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李嘉诚出售港口？

最近全球媒体都非常关注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集团”），向美国金融机构贝莱德集团打包出口海外港口一事。笔者不赞同国内一些自媒体大骂李嘉诚是“卖国贼”、“汉奸”、“老而不死是为贼”、“殖民主义代理人”、“向主子献跪”。

中国人每逢有不同意见，喜欢用大字报语言骂街，一下子给人家扣上一个道德、政治制高点的帽子，话就没法说了。有不同意见，必须要讲事实、讲理，否则就没法讨论，只能吵架了。

不过笔者也不同意最近一些人把这件事简单化解读，脱离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替李嘉诚的企业无限讲好话的那些言论。本文仅从巴拿马港口出售事件背后的更多信息出发，丢掉那些高谈阔论，回到国际经济竞争较量本身去分析这件事。

笔者首先介绍一下和记港口在全球的业务和交易内容。李嘉诚于1979年联合汇丰收购和记黄埔，开始涉足航运，并且于1994 年正式成立和记港口专门管理其全球航运网络。截至2023年，和记港口在全球24个国家拥有53个港口，每年货物吐量达 8210 万个标准货柜，是全球第六大航运公司，也是最大的私营航运公司，中国的航运王国和制造业王国地位，相当大程度依赖中远、招商局、和记港口的全球港口网络布局。

1997年，和记港口获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尔港的25年运营权，在2021年即将期满的时候，又获得了25年的运营权。这样巴拿马运河的五大港口中，有4个归华人资本运营，分别隶属于和记港口、台湾长荣和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美国企业只控制曼萨尼约码头，所以特朗普说巴拿马运河被中国控制了。

而这次和记港口，以228亿美元的价格把其境外港口业务全部卖掉，共包括 23 个国家的 43 个港口、199 个泊位，此后仅保留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码头。 通过这次交易，贝莱德将控制全球约10.4%的集装箱码头吞吐量，跻身于全球三大港口运营商，中国大陆与美国在巴拿马运河控制的港口数量对比，也从2:1变为0:3，中国在西半球的航运影响力和安全性将大受影响。

第一，关于和记港口和贝莱德交易背后的复杂政治背景。

现在刘梦熊及国内一些支持李嘉诚的人，其理由是和记港口的交易完全是商业行为，他们说“在商言商”、“商人无祖国”，不要把商业行为政治化，对和记的交易有质疑和批评，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其实这些人是把这个事情看的太简单了、太善良了，完全不了解、甚至是拒绝了解，这个交易的背后的复杂政治背景。

美国保守主义认为，美国丧失了经济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丧失了制造业和全球贸易网络控制权，所以，其MAGA计划和“2025计划”中，重构供应链和重构贸易网络控制权是核心内容组成部分。

特朗普上任后的关税战，提议对进港的中国船只加收最高至150万美元的额外关税，以及誓言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都是这个布局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通过重构关税体系，以及重建贸易-港口控制网络，增加中国的货物贸易成本，进而削弱中国最核心的经济竞争力。

再说买主贝莱德集团，贝莱德像很多华尔街金融机构一样，长期以来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被共和党视为眼中钉，特朗普上任之后，他们都面临很大的制裁压力。最近几个月，贝莱德集团不断向特朗普示好，退出了 ESG 和DEI计划，在意识形态上向保守主义靠拢。其收购巴拿马港口在内的全球港口网络，也是向特朗普示好的一个重要的实际行动，根据Bloomberg等媒体的报道，其CEO Larry Fink在做这项交易之前，就给特朗普打来电话，进行汇报。

特朗普于3月5日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讲时，高调地宣称贝莱德和和记港口的交易，标志着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迈出重要一步。所以，我们能说这完全是一个商业交易吗？美国企业就是完全在商言商吗？这个事情背后没有美国政府的背景吗？

基于贝莱德的“良好表现”，根据路透社的标题为《Republican officials rethink BlackRock bans after Panama port deal》（巴拿马港口交易之后，共和党高官开始重新思考解除贝莱德禁令）的报道，一些共和党领导的州重新开始允许让该机构管理养老基金或国库基金，因为这项业务占贝莱德管理的基金总额一半以上，共和党的这项制裁，根本上影响了这家机构的生存。

所以，贝莱德收购一事，从美国一方来讲，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政治色彩极强的一个交易，会对中美全球贸易影响力产生此消彼长的冲击，特朗普及美国媒体从来不隐晦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却非要说这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政府和民众的质疑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呢？

第二，李嘉诚及长和集团无可非议？

长和集团从90年代起就加大在内地的业务开拓力度，遍及地产、酒店、零售和港口，由于李嘉诚是香港首富，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关乎香港过渡期的稳定，所以，中央对其在内地的商业非常照顾。

