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柳红，主播&制作人：@寇爱哲，封面为子尤生前照片，提供：袁权
爱哲按：
经济学者柳红刚从奥地利回国，她把自己在北京的家改成了一个博物馆，叫作“子尤之家”，来纪念自己 16 岁就早逝的儿子吴子尤。
这是子尤在博客上写的自我介绍：
1990 年 4 月出生，从小在北京长大。
小学过得很快乐，初中学的也不差。
前年 3 月 24 （日），胸腔肿瘤闹开了。
从此搬进医院住，从此医院成我家。
化疗开刀打点滴，真刀真枪朝我扎。
有生有死有意思，想你想我也想她。
我爱我恨我享受，我看我写我描画。
——2006 年 1 月他在新浪博客上开博客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介绍。
柳红北京的家门口，挂着“子尤之家”四个字
子尤从小就喜欢阅读、写作，尤其是在 2004 年初二患上癌症之后，他养病期间更是写下了很多的文字。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名字叫《谁的青春有我狂》，之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报道他，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文化现象。
那个时候恰好也是博客开始盛行的年代，子尤受邀开通了新浪博客。很多的读者在网络上追随他。
我知道子尤的故事，其实是近两年。因为我读到过好几篇文章，讲子尤的妈妈柳红，是如何在儿子去世后的十几年里，坚持不懈地，以各种方式纪念子尤。
恰好我和柳红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就加上了她的微信。
今天是 2020 年的 10 月 22 日，子尤的忌日，我和几个朋友驾车陪同柳红去给子尤扫墓，一路上一直在聊他们母子俩的故事。
小时候的子尤
爱哲：子尤生前健康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柳红：他小时候身体就不太好，经常咳嗽和生病。
他 5 岁时，我送了他一盘相声磁带当生日礼物。他就此喜欢上相声，一发不可收。我们于是买全集的相声名家给他，比如侯宝林、刘宝瑞的全套。
他听完后就开始学说相声，热情高涨，逮谁跟谁说，特别痴迷。
有次我们家来了一个小时工，她带了自己的孩子来，子尤就趁他们在厨房洗碗劳动，站在厨房外给他们说相声，搞得他们都有点不好意思。
总之，相声已经“泛滥成灾”，我只能把相声磁带放在抽屉里，但是他马上又能有新的爱好。
柳红的家里，放置着各种与子尤相关的物件
柳红：最初电影频道放卓别林的电影，我拿录像带录下来给子尤看。那还是默片时代，电影里主要是一些动作，子尤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卓别林。
他喜欢卓别林也是一发不可收，上学放学都模仿卓别林的步态，在学校里也模仿《摩登时代》里的动作。
# 我的创作经历
真正被称为是我的第一篇小说的作品创作于三年级，名字叫《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脱胎于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这篇小说，开始是我每天写在小纸条上交给老师的，后来在周末时回到爸妈家，由我口述，爸爸给我打字。我发觉，我口述时，脑子更清楚，文字更丰富。《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的故事我构思了很长时间，用我的专业构思武器⎯⎯积木，演了许多次。积木就是我构思的好帮手，不同的积木，代表不同的角色。演一次，就像看一部电影。
2001 年 12 月 2 日
北大附小 六年级三班 吴子尤
柳红：他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家搬到了燕北园。1998 年，他转学到北大附小。那时候他四年级，他在班上办了一个月亮文学社，组织一批小孩演莎士比亚的话剧，比如《哈姆雷特》。
北大当时有个卖碟的小店，叫“镇宇”，北大的教授或者研究生都常常到这个店里去搜罗一些好电影的光盘。子尤也成了这家店的常客，他对所有电影都门儿清，甚至比店员还了解。
