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类学家马立安：在城中村，看到另一个深圳

带着人类学家的自省，马立安已经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多年。她阅读、发掘深圳的历史，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是深圳文化圈人人皆知的“老马”。而更广为人知的，是她对深圳城中村持之以恒的关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党元悦

10月28日下午三点，56岁的马立安准时出现在侨城东地铁站A出口。

从这里经过的人们很难不留意到这位调色盘一样的女士——她留着短发，在深圳30度的天气里，戴着一顶蓝绿相间的针织帽，围着红黄交织的纱巾。她身着宽大的灰色T恤，胳肢窝夹着一本写满了字的笔记本，脚上踩着一双凉鞋，穿着黄色、棕色和蓝色相间的袜子。出了地铁站，她把口罩摘下，套在手臂上。

马立安最近颇有些繁忙。

10月底，刚刚在深圳出席完一本城市杂志的首发式，她又受邀去湖北襄阳，参加与自然艺术有关的活动。在这之前，她的头等大事，是为家里第四只小猫郭小橘的眼疾四处求医。

这位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1995年就来到深圳，深圳本地媒体称呼她为“深圳通”。2017年，她与几位美国学者合著的论文集《向深圳学习》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恰逢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年，新书推介、讲座接踵而至，马立安的日程被塞得满满的。但她还是抽空帮自己的朋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翻译了《杀马特我爱你》的英文字幕。

10月28日这天，马立安要完善“华侨城走读”的路线。“走读”，是她过去几年里常常策划的活动。针对深圳的不同街区，她会设计不同的路线，在网上招募参加者，带他们一起走街串巷，向他们介绍街区的历史沿革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马立安不看地图，全凭记忆，走进了华侨城附近的街道里。在深圳开发早期，华侨城一带是工业区，坐落着光明畜牧场的沙河分场。如今，原工业区的一部分变成了创意园，添了许多文创商店、咖啡馆。

马立安嫌弃这些“中产情调”，如同嫌弃她手中那杯星巴克咖啡。“我才不要让星巴克出现在照片里。”拍照时，她把咖啡放在地上。她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带有历史趣味的建筑，和背后错综复杂的深圳前史。

沿恩平街向北，穿过华侨城创意园再向西，是本次走读的重头戏之一——深圳早期的家属楼。这些楼风格杂糅，有早期的石头房，也有仿照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共房屋兴建的住宅楼。如今，这些住宅楼被围栏包围起来。

马立安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一个入口。“正式活动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带着十几个人，可能进不来。”她不理解为什么疫情过后，这些小区还要用围栏围住。上个月，她还因为这个话题，跟一位朋友的亲戚吵了起来。对方说她不懂中国的防疫政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美国人”。

从居民区出来，马立安走入了燕晗山公园。这里是附近少有的没有被填平的丘陵，代表着华侨城一带自然地表的沿革。穿过公园，走读活动进行到了华侨城西侧，这里的建筑风格与东侧迥异，东侧是低矮的工厂建筑和居民楼，而西侧玻璃幕墙林立。马立安介绍，这代表了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的建设思路——从以实用为主，到追求城市风貌的美观。

接着，她长舒一口气，兴奋地说，“这条路线是可以的！”

“城中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华侨城西边不远处，是曾经的白石洲城中村。华侨城和白石洲的前身，都是曾经在沙河五村（上白石、下白石、白石洲、新塘、塘头）基础上组建的沙河华侨农场。1985年，华侨城经济开发区成立，从华侨农场中独立出来。很快，白石洲附近，锦绣中华、世界之窗，以及住宅小区和艺术剧院，纷纷破土而出，而紧邻着的白石洲，依然以新村的面貌自然生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造就了深圳的一种奇观：高档住宅、写字楼，与大片的城中村比邻而居。

2019年，白石洲——这一深圳规模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开始清理租客。如今，拆迁已经开始。

马立安还记得白石洲曾经的喧闹。2019年之前，她也算是这里的半个住客。2012年，马立安和几位深圳文化界的朋友，为了让人们更多关注城中村，共同成立了“握手302”工作室。这是一个公共艺术空间，栖身于白石洲上白石村二坊49栋302号的出租屋里，每月租金850元。他们会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在这里驻站，创作与城中村有关的艺术作品，还会举办面向公众的研讨会。

据《南方周末》报道，这一年的一项数据显示，白石洲最拥挤时，有超过15万人在此落脚。

“握手302”之外，是蹿着热气的烧烤、牛肉火锅、麻辣烫，以及挤满了人的菜店、彩票店和小旅馆。白天的白石洲显得沉静，马立安喜欢在这时行走于握手楼之间，和遇到的居民聊天，询问他们的人生经历，去他们家里做客。“握手302”附近的住户，也就记住了这个不时发出爽朗笑声的美国人。白石洲的生活让马立安感到自在，因为她可以“在小店里吃面条，跟老板娘聊天”。后来，邻居里收废品的老蔡、蜗居在60平米两居室的设计师一家五口，都被她写进了书里。

