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明的地图》第18章（由中信出版社授权），作者：张信刚（世界知名生物医学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及讲席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题图来自：《小萝莉的神猴大叔》剧照
印度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是印度教和佛教的发源地。中国人的信仰以及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武术等都受到印度很大的影响。印度的战略位置优越，北依喜马拉雅山脉，三面向海，是印度洋地区最大的国家。目前，印度的人口已经达到13.5亿。2013年，其GDP居世界第10位，2018年升到第5位。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人却感到很陌生，甚至觉得有些神秘。下面，我试图从不同维度揭开印度“巨象”的面纱。
种族与语言
印度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多元文化的博物馆。
从种族看，印度有黑皮肤、扁鼻梁的达罗毗荼人，主要住在南部。他们是南亚次大陆的早期居民，5000多年前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极可能就是他们的祖先。印度也有白皮肤、高鼻梁的雅利安人种，大多生活在北部和西北部。他们的祖先主要是约3500年前由西北方入侵的游牧部落，还有一部分则是近1000年前从波斯和中亚进入印度的穆斯林。印度还有黄皮肤、中等鼻梁的藏缅族裔，主要居住在东部和北部的边境地区。他们几千年来一直都在这个地区繁衍生息。
其实，通过3000多年的融合，今天大多数印度人是前两个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合。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城镇，甚至同一个乡村里，都可以见到肤色和面型很不一样的人。
在印度，使用人口达100万以上的语言有30多种，方言有超过1500种。由联邦和各邦立法确定的官方语言共有22种，其中15种属于印欧语系中的印度雅利安语族，4种属于达罗毗荼语系，2种属于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还有1种属于南亚语系中的蒙达语族。
据估计，大约75%的印度人的母语属于印度雅利安语族，他们主要生活在北部、中部和西部；20%左右的印度人说达罗毗茶语言，他们主要生活在东南部。由于印度语言繁杂，很多人都会说几种不同的语言。
印度宪法规定的全国通用语言和文字是北部和中部人口使用的印地语，以及用天城体字母拼写的印地文。大约有3.5亿人以印地语为母语，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差不多都能用印地语进行口头交流和书写。但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在印度南部，人们不承认印地语是印度的“国语”。
其结果就是，英语仍然是印度人最广泛使用的工作语言，相当于印度非正式的国语。其实，在印度，只有大约20%的人口能够说流畅的英语，其他80%的人口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使用英语。能说流利的英语的人口占比大致上反映了当前印度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占比。有些精英家庭已经连续几代使用英语，出口流畅文雅，而那些第一代接受英语教育的人，无论多聪明都不可能赶上前者的英语水平，因此难免有些自卑感。随着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印度人数量也会增加。
在英语逐渐普及的同时，近30年来，“地方主义”也在印度抬头。这种现象和本地大众传媒的发展有关，也和政客特意说方言以讨好中下层选民有关。有一些国会议员坚持在国会里说本邦的语言，这就难为了那些被质询的联邦官员。因此，联邦官员到国会应答时，经常要带几名会说不同语言的助理。这个现象除了体现印度多元文化的本质，也反映了一些人对失去自我的焦虑。
暴乱与建国制宪
1947年印度独立之前，英属印度（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部分缅甸）人民从事了将近100年的反抗运动，早期主要由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国民议会领导，后来又有穆斯林联盟参加。二战后，英国已无力阻止印度独立，于是决定退出。此时，大半个世纪以来联合争取独立的两大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矛盾：印度国民议会力主在英属印度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多宗教的世俗国家，穆斯林联盟则坚持要在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另建一个伊斯兰国家。1946—1947年，印度各地发生了多次不同宗教社群之间的流血冲突，因此英国决定让印度提前独立。
在英国蒙巴顿勋爵（现任王夫爱丁堡公爵之叔）的斡旋下，印度国民议会与穆斯林联盟达成分治协议，并授权英国划定疆界，分别成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这时，在英属印度境内各地有超过550个自治邦。依照协议，每个邦的王公可以自选加入哪一国。在最北部的克什米尔邦，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但王公是印度教徒。他原本一直犹豫不决，在宗教冲突已然发生之后，选择参加印度，这就引发了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尚未独立之前的战争。70年多来，克什米尔地区仍然是两国敌对的主要原因之一。
