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Margaret Talbot ，译者：三木，题图来自：《生活大爆炸》
一个小调查：在这段时间中，你是否有过无聊的感觉？
我们似乎会下意识地否认这一点，因为在疫情并未完全消退、局势尚且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需要时刻关注周遭的变化。但就像许多难以忽视的人类感觉一样，无聊会不合时宜地悄悄袭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身处疫情时迷茫的心境，恰恰是无聊的温床——至少这种不安产生了无休无止且挥之不去的挫败感，与无聊的感觉多少有些相似。
正如托尔斯泰所给出的定义，无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对欲望的欲望”（a desire for desires）。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将这种感觉比喻为小孩身上盖了一条扎人的毯子那样，并加以阐述：无聊是“一种‘挂机’状态，身体运转如常，但其实你什么也没做；这种情绪中弥漫着焦躁与不安，同时包含了最荒谬且矛盾的渴求，一种对欲望的渴求。”
在新书《无聊透顶：无聊心理学》（Out of My Skull: The Psychology of Boredom）中，神经科学家詹姆斯·丹克特（James Danckert）和心理学家约翰·D·伊斯特伍德（John D. Eastwood）很恰当地指出了这种认知状态和“舌尖现象”*的类似之处——感觉少了什么，但却说不上来。
*译者注：
很多人在考试中会有这样的经历：一些平时很简单、很熟悉的字、单词或公式等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考试过后却突然记起。心理学上称这种特殊现象为记忆的“舌尖现象”，意思是回忆的内容到了舌尖，只差一点，但就是想不起来。
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在该领域中并非孤军作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研究无聊的整个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期间召开了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研讨会、座谈会、讨论会，还有层出不穷的学术论文，论文标题像是《寻找意义：怀旧作为无聊的解药》（In Search of Meaningfulness: Nostalgia as an Antidote to Boredom）《被无聊吞没：食品消费以逃避对无聊自我的认知》（Eaten Up by Boredom: Consuming Food to Escape Awareness of the Bored Self）。当然，还少不了《无聊研究文摘》（Boredom Studies Reader），这本书有一个相当“高冷”的副标题——“框架和视角”。
这样看来，“无聊”的形成已有一段历史，它由许多社会因素决定，尤其与现代性有着紧密的联系。闲暇便是其中一个前提：必须有足够多的人摆脱了生存需求，手头有了多余时间，才需要去“没事找事”。现代资本主义为我们成倍提供了娱乐方式和消费品，同时削弱了那些为我们提供意义感的精神源泉，而曾经这种意义源泉或多或少是自动就能得来，而无需去争取的。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望，生活至少在某些时候是有趣的，身边的他人与我们自己也都是有趣的——当发现事与愿违，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失望。不同于传统社区，工业城市中的工作和闲暇被完全分隔开，这使得工作本身往往更为单调，规章也更为严格。
此外，正如政治学家埃里克·林马尔（Erik Ringmar）在《无聊研究文摘》上刊登的文章中指出，无聊往往会在我们被迫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产生，而在现代城市社会里有太多要求人们去注意的事物——工厂的报时笛声、学校的上下课铃声、交通信号、办公室规则、冗长的办事流程、填鸭式课堂……（现在还多了网课和网会）
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都认为，无聊是现代生活的一大祸患。19世纪的小说某种程度上是打发沉闷的一剂解药，而小说中所描绘的沉闷，也常常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成书于1856年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主角艾玛·包法利，若不是厌倦了平庸乏味的丈夫，厌倦了褊狭守旧的生活，厌倦了不如小说绚丽多彩的生活本貌，故事又要如何发展呢？
奥勃洛摩夫（Oblomov，俄国作家伊万·冈察洛夫1859年同名小说中的角色）终日在自己废旧的封建庄园中无所事事，与家人在深深的沉默中消磨时光，这期间还时不时传来一阵“人传人”的哈欠声。尽管早在18世纪，英语中可能已经出现了“a bore”（令人厌烦的人）的说法，但“boredom”（无聊）一词在书里作为形容一种主观感受的名词来使用，最早出现于1852年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书中的德洛克夫人（Lady Dedlock）人如其名*，深受折磨且无法逃脱。
*译者注：
Dedlock与单词deadlock同音，deadlock意为“僵局”，恰好指代了小说中德洛克夫人受到威胁而无法摆脱的局面。
