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各个硬盘和服务器中的数据会给生者带来安慰——人们或许还会产生这样的幻觉,那就是赛博时代的人能通过数据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原文标题:《在赛博世界里,谁能拥有一面自己的哭墙》,作者:庞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2016年的一个春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学者江绪林在微博上留下一封遗书,而后自缢身亡。两年过后,江绪林的微博依然有人造访。他们常常使用第二人称与江绪林对话,“您走了快五年,我却时常想起您”,“2021来了江老师,我们在此案和彼岸都要好好过”。
这当然不是网络上唯一一堵哭墙——因抑郁症自杀的女孩走饭,一位管癌症叫小怪兽并被小怪兽打败的女孩言言,B站上的一位游戏主播,以及难以计数的逝者主页上,总会有来自家人、朋友和陌生网友的新嘱咐。他们有时还会向彼岸的朋友更新时事:瘟疫来了;城市萧条又复苏了;美国总统换人了;牛市终于来了。
没有机构统计,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在网络上留下多少痕迹。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当年的网民规模为9.40亿,而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8小时。2020年1月至6月,可监测到的在架app数量为359万款,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累计达745亿GB,同比增长34.5%。
这些存在各个硬盘和服务器中的数据会给生者带来安慰——人们或许还会产生这样的幻觉,那就是赛博时代的人能通过数据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但这是,也仅仅是幻觉而已。起码对江绪林来说,他在数字世界的一部分存在已经被遮盖。2020年10月的一个中午,一位他曾经的学生点开师长的微信名片,却发现地区变成了“黑龙江哈尔滨”,名字改成了“小玉”,头像则是一个穿着粉色外衣的医生熊。
她对朋友圈设置了“3天可见”,随后发布了一条感情状态,“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接下来的一条状态,是一张对着镜子的自拍。
这位学生与“小玉”聊了聊,对方说,账号是买来的,她对前一位使用者一无所知。学生劝她把账号复原,再退回,“江老师是我此生所见最接近永恒的人,希望他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别被淹没。”
“嗯嗯,”小玉答应。
当天晚上,当这位学生又联系对方,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后来,江绪林的学生们陆续发现,自己再打开江绪林的朋友圈,只剩下一条横线。
1. 被数据抚慰的哀伤
2019年底,在18岁的弟弟因煤气中毒而意外去世6天后,希希(化名)解开了他的手机密码。
在此前大脑空白的几天,她麻木地接受了医生宣告抢救无效和随之而来的葬礼,与此同时,弟弟的手机就摆在桌子上,时不时地震动一下。
她偶尔拿起手机,尝试输入生日和名字简写的各种组合——但只有尝试失败造成的轻微震动。直到半个月之后,像是姐弟间的某种默契,她输入了他手机号的后四位,咔哒一声,屏幕正上方的小锁打开了。
亮起的手机界面里,微信图标显示出未读数——有几位同学发来信息,问他为何突然旷课;有人发来红包,上面标着“还钱”,隔了一会,对方又问,“怎么还不回”。希希没理会大多数信息,只告诉其中一个人,“他暂时有事,不能回信息”。