印度与巴基斯坦独立初期，因为宗教冲突而丧生的人口超过100万，逃离家园迁往新成立的印度或巴基斯坦的人口则超过1000万。1971年印巴再战之后，才形成现今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国相对稳定的局面。
从建国前的暴力冲突与动荡不安，到建国后坚持宗教平等、维持社会安宁，这对印度而言确实很不容易。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对宗教保持中立的政策，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印度教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与中国很不相同，在印度，几乎每个人都信奉宗教。在印度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印度教徒（约占81.5%），其次是穆斯林（约占14%），然后分别是基督徒（约占2%）、锡克教徒（约占2%），以及佛教、耆那教、祆教、犹太教等的信徒（总共约占0.5%）。
在制定宪法时，印度教的上层精英显示了宽容和远见。1950年实施的印度宪法强调保障人权，废除了在印度教社会素来被视为贱民的“不可接触者”种姓，改名为“表列种姓”，并在学校和政府中为他们提供保障名额。
2002年我应邀访问印度，会见了印度文化部的代理部长——一位有藏缅人面型的女性。她送给我一本印度1950年宪法的复印件，指出印度的宪法无论在1950年还是在2002年都是一部先进的宪法。
宗教社会与世俗国家
宗教信仰对印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印度制宪委员会经过多次辩论，决定在宪法前言里提及“神”，但没有使用任何名称。宪法中明确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信仰、实践和传播宗教的自由。也就是说，印度的政府对宗教保持中立性。
然而，在保护宗教实践的自由这一点上，印度宪法的制定者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印度教古代的吠陀经文中强调牛（尤其是母牛）的神圣性；中世纪后，印度教徒不宰牛，也不吃牛肉。多个世纪以来，无主之牛在印度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随意走动。然而，12—19世纪，大半个印度都由穆斯林统治，而且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成倍增加。穆斯林不但吃牛肉，每年还有一个“宰牲节”，有钱人要屠宰牛羊，把肉分给穷人吃。如何同等地保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实践自由呢？
印度制宪委员会多次讨论的结果是：在宪法正文里不提及宰牛的问题；在宪法附件《邦之政策的指引原则》里温和地提到，邦可以立法保护畜牧业以及限制屠宰乳牛和耕牛等动物。之后，不少邦根据这个指引立法禁止或限制宰牛。
能否宰牛在印度一直是个大问题。不只印度共和国要用宪法附件的方式授权各邦限制屠牛，在莫卧儿王朝统治印度的时候，好几位穆斯林君主也曾经为了社会和谐而诏令禁止宰牛。英国人是强势的殖民地主人，又喜欢吃牛肉，所以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凡有英国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屠宰场，每天屠牛数以万计。这和印度教徒的习惯背道而驰，因此引发了多次反屠牛暴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印度独立运动。
穆斯林不许吃猪肉，这是铁律。虽然在印度可以买卖猪肉，但大部分印度教徒都已经习惯了不吃猪肉。我曾7次到印度全国各地旅游，餐馆菜单上所见都是羊、鸡、鱼、虾和素菜，没有牛肉或猪肉。我想这是多宗教的印度社会从长期社会实践中得出的智慧。
根据这种智慧，印度的建国者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宗教的社会里建设世俗的国家，把政府和宗教分开。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印度曾有一位锡克教徒长期担任总理，好几任国家元首都是穆斯林，其中一位还曾经是印度核子研究的领军人物。这些都是印度对全人类做出的表率。然而，在印度教徒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要长期保持国家世俗化很不容易。
强调印度教传统的印度人民党在最近两次大选中连续获胜，于是中央政府还有好几个邦都加强了对印度教的偏向。就贩牛和宰牛而言，印度加强了对越过邦界贩牛和宰牛行为的管制（这是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开设私宰场和越过邦界贩牛的商人一直存在，有很多农民养牛就是为了把牛卖给屠宰场）。追溯历史，宰牛在早期的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并没有受到禁止；当时不但允许教徒吃牛肉，还用牛来祭祀神祇。可是，在多数人本来就既不吃牛肉也不吃猪肉的印度社会里，要在21世纪特别严格地执行禁止宰牛的法例，其意义恐怕就不仅在于杜绝违法私宰，而是要强调人们心中的印度教传统。
我认为，印度在宗教社会和世俗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在遭受考验，甚至可以说，印度执政党所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反伊斯兰教心态正在破坏印度宪法对印度社会的设计。