海德格尔是研究无聊的杰出理论家，他将无聊分为三种：（1）普通的无聊，像是在等火车时感到的无聊；（2）一种深层的不安，海德格尔并未将这种无聊与现代性或任何特定经验相联系，而是指对人类所处的情况本身感到无聊；以及（3）对于某种无法名状但似乎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事物，而产生的一种难以言喻的缺失感。（这第三种无聊也许是为Peggy Lee那首慵懒的《Is That All There Is?》，加上了一个不错的注脚。）
我们受邀参加一个晚宴，“吃了些惯常的食物，在席上说了些惯常的话，”海德格尔写道，“晚宴上的一切不仅美味，而且很有品味”。这场晚宴没有任何令人感到不满的地方，然而一回到家，我却情不自禁地意识到：“今晚我还是感到很无聊。”
无聊感在19世纪中叶遍地开花，但早在那之前，人们就发现了它的迹象。公元1世纪，塞涅卡在思考生命的无尽循环时，产生了一种类似反胃的厌世情绪：“一切还将维持多久？无疑，我会醒来，我会睡去，我会挨饿，我会身处严寒，我会感受酷暑。难道所有事情都是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吗？”
中世纪的修士倾向于将这种情绪称作“怠惰”（acedia），正如修士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在公元5世纪时写道，这是“一种思想上不合理的混乱”，陷入其中的人只能在自家门口进进出出，叹息着“没有同胞”前来探望。然后抬头看看太阳，“像是嫌太阳落得太慢”。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怠惰”听上去很像“无聊”（也很像“抑郁”），尽管关于它还有个特别的评判：怠惰是有罪的，因为它使得修士“无所事事，无法从事任何属灵的工作”。
不过，这些都是无聊感觉之先兆的少数特例，而这种感觉随后也会在人们中间更为广泛地传播。在这些早期的形式中，无聊是“一种边缘现象，为修士和贵族阶级所独有”。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在《无聊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Boredom）中如此写道：事实上，它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因为它似乎只困扰着“社会的上层”。
这说得挺在理，不过我怀疑，某种主观的单调感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情感——就像喜悦、恐惧或愤怒一样。当然，即使是中世纪的农民，有时也会凝视远方，对着眼前的大麦粥*长吁短叹，期待着村庄里的下一个节日狂欢。近年来，研究者们在缺乏外界刺激的动物身上研究并记录下类似无聊的东西，而这似乎说明无聊并不完全由社会因素所决定。（如果一只狗从咖啡桌上叼走一本杂志，总是先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它，然后叼着杂志在屋里跑来跑去，好让我们来追它；那么我肯定会觉得我家这只永不消停的狗狗是觉得无聊了。）
古典学者彼得·图希（Peter Toohey）在《无聊：一段生动的历史》（ Boredom: A Lively History）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方案，来解决“无聊是人性的基本特征（或缺陷），还是现代性的产物”这一争论。他认为，我们需要区分一般意义上的无聊和存在意义上的无聊（existential boredom）：人（和动物）很可能总是间或性地经历前者；而后者是一种超越了短暂精神倦怠的空虚感和疏远感，直到最近的几个世纪，当哲学家、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帮助定义了这种感受之后，它才能进入到许多人的情绪词库中。
*译者注：
在中世纪早期，小麦的营养最高售价也最高，而社会下层则吃黑麦或大麦。与此同时，这些谷物也都是制作面包和粥的原料。面包比较容易消化，但制作的费用更高，因而吃粥也被视作贫困或食物匮乏的标志。
历史上，对无聊的诊断包含了社会批判的元素——通常是对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闲暇从根本上是由“社会总体性”（social totality）塑造的，并为工作所“桎梏”。而工作恰被认为是闲暇的反面：“当生活在强制性工作和劳动的严格分工之下，无聊是生活的一种功能。”所谓空闲时间，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愿意接受资本主义经济中受到无情管制的工作日，而设立的必休假期和强制爱好，它实际上是我们不自由的标志。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其颇具影响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理论中提出，行政工作（例如他所引用的，像是金融服务和电话营销这类“全新行业”）的大幅扩张意味着，“尤其是在欧美地区的大批民众，终身都在从事一些他们私底下认为其实并不需要完成的工作”。其结果可能是窒息心灵的痛苦。
阿多诺所说的“客观乏味”（objective dullness）近在眼前，尽管格雷伯告诫道：“对一些人来说，意义的缺失会加剧无聊，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会加重焦虑。”朋克音乐唤起的无聊，也煽动了准政治性的反叛——The Clash的《I'm So Bored with the U.S.A.》，或是Fugazi的《Waiting Room》，在这些音乐中，时间像是“被冲进下水道的水”，让一个男孩对现实世界失去耐心。
但是，尽管社会评论家可以对无聊提出有力的指责，许多人对于自己身上的这种寻常体验，往往带着否认或是轻描淡写的态度。也许一切都是世界的错，但感觉像是我们的错。无聊，无疑是一种缺乏魅力的存在状态。它“缺乏忧郁的魅力，那种传统上因为将忧郁和智慧、敏锐、美丽联系起来所带来的魅力”，史文德森评论道。
