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塔门（ID：dt-hub），作者： 钟宛彤，编辑：王朝靖，原标题：《从“普通却自信”到“男人是垃圾”，性别对立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头图来自：《脱口秀大会》
杨笠又惹了麻烦。
尽管语气听上去像是女生们的私房话，有上下文，也有脱口秀的娱乐化语境，但“男人就是垃圾”还是惹恼了一批网友，理由是杨笠有意挑起性别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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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旁观者嘲讽，这种夸张的反应比表演更好笑，是给杨笠递刀子，成就了一出“新时代的互动式喜剧”。
性别或许是当代互联网的最大分歧。人们乐此不疲地为性别站队，双方势均力敌，靠简陋招式坚定捍卫己方50%的人口，你厌女，我恐男，你骂我“打拳”，我回敬一句“急了急了”，明明大家都上网多年，早就不期待能达成什么共识，但这口恶气今天非出不可。
在两性真正平等前，这样的局面可能还会无数次发生。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底的报告，这还需要99.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163年）。换言之，对于看这篇文章的各位而言，有生之年，性别大概率一直都会是讨论甚至争论的焦点。
不过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上的性别对立如此严重？为什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觉醒、女性争取权利，看到越来越多男性女权主义者，但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女性的地位却每年都在降低？为什么越来越多女性有“恐男”情绪？为什么如今嘲笑直男不仅是一种政治正确，还成了一种财富密码？
通过“买买买”，女性就把直男逼到鄙视链底端了吗？
李佳琦在直播中号召“所有女生”为身边男性买一份护肤品，得到满屏的“他不配”。嘲笑鄙视链下端的“直男”已经不仅是一种政治正确，也成了一种财富密码。但很显然，李佳琦口中的“所有女生”，以及“女王节、女生节、女神节”里的女生/女神/女王，还有广告里出现的“独立女性”，都指的是一种女性：有消费力的女性。
当代女性地位很大一部分是消费力赋予的。女性能买买买，商业社会就会追捧女性。中国有近四分之三的家庭消费决策由女性主导，2019年，女性消费市场达到十万亿。但说到底，“女性更容易被消费主义影响”和性别特质的关系又有多少呢？
它更是各种因素结合之后的结果：女性地位低，比起男性，社会价值更多地建立在外貌上，于是商家拿出商品给她们赋权，或者用买买买把自己装扮得更符合男性审美以收到赞美，或者用为自己买买买让自己“显得”确实过得不错。
消费主义一边鼓励女性要接受自己，一边动用各种动听话术，加深女性的不自信，让“衣柜里总缺一件衣服”的念头显得天经地义。
但转头，女性又在无辜的人（以直男为主）身上找回了自信，“穿得这么普通，还这么自信”。于是，消费决策权只在“数码产品、家用电器、机票酒店预定”领先的直男被嘲没有审美，格子衬衫、冲锋衣、瑞士军刀双肩包，成了导致广大男士被扔到鄙视链底端的原罪之一。
《现代性的性别》认为，女性消费既强化了男性身份和权威结构，也对它造成了威胁：在19世纪后期，消费者经常被再现成一个女人。尽管中产阶级妇女看似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但她们作为消费者，非常熟悉快速变化的时尚和生活方式，而这两方面正是现代性经验的重要部分。消费文化的出现，促成了女性新的主体形式的塑造，女人私密的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被商品的公共再现及这些再现所承诺的满足感所影响。
消费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女性欲望的话语，该书作者芮塔·菲尔斯基进一步推测，这可能会颠覆两性之间的正当关系，“百货商店是公共空间性别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许多男人觉得自己渺小，无助，格格不入。”