子尤喜欢写影评、也喜欢写书评。我看到过他写的书评包括韩寒的、李敖的、张爱玲的、索尔仁尼琴的。如果不是亲眼看过，我很难相信这些是一个初二孩子的阅读史。
但上天有时候很不公平，让磨难降临到这样一个孩子的身上。
子尤小时候的照片
生病
柳红：2004 年 3 月，有一次，子尤和我走在天桥上，他说“妈妈，我想有一个传奇的人生”。
没想到这苍天之下天桥之上的话，一个月之后就应验了——子尤进医院了。
最开始他呼吸困难，胸疼，疼得他把课本揉成团，旁边座位的小朋友都看着，但他特别能忍，没有跟老师说，想下课给我打电话——但最后也没坚持到下课。
他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阿姨你来一下吧，子尤病了”。
我一听就知道很严重，说“赶紧叫救护车”。我跑过去之后，发现老师已经在胡同里等着我，于是我跟着老师往楼里跑。
在教师办公室里，一个老师抱着子尤，他喘气已经很困难了。
后来救护车来了，发现不是心脏的问题，就去做胸透，发现胸腔里头有一个肿瘤。于是我们在急诊室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去了肿瘤医院，展开了接下来漫长而艰巨的寻医问药的过程。
# 回家
喘不上气来的我直接从正在上课的教室被送到医院。救护车呼啸飞驰，我躺着，看车窗外，风景如岁月般地流淌，医生问从家里赶来陪在我身边的妈妈，是去海淀医院还是去西苑医院，这两个医院都离学校很近，它们也在我家跟前，我家的那栋六层楼挺立着，好像默默无言地注视着这一切。
2005 年 11 月 27 日
吴子尤
病中陪伴子尤的点滴
子尤生病前不久，柳红刚刚离婚，儿子就成为了自己的精神支柱。但这个时候儿子突然患病，给柳红的打击很大，子尤一直在鼓励母亲。
柳红：子尤手术的时候 14 岁，2004 年 6 月 25 日早上，他还发着烧，喘上不来气，但是他对我说了好多话。
他先给我讲了很多美国电影和电影史上的事情，还对我说了一番话。
他说，“妈妈，你应该是端庄的、优雅的、井井有条的、忙而不乱的，每次你歪着脖子驮着背，从外面跑进来，都给我丢脸。”
——所以我想我当时一定很彷徨无助。
柳红与子尤的合影
柳红：我是一个平时连打针都害怕的人，但是手术期间，我要到一个小屋子里直接跟手术室通话，他们说有些决策需要我来做，比如肿瘤已经剥离出来了，需要询问我的意见。
主刀的老大夫拿着盘子，里面是从子尤身体里拿出来的坏东西，他给我解释那些东西分别是什么。
这时候我想，我真的是一个连打针都怕的人，现在我看着这些从我孩子的胸膛里掏出来的东西——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震惊。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手术，全科室的大夫都要进去看。我还记得有一个大夫出来说，“哎呦，这个孩子还在背诗呢”。
他背的是叶芝的诗——《当你老了》。
子尤并不知道所有的危险。等他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住到一个单独的小的病房的时候，我才告诉了他手术之前所有的决策过程。
他一听，特别激动，满含眼泪地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让我错过了去感受这个激动的过程的机会。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我光辉的一生就是以我背诗结束的。”
2005 年子尤在医院里经历了一次控制不住的抽搐，他后来写下了后面这段文字。
# 5 月 5 日遐想
我这是在哪儿？眼前是一片漆黑。一种不知从哪儿来的吼声从我嘴里发出，且越来越急促，妈妈焦急的呼唤就在耳边，但我无法回答，身体如上弦般震动地越来越快，而我控制不了一切。
……
由这次梦境般的经历，我想到人濒死时的感受，他们肯定心里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能表达，但家人从表面上看来已是一派死状，家人亲切地哭与呼唤在这些人听来明明白白，由近到远，由清楚到模糊，然后他们的灵魂就从身体里出来了。
肯定有灵魂，这是能证明的！我还想到植物人，或中风等无法言语表达的人，他们表面上看来脑袋呆滞，但我相信他们什么都知道，人们从他们眼中的一点迹象，都应该能读出感情。
2005 年 5 月 5 日
吴子尤