晚上，是白石洲最热闹的时段。天色一暗，熙熙攘攘的人流就从深圳的四面八方涌来——有人穿着工人制服，有人背着书包，还有人西装革履。当月亮拐进握手楼的间隙，月光洒在挂满了衣服的电线上，他们也钻进了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如今，这些烟火气即将消散在深圳的历史记忆里。但或许，“握手302”的实践，会为这个马立安口中“充满活力的城市片区”，留下一份底稿。

“握手302”曾经做过一个装置艺术作品，取名“白石洲超级英雄”。在这个作品中，“握手302”变成了一个电话亭，墙面上画满了卡通人物。这些卡通人物都有着壮实的肌肉，原型是白石洲中常见的劳动者：快递员、保姆、路边摊的摊主、消防队员和啤酒店老板。参观者走进电话亭，从墙后伸出头来，就会变身这些“超级英雄”。马立安讲述，这些白石洲移民的“超级力量”，“实际上就是在出售他们的劳动力。”

“握手302”成立后的这些年，深圳的城中村发生着深刻变化。2014年，白石洲被纳入了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计划。201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白石洲旧改的草案。2018年伊始，白石洲最新规划的沙盘，赫然出现在白石洲城市更新办公室内。2019年，白石洲开始清理租户。马立安和“握手302”，在2019年8月搬离了白石洲。

与此同时，蔡屋围、湖贝等著名城中村的旧城改造项目，也先后被提上日程。

搬出白石洲后，“握手302”曾短暂地租用过另一个城中村下沙的出租屋，但房租高过白石洲许多，且由于疫情，城中村封闭管理，在其中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后来，他们干脆成了“背包客”，活动也转移到网上。今年，马立安观察到，“很多城中村有空房了，这是疫情之前没有的事情。过去，关内的城中村一般没有空房，或者空也就空两三天。”

马立安很好奇，曾经栖居在城中村中的众多流动人口，如今去了哪里？在她看来，城中村在深圳，就像是一个边界。这个边界的作用，在于为庞大的打工人口，在光鲜的城市之中，提供一个可供落脚的地点。根据2015年的调研数据，白石洲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下了2527栋出租房，约有14万人在此居住，其中外来流动人口为12万人。

“深圳有好几种边界，每一种边界都可以发挥作用。边界像一个闸门，是深圳很重要的一部分。深港是一个边界，以前的关内关外也是很重要的边界，城中村在主流城市中是一个边界。深圳特别想把灰色的经济抹掉，但是深圳最活跃的就是这些灰色的地方。”

对深圳的城市更新，她其实不奇怪，“2005年渔农村改造到现在15年了。15年，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需要更新的。房子20年也要重新装修的。”

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失去了城中村之外，城中村原本承担的社会功能怎么办？

马立安有些忧虑：“城中村早晚要拆，早晚需要更新，问题是谁来做，规模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依赖这样便宜社区的人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我们需要看，深圳是否能再有一个形式让低收入的人落脚，让年轻人藏在城郊。现在深圳的很多社会成本是由城中村来承担的，以后有没有一个新的，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深圳在做的是一个修正自己形象的工作。这个形象，城中村是没有的。除非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样子，才会有人停下来。除非它能有另外的意义，不然在这个规划里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城中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马立安直截了当。

城中村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马立安没有明确的时间轴。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个自发生长的时代，是在“灰色地带”里也可以迸发无限活力的时代。而在她看来，这种在模糊的实验中生长出来的生命力，正是深圳发展起来的原因。

从新村到城中村 

马立安和深圳城中村的缘分，从1995年就开始了。

1994年，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一个来自深圳的代表团在这时造访了姐妹城市美国休斯顿。当时还在莱斯大学念文化人类学博士的马立安，因为会讲中文，成为了代表团的翻译。

代表团的一位官员问她，你中文这么好，有没有到过中国？马立安说没有。那位官员说，你可以到深圳来，在深圳大学完成你的博士论文，我们给你提供宿舍。

这是马立安的人生与深圳第一次交会。当时，西方学界对深圳知之甚少，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刚刚开发开放的上海浦东。马立安对深圳的唯一了解，就是它和休斯顿一样，是一个海港城市，有大型工业项目，可能会产生相应的环保问题。

1995年9月，马立安到了深圳，开始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到深圳的第二个月，她搬去了深大附近的粤海门村，在一个月租金600元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一场饭局中，马立安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杨阡。那时的杨阡，也刚从北京南下深圳。“杨阡是第一个将我当做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来看待的中国人。”马立安说。

