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中产化。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来到地球第一天（ID：lddqdyt），作者：刘喜，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从粤地前往香港的大陆人，往往会惊异于两地时而接近时而迥异的民风。
比如，在两粤大部分地区，狗肉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然而在香港，食狗被法律明文禁止，大部分香港人也对“吃狗肉”感到震惊。
元朗某小炒店被疑卖狗肉（后经查证实为羊肉），店主遭居民及网友攻击，生意几乎做不下去
香港人缘何不吃狗？
文明古国的吃狗传统
曾经和广东一样，香港也是吃狗肉的“重灾区”。
十九世纪，英国殖民者们漂洋过海来到香港，立刻为“文明古国”对待动物的野蛮态度感到震惊。
肉猫，华人的“天赐美味”
英国人对动物福利的关怀历史悠久。1630年代，英格兰的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担任爱尔兰副总督，他将爱尔兰人民对待牲畜的态度称为“粗暴”：他们对牲畜“强行挤奶”，将羊毛从活羊身上直接“拉下来”，还把犁绑在马的尾巴上耕地。
为了让动物免遭爱尔兰人的虐待，议会立法禁止了“活羊扯毛”和“马尾绑犁”的民俗。
宠物猫狗在英国社会里更是受到特别的优待。英国人认为，宠物作为家庭一员，不仅不该被虐待，甚至不应承担工作任务。
早在1839年，就有法案“禁止狗拉车”。
爱狗人士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肖像画上有一只宠物狗
然而，虽然豢养观赏犬和护卫犬的习俗在中华地区都源远流长，却并不妨碍狗肉在神州大地上被当作一种“食材”。
在粤地，狗肉被称为“香肉”“地羊”，食之可以滋补祛毒；广州人甚至有“狗肉滚三滚，神仙企（站）唔稳”的说法。
狗肉也是一味中药。中医认为狗肉“味咸性温，可补中益气，温肾助阳”。因其温热壮阳功效，狗肉成为一种冬令补品。
粤西名菜“狗肉煲”
不过，狗类权益最初并非英国人关心的重点，最先被整治的是菜市场上泛滥的“虐畜”行为。
《香港日报》曾刊文痛斥文明古国的屠宰风俗：“十几只鸭子被紧紧绑在一起……（宰杀时）打断腿后倒挂在钩子上，喉咙上开一个小缝（放血）。十分钟或更长的时间后它们才死去。”
1935年的《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禁止了“倒挂家禽”，但殖民当局的良苦用心并不为普通市民们所理解。
曾经有一名香港男子因为“虐鼠”被捕：他捉住老鼠后，将其钉在木板上“杀鸡儆猴”。审判过程中，裁判官认为更合适的做法是直接将老鼠杀死，而不是对其施加多余的折磨。
最后，这名男子不得不依法缴纳了罚款，但他却私下嘟囔，不让他“惩罚”老鼠，似乎并不能彰显法律的正义。
相较于处理“虐鼠”事件时的果断坚决，港英政府在维护狗类权益方面可谓小心谨慎。
长期以来，一直不断有英国人抗议港人对狗的虐待，在他们眼中，无论“吃狗肉”本身，还是吃之前对狗的处理方式（为了提升口感而将狗倒挂、活剥皮、棍棒打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残酷。
相关的立法动议不断被提出，然而港英政府不为所动。
究其原因，是港英政府一直同意“吃狗肉是一种中国传统”。当局不愿意为了保护动物权益而激化殖民地矛盾，造成不可估量的结果。
最早开始为狗类权益发声的，是香港本土的爱狗人士。
另一种狮子山精神
爱狗精神，肇始于纯种犬的流行。
在欧洲，饲养纯种犬的历史源于好几个世纪之前，从贵族到新资产阶级，“拥有纯种宠物”都是他们证明社会阶层的最佳标志之一。
19世纪中期，犬舍在优生学的基础上纷纷成立，专门培育纯种犬，制定犬类的审美规范。为纯种犬设立的犬展也开始流行，上层阶级们争先恐后的把狗带去参展，以证明自己的宠物血统纯正，符合上层的审美标准。
1903年的犬展海报
