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原文标题：《1968年，那些年轻人在肉体沉沦中寻找反抗的可能》
昨天是贝托鲁奇的诞辰，1941年3月16日出生的他，于2018年11月26日去世。
在他去世的五十年前，也就是1968年，巴黎正陷入一场迷乱。年轻人们试图向世界呐喊，只是他们有太多幼稚想象。他们认为自己理应对这个世界愤怒，却不知靶心早已偏移，人生也随之偏移。
在贝托鲁奇的《戏梦巴黎》里，革命与浪漫，激情与肉欲，迷乱中的复杂关系，与这座城市的美无比契合。
说起贝托鲁奇，人们总认为《巴黎最后的探戈》里的巴黎和《末代皇帝》里的北京，构成了其导演生涯的两极。但我更喜欢的仍是2003年的《戏梦巴黎》，这个意大利老头甚至让我诧异，因为他能比大多数法国导演更能拍出巴黎的美与无奈。
擅长史诗的贝托鲁奇，试图将1968年搬入《戏梦巴黎》。就在那一年，越战将美军拖入泥潭，反战游行席卷欧美，切·格瓦拉日记出版，性解放渐入人心，摇滚乐承载梦想……那是人类历史上何等跌宕的一年。
贝托鲁奇所记录的巴黎，也许正是上世纪法国最美好的时光。唯一可与之相比的，只有上世纪初那十几年——被一战终止的那个旧日世界。
这段时光甚至像是回光返照，之后的巴黎被游客充斥，热闹但不再激情。
片中那三个年轻人——来自美国的学生马修，在巴黎长大的兄妹提奥与伊莎贝尔，在哲学和艺术的探讨中追索自由的意义，在肉体沉沦中探寻反抗的可能。
在那个叛逆年代，他们与父母的分歧来自政治。提奥的诗人父亲拒绝在反越战请愿书上签名，他说“诗人不会去什么请愿书上签字，诗人只会去写诗”，面对儿子“请愿书就是诗”的反驳，他说“可诗歌也是一份请愿书。”
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时间里，年轻人与长辈的差别仅在于所站的角度。可在一个跌宕大时代里，站队不同，往往就是无法修补的隔膜。站在请愿书一边的年轻人，面对站在诗一边的父亲，只能说出一句“虽然上帝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可以取代它的位置”。
拍摄《戏梦巴黎》时，贝托鲁奇已年过六十，却仍肆意表达着叛逆，还有他最擅长的露骨性爱镜头。可即使是兄妹间的不伦爱抚，也在光影下呈现着无邪之美。这些生活在1968年的年轻人，偏执却软弱，崇尚自由却自我封锁。说到底，他们还是孩子。那些属于他们的呐喊，在1968年远去后，立刻沉寂，空留记忆。
片子尾声，马修看着提奥与伊莎贝尔投身人群，冲向防暴警察。他们不是当下的法国人，所求不是福利，不是减税，而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种属于法国的青春，早已一去不复返。
从1972年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到2003年的《戏梦巴黎》，从1964年的《革命前夕》到1987年的《末代皇帝》，贝托鲁奇设计了一个人性闭环。尤其是关于巴黎的段落：跳着探戈的中年人为何如此绝望？看看《戏梦巴黎》里的年轻人就明白了，他们狂热任性，实则脆弱不堪。宣泄过后的法国，也依然在踯躅，直至当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