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日本通（ID：ribentong-517japan），作者：佐罗，头图来自：《唐人街探案3》剧照
如果有观众熟悉《唐人街探案3》中渡边胜的扮演者三浦友和，又热衷于日本的探案类剧集的话，看到电影的结尾时，应该会很快联想到WOWOW台的日剧《铁证悬案：真实之门》吧。
三浦友和正是这部剧的主演之一，并且在今年1月底刚播出的Season3中，也讲述了一个关于日本归国战后遗孤的凶杀案，可谓十分巧合。
《唐探3》电影里，小林妈妈的悲惨设定被很多影评诟病了一番：明明是有手有脚的人，为什么回到日本要靠盗窃卖淫来苟延残喘呢？
在《铁证悬案：真实之门》的第九集中，同为遗孤的主人公大川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返回日本后一直无所事事，后来在1997年时被无故杀害，案子一直被搁置，直到2020年才水落石出。
影视作品中的这些战后遗孤似乎都没有太好的命运，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日本遗孤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关于“战后遗孤”
当时的日本厚生省给出过明确的定义：
必须是战争时被遗弃在中国，被中国人收养，且收养时年龄在十三岁以下的日本人才会被视为遗孤。
最初日本政府的援助回国对象也只限定为了这批人，直到1993年，才将“战后遗孤”的范围开放为了全体“残留日本人”。
日本方面最初开始援助遗孤回国是在1981年左右，85年政策初步成型，到了95年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唐人街和铁证悬案等影视作品中，关于遗孤归国的时间设定也都是在这10年间。
这个时候的遗孤们年龄都基本在40~60岁之间了，日本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国度，推动他们放弃原本还算安稳的生活，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归国的原因无非有两个：寻亲和对于更好生活的向往。
两个名字，成为了他们的名字
在中国长大成人的战后遗孤都有一个中文名和一个日文名，而他们最终会使用哪个名字，更多取决于他们成为了哪一类遗孤。
回到日本后的遗孤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最幸运的一类当然就是被亲人找到或者找到亲人的遗孤了。
当时战后遗孤并不是单方面在寻亲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都相应地成立了寻亲组织，既会帮助日本人寻找遗留在中国的孩童，也会帮助归国后的遗孤寻找离散的双亲。
在回到日本后能顺利找到亲人的遗孤大多都能逐步进入正轨，正常地在日本扎根生活，即便一开始并不会说日语，但至少有依靠和庇护。
著有遗孤回忆录的中岛幼八可以算是这类遗孤的缩影了。
1958年他在生母的安排下回到了日本，之后改回日本名中岛幼八，当时年仅16岁的他很快融入了新生活，继续在日求学，后来投身于中日邦交事业。
图源：纪录片《中岛幼八:日本是祖国，而中国是故乡》
即便已经能算作幸运儿的他，在纪录片中也坦言过：初到日本时饮食、文化、生活习惯上的种种不适应，让他一度联系过日本红十字会，表示如果有船的话，他想回中国去。
不过遗孤之所以会成为遗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战败逃难的父母并没有能力将他们平安带回国，所以时过境迁后再想找到双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相当一部分遗孤在日本至死都没能找到父母，他们才是归国遗孤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
（铃木静子 73岁，1945年，出生不久被沙秀清夫妇收养，她在哈尔滨长大、读书、成家。1986年她和丈夫回到日本定居，图源：凤凰新闻）
而这些遗孤要面对的除了无法快速解决的语言障碍外，更多是来自同胞的敌意。
《铁证悬案》的第九集中就刻画了这样一个微妙的矛盾：居住地的日本人觉得大川不会说日语，垃圾分类教了好几次也学不会，喜欢吵吵闹闹，行为举止一点也不像日本人，因此经常排挤他。
平时交流都要靠儿子翻译的大川，能说的寥寥几句日语中，其中一句就是对别人说他是中国人后的反驳：“中国人 違います！私 日本人 です！”
正是因为语言不通和遭受歧视的双重原因，归国的日本遗孤在找工作时往往困难重重，大多数人只能靠体力劳动来营生，也有一些人会到中华街的中餐馆工作，或是干脆加入黑社会。
比如三池崇史处女作《新宿黑社会》中的遗孤兄弟，弟弟就是因为身份和认同感的问题加入了华裔黑社会。
在一篇名为《直击抗战时期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遗孤》的报道中提到：一部分遗孤在赴日没有找到亲人后，选择回到了中国，继续叫着中文名，过着作为中国百姓的生活。
比如现年81岁的国内知名的建筑勘探学家杨建国，1945年日本战败后，年仅5岁的他被中国人收养，1987年回日本寻亲无果后，选择留在了中国。
图源：凤凰新闻
而遗孤中生活最为惨淡的一类，应该就属在日本举目无亲，也没能学会日语，并且因为疾病、年纪大而丧失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了。
《唐探3》中小林的妈妈和剧集中的大川都可以算作这一类。
影视作品为了强化悲剧性为他们安排了死亡的宿命，但是现实生活中如非事故或者恶疾的话，这些遗孤还是能顺利活下去的。
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会为找不到工作的遗孤提供一定的生活保护金，数额不高，勉勉强强能维持底层的生活。
