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的源头古越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本文摘自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琅琊是古越海权地标
春秋时代，琅琊，是东部沿海南来北往之地，为东夷南越结合的地标。
东夷大致为渤海湾一带，南越海客北上，要有个落脚之地，安个家。那个家，便是琅琊。据史载，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百姓日用，多在水上，其势力范围，已经涉及海外。那时，中国沿海有五大港口，琅琊居中，北有转附、碣石，南有会稽、句章。转附在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上，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岛，会稽和句章是越人的本地，于今日观之，其一在绍兴，一在宁波，加上琅琊，五大港口，越人居三。
那么，越人“欲霸中原，遂徙琅琊”的那个居五大港口中间的“琅琊”究竟在哪里？
大言之，应当在今天的苏、鲁二省结合部的海边一带，具体来说，作为越国迁都都城的琅琊，连山通海枢纽江湖的港口，究竟在哪里？
据文献看，当以山东胶南为首选。《汉书·地理志》有“越王句践尝治此”，《后汉书·郡国志》有琅琊国琅琊县一条，此条还有注，据注说：“《山海经》云：‘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两晋博学家郭璞也对琅琊注释说：“琅琊临海边，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琊台”。但这些所注还是云山雾罩的沿海带，并非十分清晰的地点。
我们还得继续细挖。传说“琅琊”之名，缘起于齐太公吕尚，吕尚封被齐地后，曾涉猎琅琊，登山四顾，三面环海，一望无际，惊讶之余，姜子牙击节长叹：“琅耶！”一如今之“美啊”！
《山海经·海内东经》说“琅”是美玉，“琊”为玉骨，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史前越地的良渚玉文化，那不正是良渚人当年北迁时留下的玉文化痕迹吗？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国人沿着文化的惯性踏着良渚先民遗迹北上，也是先至淮海，再入海岱。
海岱琅琊山，山不高也不大，但很有名，就是因越迁都而名。《越绝书》言“句践徙都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但却未见有越都遗址，今天所见胶南琅琊遗物，没有一件有越地特征，除“琅琊”一语留下了古越语痕迹，今所见胶南琅琊最早遗址遗物，基本为秦代以后。
但考古还在进行中，据说，琅琊台台顶发掘区已发掘出石砌地漏，有人说是与秦始皇帝建祭台有关，而在台西头东南发掘区发现的大片建筑遗迹，也被确定为战国时期的遗存，不过，究竟是齐国所建，还是与越国迁都琅琊有关的越筑？眼下还很难说。
而淮海琅琊，在江苏连云港，史载虽不如胶南丰富，但考古却有重要发现，唐朝史家杜佑在《通典》中称锦屏山为琅琊山，有人在锦屏山九龙口发现了琅琊古城遗址。
古城形势，南抱江淮，坐拥苏北千里平原，西临沂沭，北依沂蒙山，东向面海，进取海岱山川之地利，临海一面，城如弯弓，又像新月，迎送淮海之波。城中有台墩，可登以观海，城周围有先秦民居遗址多处，其中出土了越地印纹陶片，外围则有祝丘古城、临沂古城、北沟头古城、盐仓古城拱卫。
如此格局，颇似《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所言“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据张志立和彭云两位考察，在九龙口山湾，可见一条外弧形城墙，长约1300米，与喇叭型山口组成一座扇状布局的古城遗址，按山口两侧山体长度，城北面长约1000米，南面长约1200米，环城周长约3500米，合计大概有七里许，这与《越绝书》所说的长度“台周七里”正好相符。越都在此，一共经历了八王，历时224年。
古城分内城和外城。内城，在九龙口最里部，两头在南山350米和北山400米处，呈半月状外弧形，连接南北两山，形成小扇状内部王城，当地人称之为“北大城”，在两侧，如今仍有抵山的城墙可寻，曾出土了青铜环币、青铜剑等越国文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连云港九龙口古城作为越都琅琊的可能性较大，因其本来就是吴国旧地，但吴并未将政治重心转移至此，吴军北伐，走的是运河一线，吴与越，皆以水战立国，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在于，吴国从来不在沿海港口地建都，而越国都城，会稽也好，句章也罢，以至于琅琊，都设在沿海港口处，故越军灭吴后北伐，有两路可行，一条，走运河水路，还有一条，便是沿海海路，越除了以水战立国，更以海权争霸。
