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外人看来较为光鲜的行业，其内部总是存在各种残酷的尔虞我诈和精明算计；虽然身处在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但依旧有无数卑微个体挣扎在生存边缘。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陶力行 ，原标题：《书评 | 地方性知识、科学方法以及人类学家的局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牛津大学教授项飙是当前华语世界最知名的人类学家之一，其与单向街书店编辑吴琦的对话录《把自己作为方法》（后简称《方法》）日前出版。该书一问世就获不少好评。在这部对话录中，项飙谈及多个问题，讲述了他自己如何走上学术道路、如何做研究、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理论以及我们的周遭现实。
对于广大青年读者来说，项飙是一名可以亲近的大学学者，虽然出身名校，但却从不用各种学术黑话将自己与大众相区隔。他提醒我们，那些在外人看来较为光鲜的行业，其内部总是存在各种残酷的尔虞我诈和精明算计；虽然身处在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但依旧有无数卑微个体挣扎在生存边缘。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将这一系列现实呈现出来，既是一种道德责任，也是职业合法性的来源。在读者心中，项飙是一名能够充分履行该责任的杰出学者。但是，对于有心投身社会科学的同学而言，项飙不应成为追逐的对象。
如果仔细阅读项飙的这部对话录以及他先前出版的两部中文作品《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和《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后简称《浙江村》和《猎身》），就会意识到，项飙的研究方法存在诸多问题，他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对理论本身存在“偏见”，而且由于自己强烈的价值倾向，其批判意识总是在不经意间盖过了他的理解意识。
不过，这些问题并非项飙独有，而是为广大人类学家所共有。虽然不少人类学家都宣称自己的研究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性研究，以示其结论更可靠、更符合科学标准，但是他们进入田野的方式已经先验地抑制住了这种可靠性。人类学家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科学家，但他们生产的知识都只有人文意义而非科学意义。本文以《猎身》为例，简单谈一下人类学家的方法论局限及其知识的可靠性问题。
一、“猎身”与制度
《猎身》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所谓民族志，就是通过深度浸泡在田野中以及实地考察特定目标群体来深度描写该群体之风俗的研究方式。田野是指社会研究者为了直接获取有关研究对象的一手资料而进入的空间场所。《猎身》的田野既有迁移者的落脚点“澳大利亚的悉尼”，也有迁移者的出发点“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的海德拉巴市”。
从研究策略上看，这部作品起始于“过程性发问”。一般而言，过程性叙事围绕五类关键要素展开，即起点（startingpoints）、终点（endingpoints）、结点（junctions）、网络（networks）和关键行动者（keyactors），叙事者的主要做法就是搜集与这五类要素相关的信息，然后将它们整合进一段或者一组有关“身处于特定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从起点到结点再至终点的运动轨迹”的故事。《猎身》主要讲的是印度青年是如何在猎身体系下进入IT业，然后在劳力行的“帮助”下，通过IT业的全球性网络从印度迁移至澳大利亚及美国的过程。
所谓猎身，是指“一个立足于印度但全球运作的IT劳动力管理体系”（《猎身》，第2页）。根据项飙的说法，它“是一个印度独有的特殊现象”，其操作流程如下：“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bodyshops），即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人。不同于传统的中介招聘机构，劳力行不是简单地把雇员介绍给雇主就完了，而是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为工人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政府工资、安排食宿等。
在猎身中，工人们与他们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从而雇主随时可以剪裁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劳力行可以将他们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者让他们‘坐冷板凳’，即等待下一个职位。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劳力行之间会互通有无，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项目，他们就采取联合行动，随时将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
《猎身》是项飙用于回应发轫于1970年代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作品。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认为各国政府应该协作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相剥离，以便于创造一个可以让人力、资本、技术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世界，并相信在一体化的过程中，世界会变得更加扁平，人与人之间也会变得更加平等。
但项飙认为，这是错的。他通过展现“猎身”的运作过程告诉读者，所谓的平等化只不过是一场美丽的神话，在我们大众的眼界之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下，有些地区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倒增大了，有些领域的工作者不仅没有享受到更好的待遇，反倒变得生活更加不稳定。
