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手串的前世今生

古董收藏活动是怀旧、传统、现代化和艺术个人主义的复杂交织，引起了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的关注，加上近年来，人文学者对商品和物件的社会生命兴趣日增，古董和艺术收藏也成为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1]

拍卖和艺术品的关系复杂，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早年已经清楚地提出过，拍卖品的价值是社会建构的结果，^[2]海迪·盖斯马（Haidy Geismar）探讨与分析了原本出于生活和信仰需要的部落工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拍卖转化成当代艺术的建构过程。^[3]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ue

Charles W.W.Sm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艺术品通过公开拍卖确立了其社会文化意义及其作为商品的投资价值和经济价值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原真性（authenticity）也因为拍卖公司无须做出绝对保证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不仅如此，现今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古董和美术品可以在相对公开的环境下拍卖和交易，自然也会产生更多的变量，出处、真伪和质量等问题都已经成为热门话题。^[4]

话虽如此，古董和美术品的社会价值和交易价格看起来总是有点神秘，有关其出口的法律管制这一敏感问题，也是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我们要面对的一大议题。传统的古董买卖是从卖方的储物柜转移到买方的储物柜，其价格不会轻易透露给第三方，交易亦常涉及复杂的关系。这或许会使对古董业务的研究变得困难，尤其是古董交易通常发生在调查难以开展的秘密场所。

本文作者于网上拍卖购得的香木十八子手串。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本文讲述的是一个在互联网拍卖得来的香木手串的故事，通过它从晚清到20世纪70年代后，近百年间自中国大陆经台湾地区到英、美，再回到中国香港的流转过程，探讨收藏中人与物的感情纠葛及其在古董拍卖大众化后呈现的社会文化意义。^[5]

虽然此项研究所用的方法不是传统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用以帮助理解香木手串的大多数信息和资料也基于互联网搜索所得，但我仍希望这些思考可以作为对与古董/艺术品有关的物质文化的进一步反思。

“明”还是“清”？

收藏家往往追求独特和完整，希望得到稀少而漂亮的珍品，但不同收藏家或古董爱好者对其收藏或市场上的物件各有判断标准，对不同物件的“价值”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收藏家意在投资增值，有些则希望网罗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款式，看重独特性，希望丰富其收藏，加强藏品的权威和代表性。

但无论价值高低，在历经长时间的流转和多次买卖后，不同古物往往拥有不同的社会经历，或与不同时期的拥有者产生特殊关联，从而拥有独特的故事和特色。我希望通过了解古董，从社会生命的角度来思考物质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意义。

以我多年前从网上拍卖购得的黄花梨笔筒为引子。当时，卖家身处北美，没有解释太多细节，所以当这个笔筒来到我手上时，我向一些前辈请教。这是一个旧的木制笔筒，底部有一个用螺钿嵌贴的“乾隆御制”款，筒身原有“乾隆御制”四字款和昭君出塞的镶嵌图像。

笔筒底部的“乾隆御制”和筒身原有“乾隆御制”四字款。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关于这一笔筒的年代，收藏前辈们提出了两种观点。其一是把它看成乾隆以后的赝物。理据是乾隆御制的真品应该非常精致和讲究，不可能用这样简单的方法镶嵌，加上乾隆御制的仿品多，这个很难是例外。其二则从笔筒的器形出发，观其木质、口径和高度的比例、边缘的修饰和底部的造型，推测是明代的古物。

至于其“乾隆御制”款和用琥珀、玛瑙、螺钿镶嵌的昭君出塞图案，可能是清代后加的，也因为后期制作的功夫较为粗劣，所以能被“合法”地从上海出口到境外。花功夫把一个明代黄花梨笔筒改成“乾隆御制文玩”，大概是出于收藏家对清三代器物的热爱，昭君出塞的故事更是突出了民族交流的历史文化意义。

行文至此，这讲述的已经不单是物件的故事，还是关于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中国社会变迁的故事。这个黄花梨笔筒出身于东南亚，由进贡明代皇室的珍贵木材制成，进而变成士大夫的文房器物；历经朝代变动，在清末被粉饰成乾隆御物，民国时出口海外，最终在21世纪回流香港，成为历史的见证。

