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晓璇（单位同上，博士研究生），原文标题：《“成为我自己”:青年农民工阶层的时间观念初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时间是有社会等级的，不同社会类型中的社会时间概念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以笔者在过去十余年（2007~2019）中所访谈的农民工案例资料为基础，借助乔治·古尔维奇的农民阶层的时间等级概念，探寻作为双重身份（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的青年农民工阶层在农业时间与工业时间乃至于信息时间冲突中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特征。特别是疫情期间，无法按期返回务工地点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其时间特征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吻合在一起。最后探讨了农民工阶层如何在新的时间意识中“成为我自己”。
一、问题缘起
人类有自己的时间史，而时间也有自身的历史。当下的时间观念，发端于12~13世纪，上帝时间给商人时间让路，未来的观念以开放的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18世纪开始的进步观念开始嵌入人类历史，并开始时间化的历史。“当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科学将对新知识的追求纳入它的规划时，它们第一次提出了时间需求，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即生命时间（life-time）与世界时间之间的剪刀差的形成”[1]。个人不再能依靠个人的生命时间来与世界时间对抗了。
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贵族及其中产阶级世界的等级开始摇摇欲坠，新技术，如电话、打字机、电影制作技术、电视机、铁路、自行车等，将地理和社会空间的门打开了，社会将无法抵御时间的侵袭了。进入21世纪之后，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边界再度发生了变化，“是时候了，每个人的私人时间都已经在世界的时间中找到了安身之所”[1]。
乔治·古尔维奇认为，时间是有社会等级的，不同社会类型中的社会时间概念有很大的差异，他将微观社会时间分为八种类型：
持久的时间（被缓慢的长久持续的时间）；
欺骗性的时间（时间隐藏了突发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危机发生的现实性）；
不规则时间（由节奏的出现与消失之间的不规则的震荡所构成的时间）；
轮回的时间（过去、未来和现在相互投射的时间）；
迟滞的时间（一种被延迟的时间，其展开需要很长的时间）；
交替的时间（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的实现在现在中处于竞争状态）；
超前的时间（非持续性、偶然性和质性的东西共同击败其对立面的时间）；
爆发性的时间（过去和现在消融在被超越未来的集体性创造的时间中）。
属于农民阶级的时间等级为三种社会时间：
长久持续和缓慢运动的持续性时间、转向其自身的迟滞性的时间以及轮回的时间。
农民阶级在时间的掌控中，是有一定的社会时间中的阶级意识的，本土性的民间节日和地域性的季节性日程表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也同时会寻求对其他社会时间的各种表征的控制，以实现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与农民阶级不同，工人阶级的时间等级是最丰富的，也是变动最大的。工人阶级的时间意识通常采用的形式是疲惫、期待或是希望，这一阶层的世界意识是高度象征性的，不包含任何数量化[2]。
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身份是一种交叉的或者过渡性的身份，因此，其时间意识充满了混杂性的特征。农民与工人，不同的身份属性，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的时间意识充满了停滞性的、轮回性的属性，同时也是快捷的又充满了希冀的属性。
这两种交织的时间意识不仅在春节仪式和四季轮回的感知中呈现出来，也在匆忙返乡的路途中、在被规定好的工作时间的制约中呈现出来，充满希望又试图充满延宕感。这种时间意识是青年农民工家庭在城乡之间所能感受到的最深邃的社会时间。这种社会时间以可逆性的形式，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循环往复。
笔者选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青年农民工（35岁以下）为主要调研对象，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农民工群体的务工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服务业。因此，本文以青年农民工案例资料为基础，借助乔治·古尔维奇的农民阶层的时间等级这一概念，探究作为双重身份（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的农民工阶层在农业时间与工业时间冲突中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他们无法及时返回城市务工，青年农民工阶层的时间冲突感体现得更为突出，由此探讨他们如何在新的时间意识中“成为自己”。
二、文献回顾
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生物时间、心理时间和时间感受，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个人时间（personal time）。与个人时间不同的是，每个人对社会时间（social time）的感受，是与他对生活节奏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