项飙认为，猎身体系存在于主流之外的灰色地带。虽然印度官方鼓励技术劳务输出，但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那些拥有熟练技术的印度IT人士能够收到来自跨国公司的邀约，凭借一份让人满意的合同走上“康庄大道”，但猎身体系下的输出方式却是一条“邪路歪路”，即劳力行只需要通过一定的包装手段就可将一些不具备熟练技术的IT新手“伪装”成技术人才，然后以规避接受国法律的方式把他们蒙混送出国，待成功出去以后，再以各种方式把他们打发进那些需要IT工种的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IT新手不仅会面临很高的失业风险和法律风险，还不得不因为害怕前期投资的失败而总是提心吊胆，所以被迫接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项飙认为，猎身是一个在掏空印度基层社会的系统。但是，“不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感受性概念，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判断？
我没有调查过猎身体系，但拿我调查过的跨国护理移民作参照，类比一下两者。在一些诸如日本、德国和加拿大等这样老年化严重的发达国家，有大量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但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工都很贵，政府无法承托起巨大的养老开支，于是就通过发签证的方式从其他后发国家引入廉价的“护理人才”，条件就是允许他们在工作几年之后享有永久居民的身份。
这些外籍人士到当地工作，虽然赚的钱相比政府从当地直接聘请劳动力而言低很多，但只要一想到只需几年就有机会留在发达国家并转业，而且赚的钱还可以用来给尚在母国的家人带去一些资助，于是就愿意“卧薪尝胆”。
中国有一些专门从事涉外护理的中介公司，目标客户就是国内大学护理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学生本来在国内或许只能找到七八万年薪的工作，但是通过护理中介出国，就可改变“命运”。流程上，大致需要先缴纳十万至十五万左右的中介费，然后参加一系列考试，成功率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只要通过，就可进入加拿大。
简言之，在项飙眼里的不公平待遇在猎身体系下的IT人士看来，可能是一种通向公平、让自己重返人生赛道的必要考验。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提供一种新的说法以替代项飙对于猎身体系的定性，即猎身体系不是一个不公正制度下的产物，而是一个国家的底层人民积极进取、试图超越自身界限的故事，它给人梦想和希望以及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展现了“人之韧性”。
二、知识和比较
可能有人会质疑我，认为我的叙事是在胡搅蛮缠，指出我缺乏田野调查。我本人确实没有参与任何这方面的田野调查，但引的材料都是从项飙文本中截取的内容以及一些基于共识的公开信息。其次，即便做了田野调查，我也可以做出一副和项飙截然相反的叙事，毕竟叙事的依据是眼睛，从不同的眼睛中看出不一样的东西纯属正常，所以只要在逻辑上贯通，叙事就没问题。
但问题是：既然技术上，我跟项飙对于同样一项事务可以做出两种在价值取向上完全相反的叙事，那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应该采信哪种叙事呢？如果都采信，那是不是意味着知识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东西呢？如果非要剔除掉一种，应该采用什么标准呢？我的回答是：区分地方性知识和全球性知识之间的差异，然后通过比较的视野将地方性知识转化成全球性知识。
并非所有知识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有同样程度的价值，在人类知识库里，绝大多数知识都是只有局部性意义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而非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全球性知识（globalknowledge）。两者的区别在于，地方性知识以叙事性事实为基础，其生产随时随地，而实在性知识以实在性事实为基础，其生产需要经历一个反复比较和思量的过程。
虽然大学管理者将大学里的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两者的核心差别在于研究对象不同，而不是研究目的不同，至少就知识生产的类型而言，两者都以生产基于实在性事实的全球性知识为目的。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所说的科学知识或理论以及科学活动，其实也就是指全球性知识以及以生产全球性知识为目标的活动。《猎身》只是在生产地方性知识而非全球性知识，因为这部作品以叙事性事实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的时候会说“人类学家的知识没有科学意义”以及“项飙对于‘理论’有偏见”的原因。
虽然大学管理者将大学里的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两者的核心差别在于研究对象不同，而不是研究目的不同，至少就知识生产的类型而言，两者都以生产全球性知识为目的。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所说的科学知识或理论以及科学活动，其实也就是指全球性知识以及以生产全球性知识为目标的活动。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从过程式发问出发的民族志人类学家是否有可能提出全球性知识，比如，在看到一根羽毛从天空落下时，他会怎么说？他会说“在空气环境下，这根羽毛会做匀速运动，但是在无空气环境下，这根羽毛会做匀加速运动”吗？不会，他只会说“一根羽毛匀速地从天空中降了下来”，因为深度浸泡在“空气环境下”的人类学家只关注特定对象，他提问的方式是“羽毛是怎么降落的”，而不是为什么200g的苹果、80g的香蕉、150g梨、30g的铅笔在降落的时候，都是在做匀加速运动，唯独10g的羽毛在降落时，是在做匀速运动。
人类学家只有将提问方式从前者切换至后者时，他才有可能找出“空气”这一变量，从而做出全球性知识。项飙没有通过拟定一个差异性问题构建自己的叙事，而是将工作始终停留在反复强调“被掏空”这一感觉层面。
