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作者：许知远，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因为最近播出的《吐槽大会》，许知远于 2019 年出版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再度被谈起，而前天也正好是梁启超 148 周年诞辰。通过写作这本“好多字啊”的书，许知远寻找梁启超之于这个百年后世界的意义，希望同样处在变革时期的年轻人能为青年梁启超所鼓舞。
在今天摘选的部分中，梁启超结识了谭嗣同，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创办《时务报》……彼时的年轻人们兴奋又笨拙地拥抱突然到来的新技术、新知识，雄心勃勃地用新闻业搅动陈腐的社会。今天的“新新新青年”热情地进入互联网，摸索公众号、播客、短视频等新兴事物时，也有和他们类似的迷茫和勇气。
青年变革者（节选）
改革俱乐部
……
北京并非仅有失落，梁启超意外地结识了新朋友。吴樵的到来为强学会延续了短暂的生命，“京中同志十余人，起一小会，迟大会十日而亡”。另一个朋友也在春天出现。关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相识，留下了不同版本。在谭嗣同的记述中，吴樵是二人的引介者。之前，谭与吴一见如故，“相与抚掌大笑，剧谈略数万言不得休息”，吴认定谭嗣同“精锐能任事”，是“不可多得之员”。而在梁启超回忆中，这次见面更富有戏剧感。在三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梁启超正在曾广钧处做客。三十岁的曾广钧是曾国藩的长孙，也是最年轻的翰林学士。甲午之战中的湘军战败之后，颇有一种自我放逐之风。他是梁启超在京师的挚友，“此间可言之人，仍无过重伯（曾广钧的字）”。
在“坐久觉倦”后，仆人报有客到，梁于是准备起身告别。曾广钧示意他留下，因为来者是位“异人”，不可不见。这位异人身穿四品官服，是一个英俊青年，有一股旁若无人的气势，进屋之后脱下官服，开始高谈阔论，见到墙壁上悬挂的古剑，拔剑起舞，“舞罢遂相与论上下千古事”。这景象震惊了梁启超，他立刻与此人订交，随后迫不及待把结识新朋友的事情告知康有为，称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甚至认为他是未来的总统之选，唯一值得可惜的是“佞西学太甚”。
年长八岁的谭嗣同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父亲谭继洵官任湖北巡抚。他有一个充满坎坷的童年，十二岁时，在一场席卷北京的白喉病灾难中，他的母亲、大哥、大姐相继丧命。谭嗣同侥幸逃过一劫，却从此迈入不幸。他与继母、父亲陷入了长期的紧张，自比为春秋时的申生公子，夹在父亲与宠妾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他的科举之路更充满挫败，尽管父亲为他纳捐获得监生资格，但自 1882 年第一次参加长沙乡试以来，连续七次都名落孙山。不过，他却是同代人中阅历最广泛，读书人中最富侠义精神的一位。他到过西北大漠，也涉足过东南的台湾。他练过武术，长于击剑与单刀，一个目击者见过，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人都跌一跤”。他还是个音乐爱好者，“善南北昆曲，能歌乐章”。他沉迷于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式生活，结交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既有浏阳才俊唐才常，也有大刀王五这样的武林人物。
如果说他的行为与一个儒生相去甚远，那他的思想世界也充斥着矛盾。早年时，他喜欢强调功利与实用的永嘉之学，又受到张载与王夫之的影响，着重于自然、宇宙的观念，而非从政治与道德的角度来面对世界。这种思考倾向因为与傅兰雅的相识更被激发出来。在上海的格致书院，他看到 X 光片、照相器材、化石标本，试图用物理学中的“以太”概念来理解中国人所说的“气”。他在化石标本中看到了精神变化：“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分歧，明日即已腐朽，奈何自以为有得，不思猛进乎?”
