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犬与贱狗

皮尔逊所著的《狗狗都市观：犬与人类如何共同打造现代纽约、伦敦和巴黎》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在近代大都市养狗的书，集中展示了“狗狗都市”的出现缘由及过程。本书看似是对狗狗都市与狗狗问题的探讨，实则也是他对于人类自身文明的探讨。人犬关系的背后体现着一种包容、多元的城市观，在狗狗都市的背后则有着深刻的现代性隐喻。

一、身份与阶层

所谓贵犬，是指高贵的狗，宠物狗与纯种狗便能称之为贵犬；所谓贱狗，则是指流浪狗、患病疯狗这样的犬中贱民。狗狗阶层的本质实际体现着人的阶级本质，贵犬隐喻着现代化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等上层阶级，而贱狗隐喻的则是现代化城市中的下层阶级。

从1800年代到1930年代，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中产阶级彻底再造了伦敦、纽约及巴黎，也正是在此期间，人们开始在城市中养狗。宠物完美契合了中产阶级的家庭氛围——崇尚隐私及舒适，宠物也就在新风格建筑中找到了容身之地。

在狗狗都市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对狗的喜爱和关怀逐渐集中到宠物狗与纯种狗身上。这些“优质”狗之所以能成为贵犬，是因为与中产阶级标准相吻合，也是人们心中最有能力同人类建立起深厚情感的物种。贵犬因此走入中产阶级家庭之中，更前所未有地融入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宠物狗能够为中产阶级带来情绪价值，而纯种狗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展示、出售纯种狗可以获得不菲的经济收入。这些“高贵”的狗，能够彰显主人的都市气质，也能增加主人的威望。

与之相反，流浪狗伤害了中产阶级的情感，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和恐惧。在中产阶级眼中，流浪狗是危险、肮脏和混乱的象征，这些贱狗会玷污这座城市。尤其是这些流浪狗在街道上翻找垃圾，咆哮不断，甚至可能携带狂犬病毒。它们虽然生活在家庭之外，但依旧给中产阶级带来困扰，也与中产阶级喜好漫步、散步活动的习惯形成了剧烈冲突。所以中产阶级将流浪狗视为危险的狗，并将它们与“危险阶级”相联系。“危险阶级”是指那些居无定所、脏乱不堪、且不守道德的下层阶级，这些下层阶级破坏了公共安全、健康和道德伦理。相似的社会境况和同样的排斥自然也让流浪狗成了伦敦、纽约和巴黎犬类中的“危险阶级”。

狗狗都市中的人犬关系的重新构建是基于种族优越性的设想所展开的，其中纯种狗的繁殖培育象征着人犬关系的顶峰，而流浪狗则意味着人犬关系的谷底。在西方都市中，从属于工人阶级的流浪狗被打上了肮脏、患病和堕落的标签。随后有关狂犬病的忧虑，再次助长了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养狗习惯的谴责。甚至与流浪狗有关的舆论也带上了明显的阶级偏见，社会名流和中产阶级频频谴责穷人，称是他们导致了流浪狗的泛滥。

经济困境的出现导致失业者与乞讨者的人数迅速上涨，越来越多的中上层阶级将流浪汉与流浪狗相联系。在他们眼中，流浪汉与流浪狗有着相同的特质，他们身上显而易见的脏污、粗蛮和无止境的流浪，体现了十九世纪末期都市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对流浪汉的谴责，加剧了人们对无主流浪狗的厌恶之情。这种敌意的加剧，更反映出西方社会内部的流浪现象，以及其他不受监管的流浪问题的扩大化。

在人们心中，这些流浪现象会对当代城市定居人口的福祉构成威胁。流浪汉会面临警察的盘问缉拿、公共救济的撤销、强制驱逐出境，流浪汉也注定要面临同流浪狗一样被关押甚至走向被处死的结局。不受欢迎的狗与不受欢迎的人之间颇具共性的社会问题暴露无遗：前者的道德品质如都市贫民那般令人怀疑，而后者则被彻底地动物化了。

二、规训与都市文明

如何让狗适应现代城市生活，成了中产阶级争论不休的话题。中产阶级在面临一系列狗狗问题时，不断采取各种方法与措施，他们希望自己的宠物狗能具有都市气质，并且能够契合中产阶级的家庭氛围。这个过程中，他们对狗狗进行规训，帮助狗狗融入都市生活。

狗咬人以及狂犬病引起了人们的重重担忧。在这期间，一些人开始给狗狗佩戴嘴套，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减少感染狂犬病的风险，从而遏制狂犬病的传播，以减轻大众的焦虑。给狗戴嘴套的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人类受到伤害，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对狗进行规训的方式之一。