从黄花梨笔筒的真伪之辩，可以看到它作为清御制品“伪”的一面，但其流转经历亦可被看成其社会生命的真实的一面。所以这笔筒是明代抑或清代赝品，取决于它能否反映故事的确定性和与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古董的真与伪，还需要借本文聚焦的香木手串的故事来探讨。

手串^[6]的前世今生

我虽闲时常逛古董，却不曾参加高档国际拍卖会，遇上这个香木手串有赖于过去数十年发展迅速的互联网拍卖平台。说起互联网上的拍卖平台，很多人首先会想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活跃的eBay和21世纪后才加入竞争的Live Auctioneers。前者比较平民化，接受个人交易，只要有基本的网络账户和支付工具便可参与；后者是拍卖公司的联网平台，除了要求个别公司受其系统监管，对买方的要求也比较高，甚至对部分拍卖活动有严格的审核和担保要求。

当前有数以千百计的互联网拍卖平台，前述两个仅仅是冰山一角。传统的珠宝、名表和古董拍卖行现在也会在网上直播，相比以前通过电话和中介间接参与拍卖，方法上的提升和技术上的进步使参与更加直接，互动性也更强。拍卖本身就如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提出的“价值比试”（tournaments of value）^[7]一样，发挥了为古董和艺术品在展示和竞争的过程中提升价值的作用，而互联网上的拍卖平台加速了其价值变化，也使传播更为广泛。

我当时正在研究香，于是想找一些老沉香来试试其香气和现存状况，偶然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个沉香十八子手串和一个香木十八子手串。前者因竞投价高而没有买到，但我成功投得了香木手串和同一卖家拍卖的玛瑙十八子手串。

当我收到手串时，发现卖家还附上了一些复印资料，显示这些拍品是一位叫俞滨东^[8]的先生在1971年至1972年间委托英国伦敦的圣代旁得（San Dypound Holdings）拍卖公司以“无保留”（可理解为无底价）形式出拍的物件，其间是否曾被转售尚不可知。

20世纪70年代的拍卖合约。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拍卖合约上有“经经国先生批汇同意拍卖设款项自留存无须上缴”的声明，我们很自然就会问：为何要得到蒋经国先生的批准才可以保留拍卖得来的收益而无须上缴？这个疑问驱使我开始在互联网上试找答案。

首先我找到了俞滨东的一些简单背景，他似乎是和这个香木手串相关的关键角色。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张启元，他曾在光绪甲午（1894年）供奉这一香木手串（附在手串上的布条上写着：“信仕张启元供香木手训一盘光绪甲午”），此后一度由俞氏负责保管。

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手串经伦敦拍卖，才流转到香港。彼时俞氏年近七十，应是安享晚年之际，拍卖收益是不是俞氏长期保存及出售古董/艺术品的一点报酬？我这么说是由于2020年也有一批以其艺术收藏为名的古董/艺术品在美国加州出拍，其中包括玉器、瓷器、字画。^[9]

相对而言，手串一类都只是些小物件。所以，如果我的推理正确，这个香木手串和玛瑙手串可能见证了百年社会变迁，其历史意义比物质和艺术意义更为重大。

是“真”是“假”？

如果从博物馆收藏的标准出发，“真实性”往往须以极其严格的客观指标衡量；但如果相关客观判断不能发挥效用，“真”与“假”因不同文化论述而产生差异，一切的确定性便有待重新考虑。

若根据历史发展脉络来呈现古物的一段生命历程，这个香木手串可以带来有趣的想象：1894年，张氏的供奉代表了个人微薄的愿望；数十年后，它终随内战战败一方漂洋过海。虽因其非国宝级文物而未受特别重视，但也被妥善存放。在其守护者退隐之年，它成为对其忠诚服务的回报，通过一家英国公司换来微薄的收益。

如果这一切如我所推测，必然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但我又试图进一步追问资料的可信性，在这些片段和零碎的数据串联成的故事脉络之外，我也不断纠结于其中无法完整和合理解释的地方。这种木制手串类饰物无名家落款，也没有工艺技巧的认定，能够有以上记录已经实属难得。以下疑团希望可以待日后再行引证之时得到解答：

