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电影“死而复生”
2020-11-28 10:00

2020,电影“死而复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杜梦薇、靳锦,撰文:杜梦薇,编辑:靳锦,摄影:苏里、杜梦薇,视觉:aube,原文标题:《电影在2020:失而复得,如履薄冰》,头图来源:《春江水暖》


昨天,电影《一秒钟》上映。范伟饰演的范电影经过全民动员,成功解决了电影放映的技术问题,他挥舞着拳头向欢呼的群众宣布,“抢救工作成功了,电影可以放了!”


回首过去这一年,电影遭遇了巨大的危机。新冠疫情爆发,影院停工半年,世界电影市场至今尚未恢复。复工以来,电影业开始回血,《八佰》成功救市,国庆档票房名列历史第二。


但和迅速复苏、恢复如常的大部分行业有所不同,电影业不只是销售数字,它关乎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乃至公共记忆,疫情暴露了它的脆弱性,加速了行业格局的悄然变化,而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正在受到伤害。它也被迫进入一个伦理追问,“电影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吗?能救死扶伤吗?”


在电影失而复得的日子里,我们采访了影院经理、老中青三代导演、影视公司老板、行业研究者、电影学院教授,试图记录这一年我们关于电影的记忆。


大麦与雪茄


导演李霄峰的家门口堆放着两个一米多高的大麦花篮,麦穗从鲜红色的牛皮纸里刺出来。“昨天首映的,大卖嘛。”工作人员介绍道。这天是立冬,电影《风平浪静》上映的第二天。


他戴着刚从床底下找到的眼镜,点上一支烟,举着手机在屋里来回踱步:“多帮我们吆喝吆喝,制片人刚还给我压力呢。”“很感谢很感谢,现在其实票房上还是有压力的。找个时间面聊啊,多谢多谢。”


回完微信,李霄峰有点紧张地说,“在制作上我是自信的,可能没有说到完美啊,但是它规格还是高的,它给人带来的视听感受还是在那儿的,所以我倒还好,没有什么担心。”他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沙发靠垫上。


但在接下来的采访里,每隔十几分钟,他就要瞅一眼手机,充满抱歉地让我把问题再重复一遍。电影时刻波动的数据正牵引着他的思绪。


李霄峰


这是李霄峰的第三部长片,此刻是被他称做“一个导演真正进入市场的时刻”。上映前夕,制片方找来伍佰、李雪琴唱推广曲,电影登上热搜;首映礼那晚,所有主演、监制黄渤、徐峥等圈内好友悉数到场,场面盛大;上映当天票房接近1400万,李霄峰职业经历跨越媒体和影视,打开朋友圈,总是一派被刷屏的热闹景象。


实际上,此时距离他上部影片《灰烬重生》(原名《追·踪》)线上播映只过去了四个多月。


6月25日,端午节,上午十点,《灰烬重生》在优酷上线。就是在这个客厅,他找来家里所有的屏幕——两台手机,一台电视,一台台式电脑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声音指导一起按下播放键,把耳朵凑近音响,听为大银幕量身定做的配乐和声效在改换媒介后究竟流失了多少。看了一会儿,他迅速得出结论,用手机看的话,要听出声音混录的层次,起码得戴一高保真耳机。


李霄峰把电影进入院线发行锚定为“进入市场的时刻”,所以六月网播的《灰烬重生》算不得,但临近2020年年末,这个目标还是实现了。“正儿八经地进入了一个发行领域,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放开身心地在跟观众交流啊。《灰烬》你做不到,那段时间的宣传都是直播,你就对着摄影头。现在是直接铺到观众的。”


“上半年是《灰烬重生》,下半年来一个《风平浪静》。”李霄峰打趣道。两部电影接连上映,贯穿2020这一年,片名无意间“和这片土地的命运衔接在了一起”。


年初疫情爆发,春节档七部影片撤档。这期间,管虎正在公司准备电影《八佰》,办公室只来了一半人,“都人心惶惶的”。北京刚下了一场雪,他看着窗外,原来的车水马龙没有了,清冷了许多。突然间,他手机响个不停,一个接一个的微信、电话告诉他:不可能了,院线全停了。


他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呆坐了三个小时,“好家伙,这么厉害,电影院都封了,大家都不看电影了。天呐,这往后怎么办。”