都市犯罪问题和各种安全问题让人们对社会治安充满担忧，伴随着刑事人类学日益发展，人们对“动物智慧”也有了全新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警犬应运而生。一般而言，警方会从贵犬中挑选合适的狗成为拟培养犬，随后对拟培养犬进行一系列的训练，最终让这些狗狗成为警犬。对于警犬的规训必然先要从简单的任务开始，随后进入更加复杂的学习环节，之后的训练任务还会变得更加具体、细致。通过训导员思路清晰、谨慎耐心的训练，狗狗们完全可以做到一系列复杂的警务事项。

警方开始使用警犬，标志着执法机构与犬只之间的关系已然步入了全新阶段。这些警犬在城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对警犬的思考能力不断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产阶级对罪犯的恐惧心理。

警犬的投用，是都市中人犬关系出现全新进展的一个标志。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另一个改变也在悄然发生。随着流浪狗和狗咬人现象的减少，人们又开始担心起犬只随地排便的问题。谨慎排便已然成为了一种文明和自律的象征，于是他们开始训练犬只定点排便，在训练的过程中，那些没能克制自己排便行为的犬只，应该要受到主人的惩罚，训练者可以拍打、抽打犬只臀腿部或躯侧以示警告。将狗驯化为“谨慎的排便犬”成为建造狗狗都市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

警犬的使用及在处理排泄物上的初步尝试，不仅有效缓解了城市治理面临的巨大压力，也充分利用了狗狗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与猪、牛等其他动物一样，狗也被纳入了行动须受管制的动物之列，尽管融入过程充满挑战与坎坷，狗最终还是被塑造成为“符合阶层价值观和规范”的形象。驯化后的狗证明了它们从野蛮到优雅的转变，也证明了人的优越性。人类通过规训的方式创建出了一座符合中产阶级都市文明愿景的、秩序井然的城市。

三、狗狗都市观的现代性隐喻

皮尔逊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城市史、动物史、情感史和医疗社会史的交叉视角出发，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人犬关系的变化发展以及狗狗在现代化都市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狗狗都市”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城市中产阶级市民对于人与狗在现代城市中应怎样和谐共生的一份跨物种“协定”。在狗狗都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所关心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中产阶级面对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既有值得肯定之处，又有值得反思之处。

1885年，路易斯·巴斯德研发的狂犬疫苗宣告成功，狂犬病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这个革命性变化轰动一时，也宣告了一场了解狂犬病及其治疗方法的跨国交流合作的到来，这在医疗史上是一大进步。随着十九世纪末狂犬病的传播得到有效控制，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犬类受虐问题。

关于“受虐”的话题，原本在社会层面的扑杀流浪狗只是为了预防包括狂犬病在内的传染病，而流浪狗收容所看似是流浪动物救助组织，实际上却是扑杀流浪狗的地方。绞刑是十九世纪中期流浪狗收容所中常见的扑杀犬只办法，这种酷刑毫无人道可言，令人不禁会想起过去的死刑。于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同意处死流浪狗和咬人犬只，但这种残忍的处死方式加剧了犬只蒙受的痛苦，也在无形中令中产阶级产生了人道主义担忧。

中产阶级中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们领导了许多反虐待动物运动，如反斗兽运动、反恶劣对待城市马匹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旨在减轻甚至是消除动物遭受的“不必要痛苦”。科学与医学的发展或许可以减轻犬只遭受的种种痛苦，于是“人道扑杀”应运而生。其中高效、不流血、降低痛苦及保持卫生，是人道处决犬类的4项主要原则。而在清理巨量街头流浪狗、咬人犬只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人道扑杀”，是狗狗都市出现的关键条件。

中产阶级在狗狗都市的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做出的应对，不仅有值得肯定之处，更有值得反思之处。科技进步、对流浪狗和咬人犬只的谴责，以及人道主义观念的崛起，还有保证公共卫生的目标，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犬只治理方面的变革，也令相关行动变得更加合理。然而，流浪狗问题成为了暴露社会边缘化和贫困阶层的象征，而在当下社会中，这样的群体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这些被忽视的群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狗狗逐渐被驯化成符合人类期望的“文明”生物。但是在规训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对狗狗自由权利的剥夺和虐待行为的增多，那么如何在追求城市文明的同时，保障狗狗甚至是下层阶级的福利与权益，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不仅如此，如何平衡狗狗的自由与城市的整洁与安全，也都需要我们的深入思考与探索。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周东华、张雨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