杨阡记得，当时马立安对城中村的浓厚兴趣，有一部分发轫于两个外地“吃货”的寻味之旅。那时，他常常带着马立安在不同的村里找好吃的，吃“最地道的土菜”。

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来自于马立安在城中村里看到的另一个深圳——这里住着很多没有深圳户口的打工者，而他们的故事，是她在正式的采访中无从知晓的。此前，当她问及深圳的发展历程，得到的回答总是“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

那时，深圳还没有“城中村”的说法。马立安造访的，是一个个“新村”。彼时的新村，其实是一个个工地，村民们都在拼命盖楼，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握手楼”。这些新兴建的握手楼，吸引了刚到深圳谋生的打工者们落脚。后来，城市不断扩大，新村也一直生长。当握手楼和写字楼交汇，新村也就变成了城中村。

在马立安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矛盾的。

1995年，她刚到深圳时，深圳的城市建设在飞速展开，不断有新的建筑冒出地表。以上海宾馆为界，去上海宾馆以东的罗湖还是“去市里”。至于今天贯穿深圳主城区的深南大道，那时还车流稀少。一些新建筑让马立安疑惑。在香蜜湖，她看到一座迪士尼风格的城堡。“为什么深圳要有迪士尼城堡？”她不能理解，“这座城市改革开放了十几年，文化自信在哪里？”她也不喜欢那些高楼大厦，“CBD是超无聊的地方，又大又无聊”。

但另一方面，那个年代的深圳又是开放的。“以前杨阡在南山区宣传部。所以在南山老区，我进去查资料不用报名。原来的政府机构非常开放，比如规划局，跟他们说你做什么研究，他们会帮你找这些文件。”

开放和包容，一直以来都是深圳的城市标签。马立安觉得，开放有主动性和被动性，“市场经济是一个被动性的开放，因为你必须宽容和开放才能做生意。但主动的开放，是你真的认为开放是好的，你真的认为跟你不一样的人有权利存在。”在她看来，这样的主动开放，还没有地方能够做到，包括深圳。

走，到大理去

1998年，马立安和杨阡在深圳结婚，领了“很简陋的结婚证”。在美国生活几年后，本世纪初，二人回到中国，在深圳定居。

他们如今的家位于蛇口一座旧小区里。这里本是杨阡在深圳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的教师公寓，后来他们便一直租住下来。房子不大，陈设简单，家具也有些老旧。只有进门右手边的墙面，依稀提醒着屋主的身份。墙面上，有两人过往参加活动的报道、深圳各个阶段的照片，以及朋友赠送的题字和画作。

在平时，步行和地铁是马立安主要的交通方式。她总是不慌不忙，没什么急事的话，会停下来和遇上的熟人聊上几句。今年，生活因为疫情停滞的那几个月，她有了更多机会，和社区里的街坊四邻攀谈。小区门口的咖啡店，店员们都认识了这位脸上总挂着微笑的美国人。只要有记者采访，或是朋友来谈事情，马立安都会把他们带去这里，点一杯美式，坐在门外的阳伞下。比起星巴克，她更愿意让这里的咖啡出现在自己的照片里。

对马立安夫妇来说，生活的另一个改变，就是再次动了移居大理的念头。

几年前，他们在大理买了套房子，是苍山脚下的一栋小楼。两人在深圳没有房产，因为“不想背着贷款”。退休后搬去云南生活，是杨阡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所供职的胖鸟剧团，在丽江有一个排练基地，他常常往返于深圳和云南。

但真考虑起移居云南，马立安又总会带着人类学家的自省，思考自己在社会建构中的位置。

“移民是年轻人才能做的，一个人四五十岁时决定移民是很辛苦的。你已经有20年的社会经验，这些经验只能在这个社会发挥作用。”马立安认为，会说英语和中文，已经可以走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是，“身边的人认不出你是谁，他们欣赏不了你的贡献，不分享你的审美。”

从这个角度想，她未来的生活似乎无法离开深圳。“我现在去哪儿都会跟深圳有关。即使我退休去云南，我们买的房子也跟很多在大理买房子的深圳人在一起。”

她也在思考，自己过往的经历有多少是基于身份所带来的。在深圳，美国人的身份确实给了她一些便利，“大家对我比较宽容，会觉得我不懂很多东西。我能找到的工作也比较挣钱，如果我愿意教英文，可以有很多钱。”

但马立安觉得，自己在深圳“占到的便宜”，更重要的不是因为她是美国人，而是因为她是中产阶级，所以在她移居深圳时，已经“有足够的起点，有更多的可能性。”

2017年，深圳的年轻记者来福在一次访谈中问马立安，如果没有和杨阡结婚，她会留在深圳吗？她说不会。三年后，当全现在问到，支撑她留在深圳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她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杨阡。

