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五箱国宝,他在四川的山洞躲了10年
2021-01-13 10:05

为了五箱国宝,他在四川的山洞躲了10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条(ID:yitiaotv),自述:杜兴,撰文:鲁雨涵,责编:石鸣,原文标题:《为了五箱国宝,他在四川的山洞躲了10年,出来家都散了》,题图来自:《炮火下的国宝》海报




《炮火下的国宝》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佳作遗珠,2020年11月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获得100%好评,有人说自己“边看边哭”。


片子讲的是抗战期间,普通中国人拼死为国护宝的故事。其中一位山东大汉李义贵原本是黄包车夫,为了守护五箱古籍文物抛妻弃子,一去千里,在四川的山洞里躲了十年,出来家都散了。


制片人刘鸿彦介绍,片中的国宝大量都是珍稀版本的古籍,却在炮火下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很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要小看这些普通人,危难关头是他们及时站了出来,拯救了这些宝贝,也延续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命脉”,刘鸿彦说。



一条采访了《炮火下的国宝》制片人刘鸿彦和总导演杜兴,聊起了这段隐秘历史背后的种种故事。


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


总导演杜兴接受一条采访


《炮火下的国宝》,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书怎么办?


整部纪录片中最让我触动的就是,守护这些书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默默无闻的图书馆职员,普通的工友,甚至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普通群众。


护送齐鲁古籍文物南迁的三个人(从左到右):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


有一个叫李义贵的山东大汉,早年是拉黄包车的。后来变成了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一个私人秘书,帮着他打理馆务,做一些体力活。


1937年,他奉王献唐之命,护送上万件古籍珍本、商周青铜器、名家字画、秦汉砖瓦等文物离开济南,转移到后方。


一路迁徙,非常艰辛。求爷爷告奶奶,从山东到武汉,又到宜昌,然后到重庆万县,最后终于在乐山才安定下来,走了7000多里路。


但是幸亏迁徙了,转移途中传来消息,山东图书馆被战火焚毁,损失图书二十多万册。只有这5箱馆藏精华幸运逃过一劫。


山东图书馆南迁的古籍文物之一:敦煌写经


李义贵走的时候,他的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刚出生的儿子还不到一岁。1937年走的,1950年才回来。 


那时候抗战早就胜利了,新中国都成立了,但没有人告诉他你应该回来。等于从1940年开始,他一个人在四川乐山守着那五箱书,守了整整十年。


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老碰见这个人,还以为是北方某个地主家帮忙看守财产的一个下人,谁都不知道,他其实是在替山东省立图书馆看护国宝。


那个时候他必须伪装,不能张扬,因为他守着的很多书都是黄金页,还有一些金石文物,万一被偷了呢?


他是山东人,不懂四川话,语言不通,又不能吃辣。内战期间,当地物价飞涨,他经常跟省里面失去联系,只能靠去江边搬运、清洗泥污、摆地摊来赚生活费。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动过变卖藏品的念头。


李义贵全家合影


1950年回家之后,因为长期杳无音讯,儿子对他几乎没有感情,甚至有点埋怨他,对他非常冷漠。


我们去乐山的时候,特意去找了他藏身的山洞。去了那个现场,你会觉得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寺庙里面还是香火缭绕的,各种各样诵经的声音,你能感受到,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外乡人,告别自己的妻子儿女,跑到这个地方来,一米八几的人,就委身在这么一个黑暗逼仄的山洞里,一呆十年,真是太难了。可为了护宝,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一米八的山东大汉李义贵委身十年的山洞


李义贵的外孙女也和我们一起去了当地,在采访的时候她就哭了。她哭并不是因为她觉得外祖父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她觉得那个山洞太黑了。


她想到外祖父白天在外面干活,晚上回到那个地方连电灯都没有,一个人过了十几年,她觉得很心疼。这是她作为一个亲人的真实的感动。


很有意思的是,她现在就在山东博物馆当讲解员。她外祖父当年守护的这批国宝,有一部分现在就在博物馆里面,她就负责和来参观的人讲解。她的身份也让她跟这些国宝,产生了不一样的联系,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1938年存放清华古籍的中央工业试验所旧址


两年间重建了一个国家级图书馆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会知道两千年前孔子、孟子说了什么,就是因为有书。古籍界经常会讲一个概念叫“孤本”,意思就是如果这本书没了,书上记载的东西也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宋代类书《事物纪原》


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我们现在还会听到考古界的新闻,比如从地下挖出了一些竹简,大家欢呼雀跃,因为竹简上记载的东西,可能对我们之前的文化历史有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书的价值也是一样。


从古至今,战争对书的毁坏是最大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二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部分就是抗战。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在重庆轰炸中被焚毁,负责护送的馆员救出了一部分“焚余书”


1932年日军空袭上海,东方图书馆被焚毁


战争中,敌人最想掠夺和攻击的目标之一,也是书。1932年,位于上海的东方图书馆——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以及隔壁的商务印书馆,就被有针对性地炸毁了。