管虎平时一天能抽七八支雪茄,那一刻,他决定把雪茄戒了。


影院停业持续了178天,原本计划上映的《囧妈》以6.3亿卖给字节跳动,成为这半年时间里关于电影交易最轰动的新闻。大年初一,院线闭门,但抖音、西瓜视频等App可免费看《囧妈》,《囧妈》官微称“为了全国观众的健康做出了这个伟大决定”。


很多电影行业协会却不这么看。浙江电影协会发声明称,《囧妈》转网是“一种破坏行业基本规则的行为”。我联系上前电影协会副会长陆遥,他六十多岁了,语气很平和,像在谈论一个犯错的小孩,甚至为他想好了补救的方式。“你好歹跟院线打个招呼啊,你说疫情期间我回款压力确实大,将来我这个片子补给你,我给你影院白演一两星期,因为它本身在影院这块(收入)也是零啊,我不如一个好人情出去,补偿你们前期的投入。”


原本四月上映的《灰烬重生》最终也选择了网播。制片方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说服了导演:这个电影已经拍完四年了,所有的资金、所有人的心血搁在那儿,“你想谁的钱都不容易,”李霄峰说,“说白了这些钱搁在银行里生利息也比这个(强)。”他站起身来,灭掉烟头,抱起家里的小猫。


李霄峰接连上映的两部影片在主题上有延续性,镜头对准社会迅速变革时期,伦理和情感受到的冲击。一周多前,李霄峰去了一次武汉,见了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李修文身边有11位朋友在这一年人生遭受重大变故。李霄峰当时很感慨,“电影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吗?能救死扶伤吗?”


狼来了吗


李霄峰接下来的路演一站是济南百丽宫影城。提前半月,影院经理董文欣就在朋友圈里发出预告,“双十一的周末,这部电影在其他影城即将风平浪静了,但是我依然希望导演的到来,能够在我们影城激起浪花。”


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影院,八个厅,1091个座位,位于市中心的商场六层,曾是山东省第一家年票房超过3000万的影院。“这两年不行了,影院多了,票房就下来了。”董文欣介绍道。她今年47岁,脸上总是一副柔和的神情,自影院筹备阶段入职,在这个位置已将近十年时间。


董文欣热爱这份工作,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过去这大半年为这家影院“哭了无数次”。四月份第一拨裁员时,“哭得是最厉害的”,十年间她看着身边的小同事从毕业入职到结婚生子,影院停了半年,人走了一半;五月,她开始直播,为影院复工疾呼,评论里有人留言,你是要命啊还是要看电影?点赞好几百,她气得直哭;六月,按照济南最低工资标准(不到2000元)支撑了三个月后,朋友们开始分批请她吃饭,见了面抱抱她,“你们影院太不容易了”,董文欣眼泪就又掉下来了。


整个上半年,影院复工的传闻如同“狼来了”的传说。最接近真相的有两次,和我采访的大部分电影人一样,董文欣对日期记得很清楚。3月27日,上海205家影院宣布后天起将恢复营业,并公布了首批片单。但当晚七点一切戛然而止。5月8日,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引发复工猜想,“群里非常焦虑,经理们都去找相关部门询问,回复都是你等通知。等啊等啊,等到六月还是没有。”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董文欣依然来影院,哪怕只是打扫卫生。她不敢乘坐公共交通,每次下班先到商场三层超市买几包菜,一个人走路拎回去,她走走停停,手勒得生疼。


因为机器需要定期维护,放映员隔三差五也得来,每次放上一两个小时,他们就坐在一起看。董文欣小时候,村子里放电影,幕布挂在树上。人太多了,小孩子就搬着板凳去树的背面,反着看,《画皮》里的女鬼仍把他们吓作一团。父亲在公社工作,她也趁着公社放映队调试设备去看电影,一束光打在白墙上,故事开始显影。机器调试完毕,光就熄了,电影放得七零八落。


电影《一秒钟》


现在她安稳坐在幕布之前,完整地、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周围却是空空荡荡的座位。那段时间,她睡不着觉,每天睁眼到三四点,头发大把地掉,老冲着家里人发脾气,老公和儿子都离她远远的。


