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米格，原文标题：《萨缪尔森如何成为萨缪尔森》，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萨缪尔森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开创了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干预主义理论导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架构中，并希望通过使用数理经济学和使用形式化统计方法来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个体经济学与总体经济学。
一、经济学最后一个通才如何炼成
1947年12月28日，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保罗·道格拉斯把第一届约翰·贝茨·克拉克奖颁授给年仅32岁、刚刚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正教授的保罗·萨缪尔森。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授予40岁以下公认“对经济思想和知识的主要部分做出最杰出贡献的年轻经济学家”。考虑到肯尼思·博尔丁、乔治·斯蒂格勒等其他候选人同样声名卓著，而萨缪尔森在未来几年内其实仍有资格获奖，这标志着他已跻身新一代美国经济学家佼佼者行列。
事实证明克拉克奖评委们的眼光极其正确：萨缪尔森刚刚通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经济分析基础》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般化、数理化的框架，在获奖5个月后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学：入门分析》则重塑了经济学入门课程所有领域的图景；萨缪尔森在4年后担任计量经济学会主席，在46岁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并在55岁时被授予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美国人。
道格拉斯在颁奖词中称，萨缪尔森“对就业、生产、分配和价值理论做出了极具影响的贡献”。严格来说，这一长串贡献还应当加入消费者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福利经济学。而到了197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更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中称赞萨缪尔森“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大量重写了核心经济理论，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可以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相提并论的成果”，并通过发展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为提高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做出了贡献。
光是萨缪尔森的五卷本《科学论文集》，就收入了他50年间的388篇论文。微观经济理论、静态与动态均衡、局部与一般均衡和福利均衡……萨缪尔森可谓是重写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部分。而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他的名字与足迹。
难怪他能信心满满地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我曾宣称自己是经济学最后一个通才，广泛涉猎了国际贸易和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人口统计学和劳动经济学、金融和垄断竞争、经济学说史和区位经济学等研究领域。”
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莫顿说过：“保罗应该获得六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每个涉及的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伯明翰大学经济史和经济学教授罗杰·巴克豪斯所撰写的《萨缪尔森传》的副标题可谓概括精准：“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
但相较而言，我们对萨缪尔森32岁前的人生更为陌生，只是约略知道他在20岁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26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这恰恰是《萨缪尔森传：现代经济学奠基者的一生（第一卷）》（姜井勇、柯珊珊/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10月）所聚焦的主题：“萨缪尔森如何成为萨缪尔森。”
在作者巴克豪斯看来，自己希望把萨缪尔森解读为“二战后出现的更狭隘的、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性人物”，重现这位“经济学思想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正统’”的“早熟的经济学家并未完全定型”的早年历程。
不过我认为，“过渡性人物”的提法应当被改译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因为萨缪尔森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开创了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干预主义理论导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架构中，并希望通过使用数理经济学和使用形式化统计方法来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个体经济学与总体经济学。
二、经济理论可观察的意义
《经济分析基础》是萨缪尔森同名博士论文的修改版。萨缪尔森曾以该论文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论文的副标题——“经济理论可观察的意义”——完美地阐释了萨缪尔森雄心勃勃的写作目的，即：
各个领域的经济问题有某种共同的结构，“各种理论的核心特征之间存在类似”，这意味着存在某种把特定问题一般化的理论，“它是特定理论的基础，并使其与这些核心特征统一起来”；更重要的是，不同领域存在“形式上相似的有意义的定理”，“形式上”指这些定理具有相同的数学结构，“有意义”指这些定理对可观察的事物具有影响和操作意义，属于“在理想条件下可以被检验或反驳的关于经验数据的假说”；这些结构和假说只有对具体问题的细节进行抽象才能呈现出来。