而对生活节奏的感受又与两个因素相关，第一个因素是个体对日常生活过程中的节奏的自我体验，而个体的生活过程又与环境密切相关；第二个因素是个体对集体活动过程节奏的体验，这种体验与个体自我的社会活动是在社会适应中与集体保持同步而获得的[3]。
就农业时间研究而言，埃文思·普理查德认为努尔人的时间概念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反映他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生态时间，另一种则是反映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结构时间。这两类概念都表示事件的前后延续关系。这些事件对社区来说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它们总被人们所谈起，并在概念上相互联系。生态时间是周期性的，而结构时间则是向前进行的[4]。
布迪厄通过对阿尔及利亚卡比特人的时间观的研究，指出，卡比特农民的生活节奏遵照一种仪式性的历法，这种历法完全是一种神话式的系统。农民的世界观是通过这个历法系统塑造的。比如“与耕耘和播种相对的是收获；与纺织、犁耕的季节性活动相对的是烧陶。春天与秋天相对，夏天与冬天相对，以及湿季和干季这一更大、更清晰的对立......”[5]这些对立观念，界定了农业劳动和手工艺活动的历法，也决定了农业社会的节奏。
因此，卡比特的农民将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农业劳动本身便伴随着仪式性的互动，“顺从自然和对于自然结构合拍的时间行程的顺从是无法分离的”[6]。他们不会控制时间，只会消磨时间，他们不担心时间的计划，忽视时钟，将其称之为“恶魔的磨坊”，因此“时间是被内在地感觉到，它正是生命的运转而不是限制性的界限。它无法与活动的经验和活动发生的空间的经验分离。持续的时间和空间是根据一项具体劳动的实施来加以描述的”[7]。
研究中国农民时间的学者认为，农民时间的单位是一种有节奏的单位，他们的日子也可以人格化，他们对于时间的记忆具有人格化和情境性特征[8]。学者将农民时间分为生理必要时间、社会必要时间、农业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并将其分为有效时间和无效时间。这种划分是从时间的功能性视角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农民已从服从原来人民公社僵死的时间安排，转变到自主支配时间；从在土地上混时间，转变到积极利用时间；从单纯只安排农业生产时间，转变到安排具有多方面生产内容的时间；他们的农业从业时间从占压倒优势，转变到非农产业从业时间第一次超过农业从业时间；从单纯地耗费生产物质资料的时间，转变到也耗费生产精神文明产品的时间”[9]。
王加华通过对江南乡村民众时间的研究，指出农民时间以个体性时间体系为主，群体性时间体系为辅，同时群体时间嵌入个人时间，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时间体系。集体时间只有在满足个人时间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展开[10]。随着社会变革，乡村社会的时间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呈现出一种由“事件中的时间”向“时间中的事件”的转变过程[11]。
上述研究或者是从时间理论进行阐释，或者是从农业社会的传统时间观进行案例分析与论证，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40年的农民工群体的时间研究者寥寥无几。因此，本文从农业时间与工业时间交织中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时间观念进行探讨，分析青年农民工的时间观念及其变迁特征，以及这种变迁特征与其在城乡两栖生活的关系。本文认为青年农民工时间观念呈现为三个特征：
一是换工作，时间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时间观；
三是仪式化时间中的可逆性特征。
三、青年农民工时间观念呈现特征
1. 换工作，时间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随着工业化的普及，人们的休息劳动、休闲和社会交往，都不是由人的有机体的冲动和需求的节奏来决定，而是由技术（或者机器）时间的节奏来支配。当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是工业时间的规范，而不是农业时间的散漫，当由机器节奏所设定的时间与由农业生态节奏设置的时间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办?
刚刚进入城市的青年农民，虽然其身体进入了城市社会的工业形态中，但是其时间观念，依然是依照农业社会的常规来设定的。笔者所调查的青年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物流运输、餐饮家政、美容美发行业中，工业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并没有呈现出十分强烈的控制性。
我们农村人作息比较早，我们通常晚上七八点就睡觉了，所以也没什么时间看电视。家中大部分的收入是来源于丈夫的，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现在的工作很轻松，在实验室里清洗试管，尽管生活不是大富大贵，凑合过也还可以。（个案源自2017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案例中的主人公余某原来的工作距离租住的房子比较远，回家就7点了，丈夫觉得没法像在乡村吃晚饭的时候吃饭，也没法按时睡觉，就要求她换了工作。换言之，案例中的主人公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却依然要坚守农业时间，按照农业时间来休息，但是上班的时间，却只能在按照城市生活的逻辑，即工业时间的设定来实现。工业时间和农业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呈现出混合的状态。农业时间试图对工业时间的规则性形成“挑战”。