董文欣大学毕业后做影视杂志,整日淘牒、看片子。上世纪90年代,世界电影佳片如云,她“真真正正地成为了一个影迷”,2005年进入电影院工作,工资六七百。15年来,她的收入水平也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大一并增长。


6月10日,影院人的绝望情绪到达顶点。那天凌晨,博纳副总裁黄巍坠楼去世,没有人知道他的死亡和影院停摆之间有多少因果关系,但行业里的人都感受到了类似的失望气息。


影院经理群里开始群策群力,大家互相支招,怎么跟物业谈房租,怎么解读国家优惠政策。也是在那一周,董文欣开始摆摊,就在影院所在的泉州路南侧,她和三四个同事,从晚上6点一直站到10点半,处理为春节档积压的食品和饮料。几个人累得腰酸背痛,也没挣什么钱,最多的一天也就三百块,“但挣了个心气儿,这很重要”。她特意摆上《唐人街探案3》和《姜子牙》的展架和海报,过来的人十有八九都会问,你们影院什么时候复工?这些片子什么时候上?


“你就发现网上和现实中好像不是一群人,我就感觉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我们开业复工的,大家还是需要电影院的。”董文欣很欣慰,这才是摆摊最大的收获。


后来她就专门写了个牌子摆在中间,期待我们在电影院再次相见。


数次“狼来了”之后,7月17日,董文欣终于坐在了办公室列排片表。昨日她接到正式通知:低风险地区可以每场不超30%的上座率于20日起恢复营业。影院经理群里并没有想象中那般欢呼雀跃。“悲喜交加,大家的心情都特别复杂。”董文欣打比方,这就像一场台风过境,“一片狼藉,物是人非了”,群里有的影院关闭,有的几番裁员。


她本打算录个视频,记录复工第一天的工作和“激动心情”,但排着排着就开始掉眼泪,哭得稀里哗啦的。“原来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突然给你停了半年。你再做的时候,才发现这好像并不容易,都需要好好珍惜。”


影院复工首场,董文欣决定排《第一次的离别》。当时也只有这唯一一部新片,而且她想,没什么比这个片名更符合那天的场景了。


为赶在复工第一天首映,《第一次的离别》出品方大象点映的北京办公室忙作一团,此时连定档海报都还没找好设计师。11000余份拷贝加紧制作,大象点映将每一份拷贝都发了特快件,仅快递费用就多花了20万。


这一天,全国复工影院835家。在全国放映的总场次9991场中,《离别》以27.1%排片率排名第一,共放映2700余场,上座率14%,最终首日票房154万元。董文欣的影院当晚放映了两场,有近三十位观众贡献票房。


大象点映透露,寄给影院的拷贝里,有近千份未被签收,这意味着目的地无人打理。


真正的救市之作要在一个月后到来。8月21日,《八佰》上映,最终票房超过31亿。2020年,管虎导演有四五个月没事情干,呆着,做了“好多年不做的事”。看了几本大部头的书,恢复写日记,偶尔用手机拍点短片,十多年没有过过这么静的日子。


当他得知《八佰》确定上映的时候,距离第一次定档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他以为会和剧组的人抱在一起哭,结果大家都非常平静。他再次点起了雪茄。


救世主


有的片子没有等来复工首日,等来的是新的播映渠道。


7月17日,复工消息确定的第二天,我在北京东四环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工厂大门影业的创始人黄旭峰。


黄旭峰寸头,留胡子,圆眼镜,湖北口音,回答完问题总是喜欢接上一个判断句,“这个你可以写,没问题”。见面前,他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三十岁前是个诗人,“还残留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气质”。


影院复工的时间落定,但《春江水暖》上线播出的合同也定了。“就很无奈你知道吗?从戛纳回来之后做了几乎所有影院发行的努力,但因为方言、时长、节奏缓慢,没有公司愿意发行,然后新冠疫情接踵而至……”他叹了一口气:“一部电影真有一部电影的命运。”


黄旭峰


二月份的时候,黄旭峰经常睡不着觉。“着急,疯狂的焦虑”,在哈尔滨取景的新片因疫情爆发暂停拍摄,这意味着为了等一场东北大雪要再缓上一年;影院关门,因互联网版权合同付款周期关联着影院公映,项目《春江水暖》无法回款,而这都使得公司的现金流遭到致命打击,“快见底了”,项目的开发、公司的运营、人员的工资,全面停滞,工厂大门接近停业。