在今天，这个空间可能是互联网，直男逐渐成为审美低下、大男子主义、不解风情等糟糕品质的代言人（已经没有人关心是不是），女性似乎控制了更多的话语权。
但建立在消费主义基础上的平等甚至优势并不值得庆祝。因为消费主义本质上只是不断制造需求，满足资本的累积，“解救”的也只是一部分特权女性。
更多的女性困于消费。她们拿着不到男性七成的收入（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的平均收入为男性的67%，农村为56%），却因为更少的社会资源和更高的匮乏感不得不投资自己的身体，并需要为经期用品额外支出一笔费用。到2020年，月经贫困已为更多人所知，但更隐形的是粉红税，也即同样的商品对女性开出更高的价格。
美国消费者协会证实了价格歧视的存在，五大类受调查的产品中，女性产品价格更高的情况占了42%，而男性产品价格更高的情况仅有18%，而美国女性平均收入仅占男性的78.6%。
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没有真正提高前，消费主义所鼓动的“更好更美更年轻”个人主义价值观就不会失效，比如试图跨越阶级的“拼单名媛”还会以各种形式出现。
但今天女性对直男的群嘲就没有意义吗？说真的，多数产品无需区分男女，女性上班穿冲锋衣也不是不行，只是她们过不了自己审美那关。
何况相比审美审视，更让人感到不适的是以性别为由，强加在女性身上的要求。世界经济论坛一篇批评外貌主义的评论文章中，援引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新冠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员工中，超过1/3参加视频会议的女性曾被雇主要求要化浓妆、做头发，或者穿得更具挑逗性一点。
《乘风破浪的姐姐》关注30岁以上的女星，但节目从始至终都试图在这些选手身上复制20岁女团成员的标准，观众接收到的外貌、年龄、甚至财富焦虑不减，却很难看到独属年长女性的思考。
这也是为什么在丁真爆红后，女性开始消费男色的“女性凝视”这个词开始被认真考虑时，广大女性感到不以为然，对另一种性别审美主导下的外貌焦虑她们并不陌生。
男性凝视渗透到方方面面，从职场到家庭，从湖南卫视818晚会上，《乘风破浪的姐姐》穿短裙的选手表演时，多次由地面向上扫射的“猥琐运镜”，到CP26漫展上引发争议的“不雅姿势”照。对比之下，女性是粉丝经济的主力，但她们的凝视依然局限在线上、娱乐业、消费领域。
互联网上的性别对立已经成了一种消费
性别对立本来就存在，会被人指出，但也能被挑起。
作为几千年以来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很多女性认为，男性是时候让步了。但这看起来像是一厢情愿。
男性倾向于认为赋予的女性权利已足够。国际调研机构Ipsos在2020年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55%）的男性认为在自己的国家平权已经做得足够多了，而女性认同的比例则为42%。在中国，这个比例分别是70%和60%，超过全球均值，但也有10%的差距。
参与女性话题时，某些男性的表现常常令其他人（包括多数男性）感到恨铁不成钢。有些小时候生物课就学得不怎么样、到现在也弄不懂生理期的男士，还试图要给身在其中的女性指点迷津，身体力行地坐实他们所讨厌的“普通但自信”的形象。
2020年度最无法忍受的例子之一，发生在杭州女子失踪案的案情成了段子素材之后——“两吨水警告”“绞肉机警告”“化粪池警告”等没轻没重的玩笑，也成了女生们互相告诫“遇到就赶紧逃”的避坑指标之一。
我们看到，性别“骂战”这个反反复复到令人疲惫的过程，大约都是这样开始的：少量不争气男性发言，女性反击，表示对男性失望透顶，遭到更多男性回击。
很少有人能全身而退，所有人都既委屈又愤怒，而这些情绪不断升级，以至于我们看到全网“十万质问江山娇”，本来和性别无关的“江山娇”成为在社会中遭受不公待遇的女性的宣泄出口。
而“清华学姐”事件，被“诬陷”后网民跳脚的反应，同样是男性对性别议题的委屈、压抑和反感。
至此，性别不再是讨论的话题，而是站队的根据。性别讨论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或者说更像一种情绪消费，而不是论理。在北大研究生张瑾涛11月发表的研究中，有近四成的人承认使用过“田园女权”“女拳”等污名化词汇，其中超过85%都是男性。受访者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是女性主义过于偏激，同时，因为人们认识不够，导致女性主义者一发声，就会被泼脏水。