柳红：子尤有天激动地说，“上帝今年要送一个金灿灿的肿瘤给一个人，他送给谁呢？送给胆小的人，不成，会吓到他；送给一个特坚强的人，也不成，因为他只有坚强，就那样硬挺着，没有乐呵的心态，所以也不成；于是上帝送给了我，因为他知道，只有我最懂他的心意，只有我是在享受。”
他说，“我对我这 14 年非常满意。”
所以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他的生死的。这反而让我心里安慰了一点，因为其实是我自己受不了，是我不敢告诉他。
粉丝钟放
柳红：我第一次见钟达，但又好像早已认识他，因为他的哥哥叫钟放，他们俩是双胞胎。我见过他哥哥，所以才会知道他，他们的声音也很像。
我认识钟放，大概是 10 年前了。那是临近子尤忌日的一天，一个像这样的秋天，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个人放了一个视频，大意是钟放去了子尤的墓地，他在子尤的墓前，朗诵子尤的诗。他一边踱步，一边朗诵诗，一首接一首，还拍着子尤的墓碑，感慨说“你写得太好了。”
他觉得很遗憾，在子尤生前没有认识他。
我就在视频下面留了个言，说今天是他的忌日，我们会去墓地。然后这个人就告诉了钟放。
当我们去到墓地的时候，钟放和他的爸爸妈妈已经都在那里，我们就见面了。
我才知道钟放也是一个有病的孩子，而且是肾病，当时还在找配型，看能否做移植。
那天在现场，钟放和他的父母说，“我死了以后，要跟子尤做伴，把我也葬在这里吧。”他的父母也很平静地和他对话。
我当时还感慨说，“你们家真好，可以这么坦然地说到死亡的问题”。
后来，钟放做了移植，但有一些排异反应，需要服药等等。再后来我在海外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是钟达告诉我的，他用他哥哥的微信给我发的消息。
他们于是按照钟放生前的意愿，把他葬在了子尤的墓旁。两个墓现在挨着，也算是挺圆满的。
我曾经简单地写过钟放的事情。他们两个都死在 10 月，钟放是 10 月 5 日，子尤是 10 月 22 日，这种生命的连接和缘分真的非常奇妙。虽然钟放生前没能认识子尤，但他们死后却相依相伴了。
钟达去看他哥哥的时候，会带两束花，放在哥哥和子尤的墓前。我去看子尤的时候，也每次都给他们两个带点酒。
说话间我们到达了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凤凰山陵园。
深秋季节风有点大，进了陵园大门走不远，在一块空地上，我看到了并肩排列的两块墓碑。
子尤的墓前有一个 L 型的透明长椅，柳红擦完墓碑接着擦椅子。
扫完墓，我和柳红坐在落叶上，靠在子尤的墓碑旁聊天。我们聊到了李敖，因为李敖自 1949 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在台湾生活了 56 年， 但是在 2005 年他决定重返大陆访问，这在当时引起了海峡两岸的轰动。而他那次大陆之行，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结束之后，专程来探望了子尤。
爱哲在子尤墓前采访柳红
李敖
柳红：子尤是个爱读书的人，李敖的书他全读过。他在医院的床上躺着时，经常在那个小电视上看《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他还给李敖写过一封信，我们也不知道李敖是否收到了。
有一天，一个台湾记者来敲门，拿着一封传真，说“李敖对媒体表示，要来看你们”。
我们表示根本不知道，还想着，“他不是 50 年不出台湾吗”？
那时，北大校医院的领导接到了校方的电话，得知李敖要来医院看望一个病人。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还嘱咐工作人员打扫卫生之类的。
当时，我在楼梯上遇见北大副校长吴志攀，他看见我说，“原来李敖是来看你儿子呀”。
后来，李敖就来了。他洋洋洒洒地一边说着话，一边进来了。他大致说的是，“谁说的我的字儿没有你妈妈好，没有你姥姥好”？因为子尤给他的信里说，“你在电视上经常说你的字一级棒，我觉得我妈妈写的字比你的好，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的还好”。当时我们病房里有一幅子尤姥姥的字，李敖还仔细地看了半天。
他还拿出一本他的《教育与脸谱》送给了子尤。因为这是子尤在信里说很想看的书。
子尤的病床旁边有一个小柜子，他从里面拿出一根钢笔给子尤题款。
他题的是“目有余子，尤其是你”——他把子尤的名字写进去了。
于是子尤也把他刚出版的那本《谁的青春有我狂》送给李敖。
