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机动资讯组作品
作者 | 竺晶莹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我一直以为，许知远很出名。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采访了他三次。
十月，阿那亚，单向街15周年，许知远作为主角，被众星捧月。
十二月，北京单向空间，他的办公室更像一个书房，被两面触到天花板的大书架包围，一眼扫去，有几部书脊上印着李鸿章、陈寅恪的名字。许知远的书架多被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史名人所“霸占”：“我在写梁启超，有很多资料要查。”桌上也摞着几叠书，外加一个银质托盘，上头错落有致地码着几瓶开过封的威士忌。
十一月，国贸，渣打银行对面的一间bar，爵士乐奏得热闹，许知远和老友叙旧。那天他喝得清淡，铜杯里是伏特加兑了姜汁啤酒和青柠汁的Moscow mule。谈话间，我总怀疑会有人认出他来，结果倒也并没有。看来他还不至于出名到被打扰的程度，又或许周围这些金融人不爱《十三邀》。
流行，从来都是有限度的。换个圈子，或许就是寂寂无名。许知远越来越不在意流行与否了。年轻时他或许带有偏见地认为流行与严肃对立。但他近来倒也不会再为流行而感到脸红，因为看到了将精英话语体系传递给大众的可能性。
掩埋虚荣
“我首先更接受，自己是个写作者。”
从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起，到今日将四季《十三邀》集结成册，许知远不变的是，一直将写作奉为第一要事，他目前在写《梁启超传》第二卷。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归纳了驱动人们写作的四大原因——纯粹的自我主义（sheer egoism，也译作利己主义）、审美情趣、历史冲动、政治目的。
英国作家、记者乔治·奥威尔 / 图片来源：Google
强烈的自我是许多作家或记者动笔的最初冲动。奥威尔写道：（写作者）希望以机敏的形象示人，被谈论，被铭记……假装自我主义不是写作的动因，是虚伪的。他指出，多数人在三十岁以后就放弃了个人抱负，但写作者属于那些有天赋且任性地要将自我贯彻到底的少数人。
“严肃作家大致上比记者更加虚荣，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即使他们对于金钱更淡漠。” 奥威尔下此定论。
作家和记者，这两个身份许知远兼而有之，那他的虚荣也是双份的吗？在这个问题上，许知远够诚实，坦言年轻时虚荣在事业的推动中占比很大，但随着年龄增长，在忙碌中他似乎忘了虚荣的存在，也意识到有更广阔的事物比自我更重要。
“更年轻的时候，那种虚荣、冲动是很大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现在自己明显更忙碌，所以更少想这个问题了。 当然你不知道会不会ego仍然是很重要的，但它会减少一些。因为你确实不断意识到，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比ego重要得多。甚至当你丢掉这个ego，可能是更美好的。但当然你很难丢掉，一些时候遗忘掉甚至掩埋掉、遮蔽掉它，很重要。”
许知远正在发生的转变是——你想追求的价值和事业应该比你的ego更重要，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更高尚的目的，更强有力的志向，高于你的个人实现，而且你的个人时间应该为这个价值做某种贡献。
他不再那么强调自我，却将责任感挂在了嘴边。“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正在许知远的行动中上演，尽管他表示这么说实在言重了。张载的寄望虽说是每一代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但从当下的语境来看，确实略显宏大。但很显然，许知远认为有责任来传承精英文化体系。他表示自己受惠于过去名家的思想和情感，于是也有责任把这些思想、情感传承给下一代，不管以写作还是影像的方式来传递。
“我花了这么多心力写梁启超，这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被个人ego所驱动，因为你要写一本大书。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觉得这套近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重要的。你应该为它的继续传承，添一点砖瓦或者加一点燃料，这也是你的责任。”
正视流行
