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祁静（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人口学博士），芦恒（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社会学博士），原文标题：《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毕业生）的数据分析》，头图来自：IC photo
摘要：工作贫困是指一些劳动者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并呈现出就业非正规性、多重弱势、结构性和年轻化等特点，可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暴动等严重后果。因此，工作贫困也被视为一种新型的贫困。
2018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低受教育程度、非名校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较高；不具有完备的“五险一金”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更高；具有较好家庭经济条件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较低。
另外，体制内工作的大学生可能面临工作贫困的风险。因此，未来需要高度重视教育在扶贫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帮助大学生提早进行职业规划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增强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稳定性，提升其社会保障水平，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一、研究背景
一般而言，努力工作是人们摆脱贫困，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根本方式。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逐渐出现一种反常的社会现象：一些劳动者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被称为“工作贫困（working poor）”[1]。“工作贫困”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美国，由于它打破了就业与贫困的二元对立关系，被视为一种新型的贫困[2]。
工作贫困的内在特征主要表现为：(1)独特性，独特之处在于“就业与否”已经不是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努力工作的人也会成为弱势群体；(2)多重弱势性，陷入工作贫困的人群需要承受更多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3)结构性归因，工作贫困的归因并非由于简单的个人懒惰，也可能是政策等结构性因素造成的[3]。由于贫困工作者拥有“工作”的外衣，而容易被社会忽视其贫困的内核。
目前，学界对欧美、日韩等国家的工作贫困问题有较多的关注。自2000年以来，美国工人的收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工作贫困的人数不断攀升。2013年，美国人口的工作贫困率约在2%~19%之间[4]。2001年，加拿大有65.33万名工作贫困者，占所有就业人口的5.6%[5]。2007年，欧盟国家的工作贫困率在3%~14%之间，平均有8%的雇员被归类为工作贫困者，他们的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6]。欧美国家的工作贫困呈现出青年和老年人口工作贫困风险高、低学历化、非正规就业及临时性就业等特点[7][8]。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贫困也是社会动乱的重要诱因。例如，2005年法国引发街头骚乱，其真正原因是法国移民青少年一代因其父兄长期遭受的及自己也极可能终身难以摆脱的失业、贫困和歧视而对主流社会不满、对前途失望甚至绝望[9]。这一现象也反映出，青年的就业与贫困问题不容小觑，处理不当容易引发社会暴乱。
东亚国家将那些拼命工作却仍然陷于贫困之中的人们称为“勤劳贫困阶层”，也形象地称之为“穷忙族”。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关于“穷忙族”的纪录片，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时，日本的“穷忙族”达到400多万户，“穷忙族”人口已经超过1200万人，约占当年日本人口的10%[10]，工作贫困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1]。目前，日本先于世界各国进入“低欲望社会”，一些年轻人认为向上流动无望而不愿意付出努力，对生活和未来失去希望[12]。
韩国自1991年采取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后，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工作贫困阶层”，青年成为该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并表现出边缘性、高学历化、综合贫困、隐形贫困等特点[13]。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香港面临着较大的贫富差距，其工作贫困问题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似。2012年，香港地区的贫困率为19.6%，工作贫困人口达到7.02万人，占贫困线以下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53.5%）[14]。
2014年中国城镇就业者的工作贫困率大约是8.4%[15]。随着高校规模扩张和大学生就业率下降，大学毕业生也逐渐成为工作贫困的高风险群体。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毕业后留在大城市，聚居在城市的角落，从事着较低工资水平或者临时性的工作，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险[16]。学者将这些“高智商”“低收入”“居住在城市角落”的弱势大学毕业生称为“蚁族”[17]。
近年来，关注大学生就业与城市生活状态的研究逐渐增多，“蜗居”和“蚁族”是当代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和底层知识青年生活现状的真实写照。
2020年初，中国及世界都面临新冠疫情的侵袭，在疫情期间中国大部分企业、工厂停工，无疑为部分就业者的生活和收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2020年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如何认识和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风险对于2020年后新贫困问题的解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贫困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本研究使用调查数据重点分析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状况，并探讨哪些因素可能致使他们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之中。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工作贫困的界定
世界各国对工作贫困的界定并不一致，主要从个人的工作和贫困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同时考虑该劳动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欧盟国家规定，在统计当年处于受雇状态至少7个月，家庭收入低于社会中位收入的60%，则视为工作贫困。法国对工作贫困的定义是一年中至少工作一个月，家庭收入低于社会中位收入的50%。