他保持着对时事的敏感，充满行动欲。当年中法战争在爆发后，他甚至想和朋友组织军队出征，十年后的中日战争则给他更大的冲击，“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他“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留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他相信制艺之文戕害人心，需要用新知识来取代旧思想，致力于改造家乡，在浏阳创建算学馆。《兴算学议》一文让他赢得了更多的瞩目，被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称为“奇才”。他也被北京强学会的消息鼓舞，想在长沙创立“湖南强学分会”，为了学会的安全，他邀请英国驻汉口领事贾礼士（William Richard Charles）出任会长。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贾没有直接提及谭嗣同的名字，却写道：“一个旨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团体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它将指出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谭嗣同也是在此期间知道了康有为，在给老师的信中提及“康长素倡为强学会”。
谭嗣同未能把自己的行动继续下去。谭继洵为儿子捐纳了一个知府的官衔，1896 年春天，他遵父命到北京办理前往浙江候补的手续。翁同龢发现，谭公子的个人做派与乃父大不相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骜者也”，而他多年前则在日记中形容谭继洵性格拘禁，是礼法之士。
这趟不情愿的北京之行，给谭嗣同带来生命中最重要的相遇。他与梁启超的偶遇随即演变成浓烈的友谊。对于康有为的共同仰慕、思想上的热烈探寻，将两人紧紧拉在一起，再加上夏曾佑、吴樵，他们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小团体。“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梁启超多年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时，仍充满情感。夏在贾家胡同，谭在浏阳会馆，梁在新会会馆，距离很近，几乎是“衡宇望尺咫”。吴樵将谭、梁视为兄弟，三人同游西山碧云寺时，谭嗣同还强迫本不喜欢作诗的吴樵吟诗。吴樵精通算学，也喜欢以算学谈哲理，谭嗣同的《仁学》便深受其影响。吴樵欣喜地写信给汪康年，“吾辈又多一徒党矣”。
这一定是激动人心、混乱不堪的争辩。这群年轻人试图摆脱旧传统、拥抱新知识，苦苦追寻另一个意义系统。他们缺乏训练，很多时刻只能依靠臆想。“不知从哪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梁启超日后回忆道，“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
反对荀子是他们讨论的主题之一。康有为将刘歆视作一切罪恶的源头一样，他们则将荀子视作眼前危机的肇始。既然清代汉学家遵循荀子，他们要打到汉学，打他们的老祖宗。与康有为一样，学术批判来自现实忧虑，无法直接批评政治权力，那就把矛头指向学术。
佛学是另一个热门话题。“在京晤诸讲佛学者，如吴雁舟、如夏穗卿、如吴小村父子，与语辄有微契”，谭嗣同对老师感慨。四十四岁的吴雁舟也是长沙人，因其家学，对佛学造诣尤深，他也曾与康有为谈佛甚洽，惋惜《新学伪经考》被禁毁。这位翰林院编修对谭嗣同影响甚巨，令本信耶稣的谭转而信佛，“重大发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梁启超也与吴雁舟交往密切，称其是“学道之士，于内典持引颇熟，盖阿难多闻之流也，一时学子自无与其比者”。
比起佛学，梁启超或许更喜欢新诗体的尝试。他们头脑里中西概念互相混杂，必须得到某种释放。谭嗣同写到“大成大辟大雄氏，据乱升平及太平”，将佛学与儒学混作一起，在另一句“纲伦梏以喀斯特，法会极于巴力门”中，更是引入了 caste（印度种姓制度）、parliament（议会）。
京师的政治气氛日益令人沮丧。二月十七日，文廷式被革职，永不叙用，并立刻驱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谕旨引用杨崇伊的参奏，称他“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并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