民主法治和贿选贪污
今天的印度在被英国统治之前，没有过统一的中央政权。独立后，在宗教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的阴影下，印度采用了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
由于印度素来没有过大一统的政权，各邦的语言、宗教和地理环境差别又很大，联邦制是印度最自然的选择。至于议会民主制，印度并没有这个传统：当时印度的文盲率超过85%（今天仍有25%左右），这就和欧美议会民主所需要的选民素养大相径庭。
然而，这是印度的最佳选择：印度不可能实行军事独裁，因为它当时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号令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能够控制全局的军事强人。如果不实行民主选举，印度就只会陷入暴乱不断的混乱局面。
70多年来，印度的民主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它的进步和人们当初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议会民主制度的成功实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看得见的独立且有公信力的司法系统和廉洁有效、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队伍；二是看不见的却更加重要的选民的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幸好印度在1947年从英国人那里接手了一个司法系统和公务员队伍。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印度明知实施民主的条件欠成熟也只能勉强上路。
作为甘地的指定继承人，尼赫鲁凭借他在印度独立前多年奋斗的威望和个人的坚强信念，领导国民大会党连续执政17年，直到1964年逝世。这段时期奠定了印度民主宪政的基础。
尼赫鲁去世两年后，他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与印度国父甘地没有关系）开始了她共达16年的执政过程，其间有两次因败选而被中断。她总揽大权，作风强悍。1984年，英迪拉下令军队攻入被锡克分离分子占据的锡克教圣地金色神庙，因此对神庙造成严重破坏，这激怒了许多虔诚的锡克教徒。几个月后，她在自己的寓所被两名信奉锡克教的卫士射杀。她的死讯导致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其他不少地方发生反锡克教徒的暴动，约有3000人遇害。
英迪拉的大儿子拉吉夫·甘地继母亲之后，任印度总理大约5年。1989年，拉吉夫选举失利，但继续担任国民大会党主席。1991年，一名女性泰米尔极端分子引爆藏在衣服里的炸弹，将拉吉夫炸死。英迪拉·甘地母子的相继被暗杀显示，民主选举制度无法解决宗教感情和国家认同问题。
印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全世界其他各国也都面临的，那就是权钱交易。
在尼赫鲁家族三代执政的40多年间，虽然贪污贿选的丑闻也不时出现，但印度选民对这个家族所领导的国民大会党还是满意的。
在尼赫鲁家族失去政权之后，印度的黑金政治就被逐渐暴露。英迪拉为了便于筹募政党经费而改变了金融政策，给官商勾结开了大门。她的小儿子桑吉·甘地很年轻时便参与政治，他的受贿腐败行为广为人知。桑吉的哥哥拉吉夫·甘地继母亲之位出任印度总理后，曾和印度国防部部长接受瑞士军火商的贿赂，并因此被起诉。后来，他的家族和支持者力求为他洗脱，经过13年的审判过程，拉吉夫·甘地终于在死后被宣判无罪。
1991—1996年担任印度总理的拉奥离职后，因为受贿而入狱。他担任总理时，他的内阁部长几乎全部都要到一个金融巨富那里去接受“祝福”。黑金政治和议员受贿是印度政坛长期面临的困扰，这严重挫伤了人们对选举制度的信心。
实际上，在印度，一般平民的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仍很薄弱。有些贫困者会为了一点小钱或是受到宗亲的指使就随便投票给自己不了解的候选人，议员会为了有钱竞选或为了增加收入而以身试法。
印度的司法体系虽然独立，但人手和预算严重不足，无法应付众多的贪污案件和相关的诉讼。而那些有贪腐行为的官员和议员当然不会为司法机关和反贪部门增拨预算，增加人手。
如同其他欠发达国家一样，印度的民主法治不能遏制贪污腐败现象。
豪富、赤贫与迟来的公义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对2018年世界人均GDP的不同排名中，印度排第140多位。联合国最近划定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2019年，印度有超过8亿人生活在这条贫穷线以下。
然而，印度的超级富豪非常之多，有些富豪还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例如，有些富豪在女儿出嫁时要办十几天的流水宴席，还要花钱请一些毫无关系的外国政要和影星、歌星、球星参加。
我探访过一些距离孟买巨富的豪宅不太远的贫民窟，也去过位于金奈、加尔各答和勒克瑙的贫民窟。它们从外部看上去各自不同，但相同之处是：一家几个人都挤在很小、很破，甚至不能视之为房间的“家”里——自来水、下水道就更不用谈了，连厕所都没有，电都是从附近一根电线杆上接过来的。
在印度，生活得最苦的还不是大城市贫民窟里的人，而是在乡下靠天吃饭的贫农。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贫民窟的人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