在美国，不同部门对工作贫困人口的界定各不相同，美国劳动统计局认为每年个人工作至少27周，所在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即为工作贫困。美国国家统计局界定个人一年中工作50周，每周工作至少35小时，并且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为工作贫困。美国学术界对工作贫困的界定标准为成人工作时间超过平均工时的一半（约1000小时左右），并且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200%[18]。总体来看，目前工作贫困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工作贫困是一个相对贫困的概念，工作贫困者并非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他们有一定的收入，不适合采用绝对贫困标准线进行测量[19]。在现有研究中，有学者使用第二个十分位数作为衡量工作贫困的标准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首先，计算出十分位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然后，将第二个十分位家庭人均收入值作为识别贫困家庭的标准。寇竞和胡永健在研究中用此方法对比分析了工作贫困变量与个人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结果后发现，主客观评价基本一致，符合预期[20]。李长安等人在文章中同时使用国际贫困标准（2015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和第二个十分位数作为界定工作贫困的标准，模型结果稳健，所得结论一致[21]，进一步验证了以第二个十分位数作为判定相对工作贫困依据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2. 工作贫困的影响因素
(1)教育与工作贫困
我们通常认为，受教育程度和“名校毕业”都是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较强的体现。现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工作贫困的影响呈现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作贫困现象更容易在低学历群体中发生。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工作贫困现象[22][23][24][25]。相对而言，低受教育程度或非名校毕业的人群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一般从事低技能劳动类型的工作，常处于劣势地位。
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作贫困出现高学历化。韩国高学历贫困阶层的比例从2006年的9.1%增长到2009年的11.7%[26]。加拿大的研究也提出工作贫困者中出现高学历者的现象，2001年在工作贫困人口中超过10%的人具有大学文凭[27]。由此可见，工作贫困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低受教育程度群体中，也在向高受教育程度群体蔓延。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贫困的表现形式也将更加多样化，影响范围也将会更加广泛。
与以往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关注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问题。在中国，大学毕业生包括博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和大专毕业生。可以说，大专学历是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最低受教育水平。从整个社会受教育状况来看，他们已经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本研究探讨的是较高受教育水平人群的工作贫困问题。此外，毕业院校也是衡量大学毕业生个人能力的重要方面，能够考取并从名校毕业的学生，代表其优秀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就业市场上也具有竞争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1-1和假设1-2。
假设1-1：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越低。
假设1-2：大学毕业生毕业院校越好，其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越低。
(2)工作稳定性与工作贫困
法国经济学家勒努瓦（Rene Lenoir）提出社会排斥概念，以此探讨贫困、剥夺和边缘化等社会问题。社会排斥是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那些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遭受到社会排斥，处于社会边缘[28]。
在就业过程中，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能够保障就业者的合法权益，也是评价工作稳定的重要标准。欧洲的研究发现，兼职或签订临时就业合同，都会大大增加工作贫困的风险。与签订永久性合同相比，签订临时性就业合同使得工作贫困的风险几乎增加了三倍[29]。在加拿大，贫困工作者获得牙医保险、健康保险、伤残保险、养老金计划的机会均显著低于非工作贫困者[30]。从就业单位性质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体制内就业和体制外就业。两者相比较而言，体制内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就业稳定性较高。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检验工作稳定性对大学生工作贫困的影响。
假设2-1：签订劳动合同的大学毕业生，其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较低。
假设2-2：拥有社会保障的大学毕业生，其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较低。
假设2-3：体制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其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较低。
(3)家庭资本与工作贫困
根据欧盟国家的经验，造成工作贫困的原因主要是个人工资低、收入不稳定和家庭负担重[31]。关于香港工作贫困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工作和家庭中缺乏第二个赚钱养家的成员是造成工作贫困的两个主要原因[32]。这说明，工作贫困既与个人有关，也与家庭有关。工作贫困不仅是个人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直接体现，而且也反映出家庭综合状况，更是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的重要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问题不同于一般人群的工作贫困。
从个人工作状况来看，他们初入职场，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的积累，面对日益增长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容易陷入贫困状态，这也表明大学毕业生的贫困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从家庭状况来看，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贫困的衡量是以家庭收入为标准，毕业大学生都已成年，大多数是离开原生家庭，单独居住。有的甚至是远离家乡、异地工作和生活，具有“单人家庭”的性质[33]。大学生毕业仍然与其原生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问题时需要考虑原生家庭的作用。一般来说，如果大学毕业生的原生家庭资本较好，他们在就业、结婚等人生重要事件中，都会给予重要的经济支持和人际支持。
本研究将原生家庭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经济资本包括家庭收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指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常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替代。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1：原生家庭收入越高，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越低。
假设3-2：原生家庭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越低。
假设3-3：原生家庭中父亲为体制内工作，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越低。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urvey，PSCUS）毕业生数据，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的全国性调查，自2013年开始对全国20多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进行追踪调查，调查以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为总体抽样框，采用多阶段、分层、等概率的抽样原则，调查对象包括在校大学生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本研究选取已经毕业工作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2018年共调查了2701名毕业生，其中处于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有1436人，剔除就业工资中存在的缺失值，最终保留样本1427人。
