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寻求普遍共识是一种偏执

任剑涛很有观众缘，网友们戏称最喜欢看他“摇头晃脑”讲课的样子。尽管身为大学教授，但他日常的代步工具是一辆自行车，最大的爱好是在北京潘家园淘旧书，“每周都会去一次”。

在与他交谈的两个小时里，任剑涛展现出的旺盛的精力与敏捷的思维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他能够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扩展到很深远的层次，而且表达几乎不带停顿和口水词。

今年62岁的任剑涛兼具学者与长者的风范，在谈及动荡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保守主义浪潮时，他淡然地说，“保持信心，等待转机”“不要躺平，躺平的结果只会更糟”。

以下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理想的编辑部：我们先从您的这本书谈起，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作一本关于现代政治观念史的著作？

任剑涛：这和我的个人兴趣和近期工作有关，我一直以来的研究兴趣就是现代政治思想史、观念史和概念史。最近一段时间，我与“看理想”“理想国”合作推出的音频课程和图书《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往大了说，我想通过这本书和这门课，讨论一下普通人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是我们生活的本质属性之一，但我们却经常遗忘了这一点。我们常常认为政治是国家领导人才关心的事情，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只要有三人以上，就会存在权威与服从关系，政治就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读者朋友乃至整个社会提个醒，与其回避政治生活，不如深入政治生活，这会使我们的政治生活更自觉也更合理。

理想的编辑部：这本书的落脚点是观念史，它和思想史的差异是什么？

任剑涛：思想史关注的是思想家们对政治的理解和理论建构，而观念史则不局限于思想家的想法，它关注的是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础。如果离开了某种观念，我们就不知道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了，所以政治观念史考察的也是我们考虑政治问题、组织政治行为的底层逻辑。

理想的编辑部：为什么要给本书取名《混搭的承诺》？混搭和承诺如何理解？

任剑涛：所谓混搭，是指政治观念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复杂交错、相互作用的关系。承诺指的是人对人的承诺，特别是领袖对群众的承诺，这种承诺与古代社会的宗教承诺很不一样，它带有很强的世俗性，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广泛、持续、深刻的影响。

但是，现代政治观念通常标榜自己具有绝对正确性，提供一揽子承诺，好像按照它的方法来，我们就能得到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一个看似完美无缺的承诺往往会引发排斥、冲突和敌对的行动。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提醒大家理解政治的复杂性，形成多元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这样我们在选择政治观念和进行政治行为的决断时就会更加理性、慎重。

理想的编辑部：这几年，全球保守主义回潮的趋势非常明显，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兴起让很多习惯于过往政治秩序的人感到不安，但也代表了相当广泛的民众改变的意愿。在您看来，当前这股保守主义浪潮是如何兴起的？

任剑涛：如今保守主义出场的原因来自两个失败。

第一个是激进主义许诺的通过革命解决所有弊端的承诺失败了。1991年苏联解体，虽然已经过了30多年，但我们仍处于这一事件的余波之中。

第二个失败是自由主义的激进变革与大众的生存追求脱节了。“二战”以后，美国通过雅尔塔体系确立了对全球政治秩序的主导地位，这套秩序的内核由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组成，我们把它称为自由主义左翼。

在这套观念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的普遍心理是同情弱者，对移民、LGBTQ+等群体的态度非常宽容，他们觉得这些人的权利需要被承认和尊重，社会应该腾出空间回报这些原先没有得到善待的群体。但是，当这种宽容发展到出现了100多种性别、青少年被赋予了不用告知父母即可做变性手术的权利时，就有些矫枉过正了，引起人心和秩序的混乱。

在这两重失败的基础上，保守主义获得了出场的机会，美国最新的选举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纠偏的意愿。

理想的编辑部：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悲观的声音，认为民主宪政可能是人类历史长河里光辉灿烂但偶然、短暂的阶段，这也许反映了时下人们对民主自由精神岌岌可危处境的消极心态。很多人担心保守主义的浪潮会引发社会、文化、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的倒退，您担心这一点吗？

任剑涛：任何人类政治活动的结果都是偶然的，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历史乃至宗教因素综合博弈的结果。只有三种情况下会推导出必然的结果：神定论、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但这三种决定论思维都不太站得住脚。但偶然的结果是不是说颠覆就颠覆？我们只能束手无策、随波逐流？也不是如此。人类的活动有向善避恶的天然倾向，任何伤害生命、不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观念和主张最终一定会被拒斥。所以我不认为哪种观念或主义占主导了，就会把一个偶然的成果毁掉。

保守主义本身是现代政治观念的一部分，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作斗争，彼此的拉扯和交叠共同形塑了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伯克阐述的保守主义六大原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维持人性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底线条件，所以我们怎么会从中读出现代社会遭到毁弃的结论呢？除非保守主义放弃了自己作为现代政治基本观念的主张，那时它才可能会毁弃现代社会。

保守主义最具价值的内容是提供了一种审慎的眼光，审慎地看待世界，审慎地看待新事物。它提醒我们不要一出现新事物就欢呼雀跃，而无视了传统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能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认为保守主义一出场就是错的，唯有我才是进步、才是正确。这种时候，自由主义阵营更应该自我反省，自己为什么退场了？如果不明白退场的原因，未来也很难找到重新出场的机会。