在普遍的传闻中，这次弹劾仍与李鸿章相关。文廷式曾试图参劾李鸿章，但奏稿被李的亲信发现，遂引发报复。在文廷式被革职前一天，一位叫寇连材的太监在菜市口被斩首。尽管没人确切知道他的身世与死因，很多人却乐于相信，他是因为上书表达政见触怒慈禧而被处死的。寇连材劝太后不应在颐和园中悠游，不应摒弃忠直之士而任用阿谀之人，而要赎回台湾，惩戒主和派的李鸿章与张荫桓。据说他还有些更大胆的建议，希望国家以才德而非血缘来选定国君。根据传闻，他临刑前仍在从容地吸鼻烟。
寇随即变成了一个热门人物，出现在朝中官员的书信和梨园里的闲谈里。有些人把他比作明代后期的忠臣杨继盛，还有人则把他与文廷式并列，“寇太监从容临菜市，文学士驱逐返萍乡”的联语广为流传。在二月二十九日给汪康年的信中，汪大燮谈到，梨园舞台上的优人突然被寇连材的灵魂附体。
从强学会被禁，到寇连材、文廷式的遭遇，改革派士大夫陷入沮丧、恐惧与愤怒。这种现象也象征着北京新的权力斗争。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谭嗣同说：“京朝官员日以攻击为事，初尚分君子小人之党，旋并君子小人而两攻之。党之中又有党，党之党又自相攻......如釜中虾蟹，嚣然以哄，火益烈，水益热而哄益甚，故知大劫不远矣”。在给唐才常的信中他也提道:“时事较之未乱前，其苟且涂饰尤为加甚，岂复有一毫可望者哉”，“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不过他认定下层官员“人材极多，游士中亦不乏人”。这些下层官员之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
最终，梁启超决定离开北京，到上海去找汪康年，或在湖北译书局觅一份差事。他原想前往长沙，因为“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他知道汪康年与湖南学政江标相熟，建议改革考试课程。最终，他还是决定前往上海，汪康年正在筹备一份报纸，自己或许能一展才能，何况他也日益感到“舍言论外，末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去上海之前，朋友们都来相送，曾习经在赠诗中写道:“前路残春亦可惜，江南四月有啼莺。”
时务报馆
……
三月下旬，梁启超抵达上海，立刻扎入了忙乱与希望中。再度见到汪康年令人兴奋，自甲午年一别，二人已将近两年未见。徐勤与何易一已返回广州，库房中或许还有一些尚未卖出的《强学报》， 但康有为的痕迹早已消散。
他见到了黄遵宪，并迅速感受到其独特个性，“一见未及数语，即举茶逐客。又越三日，然后差片回拜，神情冷落异常”。尽管同为广东人，但因为年龄、身份不同，黄遵宪表现得相当傲慢。或许出于一考眼前青年的心理，他大谈日本之维新，并要求梁启超作 出总结。夜晚十点，梁离开黄的寓所，第二天清晨便带着四五千字 的文章回来。这一次，黄遵宪被他的概括能力、行文所震惊，尽管 相差二十五岁，却开始成为梁启超最热烈的拥护者。在送给梁启超 的一首诗中，他用李白自称的“钓鳌客”来作比梁启超：“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
一旦相互取得了信任，一个热烈讨论期也就到来。报馆的选址、报纸的形态、印刷机器、人员构成、募款、编辑方向，日夜谋议此事。
汪康年想以《循环日报》为榜样，办一份日报，黄遵宪与梁启超认定旬报更适合。朋友也纷纷从各地发来自己的主张。在北京、 上海的强学会相继失败后，这份报纸成了这个宽泛的“改革俱乐部”的新希望，“时务报”这一名称更是昭示它与现实的密切关联。
汪大燮强调外国人的保护至关重要，建议一定要有外人的名义，在上海的租界，如果有外国人愿意充当名义上的发行人或主笔，报纸就可以享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吾辈非惧祸，然万一有事，后难继续也”。他似乎被强学会的遭遇吓住了，担心“时务报”这恢宏的刊名恐怕与内容难符，“庸人震其名，未见报而已有攘臂相争之意”。他甚至劝上海的同人们不要吃花酒，因为去年康有 为在北京被人攻击时，这是罪证之一。
四月二十四日，出任衢州府西安县令的吴德潚路过上海，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另一位江西人邹淩瀚则慷慨地捐助了五百两银子，他们都成为这份报纸的最初发起人。“雨甚不克出门，既约季清、卓如来此，此晚间同赴一家春”，黄遵宪的便条中，显示出他们的密切交往。梁启超起草了创办公启，经过黄遵宪修改，五位发起人签名后，印行了一千份，散发给全国各处的朋友，寻求资金、发行、文稿上的支持。