2. 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工作贫困”。选取毕业后已经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根据工作和贫困两个维度判断青年群体是否处于“工作贫困”状态。参照寇竞、胡永健（2014）和李长安等学者（2019）的方法设置工作贫困变量，以2018年被调查的大学毕业生人均月收入的第20个分位点作为工作贫困的标准线，经计算可知，此次调查的大学毕业生人均月收入的第20个分位点为2500元。当月收入大于2500元时，记为非工作贫困，取值为0；当月收入小于等于2500元时，记为工作贫困，取值为1。
在本研究中，工作贫困的大学毕业生有353人，占本次被调查人群的24.74%。涂丽等学者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出我国城市工作贫困发生率为27%左右[34]，两者比例较为接近。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关于工作贫困的定义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测量，但是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刚刚进入工作状态，已经经济独立，虽然离开原生家庭，但是大多数还未组建自己的家庭，处于过渡时期。因此，本研究以大学毕业生的个人收入为工作贫困的测量标准，同时考察原生家庭资本对其工作贫困的影响。
(2)自变量
本研究重点关注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状况及其影响作用，结合已有研究结果和现有数据内容选取了以下变量：
受教育状况包括受教育程度和毕业院校层次。受教育程度分为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院校分为高职院校、普通高校、211高校和985高校。
工作稳定性包括工作单位性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有“五险一金”。工作单位类型分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分为签订和未签订两个维度；是否有“五险一金”分为没有、部分有和全部有三种情况。
原生家庭资本变量，主要包括父母平均月收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的工作单位性质。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学变量和地区变量。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和流动状态等。地区变量指现居住地，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港澳台或国外地区。在本调查中，大学毕业生未婚状态比例为98.32%。因此，人口学变量中未加入婚姻状况变量。
3. 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工作贫困”，该变量是（0，1）取值的二分类变量，因此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结合已有研究的相关结果，建立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为因变量，表示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概率，P/1-P为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与不贫困的概率比，也称风险比。自变量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毕业院校、工作单位性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有“五险一金”、父母的平均月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性质，大学毕业生的性别、年龄、民族、所处地区等变量；μ表示其他可能影响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因素。
四、分析结果
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龄在22.18岁，男性640人（44.51%），女性798人（55.49%）。以汉族为主（89.92%），拥有农业户口的大学毕业生占68.50%，党员比例为15.02%。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专科受教育程度的毕业生有897人，所占比例为62.91%。从毕业院校层次来看，毕业于211和985高校的学生的比例约为20%。
本次调查中，在体制外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居多，所占比例为68.54%。34.76%的大学毕业生有“五险一金”，23.90%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一项“五险一金”。近80%的大学毕业生签订了劳动合同。本次调查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居住在东部地区，比例为43.74%，居住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比例分别为21.07%、26.22%和7.86%。
此外，还有1.11%的被调查者居住在港澳台或国外地区。从原生家庭资本来看，一半以上的毕业生家庭的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以内。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为34.20%，父亲的工作单位类型为体制内的比例为14.09%。
2. 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了解影响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因素，本研究首先通过卡方检验验证在受教育状况、工作状况和原生家庭变量影响下工作贫困者与非工作贫困者的差异。研究发现，贫困工作者和非贫困工作者呈现出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受教育程度、毕业院校差异及家庭经济资本方面的显著差异。受到篇幅限制，未列出卡方检验结果。
本研究进一步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表1为模型估计结果。本研究使用三个模型探讨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影响因素。
模型1仅纳入了大学毕业生的人口特征和地区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大学毕业生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性质、是否有“五险一金”以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变量，探讨大学毕业生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稳定性对工作贫困的影响。
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毕业院校层次在变量划分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模型2a中，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将受教育程度替换为毕业院校层次。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大学毕业生的原生家庭资本变量，分析父母月收入、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类型对其工作贫困的影响。
模型3a在模型2a的基础上纳入以上变量进行分析。为了方便解释，本研究在模型中输出的是发生比（oddsratio），也称之为风险比，表示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概率与工作不贫困概率的比值。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测量的是“工作贫困”，发生比取值若大于1，表明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风险较高。
(1)人口学变量、地区变量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风险
