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涂雨清,原文标题:《混乱、焦虑、失控:整理师走进1000个房间后发现的中国家庭》,头图来源:IC photo
当人们回想起2020年,都会提及那段意外延长的家庭时光,有人感念亲情温暖,却也有人发现自己的生活早已陷入混乱。整理师,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勃勃生长。当他们走入现代都市家庭时,看到的不仅仅一个房间,而是在物件与物件的缝隙中,感受着都市人过剩的情绪。
全现在探访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服务的数十位整理师。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足迹和双手,走近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相似而各有不同的一个个蜂巢般私人生活空间,去体察幽微具体的“他人的当代生活”。
从农历腊月开始,整理师蔡蔡的订单就激增起来,从预约三天后上门,逐渐变成一周后,十天后……一直约到了大年三十,她恨不得自己在这个月能幻化出72个分身,来应对接不过来的订单。
人们总是习惯在春节到来前,对生活的空间来一次彻底的清扫,这是除旧迎新的习俗,也是一次认真审视生活空间的机会。
事实上,整个2020年,对于整理师来说,都是分身乏术的。自从五月恢复正常工作,各大整理平台接到的订单都同比增长了好几倍。
绵延不休的新冠疫情,让现代都市人终于有时间静下来审视自己的生活空间。审视的结果,却大多是:“我再也受不了了!”
混乱的空间
在整理师上门前,刘欣在家中的最后一块自留地是卧室的卫生间。
在望京这栋一共100多平米、两室两卫的房子里,住着3个大人和1个4岁的孩子,母亲、妻子、儿子和自己。
客厅和卧室里到处是儿子的玩具,媳妇做音乐早教的幼儿乐器,没来得及收进柜子的衣服。因为疫情而囤的口罩和消毒水零散地摆在客厅沙发和柜子上。疫情隔离期间,一家四口每天的生活就是儿子在家玩玩具,大人追在后面收玩具,循环往复。只要儿子找不到想玩的玩具,客厅柜子里所有的东西都会哗啦一下倒出来,滚落在房子里的各个角落。
他格外珍惜每天早餐7点在马桶上独坐玩手机的时刻。他能隔着两道门,听到儿子正在客厅翻箱倒柜,缠着妈妈做游戏,他想,“能躲一会儿就算是一会儿。”4岁的孩子没有静止的时候,要是突然想起爸爸,门外就会响起咚咚的敲门声,“爸爸我找你有个事儿”,“爸爸开门,我也要上厕所”。
过去,刘欣常出差在外,家庭事务大多留给媳妇和妈妈打理。去年2月开始,在疫情最严重的几个月里,刘欣和太太不能出门上班,孩子也不能出门上学。他第一次和家人在一个空间里生活这么久。每个人都随时都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一不小心就会吵起来。
在整理师的眼中,北京的841万户家庭里,崩溃的时刻有很多种,它们总是和混乱的空间有关。
顺义区的别墅区是整理师经常服务的地点,其中一栋别墅里积攒了大量老人捡来的矿泉水瓶和纸盒,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但她不敢顶撞婆婆,只好让整理师假扮成自己的闺蜜,帮忙打扫屋子;朝阳区因为繁华和便利住着许多明星和网红。一位年轻女演员的家里连衣柜都没有,偌大的客厅全是龙门架,除了日常的衣物,还挂着她出席重要场合的礼服和一些角色留下的戏服。海淀区有许多小户型学区房,一对年轻的父母为孩子的教育咬牙买下其中的一户,三个人的物品挤满了每个房间。
31岁的荆凡是一个二宝妈妈,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和童书作者。每天早晨5点,半岁大的二宝就会醒来找妈妈,一个小时后,6岁的老大也醒了。荆凡开始照顾他洗漱。他们得在7点左右出门,以免错过8点在金融街发出的幼儿园校车。9点是荆凡的上班打卡时间,5点下班时,又要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放学,回家跟阿姨换手带二宝,让阿姨去做饭。晚上8点孩子们睡觉了,荆凡才有了几个小时的写作时间。如果不小心和孩子们一起睡着了,那荆凡就得在凌晨4:30起床,在二宝醒来前再写1个小时。
有一年冬天早晨,因为刚上幼儿园不久,大宝死活都不肯出门,还把荆凡梳好的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眼看校车的时间就要到了,荆凡顾不得安慰还在赌气的孩子,先出门再说。离校车站点虽然只有5公里,但早高峰经常堵车,如果不在7点之前叫上滴滴或者首汽约车,很有可能没法准时抵达,最夸张的时候,这段路能堵上一个小时。