子尤作品《谁的青春有我狂》，图片来自网络
子尤题的是：
“送给李敖爷爷：
你也曾青春似我，我也会快意如你；
谁敢喊：虽千万人，吾往矣；
谁又将两亿年握在手里。”
——子尤把《谁的青春有我狂》的“青春”签了进去，也把李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的“快意”签了进去。
两人还幽默地说笑话。子尤给李敖展示他的伤口，李敖回忆自己之前做过的手术，说“咱俩这一连串儿的，都对上了”。
后来我们送李敖下楼，一出去才发现外面围着数百个记者，拦在绳子外面拍照。
子尤说，“我这么高大的身躯，我得站着”。然后他就站起来了。
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李敖看我，我看李敖》。因为他发现第二天的报纸上都在写，“一个老狂人来看小狂人”这样的内容。他说，“这媒体可真没劲”。
脱离了媒体的众目睽睽，他们俩也有两个人的私人交流。其中一个就是进了电梯，我用轮椅推着他，加上李敖，还有李敖贴身的人。
在这样小小的空间里，从三楼到一楼短短的时间，子尤问李敖，“你怕死吗”。我当时想，这应该是子尤生病以后，萦绕在一个小孩心里的一个终极问题。
李敖回答说，“原来怕，现在不怕了”。
他还问李敖，“你为什么到这个世界上来？”
李敖回答说，“这我不知道，得问我爸妈”。
# 写给一位刚认识就离去了的姐姐
我努力低头回忆，
回忆一切的你。
那是在哪年哪月，
那是在何时何地。
我只记得你的白毛衣，
和你的笑嘻嘻。
你低着头自我介绍，
介绍着怎样的自己。
可我只见过你一面，
可我只独守眼神的惟一。
只说过微笑的一句话，
就陷入梦的别离。
从此我们幽冥永隔，
从此我们各奔东西。
从此真实将虚幻代替，
从此我目送你远去。
还有，还有，还有呀！
可我，可我，已忘记。
当你，当你，上了路，
留下，叹息，和珍惜。
2006 年 2 月 22 日
吴子尤
告别
柳红：他是 10 月 22 日去世，也就是 14 年前的今天。
两天之后的 10 月 24 日，我们给他做了遗体告别。我在告别之前剪了短发，买了一身新旗袍。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希望让他看到我比较好的状态。当然外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孩子都去世了，这个妈妈还打扮自己”。但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希望只能是更好。
包括葬礼，也布置的是彩色的鲜花，全是红玫瑰；给来宾分发的是一朵红花，而不是白花。虽然是个小小的医院，我们也把它打扮得非常美丽，把所有灯用红布包起来，墙上悬挂着大幅的子尤从小到大的照片。
子尤照片
柳红：我们分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大家一起告别，第二时段就是在烛光下，念他的诗，唱他的歌。
遗体告别的那天，来了很多文化界的朋友，也来了很多子尤的读者，大家排成了长队，为子尤送行。
唱《吉祥三宝》的布仁巴雅尔，他们一家也来了。布仁巴雅尔要给子尤唱一个蒙古长调。他俯身面对着子尤的脸，刚要张嘴，却唱不出来。
他的女儿诺尔曼之前给子尤作词作曲了一首歌，叫《烛光》，我们那天一直放着这首歌。
我曾经在博客上，看到过有一个叫“果丹皮”的人，是个癌症患者。TA 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当我死了之后，我妈妈能够像子尤的妈妈那样，穿的漂漂亮亮的，为我送行”。
# 美丽世界的孤儿
今天知道一个消息，年轻的子尤去世了。他是个九零年的孩子，聪明乐观有才华。我看过他的不少文章，很喜欢他。不在学校的求医生活反而给了他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精神。上天很不公平，老的老不死，年少的却先逝。
无论如何，他在他的文字一直停留，当我们想念他，就可以见到，这是热爱文学的人所独享的。送给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汪峰的《美丽世界的孤儿》。任何真正的作者，都是独立与世的孤儿，既然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死只是彻底的独立，安静的思考罢了。希望他开心。望他的家人节哀。
