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有研究表明，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的海马体相较一般人更大，毕竟，前者需要通过大脑记住伦敦复杂的城市布局和二十多万条街道。所以，在GPS还未普及之前，老司机不愧是老司机……
如今，我们的日常行为（比如计算和认路）越来越依赖手机、电脑等外挂设备，所以脑内负责记忆和空间想象的区域并未被有效激活。从个体到普遍群体，这些行为无疑改变或重新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当然，文中的弗林效应针对的只是智商停滞的研究，但人类智慧的演化实则错综复杂，“智商停滞说”究竟是盲人摸象还是一斑全豹，还有待未来的全面评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David Robson，翻译：Sue，校对：boomchacha，题图来自：电影《机械姬》剧照截图
你也许没有发现，但我们活在人类智力的巅峰时代。
自从100多年前智力测试首次问世以来，我们的智商一直在稳步上升。与1919年出生的人相比，哪怕是今天的普通人也会被视作天才。这种现象被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
但我们能够享受的好日子不多了。最新的证据表明，这一趋势现在可能正在放缓，甚至有可能正在倒退，意味着我们已经越过了人类的智力巅峰。
我们真的已经达到智力极限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随之而来的衰退对人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从3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的那一刻开始，回溯人类智慧的古老起源——头骨化石的扫描结果显示，最早的两足类人猿，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大脑体积大约有400立方厘米，只是现代人类大脑的三分之一。
增大脑容量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现代人的大脑消耗了身体20%的能量，所以我们更大的大脑一定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好处，来弥补这些额外消耗的卡路里。
有许多潜在的原因导致了大脑体积的增长。有主流理论认为，这是对群体生活中日益增长的认知需求的回应。
从南方古猿开始，人类的祖先开始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群体。也许，一开始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毕竟地面上的捕食者远比树上多。同时，这种生活方式还允许个人共享资源，降低变化多端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危险，并且还能够共同抚养幼崽。
但正如我们中的许多人从自己的社交生活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和别人住在一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需要了解每个人的性格、他们的喜好，以及能否跟他们聊八卦。如果你参加的是集体行动，比如打猎，你需要了解每个成员在做什么，并协调自己的行为。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缺乏社交会导致尴尬；对我们的祖先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
除了迎接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外，更大的社群还意味着成员可以分享想法，并以彼此的发明为基础，从而产生新的技术和文化创新，比如可以提高狩猎效率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点，你需要具备观察和学习的智慧，这为更强的脑力提供了另一推动力。
大约在40万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大脑体积达到了1200立方厘米左右，只比现代人类的1300立方厘米略小一点。当我们的祖先在7万年前离开非洲时，他们已经足够聪明，能够适应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的生活。那些令人惊叹的壁画表明，他们完全有能力思考宏大深邃问题，也许包括他们自己的起源。
很少有专家会认为，这种近期的智商变化是基因演化的产物，因为时间尺度太短了。
毕竟在100年前，科学家才首次发明了“智商”来衡量一个人的智力潜能。他们的成功有赖于“许多认知能力是相关联”的事实。比如，你的空间推理能力或模式识别能力与你的数学、语言能力有关。因此，智商被认为反映了“一般智力”，即一种潜在的脑力。
尽管智商测试经常受到批评，但大量研究表明，这个分数多少有些道理，可以作为衡量你完成许多任务的指标。IQ尤其擅长预测学术成就（考虑到其最初的定位就是用于学校的，这并不奇怪），IQ还能预测你在工作场所学习新技能的速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IQ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衡量标准，还有许多因素也会影响你的成功。但总的来说，它确实显示出人们学习和处理复杂信息能力的显著差异。
智商的提高似乎始于20世纪初，但心理学家只是在最近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现象。这是因为智商分数是“标准化的”。这意味着人们参加测试后，他们的原始分数会被转换，以确保人群的中位数始终保持在100。这让你可以比较参加不同形式智商测试的人。但除非你查看数据来源，否则你不会注意到几代人之间的差异。
当学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研究过去一个世纪的分数时，他发现了一个稳定的增长趋势：每十年提高3分左右。如今，智商的增幅在一些国家已经累计到了30分。
虽然弗林效应的成因仍有争议，但一定是多种环境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基因的转变。
也许最好的对比是我们身高的变化。例如，我们今天的平均身高比19世纪高了11厘米（约5英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基因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整体的健康状况变好了。
事实上，某些相同的因素可能是这两种转变的基础。例如，医疗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儿童疾病感染率，和更有营养的膳食搭配，都应该有助于我们的身体长高和大脑变得更聪明。
有人提出，智商的提高也可能是由于汽油中铅的减少，过去汽油中的铅可能阻碍了认知能力的发展。我们的燃料越环保，我们就越聪明。
但这不可能是全部的因素，因为我们的社会在知识环境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从小就训练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例如，在教育中，大多数孩子都要学习如何以抽象的类别进行思考（例如，某动物是哺乳动物还是爬行动物）。
我们也靠越来越抽象的思维来应对现代科技。即使是在电脑上完成最简单的任务，你也必须先识别各种符号，才能进行操作。我们在成长中，长期沉浸在这种思维里，所以也就让每个人都能培养出了在智商测试中表现良好所需的技能。
无论弗林效应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似乎都已经到达了这个时代的终点，智商的增长停滞了，甚至还在倒退。以芬兰、挪威和丹麦为例，转折点似乎发生在90年代中期，之后平均智商每年下降0.2分左右。这相当于代际之间相差7分。
这种趋势比最初的弗林效应更难解释，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可能是，教育水平比以前有所下降，或者至少不再以同样的技能为目标。例如，一些智商测试用来评估人们的心算能力。但正如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的奥勒·罗格伯格（Ole Rogeberg）向我指出的那样，学生可能更习惯于使用计算器。
目前看来，我们的文化可以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思维，这一点似乎很清楚。
科学家们还在继续研究这些趋势背后的原因，但值得探讨的是，智商的这些变化对整个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弗林效应中智商的提升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想要的好处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