我在美国时，曾带过一名自耕农家庭出身的博士后。他是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即金奈）分校的毕业生，在纽约州立大学念的博士，根底很好，聪明好学。在跟我工作的第二年复活节前，他突然提出为了家里的事要请假一个月。虽然我觉得时间不妥，他也没说清楚理由，但我还是答应了。结果，他两个月后才回来，只见他把头发剃光了，神情很沮丧。经过几次谈话我才明白，他父亲欠了一笔高利贷还不起，受到债主威胁。一年前，他父亲拿自己的土地作为抵押向一名亲戚借了一笔钱，以债还债。一年后，那名亲戚带了几个人硬把他家的土地给占了，还逼着他们搬家，他父亲急得要自杀。这就是他要匆忙赶回去的原因。最后，他找人出面干预和谈判的结果是把土地、牲口给了亲戚。接着，他剃了光头到一座毗湿奴庙宇里朝圣许愿，再回美国赚钱养活父亲和没有念过什么书的弟妹。
这个故事我讲给几个印度朋友听过。他们都说，自耕农因被迫失去土地而成为赤贫的事在印度乡下很普遍。我问过这名博士后：既然你爸爸有地，为什么不去银行借钱还债，而要以低价把地抵押给那个亲戚？他说：向银行借钱要有熟人，还要付给经手人一大笔酬谢费，最后拿到手的钱根本不够还当时追债的债主。我又问他：既然你爸爸抵押的土地比他拿到的贷款更值钱，为什么后来不向法院提出上诉，阻止亲戚强夺土地，然后把土地卖了还钱？他说：这个亲戚很有势力，法院肯不肯受理是个大问题；即使受理，何年何月才能够开庭又是个问题；法院没有用，只能靠神保佑。
今天，印度的银行和法院一定比当年进步了许多。但据我所知，穷苦农民还是不容易借到种子钱，引荐费和手续费的陋规也仍然存在。有纠纷却无法请法院受理，或是受理而排不到开庭时间的情况仍然存在。在任何社会，有法律总好过只有丛林法则，有法院总好过没有法院。然而，这使我想起一句英语名言：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意思是“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西化与传统齐飞
印度社会的上层普遍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十分了解西方文化和社交礼仪。因此，印度人和欧美各国人打交道要比中国人和欧美各国人打交道方便许多。
今天，在欧美大公司（比如《财富》世界500强企业）里担任高层管理者的印度人比中国人多得多，这就反映出印度人对西方社会的适应程度。但即使是十分西化的印度人也都仍然保持印度文化的许多传统。
这一方面体现在服装上。在印度，多数女性仍穿着传统服装，穿西式服装的男性虽然比较多，但仍有颇高比例的人穿传统服装。另一方面体现在名字上。现在有不少中国人喜欢取英文名，以方便外国人称呼和记忆。但这种现象在印度极为少见，许多印度人的名字都既难读又难记。但几十年来，我还没有遇到过转用欧美名字的印度人。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现象是，印度年轻人普遍接受父母替他们安排的婚姻。
20世纪80年代，我在麦吉尔大学任教时带了一个很优秀的印度博士生。他自小功课好，得以进入孟买的印度理工学院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然后到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兴趣很广，对西方文学和音乐都很熟悉。在麦吉尔大学读书时，他认识了一名印度裔女生，两人互生情愫，但还没怎么交往就因为女方家长不同意而告吹了。第二年暑假，他回家探亲，开学回来时，手上戴着戒指，说是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也是学工程的，是他母亲先看中了才让他暑假回去完婚。我知道的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我在北美洲和印度都参加过印度式婚礼。几乎毫无例外，新郎、新娘以及家人、来宾都穿着华丽多彩的印度传统服装，没有白色婚纱和成群的伴郎、伴娘等西方礼仪。他们一般是按印度教习惯和本地习俗诵念经文、家长祝福、在新娘与新郎头上涂抹香灰和交换戒指，然后就是吃喝跳舞。婚礼上的音乐一般也都是印度音乐而不是西方乐曲。
在印度，有两种极为受欢迎的运动：一种是英国人带去的板球，另一种是源于几千年前的印度的瑜伽。在过去曾属大英帝国势力范围的地区，板球仍然颇受重视，印度的板球队经常拿世界冠军。现在，瑜伽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是健身养性的好活动。如果说印度是“西化与传统齐飞”，板球和瑜伽便是典型的例子。
印度人对外国习俗的借用颇有选择。印度似乎很少有“时尚”人物会把和自己的历史文化毫无关系，甚至在西方也不很普及的节日（比如情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和礼仪（比如男子单膝跪地向女友求婚）搬到印度，让不明就里的普通人跟着庆祝。
19世纪末，印度上层精英从事宗教改革和文学革新蔚然成风，这反而增强了印度人的民族主义。中国知识界大都熟悉的诗人泰戈尔就极力主张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作为印度文化的养分。他认为，印度文化有自己的韧性与活力，不会因为与其他文化接触便被冲击得承受不住。这种信念来自他的一种判断：印度文化自身有拒绝断裂的倾向。从1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印度绝没有因为接受西方而失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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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信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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