2006 年 10 月 24 日
韩寒
坐了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准备回去，柳红拿出了两瓶酒，为两位长眠在此的少年道别。
给癌症康复杂志撰稿
柳红：子尤生病期间，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比如有一位女士，她是肿瘤医院的癌症康复杂志的编辑或主编。她在子尤生病期间，经常来看望他，和他交谈，还给他送书。
我和子尤就参与了癌症康复专栏的写作，子尤写如何当病人，我写如何当病人家属。这个专栏的名字是子尤取的，他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叫“尤是那般红”。
他把 6 篇的题目全都拟好了，但是还没来得及写完，就去世了。于是我就继续写这个专栏，写如何做病人家属。
因为我们在医院时间比较长，子尤生病的时间有 2 年 7 个月。所以我感受更深刻，我知道小孩子生病，对爸妈打击都太大了，而且求医问药太难了。
比如是否能找对大夫，找对治疗方案，这个本身就很困难，再加上治病的钱，这些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很大的困境。
所以父母根本顾不上孩子的其他方面，而孩子每天躺在病床上，也只能看着爸妈奔忙。父母在孩子精神这方面很难兼顾。
子尤对他的精神生活很有需求，生病期间也会看电影，读书或者做些好玩的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他根本熬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如果最终孩子无法恢复身体，只能走向死亡，那希望在生病期间，他也能尽量愉悦地度过，能享受人间的知识、智慧，美丽的人和事物。
这样，父母会减少很多遗憾。不然从孩子生病开始，父母就愁眉苦脸，充满压力，孩子也跟着父母一起感受这种压力，直到离开——这是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很想做癌症患儿的精神关怀的事情，哪怕一己之力。所以我经常去看望他们，和他们聊天。
爱哲：子尤去世之后你也经常去医院吗？
柳红：对，不仅是去医院，也去家里， 因为像移植后的这些病人是需要在家的。又或者像白血病这种大病，外地人就会在北京租房。我就陪伴着他们的孩子死亡，陪伴着做葬礼，陪伴着妈妈经历丧子后的那种阵痛，这样的过程有很多。
邮局
回来的路上，柳红让大家等她一下，她要去邮局办点事情。我陪她同去，看她在邮局里买了14 块钱的邮票，代表今天是子尤的 14 周年忌日。
她把这些邮票一张张贴在一个本子上。
回到车里，柳红给我看了另外的几个本子，里面有每一次来给子尤扫墓的记录。
贴邮票做记录，只是柳红纪念子尤的一种方式。子尤过世后，他的博客，柳红一直在帮他接着写。柳红把子尤剩下的文稿都整理出来，给他又出了两本书。柳红后来再婚，去了维也纳，也经常在子尤的生日和忌日通过长跑来纪念子尤。
她似乎是在自己的每一段人生经历里，都带着子尤的记忆去体验。
子尤照片
不想走出来
柳红：大概是 2006 年，我参加了央视的一档叫《温暖2006》的节目。他们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计划什么时候走出来？”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子尤他伴随着我们，他永远跟着我们。
虽然在这个年代，“活在谁的心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套话，但这真切地存在着。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他都在你心里面。这种感情不是能轻易丢掉的。
那种刺痛和我永远连在一起，我前几天还梦见他，他还在生病，我还在操心，提心吊胆——这种担心已经刻在我的骨髓里了。
但是这种哀伤和爱，它也会激励你。
病倒很容易，被压垮很容易，但你要站起来，要更好，要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才是最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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