他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给员工写信。不足两千字的邮件,写了五个小时。我要说清楚啊,这公司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黄旭峰还记得,那是元宵节的凌晨,他一个人在家喝酒,喝了就写,写到天亮。


军心稳住了,他开始行动,同步导演和其他合作方之后,一边联络《春江水暖》联合出品方爱奇艺寻求网播,一边拿着爱奇艺的版权合同抵押筹款借钱,从同行借到好友,再借到当年一起北漂的兄弟,一次都没成。他恍惚回到十年前,从湖北鄂州跑来北京,怎么找工作,怎么削尖脑袋挤进电影业,坐地铁,坐火车,坐飞机,只要听见周围人打电话,说到跟这个行业沾边的,他就马上凑过去,跟人说他想做电影。


“我跟你讲我这些破烂事儿,我怎么把脸贴地上,怎么求人,但我骨子里还是骄傲的。这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黄旭峰从回忆里抽身,神情有点气愤,“到现在还有一些公司导演说,峰哥,我有点怕你,我说为啥啊,他说你气场就那样,很多时候显得很严肃。”他停顿了一下,“可能他们都还小,不知道要给被标签为文艺片的电影找钱,真的挺难的。”


钱没借到,转网也没想象中容易。三月,爱奇艺就把《春江水暖》加入网播名单,上报广电总局网络司,很快被打了回来。黄旭峰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一种猜测是,电影局在《囧妈》之后,为维护院线利益,“一刀切了”,可原定情人节上映的《肥龙过江》成功网播了。


他托关系找人四处打听。先找到之前常打交道的熟人,发200多字的短信,他再三修改,言辞恳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困难:电影院关门,公司资金见底,银行贷款下不来,唯一的希望就是网络播出,才能有救命的现金入账。


发出去,过了两天没回音,他就又发了一遍。


对方最后回复,他也不知道怎么弄,请找别人。


这一天是4月15日,《经济日报》发布数据,2020年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黄旭峰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是下一个。


5月5日凌晨,他“憋不住了”,开着自己那辆白色SUV,一个人从北京自驾到成都,再走318国道进藏。每天十小时路程,有时候跑了几十公里都看不到一辆车,那也是一种真实的恐惧。十天后,他到达西藏,先去布达拉宫磕了几个头。


在大昭寺门口,他遇到十几个前来朝圣的人,他们衣衫褴褛,一路磕长头过来。因为疫情寺庙封禁,只有等身佛前留了一片空地。朝圣者匍匐在此,嚎啕大哭,互相安慰一路的疲惫。


黄旭峰站在那儿,一下就哭了,“我觉得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救世主了,我还没找着。”一米八高,43岁的中年男人就这样哭了五六分钟。“那哭得真挺吓人的。”


差不多同时,也是李霄峰的煎熬时期。两年前,为邀请Simon Fisher Turner参与《灰烬重生》,李霄峰给这位曾为《卡拉瓦乔》《蓝》等经典影片配乐的作曲家写了一封蹩脚的英文长信。“这个混录的层次,你只有在电影院能听到。”按照原计划,李霄峰要为院线发行版本再多花20万做全景声。后来录音指导找到他说,导演,线上发行的话,咱还是算了吧。


但上线前,他还是给平台方远在德国的技术团队打了电话。手机上的画面相对好优化,但电视的品牌和型号实在太多了,厂商们总是把画面调得色彩鲜亮,好像这就是可被识别的、清晰逼真的标准。规格细节分析了一会儿,李霄峰就打断了自己,“但是说白了,我们回到家,打开电视,我还管这些东西呢?”


