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彩礼高低，体现的不是经济实力，而是取决于此地缺不缺女人、留不留得住女人，以及父母们是不是把「为儿子讨女人」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ID：idxgh2013），作者：朱不换，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这些年，乡村彩礼价格持续飙升。二十年前，彩礼一般只有数千元，而今已涨到十几万元甚至二十万元。除了彩礼外，男方家庭往往还要支付房子、车子、首饰“三金”、耐用消费品、宴席等高额开支。一场婚结下来，要花费男方家庭至少二三十万元。
在高彩礼地区，彩礼的数额相当于农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 10 倍以上。如果再加上建房、购车等支出，结婚支出相当于人均年收入的二十倍以上。
在过去二十年间，彩礼可能是唯一的涨价速度超过大城市房价的家庭支出项目。
而且，彩礼的数额，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许多大城市长大的人可能不知道彩礼为何物；而盛行高彩礼的乡村居民，也会对城市人居然不时兴彩礼感到惊奇。
各个省市地区的彩礼数额也呈现出巨大差异。华北地区农村的彩礼早已超过 10 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二十万元的也很普遍。
2017 年，河南汤阴县就曾发生新婚血案，新郎新娘在新婚夜因 11 万元彩礼的分配发生争执，新郎将新娘锤杀。
而同一时段，2016 年广东英德市的彩礼价格通常是 1~2 万元左右。在湖北恩施、宜昌等地，甚至给不给彩礼都可以。
为什么乡村彩礼越来越贵？为什么彩礼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
这是因为彩礼扮演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乡村，特别是贫困乡村的婚龄女性越来越稀缺，带动了彩礼价格的飞涨。
彩礼到哪里去
在中国古代，聘娶婚是最主要的婚姻形式。也就是说，男方送一定的礼物、金钱给女方家里作为聘礼，女方若是接受了男方送的聘礼，婚约就算成立。
比如唐代法典《唐律》就规定，聘财是确认婚姻成立的条件，要求“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聘则为妻”。这一婚姻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仍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方为合法有效。
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下，未婚的男性女性都从属于父母家庭。当新婚小家庭建立的同时，在经济权益上也意味着发生了两大变化：
一方面，新婚小家庭会逐渐在财务方面从公婆大家庭中独立出来，而彩礼是老家庭向新婚小家庭的代际财富转移。
另一方面，当女性出嫁到男家，随丈夫居住后，女方家庭即缺少了一个劳动力，彩礼相当于对女方家庭劳动力损失的补偿。
既然如此，彩礼岂不是一种买卖婚姻？付彩礼不就是在买媳妇？收彩礼不就是在卖女儿吗？
这要看彩礼最终流向了哪里，是流向了女方父母家庭，用于支持女方兄弟娶亲和岳父母养老，还是流向了小夫妻家庭，用于支持新婚家庭的未来开支。
在贫困地区，男方家庭因为家境差不得不靠彩礼价格来吸引女方家庭，而女方父母为了弥补劳动力损失和为自家儿子娶妻准备彩礼，也不得不坚持较高的彩礼；彩礼主要流向了女方父母家庭。
而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人们更倾向于将大部分彩礼分配给新婚小家庭使用。
受社会福利水平限制和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年轻人高度依赖经济上“啃老”来建立新家庭，而日后步入衰老的父母则高度依赖子女的照顾来养老防老，在乡村地区尤其如此。
随着近几十年的生活水平提高，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彩礼往往用于支持新婚家庭开支。这时，彩礼的性质更偏向于从公婆家庭向新婚家庭的财富转移，是一种两代人之间的“啃老扶小”。
彩礼高涨，是因为女人变少了吗
1950 年，新中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从此，彩礼不再是确认婚姻成立的条件，也不再被政府鼓励。但彩礼往来的民俗，仍然持续存在着。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彩礼的形式花样翻新，彩礼的金额也越涨越高。在许多地区，彩礼的涨幅都超过人们收入的涨幅的数倍，甚至远超房价的涨幅。
这是不是因为，与婚龄男性相比，婚龄女性变少了，变得稀缺了，从而使得娶妻的彩礼也水涨船高?