倦怠（ennui）*是“无聊”品味时髦、身着黑色的欧陆表亲，即使是最自命不凡的唯美主义者也不曾抱怨过倦怠。抑郁和无聊之间是有关联的，正如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写道：“抑郁的反面并非快乐，而是活力”。而抑郁被认为是一种临床的、化学上的概念，比起长期的无聊，人们可能更愿意在很多社会场合中承认自己抑郁。毕竟，如果你感到无聊，很可能你就是一个无聊的人。
*译者注
ennui来自法语，是指由于社会或个人的停滞不前而产生的冷漠和倦怠感，是存在主义中的概念。一般认为，ennui相较于普通的“无聊”（boredom）更为深刻，且关乎人类的存在本身。
心理学家桑迪·曼恩（Sandi Mann）在其2016年的著作《无聊的科学》（The Science of Boredom）中认为，“无聊是一种‘新型’压力”：人们不愿承认自己感到无聊，就像他们曾经不愿承认自己遭受压力，而现在则可能更愿意承认压力了。但我怀疑，无聊不会像压力那样，成为你在星巴克遇见熟人就会随意倾吐而出的抱怨，想着“谁又不是呢”。承认自己有压力意味着，你被人需要，你很忙碌，可能还很重要；而说自己无聊意味着，你缺乏想象力、主动性，或是没能幸运地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就像你小时候抱怨无事可做的话，大人就会生气。
尽管无聊不再像怠惰之于中世纪的僧侣那样，被大多数人视作罪恶，但却仍旧蒙覆着一层羞耻的微尘，尤其是当我们不好意思把无聊归结于那份你为养家糊口而咬牙坚持的工作的话。无聊更像是万事万物间小题大作般的一点点委屈，怯懦地逃离这个亟需改正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提供着的流媒体娱乐，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对无聊的解释是一回事，对无聊进行度量又是另一回事。在20世纪80年代，俄勒冈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诺曼·松德贝里（Norman Sundberg）和理查德·法默（Richard Farmer）制作了一张“无聊倾向量表”，来评估一个人在总体上有多容易感到无聊。
7年前，约翰·伊斯特伍德（John Eastwood）帮助设计了一个量表，来测量一个人当下有多无聊。近年来，无聊研究者们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比如他们会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写日记，记录自己自然而然感到昏昏欲睡的次数。（这些新方法的实验结果对无聊研究而言大有益处——曼恩指的是，那些她在“‘无聊’的研究赛道”上碰到的同僚们。）但在许多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在实验室环境下引发大学生被试的无聊感，来研究这种心塞的感受，会如何影响人们。
创作枯燥无味的内容恰恰需要一点独具匠心，这便引起了一种令人喟叹的、贝克特式*的喜剧。例如，詹姆斯·丹克特（James Danckert）在滑铁卢大学的一名学生导演了一段异常无聊的短片，是为了研究的目的故意让人觉得无聊。短片描绘了两个人在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里心不在焉地把衣服挂在金属衣架上，嘴里咕哝着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对话（“你要衣夹吗？”）。还有一些研究者让被试观看养鱼场管理的教学影片，或是抄下关于水泥的参考文章里出现的引用。然后研究者们可能会询问，这些一脸懵逼的被试会想吃多少垃圾食品（一项研究表明，数量相当的多）。
*译者注
贝克特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通过荒诞的手法来直接表现荒诞的存在。
尽管当代的无聊研究者们使用了各类量表和图表，但同样也涉及了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曾关注过的一些存在主义问题。有的阵营认为，无聊源于意义的缺失：当我们从骨子里不在乎自己在做的事情时，也就无法保持对它的兴趣。另有学派主张，要点在于注意力：如果一项任务对我们来讲太难或者太容易，注意力便会分散，思维便会停滞。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认为，“当我们陷入欲望的难题，想做些什么但又什么都不想做；当我们的智能、技能和天赋处于闲置，内心未被占满，就会产生无聊”。
佛罗里达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艾琳·韦斯特盖特（Erin Westgate）告诉我，她所做的研究表明，意义缺失和注意力分散这两个因素，在让我们感到无聊的过程中起着独立的作用，又有大致相同的重要性。
我的理解是：一件事可能是单调乏味的，但因为这些事情对你来讲有着各自的意义，因此它们并不一定是无聊的，比如你第六次给不想睡觉的孩子读《兔娃娃》绘本，又花了一小时为了一个十分关心的政治运动填写信封。又或者一件事有趣但没有意义，比如你在隔离期间玩的拼图，随便点开但一看就停不下来的网播肥皂剧。
如果一件事既有意义又很有趣，那就对你再好不过；而如果两样都不占，那你就往无聊所在的方向一去不复返了。
当代的无聊研究者们在为普罗大众撰写心理学领域的书籍时，通常会采用轻快活泼、内容翔实的画风，大大方方地分享许多自救指南——换句话说，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像哲学家们在思考无聊的本质时，倾向于提供的冷静的现象学和反资本主义的批判。
