身也具有积极潜能，可以唤醒和储藏积极情绪、增强社会联结和提高归属感等。[28]有访谈对象提及，与朋友重聚时，对杂志的共同怀旧成为重要情感纽带，加深甚至重新建立了友情。
怀旧与回忆存在很多重合，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回忆，而是怀旧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对过去记忆的加工，并映射着怀旧主体内在的情感、认知和动机。[29]以物追忆的过程，追忆的不仅仅是逝去的物品，还有寄托在物品上的珍贵情感。伴随着杂志的停刊，逝去的不仅仅是纸媒这种阅读方式，还有曾经纯真的感情和成长经历，以及一代人由杂志架构起的“独家记忆”。杂志的停刊与消失，唤醒了读者关于杂志内容的记忆，也唤醒了他们寄托在杂志上的情感与意义，甚至有读者会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自发的书写、传递与共享等怀旧实践。记忆与情感的勾连，使得怀旧不再只是停留在杂志物品和内容层面，情感意义的加持给物品所蕴含的生活场景和温情赋予更多的意义。
五、媒介与生命的交织：职业想象、媒介转型与阅读习惯变迁
在媒介的个体记忆实践中，以媒为忆和以物追忆很难完全独立，而是在相互勾连中表征着媒介与生命历程的交织。生命历程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的年龄变化和生命体验，还涉及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长期的历史背景。[30]媒介的变迁史动辄几十年，在这幅宏大的社会图景下，人与媒介的生命历程交织。读者以自传的方式讲述自己与杂志的故事，过去的回忆凝聚起媒介记忆的内核，当下的人与媒介的关系又直接地反映出新闻界的现状。
在传媒业的“黄金时代”，杂志、报纸等纸媒蓬勃发展。一方面，很多杂志内容以文学作品为主，唤起了不少人的文学梦想，编号Z3的自传作者便说：
“这些杂志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比较幼稚，或者是轻浮什么的，但它们实实在在地点燃了我的文学梦。”
亦有网友分享在《爱格》等杂志的文学启蒙下，个人参加作文竞赛获奖的经历。另一方面，纸媒的流行也使得记者、编辑等职业的社会认同度空前高涨，一些访谈对象甚至会憧憬着以后能进入纸媒工作。访谈对象S11表达了选择传媒相关专业并进入媒体工作的愿望：
“青春记忆里有《花火》的陪伴，我十分向往在《花火》杂志社工作，应该会很幸福吧。我现在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包括以后想走的编辑、作家的职业道路，很大程度上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
这也体现在编号Z6的自传作者的讲述中：
“当时五六年级时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深受这本杂志（《中华少年》）的影响，我写的是编辑。”
阅读杂志让部分读者产生了对纸媒业或者写作行业的想象，甚至影响了一些读者的职业认知和未来职业生涯规划。
然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不断重塑着媒介生态环境，也改变了读者的媒介生活。数字阅读时代的来临，挤压了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传统报刊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空间。访谈对象S2尽管看到自己喜欢的杂志停刊的消息“很难过，就像是我的青春真的结束了”，但编号Z12的自传作者理性地认为：
“我觉得任何东西的发展都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拿杂志来说，确实是没有市场了，杂志为什么被大家抛弃了呢？说白了就是这种粉丝文化在网络上更能有共鸣，更能找到自己的同伴。这种单向的、无法互动的纸质载体，很容易就被（网络）替代了。即使会怀念，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在的阅读方式也好、休闲方式也好，的确方便也有趣一些。”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更新及时、互动性强的新媒体平台不断涌现，逐渐改变着人们原有的阅读习惯。问及不再购买杂志的原因，不少访谈对象指出传统杂志存在的劣势，包括广告太多、质量太差、成本很高、携带不方便等。纸媒的读者从线下迁移到了互联网，街边报刊亭中的售卖如今转变成线上的付费订阅。曾经很喜欢购买和阅读篮球类杂志的S1认为：
“现在不会再看（杂志）了，因为有了短视频，讲得很清楚，自己播放，文字需要自己读、需要自己思考，有几个自己喜欢的篮球博主讲解得很清楚，关于战术方面，更方便了。”
在一些访谈对象看来，时代的滚滚车轮终究是无法抵抗的。
在“受众争夺战”中，新媒体以其多媒体样态和更迅捷的传播速度赢得受众，并改变了受众的信息获取方式和消费习惯，这背后体现的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管辖权冲突”[31]。普通读者尽管并非杂志经营者，也能清晰地认识到传统杂志存在着受众群体流失、广告收入下滑、内容形态单一等问题。