李霄峰


《春江水暖》的视听也花了心思,顾晓刚借助山水卷轴的方式,沿江跟拍了大量平移镜头,四季交叠,移步易景,富阳一家人的故事徐徐展开。


影院经理董文欣在大银幕看过《春江水暖》,网络上线后又看了一遍。“我就觉得好可惜,和大银幕上看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差得太远了。”她立即就想到一个画面,两对男女相亲,在山中漫步,他们同时出现在一个镜头之中,并未相遇,但在电影的构图和观众的视野里,他们相遇了。“在大银幕上,那个画面的立体感很强,人物的走线非常清晰。”


如果一开始就朝着网络播出的目标,导演们还会纠结这些声音和画面的制式吗?李霄峰很明确,肯定不会了。“如果今天我要为流媒体拍一个东西,它的语言和制作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一位调色师的经验是,他给网络电影调色时是开着灯的。因为大多数人拿着手机在视频网站上消费内容时,也是开着灯的。反向推导,这样你才够准确,调色师说。


在客厅里同时亮起五个屏幕的那一刻,李霄峰就决定放下了,“过去的就过去了”。这个客厅的墙上,正悬挂着他下一部电影的剧本脑图,这是一部科幻片,世界观庞大,剧情枝蔓延展,占据了半面白墙。电影计划两年后开拍。


“如果最后也在线上播出,你能接受吗?”


“不能,我肯定会骂街的,完全不能。”李霄峰的回答斩钉截铁。


8月21日,《春江水暖》在爱奇艺“超级影院”上映。


必须拥抱这个渠道


进入电影行业不久,黄旭峰就想明白了,跟大导演一起做商业片那是打工,如果要创业,“我的突破只能从成本易于控制的所谓艺术电影开始”,扶植新导演的处女作,能迅速积累起品牌资产。


工厂大门成立三年,投资出品十部影片,是国内知名的文艺片厂牌。从西宁、平遥,再到戛纳、威尼斯,电影节上总有工厂大门的身影。其中的顾晓刚执导的《春江水暖》是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第一部华语闭幕片,去年FIRST青年电影展,也斩获了最佳剧情长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但黄旭峰讨厌“文艺”标签,他逢人就解释不能用“商业”和“文艺”来框住工厂大门的未来,后来就不解释了,改提问,你说《寄生虫》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别人回,咱别聊《寄生虫》。“我们不聊最好的,那聊啥呢,聊最low的么?那有什么好聊的。”


如同互联网产品迭代一样,黄旭峰也为工厂大门定下了3.0版本的发展目标:在产品阵列里,至少要有四分之一的产品主供互联网。不仅如此,方向也找准了,摒弃妖魔鬼怪的网大品类,强化电影类型,把一部分适合互联网的电影挪到互联网发行。


在他看来,这么多年,网络电影的逻辑没有实质变化,评估体系还是“片名、海报,六分钟”抓不抓人。故事层面上没什么革新,“可你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挣钱?我看不下去,我真看不下去。”黄旭峰分析,当下正是变革入局的好时机,这个时代趋势“就像移动互联网是不可逆的一样”。他必须拥抱这个渠道,一刻都不能等。


黄旭峰


“一部院线电影,资金回笼周期是是一年半到三年,互联网电影半年就够了。这个资金的使用跟回收,流动性就非常好。”这是最实际的。黄旭峰说。


视频平台也对此信心满满。在今年的FIRST青年影展上,爱奇艺电影中心总经理宋佳参加了一个发行工坊,她总结上半年的重大成果,从《肥龙过江》《春潮》到《春江水暖》,已跑通PVOD(Premiumvideo-on-demand 优质/高端视频点播)模式,即以视频平台为第一窗口期向用户发行新片,建立线上“超级影院”。她算了一笔账,网络电影的产出收入目前是 80~90亿(基本出于会员费用),未来做成单点付费模式后产值会翻七八倍。


过去六年,爱奇艺CEO龚宇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电影院一定会消失,至少是现在这种形态的电影院一定会消失。”二月底,他在2019财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评论了“囧妈”模式。头条买了一部电影,免费给用户播放,依靠广告获得收入,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商业模式。但出于拓展新用户等营销目的,还是可取的,龚宇说。


但当抖音已成为最大的电影营销平台后,字节跳动的野心显然不是用6.3亿拉新那么简单。


王义之对字节跳动这一年在长视频领域的布局有长线观察。


上半年,头条进行了采购电影的尝试。“过去我们总说,电影必须借助院线渠道形成宣传攻势。但你可能都想不到,按照内部算法,大鹏、柳岩主演的警匪喜剧电影《大赢家》在整个头条系产品里最终所产生的传播声量相当于一个十几亿票房的电影,但它的成本又没那么高,还能带动整个平台流量变现的可能性。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生意吗?”王义之告诉我。