心理学家对无聊的分析并非政治性的，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大多是个体层面上的：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劝我们抵挡住“瘫在沙发吃薯片”的诱惑，去寻找能够带来自主感、让我们重新向着目标前进的事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视野，所以其看法可能会有些武断——他们认为，似乎不管你看的是什么，看电视总是一种不太高级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对于人们在生活中对自己的时间或主体性建立更多控制时可能遇到的结构性困难，他们并未作出太多说明。而你不需要像阿多诺那样去适应这些困难。正如帕特里夏·梅耶尔·斯派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在《无聊：一种心理状态的文学史》（Boredom: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a State of Mind）一书中写道，无聊呈现为“一种微不足道的情绪，但能让整个世界也显得琐碎”，它代表着“个体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强调，其权力却被赋予得越来越少”。
不过，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些实用的方法，来改变那些本不必无聊到那般程度的经历，那么诸多无聊研究很周到地提供了一些具体办法，对于应对学校里的无聊现象特别有用。
在2012年针对美国大学生的一项研究中，超过90%的人说他们会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55%的人表示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无聊。2016年的一篇论文发现，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讲，最容易产生无聊的活动是学习。（最不会产生无聊的是运动和锻炼。）桑迪·曼恩（Sandi Mann）和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最无聊的课程是电脑课，最不无聊的是在课堂中的传统“保留节目”——小组讨论。
在《无聊的科学》一书中，曼恩对听音乐和涂鸦这两种在学习过程中缓解无聊感的方法，进行了颇有价值的观察。在她看来，涂鸦（在催人欲睡的工作会议中同样有效）“实际上是一个能唤醒大脑的聪明策略，使我们获得适当程度的额外刺激——但这刺激的程度，又不至于多到让我们没法注意到身边的情况。”学校里无聊透顶的感觉也可能和年龄有关：从年龄维度考察无聊的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聊的峰值发生在十八九岁，然后开始下降，在五十多岁达到低谷，随后略有上升（让人难过的是，这段最后的上升也许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越发孤立，认知能力越发受损）。
《无聊透顶》花了大量篇幅在探讨无聊对我们的作用，这也是该领域中十分热门的一个话题。近年来，人们开始称赞无聊能够激发创造力，还推荐所有人去更多地体会无聊，而对小孩来讲尤甚。这已然成为一种主流意见，例如玛努施·佐莫罗德（Manoush Zomorodi）于2017年出版的著作《无聊与卓越：无聊如何激发你的生产力和创造力》（Bored and Brilliant: How Spacing Out Can Unlock Your Most Productive and Creative Self）。这一观点具有直观的吸引力，一直以来也备受青睐。甚至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也曾提及无聊能够激发创造的潜能：它是“孵化出经验之卵的梦中鸟”。
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扼杀了那只“梦中鸟”。他们指出，没有多少经验证据表明，无聊会释放创造力。一项研究显示，当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让被试产生了无聊的感觉（此处研究者们用的办法是，让被试大声朗读电话簿里的数字），被试就能为一对塑料杯想出更多的可能用途，这也是心理学家用来评估创造力的标准方法。
换言之，这其实非常缺乏说服力。当人们表示希望自己可以更频繁地感到无聊，或是后悔童年被太多的计划和娱乐塞满，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空闲时间，最好不受电子设备的干扰，让我们的思想嬉闹、漫游，或停留于遐想之中——这种白日梦一点也不无聊。
就像我读到的其他一些无聊研究者一样，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忍不住引用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说明了无聊的可怕后果——根据新闻报道，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们声称，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感到无聊。但这些故事并不能说明普遍的现象。在某些更常见的社会危害中，无聊才更可能是罪魁祸首。
威南德·凡·蒂尔堡（Wijnand Van Tilburg）和埃里克·伊戈（Eric Igou）是支持无聊的意义缺失理论的学界大牛。他们开展了一些研究，例如有项研究表明，无聊的产生会增加人们的群体认同感和对外部群体的贬低，同时也会加剧政党偏见。而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主张一种中庸的观点，认为无聊并无好坏之分，也很难说是亲社会还是反社会的。它更像是一种疼痛信号，提醒你去做些有趣的事来缓解无聊。至于是去饮酒作乐，还是在救济中心做志愿者，那就取决于你自己了。