理想的编辑部：我们过去习惯于进步主义提供的叙事和愿景，期待整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多元。但保守主义在移民、性别乃至全球化等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局势的动荡，让很多人感到灰心，觉得未来不再有希望了。

任剑涛：一代人的有生之年会遭遇什么处境其实带有强烈的运气色彩。我们这40多年发展得非常顺利，我们唱《明天会更好》唱了几十年，大家生活在一种和平主义、进步主义乃至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气氛里，没有想到如今遭遇了一个结构调整期。

美国债务高企、向内收缩；欧洲承平日久，现在也开始应对战争危机；中国长期的粗放式发展也到了必须调整、提高的阶段。所以我们习惯的生活被外部力量不情愿地打断了，从全世界范围看，自杀现象越来越普遍。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等待转机。如果我们就此陷入绝对的悲观主义，躺平的结果只会更悲催。

理想的编辑部：比起保守主义是否会引发倒退的担忧，可能更需要担心的是政治极化的问题，不管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越来越呈现出极端的面貌，例如我们刚提到的100多种性别，这其实是很激烈地把性别平等理念推向了极端。

任剑涛：我们的社会此前整体上是向上发展，大家的生活比较如意，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争执。从心理上讲，平淡无奇的生活会让人觉得没有盼头，没有刺激感，所以我们想采取一点激进的行动，不要小看这种内在的冲动，这是人类社会青春期的表现。

但是物极必反，任何极端的行动都不可能长久维持，美国的“黑命贵”运动之前声势那么浩大，甚至开始打砸抢掠，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反感，然后就偃旗息鼓了。“零元购”和“安提法”运动也是类似的结果。所以说政治激情常有，但想要长久维持则非常困难。身份政治必须要回归到更普遍的公民政治，政治行动要从对抗、激化回到理性妥协，回到相对宁静的秩序状态中去。

理想的编辑部：您在书里提到“为观念而生，为观念而死”是现代观念竞争史的典型现象，观念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互相排斥有利于观念的发展。但如果各个思想流派都需要通过排斥和形塑边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我们如何在思想领域给互相容忍留下一个合适的空间？

任剑涛：我把基督教的“一神”统治解体后现代政治观念的竞争称为“诸神之争”，这场竞争的突出表现是各家都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于是彼此相互排斥。这种绝对正确的自信一旦诉诸国家权力，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在绝对的主张面前留下一个相对的思想判断空间。我们如何确保这个思想判断空间的存在？

首先，虽然各家自认为绝对正确，但诸家一直在竞争，当你认为包揽了一切时，其他流派就会指出你认为绝对正确的思想中的错误和缺陷，所以思想之间的相互竞争非常重要。

其次，越是单纯的政治理念，在进行理想化实践时，越容易导致灾难，这会促使理念进行自我修正。

最后，所有的政治理念在落实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和制度安排时都会面临诸多困难。比方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别强调分配的平等，但当它成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时，就会意识到分配的正义必须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所以就必须去解决生产活力的问题。

所有上述的原因都给思想留下了巨大的空隙，找到一个可以作为的空间。

理想的编辑部：您在书中特别提倡“中道政治”，什么是“中道政治”？这是极端政治的解药吗？

任剑涛：中道是一种政治立场，政治立场不是只有左中右，中道也是，而且更为高妙。

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其实都秉持着中道的立场。亚里士多德就说得很清楚，什么是勇敢？一看到事情就挺身而出是鲁莽，一看到危险就躲得远远的叫怯弱，居于其间的才是勇敢。孔子也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为什么中道观念会被这些伟大思想家们推崇？原因在于，政治的目的是保护绝大多数人，这一目的内在规定了政治必须以中道思想为基础。如果只强调个人看法和组织主张，就会引起广泛的争议。

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一意孤行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已经在美国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他上任才一个月，署名弹劾他的人就已经超过10万。这种压力使得特朗普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就会受到社会性的约束，中道是人类社会性的重要体现，中道其实就是共识。

理想的编辑部：谈到共识，我的感受是，如今是一个观点分裂的时代，人们能够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少了，这似乎离中道政治的愿景越来越远。那么，处于结构转型期的我们该如何寻求普遍的共识？

任剑涛：恕我直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共识偏执。十几年前我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思想网站就叫共识网，连续五六年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国内的左中右各派都主张要重建改革共识，我当时就提出来，重建改革共识已经不太可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无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改革目标，各自发表自己的改革主张，看看到底有多少社会群体接受，进而上升到公共决策。

我们愿意重视共识，是因为人类生活本质的社会性，人们要共同生活，彼此要打交道，所以共识比个人的意识更重要。但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达成过普遍的共识，缺乏共识的社会容易出现危机的结论，我觉得值得商榷。当社会在表面上的意识分裂程度越强，其实最核心的那个共识反而凸显出来——我们彼此不能灭掉对方，必须共同生活。

未来的社会形态会更加多元，我们已经走向后人类时代，要处理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相异的意识问题，还要处理人与机器人相异的意识问题，这是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所以我觉得不必追求在任何问题上都要达成共识。这就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里强调的“重叠共识”，我们可以互相不买账，不必达成广泛的共识，但是只要达成尊重生命、尊重财产自由的最小共识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理想国imaginist，作者：理想的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