总而言之，萨缪尔森坚信没有数学形式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系统的，也是不明晰的——经济理论应该对经过高度抽象后可以观察和测量的事物产生影响，而如果不能用数学来描述，那么“就必须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它，因为它是模糊的”。
《经济分析基础》可谓萨缪尔森对经济学数理化做出的首要贡献，他把经济学所涉及的消费、生产、贸易诸问题均转化为微积分求极值问题，用数学形式将经济学的主题表述为如今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在约束条件下基于理性选择对个体行为求解最大化或最小化问题”；与此同时，他认为群体行为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
均衡系统可能有两种类型——可能是行为最优化的结果（涉及比较静态分析），或者可能是动态系统中的静止点（涉及动态随机均衡）。这事实上是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数理分析的方向、框架与工具，构建了当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推动经济学由规范转为实证。
1940年，美国经济学会的权威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70%的经济理论文章完全没有用到数学。在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主考官之一的埃德温·威尔逊敦促他对论文进行大篇幅的重写和扩展，以使其能够被“主要不是数理经济学家的优秀经济理论家”所接受，“帮助他们理解其价值或严谨的数理经济学，其中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通过《经济分析基础》以及合著的《线性规划与经济活动》等作品，萨缪尔森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由20世纪30年代以前较多使用的文字描述和图释转向数理化、定量化的路径。可以说，萨缪尔森重新定义了经济学。
他的这一努力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同行们，以至于同为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会坦承：“如果我不能以数学的方式阐述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个问题，那么我就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甚至认为，数学分析不是研究经济理论的诸多方法之一种，它是唯一的方法。经济学理论即数学分析。”
有意思的是，《萨缪尔森传》中记述了《经济分析基础》与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几乎同时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两者之间曾有机会却最终遗憾地未能发生的学术碰撞与交流。萨缪尔森在快50年后说过，冯·诺伊曼的理论创新极大地推动了非线性规划、凸集理论、博弈论和最优控制理论等“不可或缺的现代方法”的发展，但他自己在冯·诺伊曼著作中所能读到的唯一真正的创新是“多人博弈引发的哲学复杂性”，除此之外，在冯·诺伊曼“所谓的非物理数学”“更现代的数学”中看不出有任何新奇之处。而冯·诺伊曼虽然觉得《经济分析基础》“非常有趣和详尽”，但因为自己时间有限，最终没法“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认真读完”。
三、“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
萨缪尔森的名字为学术圈外更多大众所熟知的原因，非他所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莫属：这本经济学入门教材在萨缪尔森去世时已经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因此萨缪尔森自豪地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用不着理会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虽然撰写教科书付出良多，第一版的三年写作时间远超萨缪尔森开始估计的三个月，但“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
肯尼迪总统在哈佛大学所使用的经济学教材正是萨缪尔森的课本，上任后又根据萨缪尔森的建议制定了减税方案，因此不少专家称萨缪尔森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其实是肯尼迪。
在《经济学》首版序言的开篇，萨缪尔森写道：“这本书主要是为那些把经济学作为综合教育一部分的读者而写的……旨在阐释20世纪中叶美国文明的经济制度和问题。国民收入是本书的核心主题。”他在这本教材中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部分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收入决定论部分融于一书。
他在第三版中更是直言，自己的“综合”体系就是要“消除总量宏观经济学与传统微观之间的冲突，并使其成为相互补充的整体”。不少学者认为，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其实并未为宏观经济分析建立坚固的微观经济基础，而是反过来为微观经济分析创造了一个强调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假设条件”。但在此书之后，无论是否赞成萨缪尔森的学术观点，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微观与宏观分野的分析框架。
《萨缪尔森传》通过追溯比对不同版本《经济学》手稿的章节变化和修订细节，展现出萨缪尔森写作思路和学术思想的流变：在第一版中，萨缪尔森似乎仅仅认为储蓄、投资和收入决定理论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一部分，而并未完全同意凯恩斯在《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中将商业周期理论视为就业理论的补充的观点，但已经接受了凯恩斯关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适用于“充分就业”前提条件的主张。
《经济分析基础》一书虽然在萨缪尔森到麻省理工学院7年后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本质上是他在哈佛时期的产物；与此相对，《经济学》则全然是一本麻省理工学院意义上的作品，其初衷是满足麻省理工学院为培养理工类本科三年级学生“良好的写作和表达能力”的人文学科新课程的教学需要，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时任系主任拉尔夫·弗里曼所要求：“如果学生们喜欢，你的经济学就是好的经济学。你偏好什么内容就写什么内容，尽量简洁易懂即可。”