尽管这种挑战看起来是无奈的，但对于农民工而言，却并非不现实的。职业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村里种地一样，这个职业不能让他们满意，就换一个职业来试试。“耕种时间”伴随着他们更换工作的时间。农业意识在工业时间中被拓展了，而在他们使用新技术的过程中，农业时间意识又在信息的时间中被渗透进去了。
我是送外卖的，外卖时间总是有规定的，迟到了要扣工资，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先说收到了。客户还投诉......你说，就晚一会，干吗非要这样?（个案源自2018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因为无法接受一些强制性的规定，换工作成为农民工应对工业时间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服务行业中工作时间较长，但是并不是强制性的工作时间，因此，在农民工看来，这种职业时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他们看来，是与城市社会对话的一种“资本”，失去了这种“资本”，城市生活的“失控”意识便会以显性的形式凸显出来，让他们感到孤立无援。
我不羡慕坐班的工作，太不自由了，时间都是人家的，自己都没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保姆工作时间长，雇主（对我）很好，常常送我衣服，还有吃的东西，还帮我亲戚介绍工作呢。（个案源自2018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虽然服务行业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固定的时间，但他们认为尽管工作时间长，却并不时刻固定在一个位置或者时间点上受人管制，一定程度上，时间还是“掌控”在自己手里，下班晚也没关系，因为下班时间也是“掌控”在自己手里的。
这种散漫的时间观念，既是一种“缓慢运动的持续性时间”，也是一种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时间，二者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意识：时间既是迟滞性的、缓慢延续的，也是充满了隔离的、被希望和失望分隔开来的。一方面，作为农民，他们在农业时间的意识中期待着未来时间；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业时间和信息时间的浸淫下，延续着农业时间的生命力。他们依靠换工作，实现掌控自我时间的目的。
2. 变观念：时间就是金钱
在农业社会中，农民的家庭与工作场所是围绕着农耕时间来展开的，工作场所和家庭场所很大程度上是合并的，或者说是混合在一起的。进入工业社会后，工作时空和家庭时空出现了地理空间和时间序列安排上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从男性开始的[12]。家庭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分离使得人们可以把家看作是“成为我们自己”的地方[13]。
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之间的一些实践，比如日历、钥匙、服饰、外表、饮食、金钱、谈话的方式、交谈的内容、阅读材料、习惯、休假以及交往的人们及其这种交往的呈现物，如照片和礼物等，成为边界线上的产物，也可以称之为边界实践[14]。上述个案家庭的边界实践，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的凸显。
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在雇佣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因为工作时间不仅受到控制，而且要讨价还价。那种关系中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时间”[15]。劳动在这里被转化为中介，获取金钱的中介，时间则成为这种转换过程中的中介。
学者以英国罢工史的研究为例指出，工人首先对抗这种工业化的时间，认为其破坏了自然节奏，随着时钟时间的确立和被广泛接受，围绕时间的斗争取代了与时间的斗争，而罢工史就是对时间控制的斗争。
论争的中心是工作日、工作周、工作年及其工作年限的长短、工作和休息时间的步调、加班和下班时间、假期和带薪休假的时间。汤普森指出：“在其雇主的教导下，第一代工厂工人懂得了时间的重要性；在10小时运动中，第二代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短时委员会；而第三代工人则为加班费或者相当于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而斗争，他们接受了各种类型的雇主，并且学会了抵抗。他们成功地汲取了教训:时间就是金钱”[16]。
某种程度上，“时间就是金钱”成为青年农民工进入城市不断学习的一个“知识”。时间将他们原本划定的缓慢、停滞的观念变革为劳动与非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成为职业时间的代名词，金钱支配着他们的时间，无力摆脱这种主宰，他们只有慢慢妥协。
具体而言，起初，青年农民工的时间观念完全为生存导向所占据，时间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不够用”这种说法，农业时间的意识仅仅只能是他们间歇下来一瞬间的幻想，乡愁时间也只是短暂的“一念之间”。
我们每天早上6点出门，去超市工作，我做市场推销，我男朋友做仓库保管员。6点下班后就去附近的集市摆摊卖烧烤，12点半收摊回家。（个案源自2017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案例中是一对95后的青年人，他们来自四川农村，在小月河附近租了一间10平米的房子，房间中间摆着一张床，左边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有电脑，桌子后面是冰箱，冰箱后面是水池，靠门口的墙上是橱柜，右边是一个衣柜，衣柜后面是一张小桌子，小桌子上面摆着电磁炉。浴室在小桌子旁边，墙皮脱落了，有点破旧。