1938年后,整个江南地区都失守了,当时盛传日本人要来杭州文澜阁抢《四库全书》。当年,乾隆一共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毁坏,后来经过浙江文化界三次补抄,基本上恢复了原貌,也被视为是江南地区文脉延续的象征。


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赵城金藏》


还有《赵城金藏》,是1930年代才发现的一部金代的大藏经,当时消息轰动世界,也差点落入日本人手中。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八路军果断决定紧急抢救,可以说是虎口拔牙,把它保护下来了,现在是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郑振铎说过一句话,“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1940年,以他为核心,上海一批文化界名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


郑振铎在1938年为国家抢购的稀世孤本《古今杂剧》


这个组织不计时间、金钱的代价,致力于搜集江南一带因战火而流落民间的古籍文献,两年间在上海收购了3800多种珍贵古籍,相当于重建了一个国家级图书馆。 


大家都知道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知道抗战期间很多学校、政府、兵工厂搬到了重庆和昆明,甚至听说过南京的一些科研机构,赶着一群种猪、种鸡过三峡。


这些古籍的迁徙路线,其实跟故宫文物、学校、政府机关和鸡鸭鹅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在同一条船上。这些故事,我们都拍下来了。


山东博物馆所藏的汉朝官印封泥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四库全书》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经


为了拍这个纪录片,我们前前后后拜访过50多家机构: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有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


我们采访了上百人。有图书馆、文物以及抗战史的权威专家,也有亲历者、知情者以及当事者的后人。


片子里面提到的所有珍贵古籍,我们也尽量找到它们进行实地拍摄,这么大规模地让抗战时期保护的国宝古籍集中亮相,应该也是第一次。


史上最大胆的抢救计划 


12年前,我在一本台湾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录,提到在抗战期间,中国大陆有200多箱书,都是有史以来最珍贵的收藏,被寄存到美国去避难。战争结束后被运到台湾,至今还在台北故宫的地库里。


看完这篇文章我非常震惊,这段历史很少有人知道。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


这批书来自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就是后来的国家图书馆。它的馆藏大部分来自内阁大库,其实就是皇家藏书,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


此外还有敦煌卷子,还有很多甲骨文,都是当时非常有名望的一些学人——蔡元培、胡适、梁启超、鲁迅等等,齐心协力征集来的。


1934年左右,全国的图书馆系统就开始着手准备抗战了。1935年,大家都觉得,万一和日本人打起来了怎么办?于是开始北平图书馆馆藏的转移工作,优中选优,选了一些最精华的古籍,送到北京和天津几个英美背景银行的金库里面。


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全馆职员合影


后来形势紧张了,觉得还是不行,就往南方转移,放到上海法租界里面。结果1940年以后,发现法租界也不安全,日本人也在里面横冲直撞。所以他们就觉得要找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来放这批书,最后找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当时胡适是中国驻美国大使,他亲自拜访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寄存这批书。


北平图书馆所藏《兰晖堂集》


美国也提出了自己的接收条件,就是允许他们复制一套胶卷。正好北平图书馆一直希望可以影印书本内容,限于技术和经费的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正好这个契机,最后协议结果就是美国人复制两套,给我们一套。


“送到哪里”解决了,“怎么送”成了问题。整个太平洋都是日本的天下,美国政府不愿出面,国民政府又有心无力,只能靠私人力量来解决。


我当年看到的那篇回忆录,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回忆录的作者,就是亲手把这批宝贝送出海关的钱存训先生。


北平图书馆馆员钱存训和妻子许文锦


当时钱存训是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一个职员,他的老婆有一个老乡,一个张姓的小伙子,正好在海关当检查员。钱存训就每周趁他上班的那天,偷偷用小独轮车拉几箱书,假装是新书运出去。


蚂蚁搬家,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才把200箱古籍送出海关。没想到,刚送上商船没几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商船从此杳无音信。所有人都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的收据


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钱存训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这批来自中国最珍贵的书安全抵达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这个船的确被日本人劫掠走了,还帮日本人运了兵,但是为什么那批书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至今没有人知道。


总而言之,这批书神奇地抵达了大洋彼岸。里面有敦煌卷子,甲骨文、金石碑帖,还有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1965年,这批漂泊海外长达24年的精华古籍善本被运抵中国台湾。



1985年,钱存训在台北和这批书的合影,书箱上写的“平40”代表的就是194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曾经告诉我,1990年代,他和几个国图研究员在台北亲眼看到了这批书,还看到了上面的题签,就是赵万里先生写的(赵万里是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位文献学家),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杜甫和陆游,跟着我们一起去逃荒 


当时很多古籍在转移时,明明都是无价之宝,却只有两三个人护送。


很多参与文献抢救的人,抗战胜利之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图书馆事业或者学术界奉献了一生。


像山东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护书时还是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写日记说好几次想逃跑,觉得这样为了几箱书东躲西藏没意思,想上前线打游击。