齐、吴、越三国，都有海洋性，吴虽以水师胜天下，但海战却被齐国打败，可见吴在海洋性方面尚不及齐国，吴国在内河水系，水战无敌，在沿海一带，则难以发力，为什么？因为吴国不重视也没有打造港口城市，未能建立沿海根据地，所以一战而败，便难以持续。而齐国的转附，即今烟台芝罘，则是当时一大港口。而苏北的琅琊，在吴国时还不是一个枢纽海运的港口，要等到句践入主的时候，它才发展成为港口。
有人说，吴、齐海战，是中国有史可考的首次海战，时间上，略晚于古希腊与波斯帝国的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希腊城邦联合小型舰队，在萨拉米斯岛与阿提卡之间的狭窄海峡中，战胜了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的舰队，保存了古希腊民主城邦的火种，波斯帝国从此衰落，成了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转折点。
若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吴、齐海战也可以说差不多同时，但历史性的影响却相去甚远，东方这次海战，几乎就被史官文化给忽略了，被当作“胜败乃兵家常事”的一场战争，而西方那次海战，则被史家浓墨重彩描述着，标志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齐、吴、越三国，真正具有海权意识的是越国，越国建都，都在沿海港湾处，从会稽到琅琊，都是港口，这便是海洋性国家的标志。本来北上争霸，问鼎中原，要往中心地带去，而越国却宁愿行走在边缘，沿着海岸线扩张，从苏北琅琊古城出发，继续北伐，锋芒指向山东半岛，占领胶南地区，在胶南港建立新琅琊，兵临齐国门下。
《越绝书》里句践接见孔子
那时，孔子在鲁国，他听说句践在“躬求贤圣”，便带了随从弟子七十人去投奔，并且“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一副“吾从周”的派头。句践听说孔子要来，“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摆出一副“我是夷人我怕谁”的架势。孔子到时，越王请问：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回答：我“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践叹道：我们越人“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越绝书﹒外传记地》如是说。
句践这番话，一开口就拒绝了孔子“吾从周”那一套，并对孔子提出了“从夷”要求——“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又带弟子辞回。
本来，儒家有功于越，《越绝书·外传本事第一》一开篇就说：何谓越绝？越者，国也，绝者，绝也，越国面临绝境，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如同后世的《盛世危言》，是一本讲越国如何处理国家危机的书，针对越王勾践时的越国至暗时刻。书中提到，当时，齐国要攻打鲁国，孔子耻之，派子贡去游说齐国以安鲁。真是名师出高徒，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霸越，可见儒者参与了句践霸业。
孔子本人，也一直关注吴越兴衰。孔子来见勾践时，听说“句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并归还吴国侵略所得之地“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制止了“中国侵伐”，因而对句践抱有好感。可一见面，句践那一副踌躇满志的夷越嘴脸，实在让他难受，以至于他后来“作春秋而略吴越”，提都不想提了，他原本有过“浮于海”的念头也从此取消。
假如孔子从了越夷，真的下海了，也难出越国海权范围，不过《论语》可能从此不一样了。
句践死后，越国内乱不已，子弑父，兄弟相残，却维持了海上霸权据说有二百来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奇迹，但由于孔子“作春秋而略吴越”，使得越国的历史地位，也被“吾从周”的后来儒者所忽略，这才有了“吴越贤士”来作《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前者是以吴国立场作的，后者采取越国立场，还将作者挂在了子贡名下。
孔子见句践，理应由子贡来安排，而子贡应该就在那随从的七十名学生中，也许他曾劝过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夫子的道太大，这世界放不下，何不修改一下？这一劝，有可能使孔子产生了“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但颜渊却说：要改的不是道，而是这世界。正是这句话，使得孔子依然走在中原大道上“从周”，而没有“浮于海”从越夷。
此前，句践所见儒者，唯有子贡，他看子贡，亦政亦商，有学有术，便以为是范蠡一路的，等到见了孔子一班周礼人物，便知全非，当即亮出越夷底色，让孔子做从周礼还是从越夷的选择。本来，像子贡那样搞点修正主义，适应一下现实世界，搞个什么亦周亦夷，或周体夷用之类的也未尝不可，但孔子毕竟是孔子，从周不从夷，不拿道来做交易。