许知远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专栏作家，在这种自由度极高、个人化风格强烈的文体里挥斥方遒。北大毕业之初，他就在《经济观察报》专栏中讨论国际事务，之后亦是FT中文网多年的专栏作家。可惜“专栏”在中国的语境里夭折了。但许知远将《十三邀》看作视频专栏，那仍是他个人化的表达，尽管视频更偏向于包含导演摄像剪辑在内的集体创作。
《十三邀》的确让许知远更流行了。
采访五条人时，海鲜大排档的老板认出许知远来，谈论《十三邀》这个节目给他带来了新的价值和感受。“如果你的支言片语能够对别人有某种启发，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很温暖。” 若流行真给他带来什么“红利”的话，这是头一桩，因为这个节目真的影响到了不同圈层的人。
许知远与五条人对话 / 图片来源：《十三邀》
不过，流行也意味着争议。《十三邀》首季甫一面世时，许知远曾被视为笨拙的提问者，且过于理想主义。他本人却离这些争议比较遥远，全因自己不生活在网络上，没有微博账号，甚至从来不看剪辑后的节目。许知远不在乎公众对于节目的评价，也无法控制评论，更无意迎合。
制作《十三邀》首要的目的是——“我们对个人好奇心的一种探索满足，然后理解一种更大的思想边界的冲动和欲望。” 尽管对节目的效果和反响，许知远并不在意，但他认为自己对交流本身有责任。“这个交流尽量要开阔、绵长、有更多的内容含量，我的交流本身要真诚。”
流行与严肃有时会被视为一种对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2006年再版的序中，许知远表示自己依然期待这本书卖得像周杰伦的唱片那么多，而不会有埃德蒙·威尔逊式的担心，这位批评家曾经觉得他的书——平装本销量太大，“大得足以使一个严肃的作家害臊”。
今天的许知远对销量和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渴求，流行对于他而言只是副产品。这种对于流行不褒不贬的态度或许是他变得更沉稳后的产物。
相比于流行，许知远更渴望建立起一个文化系统。“我们缺乏精英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基本上都瓦解了。我始终希望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读者范围里写作，他们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 但是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甚至在慢慢想去建立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化系统。”
《十三邀》不失为建造这个文化系统的方式之一，尤其它经常游走在流行与严肃之间，让学院的观点有机会走向大众。比如项飙与许倬云这两期节目在去年受到了较多的关注。项飙作为人类学家，对当下科技社会提出了“附近的消失”等敏锐的观察。许倬云则多年来在海外潜心延续着中华文化的基因，让人看到温柔敦厚的风采。无疑，该节目在获得影响力后拓展了对话的边界。
许知远对话人类学家项飙，谈及当代时间感的扭曲 / 图片来源：《十三邀》
本着多样性的原则，《十三邀》的嘉宾跨越学术、文化、娱乐、商业界。有别于一般的访谈节目，这更像是许知远带着自己的观点和个性，在不同的时空中进入对话状态。他始终觉得，这个节目是他记者身份的延续。
“我依然觉得我就是个记者、采访者。记者是最好的职业，你可以进入不同体验，可以迅速地有一种特权，进入别人生活的特权。” 他认为，提问者对于这个社会非常关键，如果一个社会不对自身提出问题，这个社会就僵化了，堕落了。
在制作这档节目时，许知远的参照样本是BBC节目主持人Clive James，也是主持CNN《未知之旅》的Anthony Bourdain，前者身兼作家、诗人、学者数职，后者在全球寻味之旅中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来诠释食物。时至今日，许知远仍被这些电视人所影响着，他统称大家为“探索者”。
波登和奥巴马在越南喝啤酒 / 图片来源：Google
许知远前阵子在探索王宝强。《十三邀》的访谈时间在不断拉长，从最初的几小时到第五季制作时的两三天。因为人和人之间见面需要预热，通常在两小时后，真正的谈话才开始发生。许知远也重视空间对人的思想的塑造。他前往王宝强的故乡邢台，期待理解这位演员少年时的成长，以及为何要逃离那个空间。
甚至谈话已经不再是这个节目的唯一形式了，体验更为重要。为了寻找担任群演的感受，许知远真的去演戏了。早上四点钟起床，却已经到得晚了，然后一直在等待，因为群演很多时候就是在等待，他跟年轻的群演们聊天，对这个行业产生更多的理解。又好比他去采访赖声川时，体验了即兴戏剧，他称这种非头脑性的行为会帮助人理解很多东西。
“这种理解不是智力上的，而是一种感受型的。做这个节目可能让我感到最强的一种变化，就是我对感受型的越来越重视，很多东西不是你思想上理解就足够，你要在情感上，甚至在身体上理解一件事情，比如早起是一个身体反应，是巨大的疲倦。”