模型1只纳入大学毕业生的人口学变量和地区变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能够解释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12.31%，并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模型1显示，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女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风险显著高于男性毕业生，发生比为1.609。
相关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女性比男性工作贫困的风险更高、程度更深，脱贫能力更弱[35]。与未流动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流动的毕业生工作贫困的风险较低，发生比为0.506。随着大学毕业生年龄的提升，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降低。从地区变量来看，与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居住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青年陷入贫困的风险显著提高，工作贫困的发生比分别为2.515、4.422和6.347。由此可见，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2)教育、工作稳定性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风险
模型2的解释水平为19.17%，并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保障齐全以及签订劳动合同能够降低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具体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大学专科受教育程度的毕业生比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高68.7%。与体制内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相比，体制外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较低。从工作的稳定性来看，拥有“五险一金”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较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是签订劳动合同的大学毕业生的1.756倍。
模型2a解释力度进一步提高为20.32%。结果表明，大学毕业生的毕业院校越好，其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显著降低。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毕业于高职院校的学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高1.819倍。985高校和211高校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降低近80%。
值得注意的是，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单位性质角度来看，在体制内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风险较高。这可能是由于从工资水平来看，体制外工作，如外资、合资企业、私企能够支付给大学毕业生更高的工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制内单位虽然工作稳定，但是在入职的工资待遇方面缺少吸引力。
(3)家庭资本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风险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原生家庭资本变量，模型的解释力为22.64%，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即父母的月收入越高，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越低。
模型3显示，与父母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大学毕业生相比，父母月收入在5001~10000元和父母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减少71.9%和74.6%，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对于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处于事业的起步期，大多数处于未婚状态，在经济和情感方面的支持更多地来自原生家庭，因此，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经济情况。模型3a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如表2所示。
进一步分析控制变量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女性大学毕业生更容易陷入工作贫困，流动能够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收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处于流动状态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较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现象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1-1和1-2得到验证，大学毕业生受教育程度越高，毕业院校越好，其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越低。
假设2-1和2-1得到验证，大学毕业生拥有完备的“五险一金”、签订了劳动合同，其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越低。
假设2-3未得到验证，从数据分析中发现，体制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风险较高，这一结论本文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假设3-1得到验证，原生家庭中经济资本越高，即父母的月收入越高，大学毕业生产生工作贫困的风险越低。但是在文化资本（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本（父亲的工作单位性质）方面，模型结果并未达到显著水平，仍需进一步探讨，假设3-2和3-3暂未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毕业生数据，对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工作贫困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 教育是大学毕业生摆脱工作贫困的重要方式
根据研究结果，大学专科毕业生群体陷入工作贫困的风险更高。相对于毕业于985和211高校的学生，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毕业的学生更可能产生工作贫困。这是从两个维度来检验教育对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影响：
首先，对于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能力更强，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大，更容易找到好工作，工作贫困的风险较低。
其次，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上大学，那么在就业市场中，用人单位更看重学校的层次，即教育质量。在我国，985、211高校和如今的“双一流”高校成为一些就业单位设置的“门槛”。非名牌院校毕业的弱势专业学生，在市场经济中缺乏获取高报酬的能力[36]。
因此，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名校光环”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风险较高。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从名校毕业都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教育是抵御贫困的最好方式，通过提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增加个人竞争力，从而摆脱工作贫困。