谁也不想无端被攻击，于是，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越发不叫座，连学术人员也开始用“性别研究”取而代之。同济大学教授张念就认为，这是一种伪装术，是“伪装的客观”。
杨笠那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点出了房间里的男性说教，这句话甚至不含贬义词，还带着脱口秀的语境，或许只是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吐槽的程度，但它也可以是个很好的吵架素材。同理，很多事想一想也没什么可吵的，譬如丁真走红、漫展女孩不雅照，“大家都是韭菜，何必彼此为难”？
如果性别是那个最难调解的分歧之一，人们由此割裂成两个主要阵营，那么我们的世界观可能最终会简化成两种对立的立场：男和女。全体男性被理解成男权社会构建者、女性压迫者、甚至潜在的暴力犯、强奸犯，女权被看作对男性的攻击，会对各行各业的性别比数字斤斤计较，巴望怎么让男性臣服自己。
这场对立会持续多久？
这一年，舆论场上，性别对立的感受越来越强：女性想要尽快摆脱过去的那种性别印象，男性却要保持现状，因此，期盼改变的女性是前进的，想维持秩序的男性是守旧的；女性看上去可以任意批判父权制，大方消费男色，男性评价女性的外形却往往不得体，他们感觉很难参与到女权的讨论中。这成了一场零和游戏，但同时，父权制给所有人的伤害却归因给了想要变化的女性。
但另一个问题是，把注意力放到性别差异上，就是加深性别的二元对立吗？为了避免矛盾，我们就该消解性别吗？
至少在某些层面不是，就身体经验来说，男性永远无法切身体会月经。就思考感受来说，男性也无法真正理解被强暴的恐惧，但女性体验还出现在更日常的方面，比如无处不在的厌女文化，就像在接受《GQ报道》采访时，杨笠提到自己也常拿女生调侃，“但没有什么女生骂我，可能因为女生习惯了，她听那种话听太多了。”
所有感到被杨笠冒犯的男士，或许还经历了被女网友审视、被指责不够大气的过程，正在闷闷不乐，但似乎只有在这些时刻，他们才能真正体验到女性的感受：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要忍受长期、无差别的贬损。
在杨笠之前，喜剧长期被男性垄断，女性被矮化、物化、老化、丑化一直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研究发现，三十一届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中，许多女性角色没有职业，只以妻子、女友、女儿、母亲甚至邻居大姐的身份出现。53个出现领导形象的小品里，男领导共有48个，女领导只有5个，有的还“被设定为具有浓重的传统观念中的男性气质”。
我们或许要做好准备，这个互相体谅的过程，要经历相当长且让人尴尬的阵痛期。《随机波动》的一期节目中提到，在韩国，有26万男性参与“N号房间”，这个数字和韩国的出租车大致一样，换言之，在街上遇到“N号房间”共犯的概率和看见一辆出租车的概率差不多——这或许能让男性理解，“恐男”的情绪不至于是全然荒谬的。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对照格雷森·佩里在《男性的衰落》中所描绘的：
进步的男人心怀困惑。他们想做正确的事，却觉得自己做的所有事都被千禧一代恶劣的男性行为搞臭了。我那一代的男人经常觉得自己要不断为同胞道歉，仿佛要在脖子上挂上“我不是强奸犯”的告示牌才能外出。我不止一次听男人说他们走在黑灯瞎火的街道上时，要用些尴尬的方法避免独行女人害怕，比如停下脚步或改变路线。“我不是强奸犯，真的！”
但并非争论就无意义，正如2020年，人们对歧视的容忍降到空前低值，捉虫的本事也越来越高，我们见证不少厌女的结果通过社交媒体被指出，甚至纠正过来。
既然这是一场关于性别的文化更新，弱势群体要向强势权力争取权利，就不可能双方都不遭到损害，作为既得利益的男性，在平权过程里势必要面对不断反省和更正，而女性也得学习“矫枉必过正”带来度的把控，对立和争论必然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近段时间爆发的性别冲突、性别对立，正是把以往性别问题暴露出来的结果，或许也算一种进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塔门（ID：dt-hub），作者： 钟宛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