从这一天开始,她有事没事就拿出他的手机看看,想要挖掘弟弟生活里更多的细节。“以前的日子都是往前看的——今天该吃什么,该去哪里,直到他离开了,你就会想了解他以前去过哪里,玩过什么游戏。”她发现了被弟弟设置成家人不可见的朋友圈状态和QQ空间说说,几乎都是关于游戏的,寥寥数语,约王者荣耀战局,约上分,其中还包括一条抱怨。“大概是说,还有半年要高考了,他觉得自己要是上不了大学,可能就要去打工了,”希希告诉全现在,这是弟弟唯一一次在QQ空间袒露自己的沮丧。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精神科医生、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描述了人在经历哀伤与灾难时经历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这本书最初被用来描述绝症患者的心理变化,后来也被用来描述丧亲者。按照这个描述,人最终会接受亲人的逝去,开始新的生活。
但30年之后,一本名为《持续的纽带:理解哀痛的新方法》的书里,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学者丹尼斯·克拉斯(Dennis Klass)认为,丧亲者与亲人的联系是一直持续的。他在书中举出例子,思念与对话,携带物品,重温对方的习惯,私人仪式,故地重访,都是人们维系这根纽带的方式。
如此看来,社交网络留下的网络遗产无疑成为很多人与故去亲人相接的纽带。在新疆,一位父亲过世的女孩总是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他总喜欢转发一些为人处世的格言警句,她以前几乎很少注意,如今却忍不住想,“这是爸爸特意转发给我看的吗”。
豆瓣上,一个年轻人说,自己会反复听父亲留下的两条语音,“我爸喊我‘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快点回来吃饭…’”
微博上,一位在2016年失去女儿的父亲每年都会为她更新一两条微博。最近的一条在2020年5月,“24年前的今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她离开我们1560天了!今天我亲自给做了一个蛋糕……”那是一个水果蛋糕,橘子片贴着奶油,一圈亮红的樱桃围着几个巧克力小动物。
在知乎上,2013年去世的答主程浩,在2015年回答了问题“你最想见到谁(不论生死),你见到之后第一句说什么?”。账号背后是他的妈妈,“我最(想)见到的肯定是我的儿子——程浩,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儿子,你还好吗?”
而对希希来说,弟弟的手机里最能带给她安慰的是全民K歌。以前,家人聚会偶尔会去唱K,但他全程都只是靠着沙发摆摆手,“你们唱,你们唱”。在这个App上,希希发现了弟弟录下的50多首设置成私密状态的歌。这个不肯在家人面前唱歌的少年,从未在App上公布自己的作品,没有粉丝,也没有关注谁。
“唱得不好不坏吧,倒也没跑调。”希希评价得中肯。
歌声会把她带进不同的回忆:有时回到事故现场,事发时分量相当的愧疚会再次击中她——那个弟弟独自在家过夜的晚上,煤气意外泄露了;有时想起一些令人莞尔的片段,比如被父母唠叨得不耐烦了,弟弟会来一句警告,“我要进入叛逆期了!”
“哪有叛逆期少年会这么说?但这就是他最叛逆的时刻了。”希希说。
于是,希希成了弟弟在这个App上唯一的好友,她买了全民K歌的Vip——只有这样,她才能一个月5首地把弟弟的歌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想起他的时候,就拿出来听一听。里面有希希记不住名字的抖音神曲,也有她拉着他一起听过的陈奕迅,还有一首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才点开:“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
过了半个月,她通过手机信息验证把所有App密码全都改成了一样的,然后把手机交给妈妈。从此以后,妈妈每天早起、晚上都会盯着弟弟的手机看一阵,充电,充话费,反复播放他唱过的歌。但凡希希打开QQ,弟弟的账号总是在线状态。
不再有弟弟的手机陪伴,她就发只有他一人可见的朋友圈。有时是一首新歌,有时是随手拍的照片。最近她收养了一只流浪猫,白色的,头上有黄白色块,“猫先生我就带回家了,你什么时候来看看?”