当他们磨刀霍霍地开始讨论无聊是否尤其在资本主义晚期这一阶段有所抬头，其论调也同样温和且通情达理。当无处不在的消费性技术浪潮开始侵蚀我们能持续注意力的时间，我们是否会变得更加无聊？当我们身处一些典型的无聊情境之中（像是在车管所里排队的时候，或是医院的候诊区）而且手头没有手机可以划来划去，我们是否会更难以忍受无聊的感觉？
一项发表于2014年的研究表明，让人们独自在房间里干坐着思考人生会有多么困难，即便只让你坚持一刻钟甚至更短。比起无所事事，三分之二的男性和四分之一的女性选择电击自己，哪怕研究人员在开始之前已经让他们试过了电击的滋味。而且大多数人当时表示，他们宁愿花钱也不想再体验这种特别的感觉。（当实验在家中进行时，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承认自己作弊了，比如他们会偷偷看手机或听音乐。）
后来研究者们以相似的形式重复了这一实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我想在更早的时代，在人们还很少一个人对着手机自得其乐的年代，研究课题是否很快会变成人们离不离得开电视遥控器。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艾琳·韦斯特盖特（Erin Westgate），对于如何鼓励人们喜欢思考产生了更深的兴趣，这项追求听上去饱含辛酸，但她说她的研究表明这是可能的，一个方法是去鼓励人们设想当他们孤身一人时会思考些什么。
在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看来，无聊很大程度上是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因此，任何让我们更难集中注意力的事物，任何让我们只能浅薄或碎片式地投入的事物，都有可能加剧无聊。“换句话说，科技在俘获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方面是无敌的，”他们写道，“因而我们任意控制自己注意力的能力由于使用的不够多而有所退化，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不过他们也说，目前还没有任何追踪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人们是比以前更无聊了，还是没那么无聊了。在他们引用的1969年盖洛普民调中，竟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甚至是相当乏味的”。要注意说的是他们的生活，而不是他们的工作。可惜的是，在后来的调查中，调查员没有再问这个问题。
在一项调查意大利民众对于新冠疫情的情绪反应的研究中，人们认为无聊是被迫禁足第二讨厌的方面，排在前后两位的分别是没有自由和缺少新鲜空气。今年3月，《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这场疫情为无聊领域的研究者们带来的契机。无聊是否会像人们一直希望的那样，成为复原创造力的机会？还是说寻常的单调生活和"隔离疲劳"这个二号反派，会导致危险的、自暴自弃的、或是反社会的行为呢？
韦斯特盖特已经开始在网上研究人们自述的无聊感受，以及在经营性场所和公共设施关闭期间对这种感受的反应。她告诉我，新冠疫情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次自然实验。通常情况下，人们承认每天有大概半小时会感到无聊，因此要在人们经历无聊的当下加以研究是很难的，但现在可能变容易了。
但如果无聊是在缺乏意义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确切地说，疫情的约束让我感到的并不是无聊，而是导致焦虑，透支情绪，并充满了不确定感。如果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比较局限，那么至少你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控制疫情、拯救生命。而我们对于一同隔离的其他人所表现出的一点善意，以及他们对我们表现出的善意，都会产生意义深远的新回响。
不过，在严峻时期坚持抱怨无聊的权利，也有助社会复原，且符合人之常情，这正是对生活中落于寻常处的生动与多彩，所抱有的无限向往。在新书《难忘的广场：两次大战间的五位伦敦作家》（Square Haunting: Five Writers in London Between the Wars）中，弗朗西斯卡·韦德（Francesca Wade）引用了历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在1939年写下的话。“哦！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了，”她写道，“战争期间的无聊简直难以置信。我的心像蜡烛一样被吹灭了。和其他人一样，我不过成了怨天尤人的具体化身”。要知道，有时候，是倾吐牢骚让我们得以喘息。
原文：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annals-of-inquiry/what-does-boredom-do-to-us-and-for-u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Margaret Talbot，《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译者：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