从统计数字上确实是如此。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女性=100）就长期偏离 103~107 的正常水平，1990 年超过 110，本世纪初一度超过 120。
·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男女比例变化趋势，按女性人口=100
据估算，00 后男性比 00 后女性多出 1300 万，90 后男性比 90 后女性多出 900 万。截至 2015 年，中国 30 岁以上未婚男性超 2000 万、而同龄未婚女性仅约 600 万。
中国传统中本来就存在重男轻女倾向，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许多家庭会选择“生男堕女”、“多次生育直到生男为止”这两种生育策略，这两种选择都会导致男多女少。
未婚男性多女性少，婚龄男性娶妻难，是推高彩礼价格的的一大原因。
不过，男女人口比例的差异，并不能解释彩礼价格的地域差异。
比如，按历年统计，广东省的男多女少的情况比甘肃省更严重:
· 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按女性人口=100
但广东地区的彩礼数额并不高，往往只要数万元；而甘肃陇东等地的彩礼数额高达十几万元。这是为什么呢？
彩礼高涨，是因为女人都跑了吗
这是因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对婚龄女性的招徕竞争。年轻女性不仅会从贫困家乡到富裕地区找工作，还会出嫁到富裕地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富裕地区即使本地人口男多女少，也容易通过吸引外地女性嫁入，来弥补原本女性人口的不足。外来女性出于对未来富足生活的预期，并不会额外要求过高彩礼。
而贫困地区由于婚龄女性外出外嫁，女性更加稀缺，当地男子结婚压力增大，为了娶妻就得出更多的彩礼，将彩礼价格推高。
山上的姑娘嫁山下，
山下的姑娘嫁城郊，
城郊的姑娘嫁城里。
在邻近县市范围内，乡村比城镇、山区比平地更难吸引婚龄女性，更依赖高彩礼。而在不同省市间，打工大潮也将年轻男女们投入了全国性的“婚姻市场”。
在两性之间，女性更容易在发达地区打工地外嫁安家。
· 广东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已经拍摄了 3900 多集
而男性打工者要在发达地区娶妻安家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按照习俗，主要由男方提供婚房等资源，发达地区的高房价和落户、医疗、子女入学等定居困难，是许多打工男性难以承担的。
这就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发达地区更容易吸引外地婚龄女性；而经济落后地区则在不断“损失”婚龄女性，当地的婚龄男性只得靠高额彩礼来谋求婚娶机会。
婚龄女性人口的相对稀少和外嫁，是拉高地区彩礼价格的外因。但这个外因是否会转化为人们的彩礼支付决策，还取决于人们对婚娶选项的主观估价。
给子女成婚，是父母的天职吗
多年流传的风俗，和风俗影响下人们的主观心理选择，是推高彩礼价格的内因。
例如，北京和深圳的女性人口都曾超过男性人口。2018 年，北京男女性别比为 98.7:100；2019 年，深圳户籍人口男女性别比为 274.9:275.8，都是男少女多。
但北京和深圳的婚龄女性及其家庭，并不会因为男性偏少就选择“倒贴”男性家庭。因为不存在这样的风俗传统。
风俗的不同，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关于彩礼的两个根本问题有截然不同的回答：
我为什么要为结婚这件事向对方支付高额现金？
我为什么要为“让我的孩子结婚”这件事向对方支付高额现金？
流传千年的“男出聘礼、女嫁人”习俗，令中国男性习惯了为婚姻准备财产，而女性一般没有这种心理负担。
至于彩礼的负担，是主要落在年轻男性本人身上，还是落在了年轻男性的父母身上，则取决于父母所处的社交环境中，给儿子找媳妇这件事被赋予了多大的价值。
在华北地区，给儿子找媳妇这件事，事关做人的面子，甚至被看作人生的根本任务。儿子要是还没结婚，老一辈父母就觉得没脸面，过日子没意思。
为儿子娶媳妇是父母的任务，主要是父母的事情。娶不上媳妇，父母就抬不起头，干活干不上手，心里也不光彩。别人会在背后说，谁谁谁没材料（即没本事），给孩子娶不上媳妇。娶媳妇为了传宗接代，咱这就这规矩。娶上媳妇就有后代了，不娶媳妇，到我这一代就断了，往后就没人了。娶不上媳妇，在村里就抬不起头。
—— 豫北乡村一位 56 岁的女性，2016 年
· 李永萍等调查的豫北地区父母心态
工作多年的父母一般比年轻子女更有积蓄；因此，当父母把儿子完婚当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彩礼数额大小就会变成父母辈之间的军备竞赛，把当地的彩礼价格越抬越高。这也是华北、西北等地区彩礼价格日益高企的原因。
参考资料：
[1]杨华，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三期.
[2]http://www.snzg.net/article/2018/0511/article_42029.html
[3]https://www.chinafolklore.org/web/index.php?NewsID=15374
[4]https://news.stcn.com/news/202012/t20201211_2618059.html
[5]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91011/herald/e513a2ae504d1a89d919d102645a78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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