在写作过程中，萨缪尔森也参考了麻省理工学院同事10年前集体编写的教科书《经济过程》以及各种反馈建议，不过他最终决定为全美选修基础经济学课程的本科生这一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写作此书。“这本书主导了迅速增长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市场，以至曾有人称，所有这些书都模仿了萨缪尔森的书”。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济学》也是一本属于萨缪尔森自己的书，它展示了萨缪尔森在完成哈佛博士论文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二战中，萨缪尔森先后参加过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战时生产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的顾问工作，熟悉了统计数据的获取、构建与使用。萨缪尔森认为，如果说一战是化学家的战争，那么二战可以说既是物理学家的战争，又是经济学家的战争。
巴克豪斯指出，这种看法反映了萨缪尔森开始正视“一个由明智的计划者做出指导、企业通过市场运作的混合经济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可以让美国在经历空前繁荣的同时也打赢了战争，哪怕这种“左翼”思想主张让他在编写教材过程中遭到保守派的怀疑和攻讦。可以说，萨缪尔森已不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战争给了他写教科书所需的专业知识，如果是在1940年，他很可能无法写出这样的书”。
四、生活只有和经济学关联才有意义
“对特定年龄段的经济学家而言，看一本关于保罗·萨缪尔森的传记不需要任何理由。”巴克豪斯在前言开篇这样说道，“他的生活只有和他的经济学相互关联时，才有意义。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本书是一本萨缪尔森的思想传记——关于他思想演变的故事——而非他的个人生活。”
不过，个人经历的关键节点，往往也影响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曾提到，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三个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与此类似，萨缪尔森人生中的前33年也离不开三个重要的时刻：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熊彼特是否说了什么？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为什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为何没有接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橄榄枝？对经济学史爱好者和经济学段子手来说，《萨缪尔森传》通过查阅秘辛和梳理资料，对关系陈年旧事的这三个问题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
经济学界最为著名段子之一，就是在1941年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谁都不愿意开口提问，因为没有谁读得懂那篇开创性的论文。据说在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极富幽默感的约瑟夫·熊彼特还转过头去问另一位成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惕夫：“瓦西里，我们通过了吗？”
根据巴克豪斯的考证，这个掌故事实上指的是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第一学年末（1936年5月18日）参加的“通识”口试，“考生被问到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在场考官是谁”，但考试进行得很顺利。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认识熊彼特、里昂惕夫和西摩·哈里斯等三位主考官：“他们都相信这句话是真心实意说出的。”至于1940年12月4日的博士答辩，答辩委员会由主席熊彼特和威尔逊、爱德华·张伯伦、奥弗顿·泰勒等成员组成，里昂惕夫并不在现场。“委员会一致认为萨缪尔森在一般经济理论上表现优异，正如他在数理经济学领域那样”，熊彼特很可能因太忙而没有提前阅读论文，因为他提了一些本能够从论文中找到答案的问题。
在巴克豪斯看来，1940年10月离开哈佛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决定是萨缪尔森的选择；虽然他在哈佛接受了一个有可能在数年后被续聘的讲师职位，但麻省理工学院提供了一个级别更高、薪水和条件也更好的助理教授职位；虽然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系只是个致力于为理工科服务、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实力上显然比不上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但从地理位置看它距离哈佛只有两英里远，萨缪尔森可以与他的朋友和前同事们保持联系”。
更重要的是，萨缪尔森“一直被视作数理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但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这个领域的职位很少，晋升为终身教职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他的犹太血统可能让自己在哈佛甚嚣尘上的反犹太主义环境中举步维艰。
时任系主任哈罗德·赫钦斯·伯班克等一部分教授对萨缪尔森有明显抵触，这可能归因于对凯恩斯主义和自由派的政治反感、对比他们聪明的人的质疑与防范或者对数理经济学的偏见，“但是以这种表述来掩饰反犹太主义的观点颇为常见”。就连萨缪尔森的坚定支持者熊彼特在威胁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自己会辞职时，虽然对当时的种族成见感到内疚，说的也是：“如果这是因为反犹太主义的话，我可以理解；但这只是因为他（萨缪尔森）比他们出色。”
