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断霸权：再造美国的政经逻辑

最近的世界无疑暴露在特朗普的反反复复中，而哪怕是最业余的观察者，也能发现遍地裂痕：从政治上跨大西洋联盟的龃龉，到资本市场“美国例外论”的消退。而一个愈发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我们所见的，究竟是他个人主义的随性破坏，还是某种纲领的策略性呈现？

目前而言，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向了后者——特朗普有一张宏大的路线图，或者至少说，他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落实这个路线图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无法以“吃瓜看戏”的心态等闲视之，而必须要更严肃地审视其策略目标和手段。

那么，愿景之中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呢？这个答案固然掺杂着不少特朗普个人与共和党传统保守主义的色彩，不过，它更具有连贯的时代性——它因美国对其内外秩序的重新审视应运而生。没有一个霸权的维系不需要代价，尤其对美国这样一个建立在经济金融能力上的霸权而言，经济成本是最直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其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手段，即对外的“再平衡”，必然会联动内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调整，称其为一场“全面重塑”，是不为过的。

让我们沿着这一条逻辑，看看美国究竟打算去往何方，如何去。

首先需要明确，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秩序的表征和代价是同源的，即“双赤字”——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前者很直接，它用“来自国内”、“可以量化”的财源承担了“作用域外”、“难以量化”的秩序开支；而后者，“特里芬难题”已经表明，维持贸易赤字才能够提供充足的美元供应，这是“美元霸权”、或说金融霸权的基石。

当然，“难以量化”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享受过霸权的巨大好处：比如美元铸币税，让它成为了2008和2020年等宏观冲击场景中，货币和财政“双宽”最为果断、有力的国家；而拉长时间来看，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漫长的大缓和年代、以及“金融+消费”主导的经济结构，都与它的政治经济秩序有着密切关联，进而让美国人享有了价值链上游、服务业繁荣和近乎“无约束”的金融资源。

于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叫“霸权红利”，但后者其实并不常被感知，我们反而听到更多的是“一个成功的样板”——归因于美国的特殊禀赋及其制度安排，使其更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色彩，这不仅迷惑了世界，也迷惑了美国人自己。

认知总会有其反噬，让美国转变的重要原因，正是其对“霸权红利”的感知越来越让步于对“霸权成本”的感知。尤其不应忽视，除了承担其“可以量化”的直接成本，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为了适应霸权作出了巨大改变（多数是经济激励下的主动为之），进而带来了更复杂的问题：社会的撕裂、制造业空心化、金融资源的过度使用……

最终，它发现自身制度运行效率在衰退，红利在衰减，而面临的挑战却没有减少——可以说，站在秩序的顶端让它享受了即时的福利，但这些福利并没有转化为它持久的国力优势，世界的多极化肉眼可见。来到这个节点，二战结束后的第80年，美国已经望得到其霸权的终点：这个体系或是从内部坍塌，或是遭受挑战者冲击；而选择是有限的：抛弃，或是改革。

可以说，特朗普的美国选择了“抛弃式的改革”：“平衡双赤字”看起来是经济主张，但对于美国的霸权秩序，无异于釜底抽薪的一击。或许明面上，美国并不承认彻底抛弃这个体系，而世界也会在惯性下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但翻天覆地只是时间问题：世界很快就会发现，这座房子的根基已经被抽空，而这只会鼓励对手的投机和盟友的自卫。

但，是不是只有特朗普这样的方法呢？不，还有很多更温和的选项。但民粹主义的政治是一个具有反身性的体系，它是集体意识的反映，也作用于集体意识；领导人受益于民意，也创造了他的政治资本——最终通向了“沉疴用猛药”的判断。

纵使美国缓和双赤字的想法和战略有其合理性，但执行过程的糟糕足以使事与愿违——特朗普最初以政治病症出现，而他最终变成了一个病因。他似乎并不擅长衡量政治利益，他自恃的“谈判经验”和“统治技巧”，多数集中在钱的和数字的领域，而这使得模模糊糊的政治利益，很容易被牺牲或交易掉。最终，他不仅掏空了霸权的底子，也拆掉了其面子和架子，后者虽说着轻巧，却正是霸权的合法性支柱。

而“特朗普冲击”绝不会停留在外部，尝试扭转“双赤字”，必将带来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的重塑。道理不难：因为现在的经济结构，正是为匹配“双赤字”而打造的。在此过程中，扬汤止沸的关税只是手段，而核心的药方是：制造业的回流和振兴。