剧中曾提到，发放生活保护金的前提是受助人不离开日本，即使是短暂地回中国探亲、扫墓也不行。
关于这一点的真实情况存在比较多的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九十年代日本政府的遗孤政策确实有很多限制和纰漏，进而在千禧年以后时不时就能看到二战遗孤联名起诉政府要求赔偿的新闻。
（2006年12月1日，日本神户地方法院就在华遗留孤儿诉讼案作出判决，承认了65名原告中61人的诉讼请求，并命令政府支付总额达46860万日元的国家赔偿，图源：环球时报 ）
遗孤们的后代
上文提到过，战后遗孤可以大规模回国时，年纪大多都超过40岁了，此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组建了家庭，所以在援助回国的政策放宽后，遗孤的配偶和子女们也获得了一同返回日本的权利。
和父辈相同的是，遗孤二代们也同样拥有过两个名字，而和父辈不同的是，因为回到日本时年纪比较小，他们也就相对顺利地适应了日本的一切。
剧中大川的儿子正雄长大后在面向中国人的房地产行业取得了成功，在名片上印刷的也是归国前用的中文名字。
石川和高木警官见到大川正雄时，他正在打电话，用中文说着：“好的，那就下周上海见。”
高木夸赞他的办公室很气派，而正雄谦虚地回应说自己只是很巧合地顺应了时代，虽然以前饱受歧视，但是在中国出生成为优势的时代来了。
轻松坦然地说出这句话的正雄，此时已经正视了自己遗孤二代的身份。
现在的他和当初那个因为自卑无处宣泄，只能在深夜里偷偷潜入集会场所，一边情绪失控地破坏着场地，一边控诉着“没有人明白我的心情”的小男孩似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直到最后父亲的死亡真相查明时，他才重新回忆起了当时的那种境遇。
遗孤二代们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遗孤，他们父母尚在，在相对小的年纪回到了日本，学习能力更好，也受到了相对少的恶意和歧视。
但是他们却依旧会在夜深人静时，因压抑过度而爆发。
遗孤二代尚且如此，那么真正的遗孤们在更为严苛的环境下生存着，他们的内心究竟承受了怎么样的折磨呢？
正雄的这句话或许可以看作一个答案。
他将父亲的失态、泪水、无奈、手足无措看在眼里，即便自己后来因为少年丧父吃了不少苦，但始终认为：和父亲比，我这点苦并不算什么。
而到了遗孤的第三代，相关的报道已经少了很多。也许有人会觉得：如果二代们能在日本定居的话，那第三代在自我认知上应该就已经和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一模一样了吧。
答案其实并不尽然。
为数不多能查询到的资料中，一位名叫佐藤升的遗孤第三代写的自述中提到：幼年时，他因为身为遗孤的外祖母日语生硬听不懂，而自己又不会中文，“因此每天都感到焦躁不安”，也会因为“尤其是日语不好的父母想参加学校活动，我会非常反感，有一种会被周围朋友嘲笑的内心羞耻感”。
即使经历了三代人，那种认为自己是异类的自卑感都依旧挥之不去，这或许才是让遗孤们最为痛苦的事情吧。
遗孤问题带给社会的思考
现如今，遗孤们的年纪都已经有70、80岁了
如果他们依旧健康地活着，不管身在哪国，都应该作为一个普通老人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知乎上一个关于你实际接触过的日本遗孤的问答中，一些人分享了他们认识的遗孤：回到日本后生活至晚年的遗孤依旧更习惯说中文，用援助金过着低调朴素的生活，周末可以和同为遗孤的人在政府资助的日语班里一起结伴学习、聊天。
社会上对于遗孤歧视的情况也少了很多，有时在交谈中得知身份时，往往也只是感叹一句：“原来是归国的战后遗孤啊。”
其实不管是遗孤还是遗孤的后代们，虽然一开始是因为战争才有了流离失所的命运，但是在后来的生活中，带给他们更大伤害的还是来自社会的歧视。
不安、自卑、自我怀疑都是从带有偏见的目光中开始的，而且这种歧视不光是个人层面的，政府在遗孤援助上的差异化对待，也是一种歧视。
《铁证悬案》对本集的结尾处理得十分巧妙：
极度讨厌外国人的老大爷儿玉在一开始面对高木的询问时，抱怨过社区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而且都像当初的大川一样，总是给人添麻烦，即使此时大川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他依旧对这个遗孤带有偏见。
但是在最后，原本顽固排外的他也参加了这个半数参与者都是外国人的社区庆典，还笑着接受了印度小女孩分享的食物。
而大川正雄当年离开社区时以为同学琴美对他也是打心底里瞧不起，没想到这次却是她提供了新线索才让案件得以重启调查，两人最后在庆典上重逢，解开了心结。
身为遗孤的中岛幼八在回忆录《何有此生》里这样描述遗孤这个群体，“他们都有着不能违背历史遗产的倔脾气，和当代人的风气格格不入。”
当“格格不入”四个字压在一个人身上时，即便与之相同的人还有成千上百个，依旧能把他们都逼迫得喘不过气。
和平年代，比反战更加任重道远的，或许是消除偏见和歧视吧。
参考资料：
凤凰新闻，《直击抗战时期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遗孤》
环球在线，《日本法院命政府赔偿61名在华遗孤4.7亿日元》
佐藤升，《日本遗孤后代的时代使命》
知乎，《关于日本遗孤，他们的生活现状有人知道吗？有实际接触过吗？》
中岛幼八，《何有此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日本通（ID：ribentong-517japan），作者：佐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