他是一家影视咨询公司的CEO,服务过几百家行业内的公司。四月见面时,他位于东方梅地亚中心的办公室因租金问题正在打包搬家,电影产业书籍堆满了几个纸箱堵在会议室门口,下游公司最直接反馈了在影视行业所遭受的重创。


下半年,头条进行了战略调整。在采买《囧妈》《大赢家》等电影版权后,头条拉高了整个市场的购买成本,最终也影响到自己。十月,头条提出“中视频”的概念,回到30分钟以内的视频赛道,对爱优腾的优势市场、成本昂贵的长视频变得谨慎起来。


《风平浪静》入围上海电影节金爵奖后,李霄峰收到20多个项目,其中有不少类似“迷雾剧场”的精品网剧项目,他正在考虑“明年拍一部试试”。“过去30年,哪一天不是新的呢?”有一次他去拜访陈凯歌,陈凯歌感慨,霄峰啊,这30年,就像活了300年那么久,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


去年李霄峰和编剧去广州一个县的村子里勘景。当地人很富有,但墙上标语刷着“埋儿奉母”等二十四孝故事,“你能想象吗,每天都是新的,但也是直到今天很多地方没有摆脱这种价值观。”


“根本上来讲,电影是跟这个土壤是息息相关的,有的时候你的意识是超前的,有的时候你的意识可能是落后的。只有极个别,你是能够跟整个社会节奏是完全吻合的。”李霄峰说。


票房的赛道


七月底,影院复工后,我去西宁参加了FIRST青年电影展。忻钰坤、马凯等导演就是从这里起步。


当被问及“会考虑电影线上发行吗”,几乎没有人在意“线上”,而是着眼“发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作品和观众见面,青年导演们说。他们的作品稚嫩、缺乏投资,大多从个人生活攫取经验,制作和发行都在工业体系之外,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上一个类似“借花呗拍电影”的悲惨故事。


西宁锅庄广场,FIRST青年电影节


在密集接触青年导演之后,我注意到,他们经常会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贾樟柯,一个是宁浩。


“那时候看电影,电影越好看,越觉得跟我无关啊,离我实在太远了。直到看到贾樟柯。”很多80年代生人的电影启蒙,是在大学宿舍里租碟看片子,《小武》像那个共同的“诱饵”。“原来你可以不讲传奇,不讲轰轰烈烈的东西,平淡的生活,你自己的经历,和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电影的东西,也能拍得那么好看,也能那么吸引人,也能称之为电影。”导演董性以说。他的处女作《歌声缘何慢半拍》获得了今年FIRST最佳艺术探索奖。


这部电影在他的家乡、河南安阳的一个村子里拍摄时,他甚至不敢用“电影”这个词——那听起来太高大上了。“你给当地村民发最多20块钱的群演红包时,怎么拿的出手?别人怎么会相信你一个拍电影的真的没钱?”后来的开机仪式上,村政府低矮的门房前挂上红色的大横幅,上面写着:故事片《歌声缘何慢半拍》开机大吉。旁边是他从二姨家借来的拍摄道具,一辆拖拉机。


导演们对宁浩的描述,则是“一鸣惊人的”,以一部电影最大效率地收获名与利。“就像他当年《疯狂的石头》那样。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导演,所有人都想做导演,对吧?”一位导演在首映收到大量差评后,有点挫败地说道。


而宁浩也怀念那个阶段的自己。


“不停地找我下一个戏,下一个戏,我挺想拍点真的电影。像电影的电影,不是像戏的电影。”九月底,在宁浩担任总导演的《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前,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他胖了不少,肚子从洗得发白的黑色T恤里鼓出来。


他主动说起2000年初,拍《香火》和《绿草地》,没有如今的市场,全国就几千块银幕,压根没有进院线的希望。“那就瞎拍呗,反正挺自由的,我都没打算给观众看,自己拍得挺高兴。”


后来就有了票房竞争,他称之为“赛道”,“没别的,咱就比谁票房高。跑得我又累又无聊。”那会儿每天在现场苦大仇深,琢磨观众要是不乐怎么办啊。“哎哟,我现在想起这问题就头大,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乐呢,我都这么不快乐了,还得负责让所有人都快乐,太难了。”