为什么是制造业？身处中国的我们应该更熟悉这一套逻辑背后的迷思：它创造岗位，它鼓励勤奋，它公平分配，它打造国家权力。而这最终通向理想的结果是——“美国生产”（制造业的带来的权力）、社会裂痕的弥合（更多就业和勤奋带来的“共同富裕”）、企业家精神的振奋（创造实物的精神，马斯克尤为推崇这一点）、强势的货币（来自贸易盈余）……无怪乎我们听到最近有很多声音说，美国似乎正变得和其大洋对岸的对手“越来越同质”，尤其体现在特朗普团队成员的发言上。

比如财长贝森特强调结构转型的“戒断期”（Detox Period）、也比如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称赞的“（高关税的）麦金利时代是绝妙的经济转型期”……

你会由这些表述想到“三期叠加”吗？没错，身在此岸的我们对经济结构转型的话语已经相当熟悉，这是一个“有为政府”的常态。但对于美国而言，这里内嵌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传统的保守主义反对“大政府”，他们强调减税和去监管，这两块固然在白宫的经济纲领里；而从实际行动来看，更明确的则是“利用行政力量重塑经济”的倾向、甚至对行政力量的运用“毫不自制”的风格。

也因而，最近金融市场交易“美国例外论”的退潮，不仅是对经济的现实压力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更内化了对美国将要推进“调结构”的深层担忧——无论就经济还是政治而言，这都是一个未知水域。

“调结构”是一件期限错配的事情，首先兑现的往往是压力：比如关税带来的一次性通胀，可能的衰退压力、金融市场的下跌、福利体系的衰减和就业问题……但长期的好处呢？制造业的回流，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可持续的福祉……但这些目前来看，似乎只是政治家的承诺。试问，如果一切这些都没有发生呢？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特朗普政治资本，而目之所及的一个压力点就是中期选举。毕竟，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只是边际，若中选出现波动，特朗普是否可能被政治制度“束缚手脚”？无疑，白宫也深知这一点，为了实现对美国“大循环”的再造，政治上的改造将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我想，人们不会忘记2021年的国会山暴行，这或许不会是孤例，而只是一次初始的压力测试。我们或许可以说：“戒断霸权”的美国仍然会是个大国，而它“例外性”的下降，也或许会让它走向长期里每一个大国都走过的路。

最后，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既然秩序出现了真空，那么中国是否有机会构建“美式霸权”呢？答案大概是否定的。从经济逻辑出发的论点显而易见：除非做出巨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国无法成为一个全球性贸易赤字国，也因而无法构建一个基于“双赤字”的经济霸权。在意愿之前，这是一个能力问题。更何况，美国从其霸权模式中的撤退已有先例，中国若要有所建构，也必将是另一种形态。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无论何种霸权总会撞到自己的限度，只是形式有所不同：

• 以货币和金融权力为基础的霸权，对应了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和特里芬难题，美国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 以制造业为基础的霸权，当然也有其限度。这正是在美国之前的“帝国主义”的故事——打开市场的冲动始终存在，但维持市场的成本可能巨大无比，最终超过其收益，以至于引发激烈的冲突、或和平地分手；

  
  

• 而更早前的前现代，在缺乏全球性霸权的情况下，霸权更多的形态是以军事力量或文化和政治向心力维持的区域性霸权——它们更像是“正在形成的国家”，成功者实现了将国际秩序内化为国内秩序的转变，而失败者的结局则是重归破碎。这些故事从公元前到19世纪在全球各地反复发生，为霸权的演进提供了更长期的视角。

  
  

比较以上三个模式，金融霸权或许是其中最温和的，但仍然免不了撞到自己的界限。所以，或许我们应该考虑“霸权”的内含：秩序的主导力量，是否必然需要攫取、强制、胁迫？或许霸权的内在矛盾正在于“霸”字——它们总是失于没有主动约束和节制，半是主动半是被动地走向滥用，而这正是秩序的砒霜。

回过头来，或许世界最终需要“告别霸权”——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普遍正向激励的合作体系。当然，这种说法是相当单薄且理想主义的，但我想指出的是：当旧秩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后退的时候，“道”和“术”同样重要，对新的建构的思考更应迫在眉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野有枯荣，作者：青野Tsing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