猫先生是动画片《夏目友人帐》里的角色,姐弟俩都喜欢。
2. 二次别离
希希把这部手机上的内容做了备份,也从来不敢为它更新系统,“要是里面的数据不在了,就像这个人的一部分被从世界上抹去了一样。”
逝者的网络遗产被抹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罕见。
潮汕女孩小白(化名)的妈妈在两年里“去世”了两次。第一次因为心梗,第二次因为微信销号。
2018年的一个深夜,小白从梦中醒来,抓起枕边的手机,打开微信,打算向妈妈描述刚才梦中的场景。在她的微信好友里,“妈妈”有一个单独的分组,点开标签就能找到。
但当她打开微信,“妈妈”这个标签后面的数字从“1”变成了“0”。小白赶紧顺着对话页面往下找,在通讯录里数次搜索妈妈的名字——名片,对话框,连带着所有聊天记录,全部消失了。她盯着标签后面的数字,感到难以置信。
过去两年,她视妈妈的辞世为一场暂时的别离。在这个只有绿色气泡的对话框里,她时不时地和妈妈说话,“想你了”,“我工作又拿奖了”。梦到妈妈的时候,她更是会在第一时间醒来,趁着梦境还未消散赶紧告诉她。
上传到服务器的字节缓解了丧亲之痛,她也就心安理得地与这种错觉相伴生活,并努力忽略对方长久沉默的原因。
但在2018年的那个夜晚,小白不得不接受,与妈妈的二次告别并非噩梦,而是既成事实。忘记密码、手机号码更换、登录时间相隔太久、设备丢失或损坏,黑客撞库、盗号,几乎每一项都会挡在逝者亲属获取网络遗产的路上——但几乎每一个人对此都毫无防备,只有在事情发生时,才意识到数据的脆弱。
小白逐渐发现,事情无可补救。妈妈用过的那台红米手机,在她去世不久后就再也不能开机了。她把手机拿到小米旗舰店,对方说这是翻新机,本来就有质量问题,修不好。2016年时注册的号码还没有实名,即便找到客服,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证明这个账号的存在。
而在微博上,与江绪林失联的一位学生则主动找到了微信客服。
在老师的微信号易主20多天后,他向其他同学报告了事情的进展:根据微信技术人员的定位跟进,江老师的账号系被盗用。系统封锁了账号,通知了定位区域的网警——但按照微信目前的规则,用户去世后,亲友无法代其解锁。
他告诉微信客服,希望能让江绪林朋友圈的数据保留下来。
事发4个月后,被拉黑和删除的学生们还是无从知道老师的数据是否得以保留——那些没有删掉“小玉”名片的人只能看到一个粉色的小熊头像和朋友圈里一条灰色的横线,只有备注里“江绪林”三个字显示着这个账号与逝去的青年学者之间的关系。
阅读过往案例会发现,在保留和获得逝者数据这件事上,亲友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2010年,《法制日报》报道,湖南长沙一位女士在男友车祸去世后,希望获得他QQ邮箱里双方的信件和照片,但被腾讯拒绝;一年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一位妻子想要在丈夫去世后登陆他的QQ号,但被腾讯拒绝。
这些拒绝在很久之前就埋下伏笔。在点下“同意以上条款”的时候,用户相当于已经知道了微信号和QQ号的所有权归腾讯,B站账号的所有权归哔哩哔哩;而微信、QQ、抖音、快手、B站都申明,用户只有使用权,且不能转让。
账号消失也写在条款里。对于长期不登录的用户,平台都申明了账号可能会被注销——快手是6个月,微博是90天,抖音是2个月,微信和QQ并未注明时常,而是说“长期没有登录或使用”,相应号码就会被注销。
对于注销的账号,平台也不会继续保留数据,“如果你停止使用本软件及服务或服务被终止或取消,腾讯可以从服务器上永久地删除你的数据。服务停止、终止或取消后,腾讯没有义务向你返还任何数据。”QQ及微信的《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如是说。
这些条款或许意味着,逝者所留下的账号,以及那些会随时间消逝而被删除的数据,或许算不上遗产。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教授刘智慧告诉全现在,“这些服务协议就是合同,当服务商与用户签订合同,你同意了。合同又满足了公平等因素,就形成了合同义务。哪怕你立下遗嘱要将自己的网络遗产留给家人,也要首先确认一点,即遗产存在——而账号所有权属于平台,并且不可转让,就说明它算不上财产。”
3. 赛博时代的人格物
以往提及网络遗产继承,更多被讨论的是有关财产的——淘宝店,微信和支付宝里的余额,游戏装备和账号。
据《新民晚报》报道,2009年,一个叫陆明的男子车祸身亡,随后他的妻子发现他在游戏账号里有一把“屠龙刀”,在游戏中的价格是5万元。妻子希望继承这个装备,但陆明在游戏里结为夫妻的网友杨燕表示,装备是在自己的帮助下获得的,也要求继承。初审法院判决两人各继承屠龙刀50%的份额。这其中的态度是明确的,即游戏装备作为网络数字遗产,可以被继承。
2017年5月,暴雪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如果一名玩家去世,家人可以在信息审核无误后继承账号使用权。根据《每日人物》,当月,一位名叫“七朵棉花”的16岁男孩通过论坛和微博上的玩家,找到了四年前去世的父亲的账号:“第一次登陆账号的那一天,父亲所有的物品,我都没有动,就安静地下线了。苦闷的时候,我会再登陆父亲的账号,来这片农场看看,看暮光里的成熟果实,看他当年的光辉战绩。”