以北京为例，其旗下的东方广场，门牌号是东长安街一号，位于北京最核心的王府井商业区，占地面积达10万平米、建筑面积达80万平方米，是长安街沿线最大单体建筑。大家都知道长安街沿线都是中央部委和央企、国有银行总部，任何一个建筑背后都有深刻政治内涵，一个港资企业能够得到如此大的地块，肯定是得到了政策垂青。李嘉诚在上海先后开发的陆家嘴东方汇经中心、世纪汇等也都处于核心位置。

从1997年至2014年大批抛售内地资产之前，内地逐渐成为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营业额最主要来源，占据其营业额一半以上，更是其利润主要来源。正是基于在内地得到的某种程度特殊政策，长江实业净资产从709亿港元增长到了4060亿港元，增长了4.72倍，而香港的GDP仅增长了不到一倍，这固然跟李氏父子商业才能有关，但是更大程度是因为搭了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央优惠性政策的便车。

所以，从中央的角度讲，李嘉诚做事并不讲道义，他只愿意与国家同甘，不愿意共苦，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并不愿意来承担风险，并且这个风险对于长和集团并不是太大，因为和记港口的业务只在李嘉诚商业版图中占的份额不过3.5%左右，远远低于华为接受美国制裁的风险。从这个层面讲，李嘉诚是缺乏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义的。

另外，单从内地商业经营层面讲，李嘉诚也不乏有各种违背道德的、唯利是图的行为。比如他最擅长囤地、捂盘不开发，把在香港赚足了平民血汗钱的那一套，又复制到内地。

以和记黄埔在北京东四环姚家园高端住宅区项目为例，2001年，该公司以大致 1750元/平方米价格，拿下了40万平米的住宅建设用地，约定2006年底开发完成。不过，事实情况是，和记黄埔直到2024年才完成这个地块的开放，最后一期楼房售价已经达到 7.6万元/平方米，溢价超过40倍（详情可参阅21世纪经济报道的《长和系的土地生意经：从“囤地”到套现离场》）。

讲这个故事，只是说明一下李嘉诚的经商逻辑。他出售港口当然也可以说是商业行为，但是他的确是不愿意对社会有自我牺牲的人，长和这家对商业利益最大化看的太重，一个企业不能不讲利润，但是只讲利润也是有问题的。

第三，现实主义国际竞争中企业的角色问题。

有人会说，你这么讲，长和的损失由谁来负担？让企业做牺牲品、冤大头？笔者之前已经说了，长和海外港口业务只占不到4%，完全可以承受这个损失，并且它之前从内地的获利，远远大于这个损失。

（港口只占长和集团业务中一小部分，图片来源：财联社）

另外不得不说，当世界到了只讲实力和利益的阶段，国际竞争也是需要本国企业做配合的，美国制裁中国、限制出口，英特尔利益没有损失吗？但是它要配合，美国的企业都要违背市场和法律的原则进行配合。中国与美国竞争，自然也需要中国的企业去配合，这几年中美经济竞争的结果也表明，最大的风险不在于斗争，而是可能在于妥协，妥协退让是没有止境的，妥协也不会获得对手的尊重和怜悯。

第四，经济民族主义回潮的时代，“商人无祖国”只能是一种幻想。

在新自由主义大繁荣的时代，也曾经流行“资本无祖国”、“技术无祖国”、“商业无祖国”的说法，这当然是基于一种理想化的设计：在大家都遵循理性规则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是，这种理想似乎即使在全球化最高峰的时期，就没有实现过，商业被不断政治化，市场竞争不断被与人权、宗教、意识形态等不断挂钩，但是人权、宗教、意识形态的标准却是浮动的，可以被不同人群自由发挥的，并且对于同一群人来说，不同历史时代，标准也截然不同的。

尤其是到了特朗普主义兴起以后，资本、技术、商业的民族主义属性越来越强，美国企业是否可以对一个国家自由进行投资？可以自由进行技术出口吗？美国国会不会审查吗？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白宫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几千种禁令吗？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在美国开展投资吗？任何金额大一点的收购案，不会遭到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理由审查吗？“商人无国”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当初最高调宣扬经济自由化的国度。

因此，李嘉诚事件背后的舆论也折射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仍旧沉浸在过去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的叙事中，忽略了全球竞争的复杂性，忽略了经济科技竞争向民族主义回归的现实，拿过去的标尺衡量现在的事情，当然会得出错误的测量结果。对美国企业有祖国漠视不管，却要求中国企业无祖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作者：BJ王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