最近，《智力杂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的一期特刊提出了这一具体问题，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斯特恩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随刊社论中写道：
比起20世纪初，人们可能更善于摆弄复杂的手机和其他技术创新。但就我们这个社会的行为而言，你觉得这智商提高的这30分对我们有用吗...... 此外，更高的智商并没有带来解决世界或国家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办法，比如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气候变化、污染、暴力、鸦片类药物中毒死亡等等。
斯特恩伯格可能有点儿过于悲观了。比如说，医学取得的进步令婴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虽然极端贫困问题离彻底解决还有很远，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所减轻。更不用提，说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些一切都有赖于智慧的劳动力。
不过，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质疑弗林效应是否真的代表了智商提高的人。詹姆斯·弗林自己也认为，它可能只限于一些特定的推理能力。就像不同的体育锻炼会锻炼不同的肌肉，而不会增加整体的“体质”一样，我们一直在锻炼某些类型的抽象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改善所有的认知技能。而一些其他的、不那么好培养的能力，可能是未来改善世界的关键。
就拿创造力来说吧。斯特恩伯格等研究者讨论创造力时，他们谈论的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力，而是更接地气的技能。你能轻而易举地提出一个新奇的问题解决方案？你的“反事实思维”又有多好？这是一种考虑尚未实现的假设情景的能力。
智力当然应该帮助我们更有创造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智商的提高，个人创造性思维的一些衡量标准并没有在上升。无论造成弗林效应的原因是什么，它并没有鼓励了我们以全新的和独创的方式进行思考。
然后还有关于理智的问题——通过权衡证据和剔除不相关信息，你能否做出最佳决策。
你可能会认为，你越聪明，你就越理智，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智商与算术等技能相关，而算术是理解概率和权衡风险的关键，但理性决策的许多要素仍然不能用智力来衡量解释。
考虑一下关于我们认知偏见的大量文献。例如，一些声称“95%非脂肪”的产品听起来比“5%脂肪”更健康。这种现象被称为框架偏误（framing bias）。所以现在很明显，高智商并不能帮助你避免这种偏误。这意味着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会被误导性的信息所左右。
高智商的人也同样容易受到确认偏误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只考虑支持我们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略可能与我们观点相悖的事实。当我们开始谈论政治等事情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高智商也无法保护你免受沉没成本偏误（sunk cost bias）的影响。这种偏误倾向于将更多资源投入一个失败的项目，即使及时止损会更好。这在任何企业中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高智商的人也不太擅长“时间贴现”测试（temporal discounting：指个人对事件的价值预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的心理现象——译者注）。这要求你为了更大的长期利益而放弃短期收益。如果你想确保未来过得舒适，这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对这些偏误的反抗，还有更普遍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比如挑战你的假设，识别遗漏的信息，以及在得出结论之前寻找对事件的其它解释的能力。这些对良好的思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与智商并没有很强的关联，也不一定与高等教育相关。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许多人在攻读学位期间，批判性思维几乎没有改善。
鉴于这些松散的关联性，智商的上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奇迹一般的正确决策，也就说得通了。
正如我在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中解释的那样，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维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诈骗仍然常常出现，以及为什么数百万人花钱买江湖郎中的药，或者冒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它可能导致医疗错误和司法不公。它甚至可能导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等灾难。它还助长了假新闻的传播，以及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巨大分化，让我们无法在为时已晚之前找到一致的解决方案。
考虑到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脑是如何不断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现代生活虽然允许我们进行更抽象的思考，但似乎并没有纠正我们的非理性倾向。我们曾经认为，聪明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好的决策，但现在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展望未来，“反向弗林效应”和智商的潜在下降理应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用脑方式。防止智商进一步下降，无疑应该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但我们也可以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努力，来提高那些与高智商不相关的必要技能。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思维方式是可以学习的。但它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仔细的指导。例如，一项关于医生诊断的研究表明，如果医生在学习如何更多地反思自己的思维后，常见的认知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这可以拯救无数的生命。
但为什么不在基础教育中教授这些技能呢？现就职于利兹大学商学院（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的万迪·布鲁因·德·布鲁因（Wandi Bruine de Bruin）和同事们已经证明，比如，可以在高中生的历史课中加入对决策错误的讨论。这不仅提高了学生在随后的理性测试中的表现，也促进了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学习。
另一些人则试图在学校振兴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例如，讨论一些常见阴谋论，这可以教会学生良好的推理原则，比如，如何识别常见的逻辑谬误和如何权衡证据。在上过这些课后，学生似乎对一般的错误信息，包括假新闻，更加谨慎。
如果我们像重视其他认知能力一样，对待理性和批判性思维，那么以上说到的这些成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
理想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开始看到理性，甚至是智慧，与弗林效应同步上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智商分数的暂时性突变不一定代表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而是它的开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ID：liweitan2014），作者：David Robson，翻译：Sue，校对：boomchacha，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190709-has-humanity-reached-peak-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