但他也是这条赛道最初的缔造者,和过去这十多年最矫健的运动员之一。


2003年,《疯狂的石头》直接制造了市场的疯狂,以不足300万的成本获得了将近3000万的票房成绩;2009年,《疯狂的赛车》使他成为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之后第四位迈入亿元俱乐部的内地导演。2014年,《心花路放》则开创了电影保底的盈利模式,和购票网站深度合作,在电影上映前就已经稳赚不赔——《囧妈》卖给字节跳动之前,就采用了该保底模式,欢喜传媒提前受益6亿元。


宁浩却把自己定位为“误入跑道的那个人”,被形势和别人推着跑,“而且我也不是跑在最前头的啊”。电影复工,《我和我的家乡》收获28亿票房。


在采访中,他对谈论票房没有兴趣,还不止一次表达了对“讲故事”的厌恶,觉得这一标准让电影变得低贱,而电影在尊重它自身特质的时候才可以变得高贵。就像《疯狂的石头》那会儿,“还有不少电影本体的部分”——它的空间感、闪回倒叙,“只有电影可以这么玩”。


那些惯常的评价一个“好故事”的词,比如笑中带泪、起承转合,“我一听到这就恶心”。对市场而言,这样的故事无疑是有效的。过去这些年,宁浩觉得自己也“掉到坑里了”,他想试着爬出去,但过了一会儿又说,“可能未来还是得走在这赛道上,你得生存,肯定免不了还得再拍点这玩意儿”。


“那有解绑的方式吗?”


“啥人啥命,你走到那块了,它就推着你只能干。就像你已经进入到了媒体行业,你不管说这媒体行业今天是不是寒冬,反正你只能在这儿,那我也是啊。”宁浩说。


要不就是生病了,要不就是受伤了


王红卫的时间感随档期而定,上半年是春节档之后,下半年意味着暑期档之后。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疯狂的石头》《无人区》等宁浩多部电影的编剧。


他每年都会被合作过的电影公司邀请去做一两次内部交流。影院复工不久,电影公司发愁,找上他说,王老师,现在也没片子,咱能说点啥?要不回归学术吧,您在电影学院讲了啥就给我们公司再讲讲。王红卫觉得没必要,就把这大半年“脑子里想过的一连串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


三四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在家里给导演系研究生上网课,最关心的不是电影业什么时候复工,而是当外部世界剧烈变动,以后拍电影是不是要换个脑子,观众看电影的目光和感受会不会再也不同,电影里又该用哪一套价值观去讲故事?


疫情逐渐平稳后,他觉得这个问题“太虚了,为时尚早”。目前全世界大的电影市场只有中国复工,没有任何样本,甚至缺乏新片,更遑论观众标准和口味的变化。


影院开工百日,票房达到120亿,其中国庆档就接近40亿,和去年相差无几,名列中国影史第二。《八佰》上映后,登顶全球票房冠军。


董文欣这样的影院经理,对市场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和上座率的提升几乎是同步的”“《八佰》特别猛,一下子就爆了,比想象中加速了”。国庆档之后,影院恢复了七成有余。但在消费神话再造奇迹的双十一那天,董文欣在微博写道,这周市场冷到了极致,影院又开始节衣缩食了。


往年11月,是好莱坞大片惯常档期,如今除中国之外的全球电影市场停滞,出现片荒现象。“影院是靠片子吃饭的,现在的片子明显不够影院吃,特别是商业片。”几天前,董文欣在电话里说,她很焦虑,不知道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


过去15年间,王红卫辅助和见证了宁浩、程耳、忻钰坤、郭帆等导演的成长和中国电影市场的发育。


他把市场蛋糕分为三块:第一块是FIRST系的小微文艺片,要不独立制作,要不由工厂大门这样的厂牌监制或收割;第二块是主旋律影片;最后一块是核心主体,商业类型片。


他打比方,第一块蛋糕就像营养补充剂,游离于工业体系之外,主要依赖创作者尤其是新人导演的创作欲望;第二块蛋糕是政府供给,举行业资源之全力,不受外部环境影响;最后一块,才是支撑这个市场往前走的。复工之后,银幕上出现最多的是前两类影片。