有时在节目中，会发现许知远跟相似行业的人聊得更尽兴，但他认为这种区别在于即时满足和延迟满足。同行业的人，由于受过相似训练，当那一刻有碰撞和共鸣时， 是多年彼此积累的碰撞。与不同行业的人对话，也许你只是最近去理解了这件事，没有很深的感受，但它会启发你，可能过段时间就变得更深入起来了。
《十三邀》也在往海外走。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Ezra Vogel）离世，许知远此前与这位研究东亚问题极深的美国学者已有过一次交谈，本计划再访，却成为了未竟的对话。同年12月12日，英国间谍小说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辞世，这也是许知远想去拜访的作家，他好奇一个间谍大师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遗憾再无机会。
扮演商人
许知远一直在回避商人这个角色，但从他和朋友在2005年创立单向街开始，这个身份就避无可避了。
《十三邀》让许知远从文化圈进入了大众视野，尽管这种流行跟他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认为，这给书店带来了变化，单向街作为一个品牌，获得了更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书店不易做。尤其是疫情期间，单向街受到了重大冲击，他们推出预售会员卡，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购入。书店的业态很脆弱，困难时期没有现金流，十分令人焦虑。但这次预售给了单向街很大鼓舞，也让许知远意识到单向街足够有号召力。所以他更感有义务把这个品牌和空间持续下去。
他认为，很多人没有把单向当作一个单纯的书店，大家喜欢的是这样一种理念的存在，作为一个活跃的精神因子存在于这里。因此他甚为感激，也想要把它做得更有商业价值，但许知远仍感到训练商业能力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对于书店这个生态，他期待见到更多独特的书店可以让该行业更有魅力。然而这个愿望从商业角度来看略显天真，毕竟现今的书店更多只能靠贩卖文创或打造IP来勉力支撑。单向街算是其中幸运的了。
抛开商业逻辑不讲，许知远对于书店的寄望始终是漂亮的：“我们不喜欢书店作为一种悲情的存在或者作为一种防卫的姿态，我们希望它很自然、自由，但同时它是很自信的，对自己有拓展性。” 单向街在2020年15岁了。在他眼中，这将会是一件不朽的事。
他总是守护着一些传统，比如书店比如文字。事实上，《十三邀》的出版像是商业行为，将影像转变为文字，不是一种重复或冗余吗？许知远对此的回应是，节目经过剪辑丢失了一些内容，文字还原了更原本的对话。
或许他也觉得这个解释不够有说服力，便引用了艺术家徐冰的一段话：书真是人类最好的创造。一个由N层纸张形成的方形体积，当人们拿在手里翻动时奇迹就会出现……《十三邀》里这些散落在“空气”中的“思想”，如今被收纳在这个方形体积里，真像是一代人文化情感的寄托之物。
但延续不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在许知远身上表现为忙碌。他要写作、看书、主持节目、出席活动、接受访问……“我好像进入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了，但同时我不喜欢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太忙碌了，过分忙碌，忙碌会使人单调，会使人匮乏，我在想以怎么样的方式来拒绝忙碌，而且忙碌会使人接受惯性。”
成为商人，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因为要考虑背后的整个团队。同时也喻示着巨大的身不由己。于是，许知远的手机屏幕时不时就亮了起来，总有新的信息不断涌入。
在“对话的精神”论坛中，许知远曾提及剑桥晚宴时的餐桌礼仪，至少要跟你周边的人热络对话，尽管有时是虚伪的。他为现今大家在餐桌上对着手机而感到遗憾，但他自己却也逐渐被手机捆绑。
单向街15周年在阿那亚举办的论坛 / 图片来源：单向街
有次访谈前，许知远问我借充电宝，大概他理所当然地觉得一个年轻人应该离不了这些物品。但我愣了下，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些东西，我甚至不会在谈话或吃饭时拿出手机。
反倒是许知远在这个科技时代变得越来越忙，在多重身份下，手机就像一个追踪器，随时可以追到他。屏幕又亮了，他边说不好意思边看了一眼，而不是选择将手机翻面不理会。终究是身份越多，自由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