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暴力化”理论，大部分施暴者本人都曾遭受过虐待，起初都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不过，阿森斯并无为这些人在后来实施的暴力犯罪开脱之意。
“人的一生都是在薄冰上跳舞，冰层下异常寒冷，一旦失足跌落，生命即刻逝去。这冰层有时无法承受某些人，他们便掉了下去，而这恰恰是我要剖析的瞬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高广童，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他人实施极其残忍的暴力犯罪行为？普利策奖获得者、作家理查德·罗兹（下文称“作者”）在他的《他们为什么杀人：人们何以变得暴力，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写于1998年，下文称“本书”）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犯罪学家朗尼·阿森斯博士提出的“暴力化”理论。这一理论挑战了当时（20世纪70年代）关于暴力犯罪的主流解释。许多关于暴力行为的理论都将犯罪者的暴力行为归因于基因遗传、无意识或犯罪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等，但在阿森斯看来，暴力罪犯们并非天生杀人狂，他们实施暴力犯罪也并非出于激情，而是被“暴力化”了。
血是怎么冷却的：“暴力化”四阶段
“暴力化”是阿森斯提出的一个术语，由暴力和社会化结合而成。人是社会环境和自身经历的产物，暴力罪犯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充斥着大量暴力。暴力罪犯先后完整经历了“暴力化”的四个阶段——暴虐化、交战状态、暴力表现、恨意。
“暴虐化”是指一个人遭受暴力，或者目睹家人或关心的人遭受暴力征服，在此过程中，他们学习到遭遇暴力时需要用武力来回应。
在经历了痛苦的暴虐化后，被施暴者就进入了“交战状态”，被施暴者学习使用暴力以控制、制服他人，当被施暴者遭遇严重暴力挑衅并且认为自己只有诉诸暴力才能避免遭受进一步的暴力时，他们会坚定使用暴力的决心。这时，被施暴者施暴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避免在暴虐化阶段所受到的那种暴力打击。
第三阶段是“暴力表现”，在这一阶段，被施暴者仍然不确定他是否能伤害另一个人。如果他以暴力胜出，他可能此后不再诉诸暴力，而仅仅依靠他通过暴力获得的名声；或者他对使用暴力来控制他人获得的尊重或恐惧感到高兴，就此可能决定，无论是面对最轻微的挑衅还是根本没有挑衅，都要以武力袭击他人。如果他以暴力反击时输了，他更可能停止施暴，转而采用其他手段保护自己，比如离家或者远离他遭受暴力的社区。
最后一个阶段，阿森斯称之为“恨意”，至此，被施暴者已经彻底形成了将暴力作为对待他人的工具的决心，“哪怕他们受到最小规模或是最轻微的挑衅，他们都要郑重其事地企图重伤或是杀死挑衅者。”最终，他们的自我认知、对自己与他人互动的理解都带上了暴力的底色，他们也从暴虐化受害者转变为挑衅者和施暴者。
阿森斯认为，上述四个阶段必须被完整地经历之后才会产生暴力罪犯，并且只有经历了前一阶段，才能进入后一阶段。如果被施暴者停留于前三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就不会走向暴力犯罪之路。
干扰“暴力化”进程的关键
按照“暴力化”理论，大部分施暴者本人都曾遭受过虐待，起初都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不过，阿森斯并无为这些人在后来实施的暴力犯罪开脱之意。阿森斯的关切更像是德国刑辩律师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其根据所经手的真实案件写成的小说《罪行》一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人的一生都是在薄冰上跳舞，冰层下异常寒冷，一旦失足跌落，生命即刻逝去。这冰层有时无法承受某些人，他们便掉了下去，而这恰恰是我要剖析的瞬间。”
阿森斯关注暴力犯罪的成因，正是为了能使更少的人因暴力环境而从薄冰之上跌落，避免或阻断“暴力化”进程。他的研究表明，多数暴力罪犯在实施暴力犯罪前都曾遭遇家庭暴力或校园暴力，因此减少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是直接而有效的。
在《暴力犯罪与罪犯重访》一书中，阿森斯强调，学校是阻止或干扰“暴力化”进程的关键。