11月初,北京急剧降温,在望京的工作室里,王红卫一身黑衣,坐在编剧们开剧本会的长桌一侧,像面前摆着一副棋盘,用手调动着“这三块蛋糕”。


“你数数看,《八佰》这样早就期待的片子之外,你数不出几个。你会发现,好像和以前是不太一样了。”王红卫说,“那要说疫情影响,最实在的,是观众在第三类——商业类型片上的刚需和市场供货不足之间的矛盾。”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目前行业资源并未集中在商业类型片上,“继续往前推演,这块儿(市场主体)就是烂片回潮,影片质量和票房成绩会再次倒挂。”


复工后,王红卫被邀请去看一部爱情类型片,观影过程并不愉快,“咱就不说狠话吧,片子乏善可陈”。三天后,该片上映,当天票房冲破两亿。与之相对,豆瓣评分不足六分。


他举例,更典型的是《喜宝》,豆瓣评分3分多但票房依然过亿。“如果熟悉这个行业,其实中国大陆的爱情电影已经死了很久了,纯粹爱情片,市场均值已下至三千万左右,这还是线上演员出演的。不是市场没需求,就是因为质量差。”王红卫说,“我很担心,花费十几年才摸到的、市场和口碑良性运转的规律被打破,烂片再次大卖,按照电影周期,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影响会立竿见影。后头你再去做项目开发的时候,那个标准到底在哪儿呢?”


他有过这样的经验。五六年前,中国电影市场飞速发展,热钱大量涌入,做房地产的来了,做工程的来了,不知道到底做什么但手里就是有钱的暴发户也来了。综艺节目到年底会出一个大电影,明星们马上就能转型导演,一个电视剧IP风头还未了,电影就出来了。而与此同时,导演编剧的手艺、影视公司的制作能力和发行眼光、观众的审美和喜好,都在这样的狂热和混乱之中形成了。


当时就有很多人担忧,烂片大卖会毁了中国电影业。


但王红卫反而不担心,“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声音”,在我们的采访中,他对很多新兴现象之下的观点都做此判断。很多国家后来兴起的行业就是这么起来的,一个充分的市场会进行自我修正。这就像一个小孩刚开始成长,还不够身强体健,“他长得乱点,还好,总归会长大的。”


那个长大的节点,被他划在18年年中《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出现——31亿票房,豆瓣评分9.0,票房和口碑实现了“非常非常良性的正相关”,创作水准在线,受众老少咸宜,而它又不是空中楼阁,“确确实实和我们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但即将发生的这次“烂片回潮”不一样,中国主流电影市场已基本发育完成,王红卫有些悲观,“一个人在青春期过了之后,如果再来这么一下,那你要不就是生病了,要不就是受伤了。”


即便悲观,王红卫案头仍排满了工作。他眼下最忧心《流浪地球》的续集。19年春节档结束,王红卫就催促导演郭帆开始筹备第二部,但郭帆太忙了,到了2020年,疫情爆发,见面受到阻隔,项目难以推进。好不容易等疫情差不都过去,6月27日,郭帆接到《金刚川》的拍摄任务,几乎全封闭式地一直忙到10月月底电影上映。


据了解,《金刚川》之后,四、五十部主旋律影片已提上日程,行业头部资源参与制作,将在未来五年内陆续上映。


“马上就是2021年的春节档了,距离《地球》上映已经两年了。”王红卫感慨。他跟郭帆说,要是再这么拖下去,等这个续集拍完,要不就是我退休了,要不就是连你都退休了。


王红卫发来的现场照片


我们见面半个月后,11月26日晚上十点一刻,在厦门举行的金鸡奖活动上,郭帆宣布《流浪地球2》启动拍摄,并定档2023年大年初一。他透露续集里“还会有全新的技术”。


王红卫就坐在台下,他第一时间发来消息和现场图片。“好多事都是当你以为是开了个好头的时候,没想到就是结束了。如果《流浪地球》这个头开得不算差的话,希望能努力得再好点,而不是一个终点。”在这个电影人的年底聚会上,他回答了李霄峰的那个问题,“电影能挽救一个人的灵魂吗?能救死扶伤吗?”


“都不能吧,电影肯定是个没啥用的东西,但是也可以说是所有无用的东西里,能做得很美好的一个,它可以把梦、把宇宙、把人从哪里来都拍出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杜梦薇、靳锦,撰文:杜梦薇,编辑:靳锦,摄影:苏里、杜梦薇,视觉:a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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