于是她匆忙打开衣橱,看见塞得满满当当的柜子,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件可以出门的西装外套,她再也受不了了。
和家政人员不同的是,整理收纳师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收拾和打扫。而是提供家居空间解决方案的综合性、全面性的服务,例如根据顾客喜好去选择性地丢弃一些不适用的物品,找到适合屋主的收纳方案,并进行整理。有时,他们也提供咨询服务和培训业务,指导和教授专业的整理术。
这并不是一项便宜的服务。通常,一间普通的三居室进行整理需要2~3位整理师一起进行。按照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来计算,也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完工。计算下来收费在一万元以上。也有不少人选择只进行卧室或者衣橱的整理,价格也需要好几千。
但凡还能坚持一下的,都不会“斥巨资”购买这项服务。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整理师上门,一定是糟糕情绪到达了极点,混乱的房间背后还有着更深的挫败与崩溃。
消费捆绑的生活
整理收纳作为一个职业的发展,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一个生活沙龙。来参加沙龙活动的两位女士,对沙龙中的家长里短没有兴趣,反而对其中的整理的讨论非常感兴趣,随着新的热爱整理的人员加入,将整理收纳变成了一门生意。
后来日韩才流行起来收纳整理。
美国的整理收纳发展有它的时代背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信用卡和邮购商品公司开始普及发展,人人都在买买买,家庭都堆满了东西,为整理收纳所苦恼的人数迅速增加。
如今,中国也正在重演美国的历史, 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市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与2015年相比大增42%,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电子商务、物流的高速发展,让购物变得越来越容易,点击鼠标,就可以从快递员手中拿到物品。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618”、“双11”、“双12”、“年货节”这些购物节标记着。
整理平台留存道与新浪乐居财经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下称《白皮书》)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表示需要整理师。
从业三年来,整理师良子走进了1000多个中国人的家庭。发现每个家庭都在面临各自不同的物品过剩的危机。
衣服是最常见的囤积物。一位全职太太的衣橱掏出了100多件白T恤,但她还在买相似的款式。拥有三百条牛仔裤的女孩,把购物当作释放工作压力的方式。
不久前,良子接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订单,那是一个“被强盗洗劫的房间”。40平米的自如一居室,进门左手边是堆满了杂物的厨房,再往里走,右手边是一个小的卫生间,客厅的床、梳妆台、沙发、地面,没有一个地方不堆着衣服。姑娘在床上坐着,让良子自己用密码开门,她不想下床开门,因为地面上没有通道可以行走。
帮助她做断舍离的过程中,她说“这件衣服也不能穿,那件衣服也不能穿……”,她知道很多衣服她并不需要,但她不能不买,这是她“工作之余唯一的乐趣。”
在重庆,整理师黎黎服务了一户住在别墅的三代同堂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衣帽间,女主人的衣帽间有4个,总计200平,一共约1万5千件衣物,每一个种类的衣服都超过了1000件,家里的各个区域都有随手放置的衣服。车库、客房、儿童房,还有茶室都被衣服占据。那一次,一共8人的团队,更换了3波队员,用了14天的时间才完成了整个别墅里8个衣帽间的整理。
因为喜欢看直播,北京一位幼儿教师每周都蹲守最爱主播的直播间买新品。去年,整理师上门后为她挂出了750件衣服,毛衣和卫衣则叠了8箱,收进柜子里。今年秋冬换季时,她再次打来电话,“我家现在又崩溃了,我感觉我每天都在换季,你能理解我的对不对,双11和双12我又买了好多毛衣和卫衣,之前几大箱我都没动,现在又放不下了。”