与半年前强学会引发的盛况不同，这个新尝试只赢得谨慎的支持。北京的同人仍沉浸在失败主义气氛中，对上海的一切都将信将疑。发来的《公启》无人理睬，沈曾植偶然翻阅到，对其中的条款还颇为不满。在武汉与长沙，众人在言语与道义上都表示支持，但一说到筹款与发行，又表现得一筹莫展。张之洞对汪康年的自作主张颇为不满，希望他尽快回到两湖书院，并让梁鼎芬带话过来，“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在上海短暂的汇聚后，五位发起人再度散去。黄遵宪应直隶总督王文韶之邀，前往天津出任津海官道，吴德潚、邹凌翰分赴浙江与江西，留下汪康年、梁启超操持报务。五月二十四日，黄遵宪写信给他们，叮嘱诸多事宜，从《公启》的派发、广告刊登到社论基调，都提出建议。与平日大大咧咧的举动不同，他在信中表现得相当谨慎，强调“勿盛气，勿危言”。他还承担起主要的筹款任务，努力游说官僚同人。“朱竹实观察见公启愿助一百元”，“黄爱棠大令捐银一百两”，他信中不断出现类似的消息。
至于第一期报纸的出版时间，黄遵宪建议等到皇帝对《请推广学校折》批示之后。这份奏折是李端棻在五月初二上奏的，主张京师和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选派游学，还有一条广立报馆—— “请于京师及各省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译成除恭缮进呈 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奏折着重分析了报纸的重要性，“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 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如阅报，二者相需而成，缺一不可”。西方国家报馆林立，“凡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而“上自君后，下至妇孺”，都是阅读之人，“皆足不出户而天下事了然也”。他将此视作富强之源，因为“在上者能措办庶政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
这份奏折很可能是梁启超所拟，北京同人参与修订，以李端棻的名义上奏，为即将创刊的《时务报》寻求更明确的合法性。对这份报纸的未来，人人都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忧虑经常超过期待。危险不仅来自外界压力，也来自内部。一位友人仍警告汪康年：“卓如素未谋面，不知其为人；公度非任事者，相为犄角，恐有损而无益。”
梁启超劝慰远方的康有为，新报不能采用孔子纪年，因为黄遵宪与汪康年都坚持不可。他提及北京与上海先后失败的强学会给人带来的忧虑，大家都如惊弓之鸟，随后对孔子纪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使“改朔为合群之道”，但“招忌亦以此”，而“天下事一美、一恶、一利、一害，其极点必同此例也”，新报纸面临的种种困难，经费颇紧张得有如“八十老翁过危桥”，担心再次失败。
但上海的气氛给予他们另一种鼓舞。这里与北京沉闷的官场气氛截然不同，在上海的租界区，若要办一份报纸，只要有场所、资金、印刷机，连工部局的执照也不需要，更没有新闻审查。报馆没有聘请外国人出任名义上的发行人或主笔，地址选在了英租界区的四马路石路。
五月十二日（6 月 22 日），报馆在《申报》刊登广告，将“择日开张”，“拟专发明政学要理及翻各国报章，卷末并附新书”。五月末，汪康年携带《同志公启》前往湖北，这一趟行程既是报馆公务，也为个人私事。张之洞委派他兼办湖北译书局事务，在上海负责购买译书，这对汪的窘迫生活是极大的缓解。汪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梁启超的信件一封接一封。两人关系更为密切，分工也明确，梁承担编务，汪以总理身份负责分销、筹款。“君行始一日，已有无数事相告”，梁启超在五月二十五日的信里论及诸多事项，既有关于日文翻译的，也有在报纸刊登告白的， 还有黄遵宪来信。几天后，从捐款到编辑人员再到分销点，他又在信中罗列了诸多事务。
六月二十六日（8 月 5 日）《时务报》又连续四天在《申报》 刊登告白：“本报定于七月初一出报，石印白纸，慎选精校，每本三十二页，实价一角五分，每月三本。订阅全年每月取回印资四角二分，先付报赀者每年收洋四元，本馆按期派人分送不误。”告白还宣称出版译丛：“本报并有新译各书附印报后，如《铁路章程》《造铁路书》《华盛顿传》《西国学校课程》《俄罗斯经营东方本末》 等书，皆新出希见之本。”
谁也不知道这份报纸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它与四马路上拥挤的大大小小的报馆，又会多么不同。报馆最繁忙的时刻，正是江南梅雨季节，种种设想、种种讨论，都浸入这潮湿中。
（本文摘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作者：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