因为每天下班就出去摆摊，晚饭通常在半夜1点了，睡觉一般在1点半到2点之间。在他们看来，个人时间、家庭的时间与职业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是交织的，而且也是分离的。个人时间与家庭时间只剩下吃饭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其余的都应该是“职业时间”，因为“时间不等人”，“我们想早点回老家自己创业，要快点攒钱”。
对这对年轻人而言，时间就是生存，在生存的目的导向中，其余的时间都可以被忽略。而这种被忽略的时间意识恰恰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普遍的时间困境，当他们的生活不再与四季变化相关联，而仅仅是按照工业的预设进行生活的时候，生存是第一选择。
换言之，他们的工作时间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个人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已经混合在一起。农业时间的痕迹在他们的生活中“被隐藏”起来了，或者仅仅是停留在意识中的一种短暂性奢望。疫情是突然来的，他们春节正好没有回家，但是，也无法工作。看着时间在流失，真的是很着急。
生存意味着不断工作，时间围绕着工作进行循环，时间的循环中，个体成为这种循环时间的一种“产品”，虽然这种“产品”最初的愿望是“成为自己”，最终却成为新的职业时间的“副产品”。
3. 借记忆：农业时间的痕迹
列维·施特劳斯指出，仪式本身不仅可以将过去与现在关联起来，克服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立，同时仪式还可以克服历时性和共时性内部的可逆时间和不可逆时间的对立。无论是纪念性的仪式还是悼念性的仪式都假定，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过渡在两种意义上都是可能的，举行仪式这一事实意味着将过去变成现在。档案也是如此，消解了已经完成的过去和过去在其中延存的现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17]。
在城市长期打工的农民工的返乡意识，既延续了城乡之间在空间位置的沟壑，也以可逆性的时间仪式感短暂消解了城乡之间在时间上的对立与冲突。时间作为仪式在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中逐渐凸显，这种时间感觉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普遍感觉，也成为塑造农民工时间观念的主导力量。
我们家在北京30年了，我在北京出生。我父母刚来北京的时候，骑着三轮车卖蔬菜水果，总要躲着城管，提心吊胆的。后来我们家开了现在的水果店，才算安定下来了，父母每天都忙忙叨叨的，一年365天只有春节能歇6天，下午困的时候，我妈靠着门边就睡了。吃饭的时候还得一边吃着嘴里的饭，一边给顾客结账。我初中毕业后也在店里帮忙，一天中最忙的时候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个案源自2018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对于李某一家而言，春节回老家，不但意味休息的时间，更重要的意味着对忙碌生活的一种期盼。假如没有春节这几天假期，李某觉得每天都在奔波中，有点受不了。2020年春节，休息了。他们一家人回老家了，但是一直没返回。
换言之，虽然第一代农民工在北京待了几十年的时间，时间的漫长并没有帮他们重新建立与城市社会时间系统之间的“自然关系”，他们认为，时间就是不停地工作，为了在春节的时候可以返回家乡，回到短暂的“过去完成时”的状态中，以一种“仪式化”的时间感知，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布迪厄认为，农民时间中，动词只有两种时态——完成过去时、未完成过去时，前者是过去的时间，后者是现在将来时间，将来是相对于现在而存在的，一切预测无用[18]。而农民工在城市的时间感知中，完成过去时意味着城市的时间感知，而未完成的过去时则意味着将来与现在的时间感知，分界线是在春节这一富有仪式感的形式中实现的。
小吴，1995年生，可以称其为第三代农民工。他14岁外出打工，父母在2001年来到北京打工，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小吴学着做装修，每个月工资10000多元，小吴的妹妹5岁，在北京上幼儿园，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他们一家人在北京已经十几年了，但在北京的春节，他们总觉得十分陌生。
（虽然爷爷奶奶去世了）我们一家每年还是会回家过年，一般都是自己开车回去，开车的话需要十几个小时。回老家主要的目的是走亲戚，其余时间父母都在家里休息。我是为了见同学朋友回老家。（个案源自2018年在北京的暑期调查）
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三代（90后）农民工，对于他们而言，城乡之间的返乡仪式（春节或者其他节假日）的盼望，一定意义上是对农业时间的一种怀念与向往，当工业时间主导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以回到乡村生活的方式（无论这种返回是假期还是农忙时节）来寻找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可逆性时间，在这种可逆性时间的感知中，我们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历史感得以延续，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对接才得以继承。对于农民工阶层而言，他们在城市漂泊的职业时间和日常生活的时间的疲惫感才得以缓解。
即便是春节因为工作无法返乡的农民工家庭，在心理时间上也延展了对于时间仪式性的感知。
张某夫妻都是保洁员，曾经有过四年没回家的记录。“俺们工作忙。平时不忙，一到逢年过节有个啥活动，就特别的忙。”2008年的7月、8月，是张某印象中最忙的一次。奥运会期间，每天人来人往，夫妻二人没少起早贪黑地扫大街，整整两个月，每天回到家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来北京这6年中，有一半的大年三十，夫妻二人都是在大街上扫鞭炮皮度过的，而女儿则一个人在出租房里，用黑白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时间都被占了，没办法。”2019年春节，他们回家了，依然没有回来。这一次，回家，真的是回去了。在微信里，张某说，这次在家时间最久了。