屈万里到台湾之后,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工作


后来,他担任了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和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学者。


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因为牵挂被运到美国的国宝,主动申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了这批书的监护人,直到他过世。


还有一些很普通的人,用非常乐观的态度面对抗战劫难。比如清华大学一个图书馆职员马文珍,喜欢在运书的时候写打油诗。


1935年,清华大学要求,除了教学和研究生论文必需的图书馆设备以外,即刻开始一周内完成秘密装箱


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书要跟着学校一起转移,朱自清是馆长,带着大家把书装箱。马文珍写了一首《装箱歌》,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这是前辈人智慧的遗产,我们应当郑重的保藏,把它们寄到幸福的遥远,把它们寄到安全的地方,快点装,慢点装,又是一箱。”


到了昆明之后,大家把箱子打开,马文珍又写了一首《开箱歌》:“丁丁当,丁丁当,大家一齐来开箱,拿刷子刷刷书面的霉呀,让陈死的微尘因风扬。”


战争是劫难,但他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去面对:没问题,我们把书擦一擦,放到架子上,又可以开展教学研究了。


西南联大图书馆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能做出那么好的研究,与这些书的成功南迁是分不开的。


当年参与运书的一位图书馆馆员名叫唐贯方,我们采访到了他的儿子唐绍明先生。他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他说这些书得留着,得护着,“土地可以丢失,文脉不能断,中国还要复兴,还有人才,需要这些东西。”这就是当年以唐贯方为代表的一代图书馆员内心的真实想法。


五箱书物在乐山大轰炸之前被转移到了凌云寺中


山东省图书馆的那批书,运到乐山之后,王献唐还是觉得不放心,决定要把书从城区再次转移到郊区的寺庙里。果然,转移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乐山大轰炸。


王献唐在日记里描述,他站在乐山大佛旁边,看到城里面火光一片,他第一次目睹这么惨痛的轰炸,一方面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很庆幸,幸好自己把书转移走了。


我们在乐山的时候,正好碰见当地纪念“乐山大轰炸”的周年活动,当时全城警报响起来,那种感觉是非常直接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年王献唐对这批书劫后余生的庆幸。


《开箱歌》里面唱, “箱子里放着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其实《炮火下的国宝》说的就是杜甫和陆游逃荒的故事。


纵观中国整个历史,这些古籍善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逃荒中流传下来的。我们的文脉也是这样被继承下来的。


当时的中国很厉害:井然有序,不慌不张 


前年,我参加一次会议,碰见台北故宫的一个年轻的研究员,他负责协助展览。我听他讲,每次要展览一些珍贵古籍,像《周礼》,或者杜甫、陆游的珍贵版本的书,他就负责把哪一页摊开,让大家看。他为此非常自豪。


我曾经近距离看到过王国维的手稿,他在《人间词话》里面写过人生的三重境界,最后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那一页。


它是立体的,它是物理的,是一个可触摸,甚至有气味的东西,这就是书本有魅力的地方。


山东省立图书馆南迁的国宝古籍——宋代赣州州学刻本《文选》


我觉得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书还是会有它的作用。它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我们亲眼、近距离地看实物,和通过手机读陆游和杜甫的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拍这个片子,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记录,经常发现这样的描述:“一件不少”。


书是很容易一件变成两件的,或者丢失,还有很多书本来就是残本,但是所有这些珍贵古籍,在运送的途中都是“一件不少”。


1942年7月6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八路军成功抢运《赵城金藏》的消息


船靠岸了,村民帮忙把书运到岸上。听说日本人要来抢书,大家一起把书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书掉了河里面去了,周围的群众自发下水打捞。


这真的太难得了,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信守然诺,有始有终,普通人身上的这种侠义精神和正义感,丝毫不亚于文化人舍身取义的文化自觉。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合影,一排左五是唐贯方


唐绍明先生,他讲他的父亲唐贯方非常朴实,当时就是清华图书馆一个非常普通的馆员,护送书先到了宜昌。那时候宜昌有点像敦刻尔克大撤退,北方南方所有的物资、人马都挤到那里去,为什么挤到那里?因为三峡航运的能力有限,要换到小船上,怎么办?只能等。


他们在宜昌等了两个多月。他说他父亲就想方设法保护书,晚上一个人打着手电筒巡守。


山东省教育厅为拨发李义贵保管费用给王献唐的信函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40年寄给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购书汇款单


当年抢救、转运留下的档案都非常丰富,也特别细致。每一笔拨款多少钱都有电报留档,数字细致到了零头。


我们现在想起抗战,想起兵荒马乱,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惶恐,甚至恐惧,会觉得那人怎么活?


但你会发现,其实人们还是有秩序的,一方面是当时的很多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依然存在,很多东西是保持流通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所有东西都崩溃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人心的秩序。每个人心里面知道他们该干什么,各司其职,内心的职责感很强。来了什么事都不慌,我们稳住。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是超越了时空的。


尤其是今年以来,可能大家感受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多。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焦虑,这个片子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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