如今,关于淘宝店、微信和支付宝余额、游戏装备等账号的继承都有完整流程,步骤基本相似,只要出具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法定继承人的声明书公证或协议公证书以及遗嘱,就可以获取游戏账号的使用权,或者账号里的余额。
这背后暗含着一种心态,“有经济价值的网络数字遗产更好与以往实体的遗产类比,也就更容易获得继承立法和司法的肯认和明确,而不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法律还没有规定其继承方式。”刘智慧说。
这些无法标价的数据,是数字时代的“人格物”。2007年,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冷传莉在论文《论民法中的人格物》中,提出了这个概念,它“有实体却有无形性特点,寄托了当事人的特殊感情,它蕴含的精神利益通常只对当事人自己有重要意义。”在论文里,她提及了一个案例——原告王青云3岁时,父母在唐山大地震中双双去世,家中财物尽数丧失。王青云在成年后多方苦心寻找,找到父母的免冠照片各一张,照片却在送到一间摄影公司翻版放大时,被公司遗失。
最终,一审法院判定,摄影公司需赔偿王青云8000元精神损失费,并退还放大加工费14.8元。冷传莉评价这个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案件“突破了法律教义学的束缚,作出了令人称道的判决”。
这些在市场上无法标价的人格物,或许就是某个人的无价宝。山东姑娘小武(化名)说,她在父亲去世几个月后才在遗物里发现他的手机。没过多久,号码停机,被其他人用了。与其他社交媒体账号类似,手机号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目前,手机号码的继承已经十分明确:逝者家属可以在3个月的空置期内提供材料,获得号码使用权。
小武花了7年时间等这个电话号——每隔几个月或者一年,她就会打个电话给号码的主人,讲明自己的情况,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将号码转给她。有那么几次,生病发烧或者酒醉后,她迷迷糊糊忘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拨出这个号码,诉说自己的想念。电话常常被挂断。有一次,电话那头穿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哎呀,好孩子,不哭了不哭了”,他慢悠悠地劝,她终于痛快地哭了一场。
7年后,她终于等到这个号码成为空号,然后马上去营业厅缴费,拥有了这个倒背如流十几年的号码。
而对于社交媒体账号使用权的继承,依然没有明确的法规和判例,只能受到合同的约束。刘智慧2014年发在《江淮论坛》上的论文《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分析》里提及,在2006年的一起QQ号盗号的案件里,深圳南山区法院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未将QQ号等网络账号纳入保护的财产之列。而对于社交媒体账号的争端,法院“不予立案”“没办法处理”“不在管理范围”的报道也频频出现。
刘智慧提及《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即“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并非如以前的《继承法》,枚举财产的种类。这就为未来留下解释空间,即这些互联网上的人格物是否可以被纳入合法财产的范围。
至于继承方式,她认为或许可以参照目前逝者器官捐献的逻辑。在《民法典》人格权编里明确,“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在刘智慧看来,依照类似逻辑,未来当社交网站的使用权或数据被纳入继承范畴,如果用户生前未明确表示不同意继承,其继承人或许就可以直接继承。
但这一天远未到来。目前对小白、江绪林的学生,以及无数在赛博世界与逝者二次告别的人们来说,只有时间可以缓解震惊与哀伤。在那部坏掉的手机里,小白唯一存下来的,是她通过第三方软件导出的一条语音。那是妈妈留下的唯一一条语音信息,讲了十几秒钟的潮汕方言,问她在做什么,吃没吃饭,叮嘱她不要总是玩手机。
这条信息被存在网盘里,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那个属于妈妈,人数为0的微信分组,她也依然留着。
4. 风之电话亭的另一端
2010年,一位叫佐佐木格的日本人失去表弟后,在花园里建造了一个白色的电话亭。电话亭的架子上是一个复古的黑色旋转拨号电话,没有电话线。“我的想法无法通过普通的电话线传递,”他说,“既然如此,就让风来替我传达吧。”
他给这个电话亭取了个名字——风之电话亭。
次年,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夺走了佐佐木格所在小镇上10%的人的生命。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个电话亭,拨打那些没人接听的电话,提问,祝福,而另一头只有一片寂静。
这些倾诉当然包含想念——但如果电话的另一端有人倾听,甚至会做出回应呢?