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区分了“修复性怀旧”和“反思型怀旧”。前者强调过往是完美的快照，后者则涉及过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反思指向新的可塑性，而非重建过去。“反思型的怀旧更关注个人的记忆和文化的记忆。”[32]在S1的叙事中，对杂志的记忆更多体现的是反思性怀旧。在互联网时代，杂志这一“旧媒介”通过新技术在新的代际群体中延续和获得新生。
六、结语：媒介记忆的双重实践与“记忆的微光”
本文将停刊杂志视为记忆对象，关注读者对杂志的记忆叙事，并从以媒为忆和以物追忆勾连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于停刊杂志，读者记忆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从记忆的内容上看，杂志记忆是对“媒介物”——停刊杂志的怀想，这些杂志是读者青春、梦想、个性和共同体凝聚的物质载体和寄托。杂志本身是物质的，但正因为渗透了读者的生命故事，因此，杂志变成“有生命”的“朋友”。
第二，杂志记忆也是基于被（杂志）中介化的怀旧实践，具有时间性和情感的维度。读者的青春时代、满怀激情的岁月、舒缓的生活节奏，构成了杂志记忆的时间维度。怀旧往往不只基于表面现象，更多的是情感动因在起作用，怀念停刊杂志，也在怀念被生活的无常挤压的自己，被时间冲散的亲情友情，以及情感的“纯真年代”。
第三，停刊杂志个体记忆的双重实践是相互勾连的，体现了杂志与读者生命历程的交织。读者对停刊杂志的记忆，是与那些与杂志有关的生命过往的告别，也是与纸媒的“黄金时代”和阅读的“传统时代”的告别。在读者的个体记忆叙事中，杂志停刊是纸媒式微和新媒体崛起并重塑信息环境的时代缩影。
与既有媒介记忆研究不同，本研究首先建立起媒介记忆的整合分析视角：以媒为忆与以物追忆。这是因为，媒介的记忆实践体现着双重过程，即媒体技术本身的回忆和媒体技术的记忆建构。[33]媒介记忆的双重实践过程也体现了媒介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交织。其次，在材料搜集和分析过程中，本研究注重借鉴不同研究方法和路径。主要包括：采用深度访谈方法获得对停刊杂志读者的访谈材料；借鉴自传社会学研究路径，通过网络方式征集了部分读者“我和杂志的故事”的个体传记材料和网络材料；受“生命历程”范式启发，在访谈过程和材料分析中注意从历史角度挖掘媒介和个体生命的交织。另外，考虑到数字时代的特点，本研究也搜集了部分网友在不同平台上关于停刊杂志记忆的“数字痕迹”。不同方法和路径的有机结合，保证了研究结论的效度。
研究“消逝”的媒介的个体记忆究竟有何意义？
首先，从技术变迁的媒介史来看，在技术哲学家、媒介环境学者、媒体业界等共同叙述的技术变革的历史宏大叙事的背后，基于个体经验的关于旧媒介的个体叙事构成了关于媒介叙事的补充。正如刘小枫所言：“叙事可以改变时空的感觉。通过叙事，叙事者可以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找回曾经的生命感觉，甚至重新拾回被抹去的自我。”[34]
面对杂志的停刊，读者怀念消逝的纸媒时代，也在时代流转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变换着人生的选择，投入时代的浪潮中，涌向新兴的事物与媒介技术。的确，如博伊姆所言，“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35]。在杂志的个体记忆这里，个体记忆与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主流叙事发生了汇流。
其次，在媒介不断消逝和更新的年代，我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媒介、信息与人的关系。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广为人知。在“万物皆媒”的时代，作为物的媒介消逝了，信息是否就随风而逝？杨国斌和吴世文通过对中国消逝的网站的记忆研究给出了答案：媒介消逝了，还有记忆。记忆是媒介也是信息。[36]关于媒介的个体记忆，就构成了无数个媒介的媒介，记忆具有“元媒介”（meta-media）的特征。媒介记忆的个体叙事像一剂“安慰剂”，读者通过怀念停刊杂志，重新在个体生命与媒介物之间建立勾连，也在记忆实践中存储和再生了杂志的生命。
最后，对停刊杂志的个体记忆是媒介史中的“记忆的微光”。刘亚秋在阐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中，提出了“记忆的微光”的概念，以此反思社会学过度关注集体记忆和权力范式的向度。记忆的微光“可能出现在个体记忆遭遇集体记忆之时，也可能出现在个体记忆喃喃自语之时，它一般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那部分内容”[37]。传统杂志的个体记忆，体现了记忆主体的能动性和反思性，背后涌现着个体的青春、成长、情感和怀旧，这些主题也许在媒介技术进步的线性叙事中有些感性和碎片化，但这些微光探照于记忆深处，并与媒介的集体记忆相互交织、碰撞和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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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发行研究，作者：冯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孙璐尔（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