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安老板，头图来自：《代孕者》
昨天一整天，郑爽的名字又一次霸占了热搜，所有曾经喜欢或反感她的人，都很难不在心里问一句：这会是最后一次吗？
有媒体刚刚做了一项统计，2020年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次数最多的二十个人，排名第一的是大洋彼岸的川普，热搜常青树郑爽力压一众明星，排在第十一位。而2021年才过去半个月，郑爽就被“前男友”张恒的一纸声明，再一次送上了热搜。
张恒的微博长文，辟谣了自己借高利贷、被列为执行人等消息，并甩出一则重磅消息：自己滞留美国，是为了照顾“两个无辜的小生命”。正当网友读罢这篇声明，一头雾水的时候，一连串爆料接踵而来：郑爽曾与张恒在海外有过一段婚姻，两个孩子经代孕出生，出生证的上母亲一栏的名字疑为郑爽。
也就是说，张恒所说的“滞留美国”“照顾两个无辜生命”背后，有可能是作为生物学母亲的郑爽的弃养行为。昨天傍晚，一段录音出现在网络，其中疑似郑爽及其父亲的声音一再强调，希望打掉代孕母亲腹中的胎儿，似乎进一步坐实了此前的传闻。
一时间，围绕郑爽的名字，揶揄者有之，痛心者有之，脱粉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纷纷扰扰，众声喧哗。其实，相比于“郑爽是否会糊掉”，有关代孕的讨论才更有可能诞生有价值的反思。回望2017年至今，国人有关代孕的讨论不曾停止，在女性意识已经逐渐复苏的2021年，类似的话题或许能衍生出新的意涵。
如同很多人所提到的那样，在中国被明令禁止的代孕，在美国的很多州都是合法的。但纵使不违反法律，笼罩在“有偿代孕”头上的道德质疑，还是不能完全解除——
2014年，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泰国找一位代孕母亲，诞下一对双胞胎，因为双胞胎中的男孩患有唐氏综合征，这对夫妻只带走了健康的女孩，男孩一直由代孕母亲抚养。这一事件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也促成泰国立法，禁止外国人代孕。
没有女性天然愿意让身体成为容器，愿意让生育能力成为谋生技能，在社会阶层差异、地区发展不均衡、性别歧视的大背景下，所有程序上的“自愿”，也都无奈地带有了“被迫”的嫌疑。
有人找出徐静蕾早先提及代孕的一段访谈：她称自己已经冻了很多卵子，如果以后想要孩子“就去找个肚子”，身边还有很多人这样做……
如此代孕，俨然成为拥有财富、社会地位优势的上层女性，对底层女性的残酷剥削——或者说，类似的剥削已经在暗中发生过无数次。
2017年，郑爽在自己的书里引用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一段话：“我们最怕的不是身处的环境怎样，遇见的人多么可耻，而是久而久之，我们已经无法将自己与他们界定开了。”
向来以直率自诩的郑爽，还能完成对自身的这种界定吗？
2013年，BBC纪录片《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拍摄的是内娜·帕特尔医生的诊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以及诊所里代孕母亲们的生活。
印度的“代孕之家”。
处于社会边缘的代孕行业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印度商业代孕产业链因涉及医疗技术、女性权益、人性道德等问题，也变得饱受争议。
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曾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正在变成“代孕王国”。
2015年10月，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CMR）发出了通告，禁止海外客户在印度寻求商业代孕。
此举遭到当地人民的抗议，他们担心内娜·帕特尔医生诊所关门，自己就要生活不下去了，或者将“从事更艰巨的行业”，暗指性服务业。
内娜·帕特尔医生说，以代孕产业维生的印度Anand地区，起码有5000个家庭依赖着代孕链生活。
这些母亲期待通过自己代孕，可以养家糊口、送自己的孩子上英语学校、还债、修一座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代孕，能改变贫穷，所以从事代孕工作天经地义。
一、他们漂洋过海，只为借腹生子
内娜·帕特尔医生的发迹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1991年她所开的还是一个很普通的诊所，第一笔代孕生意的成功，让内娜·帕特尔医生成为了印度的“送子观音”。
内娜·帕特尔医生的诊所，以超高的成功率，已经实现了一千多起成功代孕案例。