不可忽视的是，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学术教育存在分化，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的教育机会差距[37]。想要获得更优质的教育仍受制于家庭、经济、教育累积等多方面因素[38]。因此，未来仍需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高职院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技能型人才发挥其专业优势，降低工作贫困的风险。
2. 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风险存在“体制”内外差异
“五险一金”是基本的社会保障，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导致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处于风险之中。签订劳动合同是工作稳定的基本要求，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可能性。在缺乏社会保障和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容易陷入工作贫困中。
2013年廉思曾经在教育盛典上谈到“蚁族”与在职贫困（工作贫困）的关系，如今“蚁族”的代表不仅仅是大学毕业生中的低收入群体，还有很多拥有体面工作的公司白领。但是在高昂的生活成本之下，他们也处于工作贫困的边缘[39]。这表明，工作贫困者的范围有蔓延的趋势。
在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条件下，与体制外工作的大学生相比，体制内工作的大学生可能面临着工作贫困的风险。面对体制内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风险较高这一反“常识”的结果，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一般而言，体制内单位的优势不在于工资水平的高低，而在于一些“隐形”的福利，例如，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等。刚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会面临低工资的问题。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其他事业单位、中小学这些体制内的单位工资水平处于较低水平[40]。原来大部分的大学生毕业后都能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参与国家管理[41]，体制内工作对他们有较大的吸引力。
当今社会中，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更加多样化，他们不仅可以选择相对稳定的体制内单位，也可以选择相对自由而高薪的体制外单位。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与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长远发展。我们在关注体制内岗位工作稳定性和隐形福利等优势地位的同时，也需要谨防出现体制内工作贫困的问题。
3. 原生家庭资本是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发展的重要支撑
本研究所关注的大学毕业生属于刚刚毕业，基本处于脱离学校，走向社会的过渡期。原生家庭资本是他们在就业和社会发展中的有力支撑，具有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的大学毕业生陷入工作贫困的可能性较低。
对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而言，教育状况和就业状况是通过个人努力得来，属于自致地位。个人的原生家庭资本属于先赋地位，在当今社会先赋地位也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受教育的机会、工作资源以及收入水平。受到原生家庭资本的影响，大学生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他们自身已经出现各种阶层分化。那些原生家庭资本较弱的大学毕业生，更可能面临工作贫困的风险。这也体现出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存在的代际传递。
原生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先赋因素对青年群体的向上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一些缺乏家庭支持的大学生群体，他们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就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中成为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地位。毕业后大学生的处境出现明显分化，这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和政策上给予关注。
4. 关注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
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与东部地区的大学生相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发生概率较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从工资水平的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二是，从人才分布来说，目前我国人才分布呈现出“向东向上”的特点，即人才倾向于留在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42]。
因此，我国的人才结构分布不均衡导致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存在地区差异。此外，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工作贫困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男性。这也体现出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需要对女性的求职就业给予关注。
本研究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年龄集中在21~24岁之间，刚刚进入工作，绝大部分人群处于未婚状态，受到原生家庭资本的影响较大，需要父母的支持。或许他们的工作贫困状况是暂时的，处于刚开始就业的过渡时期，生活困难和待遇微薄是普遍现象[43]。但是，本研究认为仍需高度重视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贫困现象，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亟须将他们的工作贫困问题纳入到总体扶贫战略之中。
同时，需要特别关注教育在扶贫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青年的受教育层次和质量，从根源上抑制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问题。同时，给予工作贫困大学毕业群体在就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例如，发挥高职毕业生的技能优势，更加关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和生活的体面性。当他们面临工作贫困的困境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由于数据资料限制，本研究中的大学毕业生购买住房的比例较低，仅占被访者的2.43%。因此，未将住房资源纳入到工作贫困的影响因素中。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进入工作阶段后，住房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将会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拥有住房资源对于降低大学毕业生工作贫困具有积极作用。在工作贫困后续的研究中仍需对毕业大学生的住房问题加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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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祁静（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人口学博士），芦恒（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