由于马立安和杨阡都是半自由工作者，不属于任何体制，也就“退不了休，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退休，意味着“逐渐淡出在深圳做的这些事情”。但他们无法完全离开深圳。杨阡预计，未来很长时间里，还会有很多跟深圳相关的事找上他们。

对于移居大理的打算，马立安更担心的，是自己离开后被人遗忘。“有一天会有很多人不要我，我希望自己到那个时候心里有准备接受。他们不要我，但是猫还要我。”她笑着说。

刚说完，她又嘀咕道：“猫也不要我，它们要罐头。”

对话马立安：不要把边线看成墙壁，它更像是一个水闸

全现在：我看到《向深圳学习》的鸣谢里写到，这本书的缘起是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次学术会议，主题是“深圳+中国、乌托邦+国际网络”，是建筑系主办的。这是因为当时西方学界对深圳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建筑领域吗？

马立安：当时对深圳的研究的确跟建筑的关系特别强。另外是建筑学院有钱。Winnie（编注：黄韵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本书作者之一）是MIT建筑学院毕业的，所以她可以从那边拿到钱。人类学是没有钱的，所以很多东西是特别实际的考虑。

全现在：和其他几位作者相比，你其实一直在主流的学术评价体系之外。你在书中也有几次提到David Graeber（编注：大卫·格雷伯，已故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学者），他的思想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吗？

马立安：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他没有让学术限制他。我们做学术的难题是，我们特别容易看到这个知识本身重要，但我们看不到你的知识对别人有没有用。他是说你要找到适合你的传授知识的方式 。因为我在中国也不能做传统的学术，我也很难在一个大学长期任职。所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很重要。

全现在：是介入社会的方式吗？

马立安：对，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视觉去参与。

全现在：你在《向深圳学习》里面也提到，深圳其实是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状态，但是在规划层面，深圳其实是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马立安：你看过吴君的书吗？她是1995年到宝安的西乡发展，写了很多关于深圳的历史，尤其是关外的故事。她说特区的一个历史特点，就是我们特别能忘记过去。我们能有今天付出了太多，而这种付出是有尊严的付出，是天真的付出。我们为了今天牺牲了很多，而我们牺牲掉的东西是钱买不回来的。她认为深圳人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愿意忘记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全现在：在结语里面，应该是2015年你们完稿的时候写的，当时说从城市发展层面来讲，城中村将继续存在下去。现在你还坚持这个判断吗？

马立安：它的功能还会存在。如果深圳的户籍系统还是大多数没有户口的话，这个需求不会改变了。

全现在：会有其他的形式吗？

马立安：如果深圳像纽约、伦敦、东京一样，把市区市中心越来越资本化，越来越变成一个金融和管理的中心，那么就意味着便宜的房子和住宅会退到郊区。而深圳的郊区是关外。关外历史留下来的村子跟关内的城中村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一是时间更长，二是它们真的大得多。

全现在：所以虽然二线关已经被拆除了，但是影响还非常明显和深远。

马立安：对，因为深圳所有的发展都跟边线有关。经济特区和香港是特殊的关系，关内和关外也是特殊的关系。我们不要把边线看成墙壁，它更像是一个水闸，需要的时候打开，不需要的时候关上。

全现在：你的意思是现在这种“边界”划得更清楚了？

马立安：更清楚，而且是更明确。疫情上中国能比别的地方做得好，就是因为有划线的能力，而别的地方没有这个能力。这个也是深圳的一个模式，我就划个线在这边说可以这样做，而那边不能做。这是深圳的一个开发模式，划线、管理这条线。深圳做得很彻底。

如果我们说深圳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那么它做对了什么？不是封闭管理，是水闸管理，可以把深圳数百万没有户口的人容纳进来。原来深圳是有水闸的和没有水闸的地方，现在全是水闸。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隐喻——一块土地需要多少条自然的河流和多少活水，它才能活下去？

全现在：以后做深圳相关的研究，如果城中村成为过去时，还有什么别的领域可以关注？

马立安：环保、海洋。还有基础设施也在深圳很重要，比如地铁、铁路、空调。

全现在：说起海洋，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在1984年之后，深圳开始有“从小渔村发展过来”的说法。其实香港也一直有类似的说法——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你觉得这两种说法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马立安：不只是香港，靠海的地方都有小渔村。纽约也有类似故事。殖民资本主义后，大家都想要爆发，怎么爆发？你是去一个白纸的地方，挖掘自然的东西爆发。所以，说深圳是个小渔村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随便过来“占领”它，可以说它原来没什么文化；第二，可以不断夸自己的能力，因为原来只有一个小渔村，而现在有一个大城市；第三，大多数过来这里的人，也是白手起家的。这些可以感动很多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党元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