可逆性的仪式感知时间观念，成为他们自我救赎的一种工具，尽管作为这种工具的时间观念，是被无意识感知到的。城乡之间的往返，并不仅仅是空间上感知的延伸，更是在心理时间和身体时间上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碰撞融合的过程。2020年春节期间的疫情，将他们滞留在了农村，外出务工的机会急速减少。
刘某，1992年生人。因为没有办法返回城市务工，只好在家乡附近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待着。乡村时间他已经不适应了，但熟悉的城市时间，却拒绝让他们进入其中。城市与乡村，隔着的不仅仅是时间，更多的是疫情期间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障碍。
四、结论与讨论
1. 结论
本文通过从三个层面论述农民工作为阶层的时间特征，得出初步结论:
青年农民工阶层的时间特征首先体现在混杂性特征，即他们的工业时间是蕴含在农业时间的背景中的，因而呈现出停滞性、迟缓性和期望与失望之间的交织属性。外在于农业时间的工业时间则带着冷冰冰的刻度，导引着他们的城市生活，他们无可奈何地疲于应付，却又不得已地逐渐投入到这种时间洪流中。
其次，青年农民工阶层的时间特征还体现在对“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观念的主动接受中。随着家庭场所与工作场所被显著地分割开来，农民工群体发觉工作时间如影相随，他们的家庭时间已经几乎被侵蚀了，服务业的工作时间绵延为他们的全部日常时间，时间至上便是生存至上，也是金钱至上。
最后，青年农民工的时间观念体现在一种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模糊分化中，也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可逆性的时间特征中。当春节成为拉近农民工城乡时间感知的仪式时，农民工阶层与农业时间的关系实质上已经基本分离了。而疫情加深了这种分离。但是在他们的记忆中，农业时间依然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
2. 讨论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时间的认知与规训，最终不可能依靠自己的时间经验。为了在城市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下去，农民工群体的时间观念必然需要与整个社会的时间观念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身心分割中的农民工阶层，是如何在工业时间的规训中、在信息时间或者技术时间中，找到自身的?在农业社会中，劳动是间断性的，对于每一个农村的居民而言，总会有一些任务或者工作，吸引他的注意力，激发他的能量，比如在农闲季节的活动等；但是在现代工体体系中，机器体系导致了大量的失业，更为重要的是伴随失业而来的社会的道德化、不确定性和绝望的情绪。
“在工业社会中，每个个体为了最低的保障而劳动的权利称为一种社会需要。一种高度复杂和机械化的社会的进化，使得它不可能依赖关于消遣和事业的传统的个人理想，这种理想不再能够提供生计和保障。”[19]
因此，在城乡之间往返的农民工，虽然身在工业时间的流程中，时间意识却不断被迫返回到乡村社会的农业时间中。他们的这种混杂性的时间观念，与其身心的分割、身份的分割以及家庭的分离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正如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农民阶级的深层特征是与生态-地理-人都等要素直接关联，其中自然的轮回性与持续性时间特别值得关注。“农民现代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欺骗性时间的掩护下悄悄进行的，欺骗性时间允许替代性时间以及不规则时间介入其中”[20]。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业化时间意识的培育，也是在一种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欺骗性时间和不规则时间的意义上完成的。随着农民阶层时间等级逐渐受到隐性和显性的侵蚀，原有的农民阶层开始分化，新的阶层开始形成，农民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对接，也凸显出新的时间等级，农民工的时间等级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来的。
换言之，农民工的时间等级混合了部分农民的时间等级、工人的时间等级，以及其他阶层的时间等级特征，城乡之间的游荡使得他们的时间呈现出不规则性、停滞性、轮回性，以及被延缓的长久持续的时间、在进步与滞后之间的激烈冲突的时间特征。
随着新的技术所带来的信息多元化的冲击，信息的时间性对农民工阶层的时间属性也产生了冲击。研究指出，信息的时间性体现在各种延展的可能性上，比如电报确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间可能性[21]。现代信息发生的时间性特征，通常是在时间序列和时空交错中界定的[22]。农民工的媒介时间呈现出仪式性、压缩性、断裂性和永恒性[23]。信息的时间性既加剧了对农民工时间的阶层性，也促进了农民工阶层时间与其他阶层时间的融合性。
在这种混合时间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农民工群体逐渐突显出一种意识，即“成为我自己”。他们试图在时间意识的冲突中，伸展出自己的力量，并借由这种力量，形成一种新的属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时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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