世界各地的夫妻漂洋过海而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重金求子。
当然，远道而来的人们也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的。
他们选择印度代孕，不仅仅是因为内娜·帕特尔诊所的代孕成功率高，医疗设施相对齐备，更多的还有经济因素。
在印度只要花上2.8万~3万美金，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孩子，而在欧美国家得到试管婴儿，则会花三倍以上的成本！
此外，印度家庭已经默认了代孕行业的游戏规则，他们更加老实、贫穷和隐忍。
只要遵循协议，一手交钱，一手交孩子，此后两家关系断得一干二净，代孕妈妈绝对不会千里迢迢纠缠求子家庭。
“9个月后，你分娩出的孩子跟你没有关系。”
来自加拿大的芭芭拉和米歇尔夫妇，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怀孕，于是他们辗转来到了印度找内娜·帕特尔医生。
花了28万美金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芭芭拉带着孩子去市场买小小的衣服，带孩子去公园玩......俨然是自己的孩子，所以芭芭拉感到非常幸福。
但是芭芭拉没有奶水，印度代孕妈妈Edan还需要经常给孩子喂母乳。打心底说，Edan并没有像冰冷的市场关系那样，觉得自己生下来的只是一件商品，她对孩子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
等到孩子的护照办下来时，也就到了孩子跟Edan分别的那一天。
芭芭拉和米歇尔打包好各种行李，临上车前，Edan才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把孩子递给加拿大夫妻，换来的不过是钱、礼节性的拥抱和一句“Thank you so much”。
同样，当来自美国的Amy从代孕妈妈手中接过孩子，并马上要把他带回得克萨斯州时，虚弱的代孕妈妈从床上坐起来，反复叮嘱Amy要照顾好他。
在代孕妈妈看来，毕竟这是她的子宫孕育的孩子，被活生生地切断血缘关系，她感到强烈的失落感和不舍，泪水忍不住地滚下来。
“有一些沮丧，因为那个在我子宫里待了9个月的孩子，今天要走了。”
但是没有办法，签订了契约就要接受残酷的游戏规则。
最后代孕妈妈目送Amy抱着孩子离开，再一次跟Amy说要照顾好孩子。Amy头也不回地走后，代孕妈妈才伤心地关上了门。
“请照顾好他。”
二、“如果不代孕，我没法生活”
代孕产业的发展，每年都能给印度带来一亿英镑的进账，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Anand地区的人们，都指望着这个行业生活。
如果懂一点英语，又会照顾孕妇，那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类似助产婆的工作；如果年轻，体力好，身体也健康，而且家里同意的情况下，妇女也可以通过协议成为一位代孕妈妈，然后住进内娜·帕特尔医生的“代孕之家”。
众多的丈夫没有办法养家的时候，就只能无奈地让妻子给他人代孕，以此来养活自己的孩子。
他们试图宽慰自己，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但现在只不过是出租一下女人的子宫，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Vasahti是一位代孕妈妈，她有一个聪明的儿子和可爱的女儿，孩子们通常也会跟着她丈夫一起，每周走12公里到代孕之家去看她。
“我想尽快回家。”
Vasahti的丈夫每个月挣大概40美元，却要养活一家七口人。因为Vasahti的嫂嫂一家子也跟他们同住，租来的小屋子显得拥挤不堪。
“每个月40美元，还要付房租、水、电、气。”
他们急需要钱送孩子们去读英语学校，还有在敞亮的地方修座大房子，于是Vasahti做了代孕妈妈。
尽管一次代孕需要花上28万~38万美元，但经过层层抽成，实际上代孕妈妈到手的钱却是6千美元，有的人甚至连6千都不到。
代孕妈妈说道：“我自己的儿子7岁了，女儿5岁。”
当然，代孕之家的妇女们有时候也会聚在一起，抱怨各种事物，比如薪水少。
内娜·帕特尔医生告诉她们，出了这个门，你在印度再也找不到如此收入的工作了，你就算出去租个房子自己生产，每个月都要花上一万多美元，况且这里还有良好齐备的医疗设施。
抱怨归抱怨，代孕妈妈们非常清楚，对当地家庭来说这些钱无疑是一笔巨款了。
如果单靠男人谋生，这笔钱需要挣一年，而女人只花九个月。
她们聊起男人：“他赚不到钱，他要去偷窃。”
聚在诊所里的代孕妈妈，有的是第一次代孕，有的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她们花九个月的时间，为漂洋过海来印度的外国夫妻进行代孕。