英国人们将源自母国的习惯带到了殖民地。养犬之风迅速被本地上流人士所效仿。
香港犬展于1913年5月举行之时还没有中国人的参与，规模和消息都寥寥；然而到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名流就开始抱着自己的狗出入犬展，中文报纸也开始报导相关消息。
“住洋楼，养番狗”，成为上流人士的生活标准。
爱狗人士的代表人物，是鼎鼎有名的“香江大老”周寿臣。他曾是晚清留美幼童之一，后在香港投身商界、创办东亚银行，也是香港殖民地第一名华人议政局成员、港英政府和民间华人的沟通桥梁。
周寿臣和港督葛量洪爵士夫妇茶聚
“狮子山狗场”针对华人开放，提供狗的训练和疗养服务，其成立时间（1949年）远远早于狮子山精神的萌发
爱狗人士们对社会上的食狗风气并不满意。然而，在全民吃狗的风气中，以“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为名提倡禁止吃狗，并不算一个好的做法。
1949年，港岛狂犬病泛滥，共有20人及40只狗死亡，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港府下重锤治理狂犬病。
以周寿臣为代表的一众爱狗名流抓住了这个机会，向港府呈递了“禁止屠狗”请愿书。
请愿书认为，华人传统的屠狗方式非常残忍；狗肉买卖滋生出的偷狗行为，造成了以狗为宠物的家庭的普遍恐慌。而狗贩为了获利，大量从内地进口缺乏免疫和检查的狗只，这些狗很多都染有狂犬病，造成香港地区的公共卫生隐患。
所以，不仅应该将食用狗肉视为触犯刑法，还应该制定办法，收容无人饲养的狗只。
1949年，香江名流联署请禁屠狗
爱狗人士首先遭到了同胞们的无情嘲笑。请愿书甫一发出，就被不少华文报纸抨击为是“爱狗名流的噱头”和“对中国人的抨击和指摘”。
《大公报》刊登了屠宰场工人的批评：对爱狗人士们的提议，“我们不知道这是幽默还是无聊”。
不过，港府显然不认为请愿书属于“幽默”或者“无聊”中的任何一种。
英国人高兴的意识到，原来不仅仅他们将华人屠狗视为残忍。曾经于1946年和1947年两度提请又两度搁置的“禁食狗肉”法案建议很快进入议事流程，并通过了立法会的审议。
1950年，立法局通过了《猫狗条例》，规定“禁止猫狗屠宰和猫狗肉售卖”，并将狗类的输入、管有、畜养、繁育或移动都监管起来。
吃狗肉在香港成为非法，但香港却并未如同爱狗人士们想象的那般成为狗类天堂。
香港人，不吃狗
《猫狗条例》从防治狂犬病的角度出发，论证不吃狗肉的合理性，是港岛防治狂犬病运动的组成部分。
早在1920年代，港府就开始用“防疫”和“扑杀”相结合的方式整治狂犬病。有主犬只的防疫责任由狗主人负担，流浪犬就只能被“扑杀”，警察可以射杀规定时间之外在街上游荡的任何犬类。
实践中，警察滥用权力、甚至伤害到无辜群众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警员开枪打狗，误伤割草妇人
就连周寿臣等人所在的“香港防止虐待禽畜会”，都并不反对用扑杀的方式处理无主犬只。
出于“减轻动物痛苦”的考虑，防止虐畜会提供了犬类专用的二氧化碳“死刑室”，然而大部分流浪狗依然死于枪口和棍棒之下。
“防止虐畜会”并非动物权利倡导组织，而赞同在保护人类权益的基础上，尽量为动物提供“无痛苦”的死亡
爱狗人士们没有想到，《猫狗条例》起到了加重狂犬病恐慌的反面效果。
在对狂犬病的一片恐慌之声中，狗类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不仅流浪狗被大量扑杀，合格防疫的家养犬在非规定时间内上街，也面临被带走的危险。
1926年的犬类管理办法，规定所有狗类，出门都必须带嘴套
更何况，执法的困难远远大于立法。
虽然政府迅速表明了执行法案的决心，条例通过的当年，就有三十八岁的冯氏妇人被控“私藏狗肉”并被判处罚款二十元或入狱六天。但此后，《猫狗条例》再未见应用，直到2006年，才有元朗男子因“淹死并屠宰狗”而被判刑。
《猫狗条例》不仅执行困难，而且只在港岛有约束力。在港英政府鞭长莫及、本地势力甚嚣尘上的边缘地带，狗肉贸易不绝如缕。