全现在采访了数十位整理师,他们认为,中国几乎没有物品不过剩的家庭,更没人说得清自己拥有的不同物品大致有多少数量。《白皮书》指出,85%的中国人不懂空间规划,他们当中91%的人患有囤积症,舍不得扔衣服;83%的人衣柜衣物数超过500件。
良子觉得,“很多人的家反映的其实就是他的内心。”
北京林业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李昂告诉全现在,由于现实生活中工作或者生活中带来的各种压力,一个人可能堆积了很多不良情绪,在这时他可能会通过购物,补偿自己的负面情绪,就像有的人会通过看电影或者是其它娱乐活动改善自己的消极情绪一样。
另外一方面,一个人对于工作生活中的某些控制感缺失后,买东西会给人一种比较强的可控感。而这种可控感其实恰恰能弥补它在现实生活中丧失的那部分控制感。
然而,这种消费带来的快感,最终却让人们的生活陷入了混乱。
香港一名心理医生Esslin Terrighena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中说,混乱会使人们感到沮丧,对许多人来说,房屋是安全的空间。但是,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摆脱房屋的凌乱,就会感到无助和不知所措,从而增加挫败感。
科学对此亦提供了支持。2010年发表在《精神病学研究》(Psychiatry Research)上的一项研究证实,凌乱和抑郁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而不是其他疾病。心理学家戴维·托林(David Tolin)指出,囤积癖的抑郁程度高于强迫症对照组。
囤积的情感
整理师工作的第一步通常是要将家中物品全部摊开。在物件与物件的缝隙中,整理师们感受着都市人过剩的情绪,孤独、压抑、过往的荣光、残缺的童年......
在一位男士的衣橱深处,有三件已经破烂不堪的白色t-shirt,被整理师找到时,他视若明珠。他说,那是他过去打游戏的时候穿的“战袍”。现在他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但偶尔还是会想起以前不分日夜,为一件事情沉迷的日子。
另一位男士的衣柜深处,是悄悄塞在一堆衣服里的私房钱。整理师蔡蔡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不要告诉请自己上门的女主人,衣服叠好后,把钱塞回了原处。
骨科医生在书房里珍藏着自己过去20年的笔记、奖状,和日记本,只要学习过的东西,他都留着,包括培训时用的出入卡。虽然过去的笔记已经不会再翻阅了,但他坚决要求保留,“这些都是我曾经奋斗过的青春。”
保险业务员的家有各种各样的标语文化衫、公司定制的周边礼品,用来送给客户的毛巾和四件套床品。夫妻两必须把桌上的杂物扒拉开来,才能腾出吃饭的位置。
50多岁的女性企业家有一个精巧的厨房。厨房里有不少做蛋糕的模具,由大到小码放得整整齐齐。听女主人说,她的丈夫很爱做饭,因为女儿喜欢蛋糕,他还专门学了很多做蛋糕的方法。但丈夫因为意外去世了,她再也没有走进这里。
不久,自己患上癌症的消息传来。她告诉上门整理的良子,在她的前半生,她很努力工作,挣了很多钱,身体却一直没顾上。她想重新过一次人生,去世界的各个地方看一看。想让整理师陪她一起把家里布置得干干净净,也重新整理在这个家里有过的记忆。
整理屋子也会遇到许多温暖的时刻,那些时刻组成了良子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疫情期间,她曾在工作时翻出了房屋男主人40多年以前,婴儿时期的包被以及那时的用品。女主人很兴奋地打给在国外念书的女儿,跟她讲起自己和丈夫小时候的故事。
物件的留与弃,往往蒙着情感的幔帐。一个茶叶店的掌柜留着一整面衣柜的旗袍,这些旗袍是她的妈妈亲手做的,现在已经穿不下了。如果不把这些旗袍拿走,衣柜就放不下其它可以穿的衣服。良子建议她卖掉,看到她犹豫不决,良子于是试着建议女主人跟衣服做一个简单的告别,“拍一拍它们、摸一摸它们,甚至就是闻一闻它们”,再把它们舍弃。
那时是下午的两三点,阳光正好透过房间里的大窗户照射进来。女主人对着一床的旗袍沉思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把它们全都留下。
边界与秩序
整理师行业发展至今,工作已不局限于衣橱或者厨房,更多的时候,整理师们需要关照整个空间,梳理屋主、空间与所有物的关系后,制定整体解决方案。但她们常常发现,最终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上海女孩晓宇每个月有很多天都住在酒店,不愿意回家。那个54平米的两室一厅,母女俩一起生活,客厅和两个卧室全部被物品堆满,看不到地板,也看不到沙发,同时经过过道的时候,母女俩得错开才能通过。