1946年底，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决定从1947年起聘任萨缪尔森为副教授，年薪7500美元，但芝加哥大学名誉校长罗伯特·哈钦斯认为“萨缪尔森是个高智商的异端分子”。萨缪尔森本人在经过几个月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后婉拒了本科母校的邀约，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最终未能同时引进哈佛大学教授阿尔文·汉森所说的“体系构建者”萨缪尔森与“细分领域的一流行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令人惊讶的是，巴克豪斯发现1946年9月起加入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写信给乔治·斯蒂格勒抱怨：“我们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但不管结局如何，我很担心这意味着我们输了。凯恩斯主义者握有投票权及使用这些投票权的手段。”这清楚地表明“正是萨缪尔森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惹恼了那些反对引进他的人”（如法兰克·奈特、劳埃德·明茨和格雷格·刘易斯），而这有可能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陷入意气用事的派系分裂。
不过，我相信《萨缪尔森传（第二卷）》会对两位老同学、老朋友和学术宿敌有更多的论述，会让他们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形象鲜活。但读过他们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他们对自由市场、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推崇与维护，对公权力的异化、膨胀、滥用的警惕与担忧，对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从市场运作本身获得救济力量的强调与坚持；而他们关于经济学理论的相关性和可验证性的方法论之争，也促使经济学界更好地去思考和理解数学作为经济学工具的地位、作用与局限。任何片面的、不明真相的、别有用心的扬此抑彼，对两位同样活到94岁的大师来说都不公平。
五、站在巨人肩上，为巨人作梯
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自己涉足经济学恰逢其时：“对于一个具有分析能力、充分意识到数学工具是经济学领域有力武器的人来说，1935年的经济学界，是属于他（或她）的天下。该领域充满了美妙的定理，等待着人们去采撷和整理。”
巴克豪斯强调，自己在传记中讲述的萨缪尔森的故事，“同时也是一系列互有交集的经济学家群体的故事，他们共同见证了经济学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萨缪尔森，他之所以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还因为经济学已经和10年前大不相同”。
正如属于高斯、黎曼、狄利克雷、雅可比、希尔伯特和克莱因的哥廷根，抑或汇集了玻尔、玻恩、海森伯、泡利、狄拉克、德布罗意、约尔丹、泡利、朗道等人的哥本哈根，如果“学术共同体”或者“知识群落”强调以学术为志业和旨归，突出学者智慧的汇聚与凝聚、学术力量的合力与助力，跨越学科、院系、机构界限，积极推动知识的交叉融合、资源的共享合作，天才就更有可能在一群天才中诞生。
哪怕在萨缪尔森的芝加哥大学本科岁月里，也不难找到这种学术源流的层叠和群体共进的痕迹。虽然他的老校长哈钦斯后来对他印象不佳，但他却受益于哈钦斯推行的通识教育中社会学、人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积淀；虽然他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形容为“经院学派”“教条式的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但他接受了严谨苛刻的传统经济学理论训练。
他不但与弗兰克·奈特、艾伦·迪雷克托、保罗·道格拉斯、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瓦伊纳等著名经济学家保持了长期的联系，还结识了斯蒂格勒、弗里德曼、马丁·布朗芬布伦纳、艾伦·沃利斯等一大批未来的杰出学者；“他的著作保留了他的老师们的经济学研究痕迹。他在学生时代写的文章，普遍存在对数学理论的适用性的怀疑，其中一些怀疑在他的畅销教科书中隐约可见”。
与其他学者一起竞争也能推动整个学科智识的累积与发展。就在萨缪尔森获得克拉克奖时，他也并不是经济学数理化路径的唯一创造者：考尔斯委员会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学进行数学化处理；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的老师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获得了美国空军和美国劳工部的验证；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使用了萨缪尔森没有用到的不动点定理等高等数学技术；计量经济学技术分别被特里夫·哈维尔莫在考尔斯委员会运用的公共收支乘数分析法和韦斯利·米切尔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确立的定量研究传统发扬光大；西蒙·库兹涅茨对时间序列数据、商业周期以及经济增长不均衡的分析与研究，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以及其他人提出的生命周期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等铺平了道路。
至于萨缪尔森如何吸引了罗伯特·索洛、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罗伯特·恩格尔、丹尼尔·麦克法登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到麻省理工学院，又如何培养出劳伦斯·克劳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蒙代尔、罗伯特·默顿、保罗·克鲁格曼等一大批先后获诺贝尔奖的杰出学生，恐怕和“1948年以后的萨缪尔森究竟在哪些方面显著改变了他的思想”这个问题一道，将会是《萨缪尔森传（第二卷）》里的另一段故事了。
萨缪尔森曾自信地说：“当你们谈论当代经济学时，你们在谈论我。”他既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又是甘为人梯的巨人。站在他肩膀上的包括了“几乎所有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人”。你可以反对他、批评他、质疑他，但你不可以忽略他、无视他、逃避他，因为在他的身后是整整一代甚至数代的经济学大师，以及如他所说“正憧憬着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带来的繁荣”的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子与经济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谈论萨缪尔森时，其实也在谈论着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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