在新界，握有直接治理权的乡村长老并不吃《猫狗条例》这一套，当地存在着大量地下狗肉市场。
尽管防止虐畜会在新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禁食条例的执行效果依然不彰。
而在九龙寨城这样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国政府不想管、中国政府不能管的的“治外之地”，贩卖狗肉的“香肉馆”更是随处可见。
1950至60年代，九龙寨城“'黄赌毒'盛行，狗肉食堂满街巷”。王晶2017年的电影《追龙》，还原了城寨中的“香肉馆”
《猫狗条例》实行近三十年后，防止虐畜会居然在年度报告中提出要重新将食用狗肉合法化，以便更好的监控狗类屠宰的过程，避免出现残忍手段。
这一提议的背后，是无数协会工作人员的悲鸣：干预地下狗类屠宰，实在太难了。
然而，和三十年前不同，这次的提议遭到了诸多普通市民的批判。
根据1979年12月的《工商日报》，从公务员到学生，许多市民都开始认同“狗是人类的好朋友”，而吃狗则是一种残酷的做法。
“养宠物狗”作为一种舶来生活方式，和其他西式观念一样渗入到大众生活之中。
香港经济从70年代初期开始重光，流亡资本家、廉价难民劳工和本地人一起撑起了制造业的春天。
70年代末，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加上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失去了制造业的优势地位，也借此机会再次转型，成为寸土寸金的国际贸易中心。
经济腾飞的香港，开启了“藏富于民”的神话。在香港的黄金时代，人均GDP不断上升，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等普通大众来到内地“包二奶”甚至三奶四奶，在经济上都不算吃力。
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任达华主演的李森就是一名香港的建筑工人，在东莞包养了打工妹晓玲，并将她娶回香港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后痛定思痛，摈弃了以英国人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开始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为了平抑阶层矛盾，大力兴建路网、地铁、公屋等民生工程。
平民和中下阶层，也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
八十年代的干诺道整整齐齐，行人、公交、出租车井然有序
1979年开始运营的香港地铁，整洁明净，代表了都市文明的发展方向
“住洋楼，养番狗”，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流生活，而成为人人皆可能触及的中产梦想。
华人，在进入主流经济与政治生活之后，也纷纷开始养起了宠物狗。
根据港府在1983年的社会调查，全港有大约8.5%的家庭养狗，家养犬数量有11万余只。
得益于“新市镇”政策，原本是吃狗重灾区的新界，被养宠家庭逐渐“侵蚀”，家庭养狗比例达到了20%以上。
政府统计处1983年的报告
不养狗的人，也逐渐建立起“他人物权不可任意侵犯”的观念，不再侵扰他人家中的宠物狗。和狗相关的法律政策也不断完善，宠物狗和主人的行为都得到了有效规制。
1980年，消失20余年的狂犬病又零星发生，在当局的防疫努力下很快消弭于无形。
“癫狗”、狗患同食狗习俗一起，在香港正式绝迹。
尽管总还有零星的声音认为吃狗是中华民族传统，“禁吃狗肉”是殖民政府的统治阴谋，但“吃狗肉不文明”已经成为社会主流观念，深深烙在大部分香港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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