三、重新理解“猎身”
差异性的提问依赖于比较视角和生态学视角的引入，但深度浸泡在田野中的方式会不自觉地将研究者的眼光“禁锢”在田野内部，使其无法采取跳脱式的比较视角和生态学视角。在《猎身》中出现的唯一的一次比较在“结语”中，指出印度和东亚国家的IT业在“全球—地方”的经济联系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在东亚“‘地方—全球’的经济联系一般体现为直线型的垂直关系——即大公司从全球市场上接到订单，然后把订单中的某些部分转包给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再把任务分解”，整个过程能够自上而下地带动就业。
然而在印度，不仅没有大量下沉业务的展开，反而是“把印度基层的经济价值源源不断地向上，向外抽取，流向西方的发达世界”，最终使得印度的IT业成为了一个“为世界IT工业生产和提供技术劳动力的中心”（《猎身》，第159页）。项飙对此的解释是，不平等的性别关系、阶级差别、种姓制度下的歧视导致大量人从事报酬大大低于付出的工作，以至于印度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培养大量IT劳动力，使得他们成为了发达国家的猎身对象。但是，这个解释是不可靠的地方性知识。
我们可以用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人均GDP数据作劳动力成本比较的间接参照：1990年，中国317美元，印度367美元、美国2.39万美元，澳大利亚1.82万美元；1995年，中国609美元，印度373美元、美国2.87万美元、澳大利亚2.03万美元；2000年，中国959美元，印度443美元，美国3.63万美元，澳大利亚2.17万美元。虽然1995年的时候，印度人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两国的差异相对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劳动力成本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仅从劳动力成本考虑，那么中国应该也有理由产生猎身体系。但是，中国并没有。
回顾历史可知，其实印度和中国的IT业可谓是同步发展，就人才教育而言，两国的体系都较完整，从高端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到民间培训机构的各种软硬件培训都有覆盖。如果要论科研底子，有可能还是印度好，而印度自195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建设和西方接轨的现代大学教育，尤其是科学和工程类教育。
但是如今，至少从1995年以后，中国的IT教育能够直接为本国的IT产业提供后备人才，无论是高端人才还是低端人才都可以，但印度的IT教育部门向社会输出的低端技术人口却只能往外国输出而不是被国内的IT产业吸纳掉。中国莫非实现了科技的弯道超车？不是。而是因为IT业本身就是一个辅助性行业，在科学或工程学领域，它不是前端而是后端。
IT业的价值并不在于其独立性而在于它能像橡皮泥一样通过“凹造型”的方式嵌入其他行业内部，以提升被嵌入行业的水平，比如搜狐、网易这些门户网站嵌入新闻业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快速，淘宝嵌入零售业使得商品流通范围更加广泛，各种ERP软件嵌入制造业是为了使得企业内部的流程管理更加清晰。如果这些行业没有发展的契机，那么IT业就无法在本土扩张。所以，与其说猎身体系是一种特殊的IT产业形态，不如说是印度的产业环境本身就很特殊，没有能力去支撑一个庞大的IT人口。
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后发国家，差不多在同一时段走向市场经济，印度还比中国早5年加入WTO。除此之外，人口规模也相当。但在整个长跑的过程中，中国越来越快，而印度被甩下这么多。一个经济学上的猜想是，印度交易成本太高。印度人口目前13.2亿，但有1600种以上的语言和方言，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有30多种，联邦官方语言有22种。一个国家内部语言越多，个体在这个国家内部的行走就越难。
一个社会的流通成本越高，交易成本就越高。多语言的状态是随着种姓制度的延续而保留下来的产物，虽然从政治制度层面看，印度早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社会层面，种姓制度所维护的社会形态——包括多语种的分布格局——依旧很完整。印度政府也曾试图从国家层面统一语言，但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印度在独立之后就开始推行民主制，大大限制了国家能力，更甭提靠国家强制力废除社会层面的种姓制度。
因此，我的解释是：印度因为较早实行了民主制，削弱了国家能力，无法通过大规模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于产业投资的低流通成本环境，所以直到IT教育业发展的时候，印度也尚未形成足够大规模的基础性产业以吸纳这么多IT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广大的IT人士而言，出国是比留在国内更好的出路，其不仅不是不公平体系下的产物，还是底层IT人士实现阶层越级的一种最优路径。
四、人类学的限度
社会科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世界范围内看，这套方法论已经变得比较成熟了。但中国的社会科学还在起步阶段，对于方法论，尚未形成基本共识，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科学还处在“义和团”阶段。也正因为此，很多人并不知道怎么去分辨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好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用身份本位代替学术本位去评价一名学者，即只要这个人有海外名牌大学教授的头衔就默认这个学者很优秀。虽然这些知名学者里，优秀的不少，但也不乏平庸。作为一名学习者，我们应该随时保持反思的状态，采取一种成熟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按一个我尊敬的老师的说法，我们应该时刻追问：他在说什么？证据在哪里？他说的一定是对的吗？凭什么相信他的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陶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