圣人与智者不同，圣人以道改造世界，而智者则以道适应世界。孔子是圣人，要将世界纳入其道中，建立一个属于他的道统世界；子贡为智者，思想随世界潮流而动，以道顺应之而趋利避害，子贡并不要求那个世界属于他，但却要为他所利用，大道不妨适可而止，正义也要能交易，为了救鲁国，就可以用灭吴来交易。
这岂不太残忍？鲁一国也，吴亦一国也，何以救鲁就得灭吴？子贡为救鲁国，出使齐、吴、越、晋大国之间，外交上折冲樽俎之间，说服吴与齐战，吴胜；再与晋战，吴败；越乘机北上袭击吴国，杀夫差，灭吴。这就是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灭吴”，可最终的赢家是勾践。孔子率弟子们来访勾践，句践这一回显然不领情，当着孔子的面，终于吐出一口郁闷之气，让子贡栽了面子。
勾践可算是个最善于阴谋之术的人，阴谋之君，最忌阴谋论，但凡参与他的阴谋者，也必为他所忌，范蠡是先知，所以逃了，文种不信，所以死了，子贡千虑，而有此一失，所以勾践羞辱，而且辱及孔子。
也许孔子由此便彻底断了“浮于海”的念头？有可能，因为，当时中国沿海及其海域，都属于越国海权范围，真要“浮于海”，就必须“从越夷”，跟着句践走。
夷州是外越人的海域
越国地缘政治，以沿海为生命线，其发展战略，重在经略从杭州湾到环渤海沿岸，该线重要港口多被越国掌握，长江流域入海口，句章和会稽，原本就在越人手里。黄淮流域的琅琊港，也由吴国转到越人之手上了，兴起于越人之手，如果说琅琊为一，则五港连珠而越居其三；若说琅琊为二，分为连云和胶南港，那么就六港而越人得四，江南二处和黄淮二处了。
太史公说，越灭吴后，将淮上地还给楚人，归还吴所侵宋地于宋，归鲁泗东方百里，一改吴辙，不再四面出击，而是向西退让，往沿海一线进取，从淮海琅琊到胶南琅琊，就体现了越初沿海双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在江淮和黄淮流域，形成了一个琅琊化的椭圆形的国家生存空间，那么，越人为什么不像吴人那样沿着内河水系往内地去？
这跟越人的构成与分布有关，《越绝书》中提到越人有内越、外越之分，有人认为，他们是古越先民向内地迁徙和从沿海下海而形成的两个分支，吴、越战争时，外越并未坐视，而是援越反吴，阖闾造武城，就是为防止外越。秦统一后，也迁内地民人到越地，“以备东海外越”，有人说，外越地望在甬东，即今天的舟山群岛。拥有外越，勾践不但能复国，能灭吴，还能沿海岸线北上争霸。
对于中原各国来说，外越是一支神秘力量，所知不多，如吴王阖闾，也仅知一二。夫差能胜内越，却难防外越，故越国灭吴国时，以内越示弱于吴，任凭吴国监管，使吴放心，而以外越出奇兵，于沿海一带潜伏，伺机灭吴，范蠡于上海浦东围海屯田，他所统帅的军队，就是外越之军，出其不意，北上灭吴，灭吴后，句践原本想将败君夫差囚入甬东，让外越看管。
由此可见，外越是他的肺腑吐纳的秘境，甬东乃其心腹出入重镇，故内越建都，都城所在，不离沿海，王权所立，立于港湾，此乃海洋性国家之地缘政治战略。
外越，除以甬东为根据地，其势力范围皆为海域，统称“夷州”。“夷”，指外越之人，“夷州”，即外越人所在地，非专指一处。最早提到“夷州”的，是三国时期吴人沈莹写的《临海水土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通过《太平御览》卷780《东夷传》保留下来，书中提到，夷州为“众夷所居”，所居之地，四面皆山，山顶上，有越王钓石，立为越国主权标志，东距二千里，其地，终年无霜雪，草木不死，夷分土地人民，各有所居，称王而治，但都“髡头穿耳”。
有人把“夷州”当作今台湾，认为《临海水土志》是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而三国东吴临海郡太守沈莹即为始作者，最先引用该史料，称“夷州”为台湾者，是台湾日治时期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其《台湾文化志》中，断言“夷州”即今天的台湾。我们认为，沈莹提到的“夷洲”，乃泛言夷越海外之地，包括了台湾，但不专指台湾。
总之，夷越海洋文化所到之处即“夷州”，它有两个起点，北向以琅琊为起点，向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进展，南向以甬东为起点，沿海与瓯越、闽越、骆越相连，外海则从舟山到琉球向台湾往海南发展，抵达北部湾，这样一个海洋文化的活动空间，便是“夷州”所及的地理范围，外越贸易往来和自由迁徙的海之岛链。
越国，集内越而成一国，国以会稽、琅琊为中心；夷州，乃外越之总称，其域以台湾、海南为中心。夷越文化的分布，由东北而西南，从胶州湾到北部湾，从琅琊到海南，从夷越到骆越，都是内越外越并举，沿海外海并行，正如越国，内越以会稽为中心，外越则以舟山群岛为大本营，骆越也是内越分布在北部湾沿岸各地，外越据海南岛，最早的海南人便是骆越一支，为黎族祖先，这应该就是先秦时期夷州和越国的大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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