手串布条上“手训”一词的使用仍然存疑，是错字（一位清代文物专家的看法），还是互联网上声称的“训”和“钏”是相通的，我无法确定哪个说法更准确。

字条是当时的抑或后加的，香木珠是否于晚清制成也是一个问题。

我试图托朋友在英国拍卖行的记录中翻查该公司的背景资料，但暂时找不到相关信息，故对其存在存疑。

随附的资料复印本是否可信？我手上的不是正本，所以这些资料也可能是经过加工和伪造的。

拍卖网站图片中的手串和作者投得的是不是同一物件，也尚无法证明。

互联网时代的古董/艺术品拍卖

1935年，本雅明提出，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使批量生产的艺术品不再有原真性，灵韵（aura）开始消减；以往用作宗教崇拜的价值及其传统价值也随之减退。^[10]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德]W.本雅明

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

时隔90年，众多从生活用品中演变出的艺术欣赏角度及其多元化现象，见证了美学研究的复杂意义的生成。互联网艺术品拍卖不但吸引了更多参与者，更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观察流转于南太平洋特定区域的库拉圈（Kula ring），认为其作为当地仪式性交换系统的一部分，包含了历史记忆和感情价值。他还指出特定地区的物件交换及其族群联结的历史和人与物的感情纠葛。^[11]

对物质性的研究不只是对现代物质的出现和其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对其特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无法逆转或恢复的复杂状态的探讨，例如塑料造成了无法预期和解决的环境污染、抗生素带来的抗药反应、止痛药物成为毒品并造成连锁性的社会问题、核能带来的辐射危机等。

互联网的物质性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而且为现代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这个20世纪末兴起的、由计算机网络串联而成的庞大系统，让全球通过无线通信和光纤网络等一系列技术联系在一起；它在社交、娱乐、学习、消费等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的物质性，在艺术品和人的关系上反映出更复杂的感情纠葛。

从事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是更为常规的手段；但这次探讨，除了简单地向朋友打听到的和我过往出于对木制古物的兴趣所累积的经验，大部分参考资料出自互联网。当然，这不是理想的学术研究方法，但身处信息社会，这未尝不是一个有趣的处理方法。

我一方面试图把手串的相关资料塑造成一个近代中国的历史故事；另一方面，无法解答的疑团也挑战了我们赋予物件的真确性。换言之，一件伪造的古董也有其“成真”的道理，留下来的就是拥有者或爱好者对物件价值的判断及当中的纠缠关系。

正如引子里所提的黄花梨笔筒可能是伪造的清御制品，但它见证了明清到现代的历史，香木手串是网上拍卖和艺术品欣赏大众化之后出现的“古董”。不同于传统字画或官瓷等流传于一小撮收藏家间的物品，它们到达过更广泛的地区，接触到更多不同的社会阶层，种种背景和不确定性正是这类“古物”为收藏家津津乐道和产生复杂的感情纠葛的原因。同时，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手串之真伪问题也不断被普及，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本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1]BELK R W.Collecting in a Consumer Society[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

[2]SMITH C W.Auction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ue[M].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89.

[3]GEISMAR H.What's in a Price?An Ethnography of Tribal Art at Auction[J].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2001，6(1):25-47.

[4]WILK R.The Global Scope of Extreme Collecting:Japanese Woodblock Prints on the Internet[M]//WERE G，KING J C H.Extreme Collecting:Challenging Practices for 21st Century Museums.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2012:102-110;张展鸿.鸦片托盘上的中越文化[J].中国饮食文化，2022，18(1):181-202.

[5]NICHOLAS T.Entangled Objects:Exchange，Material Culture，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6]也有写作“手训”或“手钏”，关于这些写法的正误尚有争议。

[7]APPADURAI A.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Perspectiv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8]根据网络资料，俞滨东(1903—1990)于1927年考入浙江第二十六军军官团，192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第七期，最高官至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第三局少将副局长、主任。详见:https://eastatm.com.tw/wiki/俞滨东。

[9]参见:https://new.qq.com/omn/20200210/20200210AOJGATOO.html/。

[10]BENJAMIN W.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M]//COHEN M，BRAUDY L.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665-681.

[11]MALINOWSKI B.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2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40期，作者：张展鸿（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