在妈妈眼中,同为女性,和女儿不需要保持边界,经常把自己的衣服挂在女儿的房间,或者穿女儿的衣服,又忘记放回原位。女儿觉得自己的空间被入侵了,但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妈妈交流,她索性放弃了重新归置物品。她喜欢购物,屋子里的东西越买越多,也越来越乱。
整理师赵千晴形容晓宇的家时说,“就像把果实剥开一样,经过两天两夜的努力,才露出了家具的颜色,灰色的沙发,白色的柜子。”
李隐讲起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是一位军人,长年不在家,母亲是退休的护士。一家三口住在部队家属分配的房子里,大约有50平米,每个空间都是妈妈收集的“垃圾”,大到纸箱,小到一张纸也绝对不扔掉,“可以垫桌脚”,塑料袋和街道上领的宣传手册塞在屋子几乎任何一个可以储物的柜子里。
李隐曾经悄悄扔掉了一些母亲囤积的纸片,被母亲发现后,两个人大吵一架。“对妈妈来说,那些东西都特别重要,扔了就像天塌了”。
从小到大,李隐都没有邀请过同学来家里玩,32岁的她至今也不敢谈一场恋爱,因为她害怕对方知道自己的家里是多么混乱不堪。
中国最早的整理师之一卞栎淳认为,中国家庭缺少个体边界意识。在她看来,家的空间也应该划分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如果家人之间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也没有生存边界的话,就会有指责、抱怨,也会导致家庭矛盾频发。
卞栎淳记得,一位太太在整理结束后陷入了沉默。过去她常常指责抱怨丈夫赚钱不行,生活上也不会打理,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但是把家里全部的东西整理完以后,她发现偌大的衣帽间里面,丈夫只占一格衣服。但是家里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带孩子全是丈夫承担。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侵占对方的空间。
2020年五月,小区刚解封,刘欣就叫来了一名整理收纳师。他实在无法忍受再多一天这样乱糟糟的日子。
李隐的父母在济南买了一个120多平米的新房,不再挤在以前部队分的小房子里了。她知道妈妈一定不会让陌生人整理家里的东西,所以决定自己去学整理,她想要和过去混乱的生活告别。
在上海,晓宇更愿意回家了,她告诉整理师赵千晴,自己已经想好了下班回家可以做哪些事情。
后来,荆凡的一位朋友转行做了整理师,她很快预约了她的时间,邀请对方上门。整理帮助荆凡重拾了对生活的掌控感。按照相近品类、穿着顺序进行了整理。改造之后,荆凡的包和帽子也都放进了衣橱,想要的东西随时可以找到,她感觉自己的焦虑时刻少了一些。只是她也说不上,和理想生活的差距是否只差一个“整理师”。
香港的心理医生Esslin Terrighena 说,“与长期存放的物品分开是一个情感过程,但是形成新的空间可以促进创造力和幸福感。我们可能会感到更有条理,并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们不会因混乱而分心,我们会变得更有效率。当我们可以一次专注于一件事情时,人就变得更加镇定。”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稳定的情绪付费整理。在整理师蔡蔡的观察中,在北京,有“享受生活”意愿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家都在努力打拼。比如海淀的客户特别少,但蔡蔡觉得他们的环境是最需要改善的。每当她向他们提出这一点时,他们往往认为,整理一个家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他们宁愿将这笔钱花在给孩子多补一门课上。
他们常说的是,“我现在还不适合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还不配这项服务,我还有好多事要去干。”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隐,刘欣,荆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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