现在,希希弟弟的电话,就是“风之电话亭的另一端”。同学和朋友们逐渐知道了他的事情,发来信息悼念亡友,邀请他打游戏上分,诉说自己的近况——打工去了、上大学了,他们也在QQ空间留言,“想你了”,在自动发出的生日祝福状态下面写上“生日快乐”。
希希交代妈妈不要回复这些留言。“没必要和小朋友们说这些,你也痛苦,人家也痛苦,”希希打开过弟弟手机上的王者荣耀,想用他的角色打一局游戏,但想想又算了。她怕吓到弟弟在游戏里的伙伴们。
有天早上,希希的妈妈拿来手机问她,某个女孩是不是弟弟的女朋友——女孩发信息给他,说前一天梦到两人一起出去玩。希希的妈妈没忍住,回了信息,“他也想和你们一起,但再也做不到了。”
“我真的忍不了了,只想发泄一下,说一下”,妈妈向希希解释。
但另一边的女孩已经感到困扰。她表示,希望希希的妈妈不要再回复。后来,女孩再也没有发来信息。
在绝大部分社交App,用户第一次使用时,在协议上点下“同意”,也就认可了软件方的承诺:“尽最大可能保障你的数据和隐私不受侵害(来自《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
这也是脸书给出的理由。2012年,德国一个15岁的少女因地铁事故身亡,而地铁司机认为女孩是自杀。司机认为,她在冲撞列车时,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因此向少女的双亲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为了了解女儿是否有自杀倾向,她的父母试图登录她的脸书。但他们发现,该账号无法用密码登录,而是进入“纪念状态”——这是脸书对逝者账号的保护,该账号不能登录,也不能查阅私人消息。
脸书提出,逝者账号同时涉及使用者与其他好友的隐私,如果允许父母登录账号,可能既违背用户生前的意志,也侵害他人隐私。
或许基于同样的理由,2020年9月,在逝者账号屡次被盗用做水军之后,微博公布了逝者账号保护计划,微博上被设置为保护状态的账号不能登录、不能新发内容、不能删除内容、不能更改状态。同年12月,B站也公布,将把逝者账号设置为保护状态,但并未公布具体操作细节。
全现在联系了上述两家公司,但对方均未受访。“以公告为准,除非主管部门要求,否则无计划披露这些内容”,微博公关如是说。
对于这种形式的“保护隐私”,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黄忠在论文中说,这或许不过是营销和牟利手段。他提及以往的案例:2013年,谷歌在电子邮件中以侵犯隐私的方式投放目标性广告而被诉,而诉讼过程中,谷歌认为,用户对电子邮件并不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
“相比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用户的继承人更合适作为已故用户隐私利益的维护者”,黄忠说。
在德国,脸书所提出的“保护隐私”观点已经被推翻。上述15岁少女因地铁事故身亡一案,经过一审、上诉和终审后,2018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脸书推送信息、提供新闻的服务,只是针对具体账号,并没有真正在识别用户身份。因此,不能认为只有账号持有人才能使用账号,而对于发送信息的人来说,他应该能预料到,随着收信人的去世,或许会有另一个人继承账户,并访问其中的内容。
这份判决意味着,继承权放置于隐私权之前,这对父母可以登录女儿的账号,并查看其中的信息。
在中国,目前并无类似司法实践确认家属对社交账号使用权的继承,那些因设备丢失、密码遗忘而荒废的逝者账号,只能成为无人打理的墓碑;至于获取逝者设备和密码的家属们,则在探索与数据的相处方式。
随着时间流逝,希希妈妈已经没有了替儿子回复信息的冲动。零星回复的几次,也是有同学们说想去墓地探望时,客气地叮嘱他们有哪些日子不适宜去墓地,以及“去过之后不要直接回家,要去街上人气旺的地方走一走,再回去。”
一家三口去墓地时,也会带上男孩的手机——妈妈输入密码,解锁手机,把它放在碑前,希望他能从自己的旧手机里了解最近的新鲜事。