前面提到，暴力罪犯在“暴力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以暴力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互动。阿森斯认为：“尽管社区无法保证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好家庭，但可以给他们保证一个好学校。”一个好的学校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一个糟糕的家庭，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对自我形象和人际互动的认知。此外，学校也可以作为社区犯罪的预防中心，并提供社区康复计划，对“暴力化”的形成过程进行干预。
将个人暴力经验问题化的犯罪学家
本书的英文原版书名直译是“他们为什么杀人：一个特立独行的犯罪学家的发现”（Why They Kill：The Discover－ies of a Maverick Criminologist），这恰恰是本书的两条线索——既是对人们实施暴力犯罪原因的探讨，也对阿森斯的研究和履历进行了传记性回溯。作者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将阿森斯的研究、学术发现和个人经历自然地串在一起，而毫无跳脱之感。
阿森斯是一位将遭受长期暴力的个人经验问题化的非主流犯罪学家。他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被原生家庭中的暴力所笼罩，不得不直面父亲对自己、母亲和哥哥的暴打和暴力威胁。幸运的是，阿森斯因为个头太小而只有一些轻微暴力行为，仅停留在“暴力表现”这第三阶段，并最后走上了另一条路——读大学，并因他对人们何以变得暴力这一主题很早就产生问题意识，而最终成为犯罪学博士。阿森斯承认，他在刚进入大学时根本不知道犯罪学这一学科的存在，直到一堂社会学课上，才“突然灵机一动，心想，哇，我知道这个啊！我有亲身经历，我应该能就此做点什么……我总是对暴力感到困惑，在我家里，在我的社区，我一直想知道暴力为什么会发生，人们为什么要实施暴力，为什么没有人为此做点什么。”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阿森斯以美国多家监狱中的一百多名曾谋杀、强奸、焚烧、切割他人的暴力罪犯为研究对象，先后对他们做了深度访谈，听这些罪犯们说自己的故事，让他们回忆实施犯罪的决策过程、对自己犯罪行为的看法和解释。本书就节选了20多个对杀人、严重伤害、强奸、绑架犯罪的访谈长片段，读者可以直面这些原汁原味的犯罪心理解剖。正是阿森斯直接接触日常暴力的亲身体验、险些成为恶性暴力罪犯的经历，使其天然与暴力罪犯之间能够产生共情和理解，从而打破罪犯们对他的戒心，赢得罪犯们的信任。而这也是第一次有犯罪学研究者直接和杀手等暴力罪犯对话，试图去总结他们在实施暴力犯罪时的思维方式，发现他们“背后的社会心理发展过程”。
当然，对这些暴力罪犯的访谈出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阿森斯遭遇的暴力和威胁。尽管监狱在他访谈时设置了一些保护措施，但阿森斯仍然面临来自部分罪犯和监狱管理人员的双重危险。幸运的是，阿森斯在个别监狱得到了罪犯“大佬”的暗中庇护，但他也曾险遭一名与看守事前串通的男性罪犯的暴力猥亵。这次访谈经历也成为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阿森斯心有余悸，常陷入孤独的自我怀疑中；另一方面，这座监狱中的其他囚犯听闻阿森斯并未举报这名企图猥亵的罪犯，竟有更多人乐于接受访谈了。
“暴力化”不足以解释一切
关于阿森斯的研究方法，作者总结道，“阿森斯对数据可能揭示的暴力行为前因并无兴趣，他更关注暴力实施者所亲身经历的暴力行为本身，由于不在伤害、强奸或谋杀现场，叙事型描述就是他的首要数据。”阿森斯甚至认为，未经历过暴力、凝视过暴力深渊的研究者是很难真正理解暴力犯罪的原因的。此言或许有些过激，毕竟刑法学者并不需要实施过犯罪才能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毫无疑问，阿森斯经受的暴力使他发现了此前研究者的遗漏之处，得出了具有洞察力的结论。
在阿森斯的访谈对象之外，作者对阿森斯“暴力化”理论进行了检验，考察了包括好莱坞女演员拉娜·特纳的女儿谢里尔·克兰刺死母亲情夫案、美国拳击手迈克·泰森咬耳案以及福柯和学生挖掘的皮埃尔·里韦埃弑其母、其弟、其妹三重谋杀案等多个著名真实案件，并用“暴力化”理论解释了这些罪犯的暴力犯罪生涯是如何发展的。
虽然作者以历史论据支持了阿森斯的理论，但其理论的解释力自提出以来始终面临很大挑战。“暴力化”是否足以解释一切暴力犯罪的成因？阿森斯仅重点关注暴力罪犯曾遭遇的暴力经历本身而未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其研究和结论产生的疑问或许比他给出的答案还多。不过，这毫不影响这本书的迷人，让幸免于掉进冰层而能接着跳舞的我们，可以多一份对罪责的理解，更对日常中的暴力多一些警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高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