拿到钱后，再眼睁睁地看着刚出生的孩子被抱走，此生都不会再见。
更惨的是，代孕也并没有那么有保障。
比如一位印度代孕妈妈曾给日本夫妻代孕，但是孩子生下来之后，日本夫妻却离婚了。
孩子的抚养成了个大难题，“最后在印度政府根据最高法院指示给予婴儿旅行证明后，日本政府以人道主义理由向孩子发放了一年签证后，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除去要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分别，代孕妈妈们还要忍受周围人的眼色。
Vasahti说，当周边的人都知道她在做代孕妈妈的时候，他们一家在当地待不下去了，人们对他们非常地刻薄，用非常糟糕的话指责她。
舆论令代孕妈妈过得很痛苦。
像Vasahti这样的家庭，已经算非常幸福的那一类，因为丈夫和孩子都非常爱她。
同样在代孕之家的一个女人抱怨道，她丈夫总是指望她出门挣钱，而自己好吃懒做，内娜·帕特尔医生听完，说，“那就离开他。”
“他（丈夫）侮辱我，找我要钱。”
事实上，很少有代孕妈妈会离开丈夫。
三、代孕，是对底层女性的剥削
2015年，印度政府立法规定，禁止国内女性为海外客户提供商业代孕服务。在此之前泰国、墨西哥等国家也已经明令禁止商业代孕。
因此，印度Anand地区代孕产业链发展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海外客户的流失，意味着代孕只能为印度本国国民服务，当地代孕妈妈的数量相比之前减少了一半以上。
“我挺开心的，我们能舒服地一起过日子了。”
那么市场供求催生的利益链就此断掉了吗？天真。世界代孕交易市场依然兴盛，并蔓延到乌克兰、柬埔寨、中国等地。
搜狐“后窗”曾报道过一个代孕版“我不是药神”的故事，“中国处在一个最渴望孩子的时代，‘送子’成为一门生意。”
主人公本是普通的生意人，中国人对生育的执着让他看到了一线商机，于是他搞起了代孕生意。
代孕，是条生路。
他将国外承认代孕合法的地区作为根据地，把国内客户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根据地，通过当地的技术，让客户成功地得到孩子。雪球越滚越大，诚心求子的中国夫妻将其视为代孕“神父”。
那些用子宫孕育了孩子的代妈，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利益驱动，“我这么多年就没有见到一个代妈对孩子有感情的……都是为了生活而来”。
女性面临极度贫困时，所付出的是作为女性最原始的生育能力，用自己的子宫当工具一样去赚钱。除了代孕，因女性贫困、社会地位不公而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比如前文提到的，印度Anand地区人们抗议，表示如果禁止代孕，当地女人或许会“从事更艰巨的行业”，暗指性服务业。而在东南亚地区，女性从事性服务行业更是由来已久。
佛光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尚懋在论文《泰国性产业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指出，泰国女性的地位始终次于男性，社会对男性的容忍度也比女性要宽容许多。
再加上二战的历史原因，泰国的性服务产业在二战后相当兴盛，并且该产业产值一度占泰国GDP的10%~14%！众多女性为了脱离贫困，选择做性服务者，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维生的成本。
在贫穷、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女性常常是先被牺牲的对象，靠女性出卖身体来维持一家生活的情况，至今屡见不鲜。
Vasahti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长大，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不要再像她一样做一个代孕妈妈。
自然赋予女性生育、繁衍的能力，是女性给社会的馈赠，为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人类一代接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她们是男性的长辈、姐妹、妻女，是男性的血肉至亲。
但男权社会中，男性往往不懂得生育和繁衍给女性带来的痛苦。女性的生育付出，回报稀薄，且得不到尊重。
同样生而为人，女人却总要面对身体被工具化、价值被忽视、尊严被羞辱的惨烈境遇。
她们活着，却是为别人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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