5. 告别字节
目前,我们尚无从得知中文世界社交媒体的逝者数据,但根据英国心理学家伊莱恩·卡斯凯特2019年出版的《网上遗产》,牛津互联网研究所为脸书的逝者数目做了预估:如果注册人数在2018年大幅度下降,那么到21世纪末,将有多达13亿用户去世,此后逝者人数会大幅增长;而如果该网站继续保持增长,那么到21世纪末,将有36.8亿个人页面将成为纪念页面。
尽管微博、B站和脸书等社交平台承诺保留逝者数据,但这或许不能长久。如果将逝者数据类比作坟墓,或许更容易理解。为避免逝者与生者争地,《上海市公墓管理办法》规定,墓穴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70年。在武汉、北京以及大多数地区,公墓一次使用周期定为20年;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坟墓也可能会在20年到100年后被拆除。
《网上遗产》中写道,到2025年,每个人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将是60G。“随着迫在眉睫的容量危机的出现,存储数据的空间被耗尽的威胁将对每一家企业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不计其数的数字时代早期公民可能会完全迷失在历史中。”
这并非一夕之间的失踪,而是如同岩石被风和水流侵蚀。
母亲去世半年后,上海女孩晓焰(化名)发现,母亲的电话因为太久不交话费,被转售出去了。后来,她忘记了母亲的微信密码,无法登录微信;她想要登录母亲的QQ,发现时隔太久,已经锁定。再过一段时间,她打开与母亲的微信对话框,寥寥无几的几段语音还显示图标,但已经不出声了。
这样短暂的瞬间总会使她想起家乡的风俗,把所有衣服都烧给过世的人,让她在另一个世界穿。
她一直贴身带着母亲的旧手机,不开机,像是个护身符。里面的照片做了几次备份,先是一个U盘,又是一个硬盘,还有一个电脑——如果细究,这与永恒也没什么关系,U盘的保存年限约为10年,固态移动硬盘也是10年,而电脑则是4年。
但晓焰对这些数据并没有太多执着——相比于被服务器遗忘,她更怕母亲被自己遗忘。
事实上,她不但没有忘记她,还在更加频繁地想起她。《持续的纽带》的作者丹尼斯·克拉斯认为,人们与逝亲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成长和成熟,人会通过不同视角来看待和联系已故的亲人。随着成长,晓焰慢慢理解了母亲的身份——一个靠谱的商人;一个蹲在地上满手机油、技艺精湛的修理师。除此之外,她还不断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比如当母亲在客人问出“老板娘,你家老板呢”的时候,会简单地回一句“我就是老板”。
她想,为什么自己只是把她当一个好妈妈,而从来没有说过,她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
母亲是因肺癌去世的。在长达数年的病程里,死亡也是玩笑之一。她说,等她过世了,希望女儿能登录她的QQ号,在同学群里告个别。于是,在她去世的第二天,清晨6点,等天色慢慢亮起来,晓焰解锁手机,在群里发了一句,“同学们,我先走一步。”
天亮了,同学们陆续来告别了。但对晓焰来说,漫长的告别才刚刚开始。
参考资料:
《网上遗产》,伊莱恩·卡斯凯特,2020
《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刘智慧,2014
《隐私是阻碍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理由吗》,黄忠,2019
《论民法中的人格物》,冷传莉,2011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作者:庞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