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赛纶之死：以“恋爱”为名的联合绞杀

2月16日，韩国女演员金赛纶被发现在家中自杀去世。25岁，人生落幕。

她曾是一名高产的童星，与同期的金裕贞、金所炫并称为“三金”，前途一片光明。十几岁就与元斌、裴斗娜等大牌演员合作，拥有忠武路作品。

《大叔》

2022年发生酒驾事件后，她背负债务，失去工作，演艺生涯近乎终结。此后的几年，金赛纶被拍到在咖啡店打工还债，被舆论群嘲“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怀疑是作秀”。

死亡24天后，金赛纶再次登上热搜。

遗属通过“横竖研究所”曝光了公司Gold Medalist数次逼迫死者赔偿经济损失的邮件，以及演员金秀贤从金赛纶15岁开始，与她交往6年的证据，表示希望得到相关人士的承认和道歉。

从崔雪莉、具荷拉、金钟铉、文彬到金赛纶，韩国娱乐业自杀事件频发，这促使人们反思整个系统运作的剥削性。

自杀常被认为是一个人“抑郁”的结果，但自杀也是社会性问题。

金赛纶极端选择背后，韩国是世界上年轻人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韩国，每半小时就有一起自杀事件。自杀是韩国10～39岁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也是40～5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的驱力是社会性的而非心理性的。自杀的社会驱力包括：社会规范、社会结构崩溃、经济危机、致命手段的易获得性以及精神卫生服务的可及性（Turecki等，2019）。

一项研究指出：韩国的文化特征，与IPTS（The Interperson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uicide，自杀的人际心理学理论）所确定的自杀行为结构具有多个重叠。

意为：韩国社会所具备的某些“文化特征”，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自杀（Kim，2010），包括极端主义、二元对立，以及共识的消失。

“深渊文化”：韩娱明星的社会性埋葬

当金赛纶被曝酒驾后，她的名声一落千丈，几乎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

有韩媒认为，正是韩国社会的“深渊文化”，把死者逼入了绝境。

深渊文化指，明星一旦陷入争议，她往往会被深扒个人历史，遭到无孔不入的舆论攻击，遭遇社会性埋葬的现象（女明星更是如此）。

社会学教授全尚钦认为，大众似乎乐于对某些人实施“社会绞杀式的惩罚”。因为明星是合适的情感宣泄对象，他们无法反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强大的企业和政客会采取法律或经济手段进行报复”。

明星犯了错误，舆论指责很正常。但当批判变成“社会层面的过度绞杀”时——这种指责本身意味着什么，就变成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与此同时，韩国娱乐业的高压之处还表现在：明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想什么，一举一动都遭到严苛的凝视。

比如：明星不可以公开表达支持女性主义。

演员孙娜恩曾被迫为手机壳上印有“Girls can do anything（女孩可以做任何事）”的字样而道歉。遭遇网暴后，她删除了这张照片。

对女明星来说，比起政治倾向，“食量”是更敏感的话题。

itzy成员彩领曾向主持人李英智提问：你暴食过吗？（指吃完一整袋薯片）——引发网友震惊：知道女明星吃得少，但不知道会到这个地步。

aespa成员Karina自曝一顿可以吃掉一碗炸酱面（已经是属于idol中很能吃的类型）。

为此，她必须实行严格的身材管理，每天称体重。如果当日超过规定重量，当日就会减掉——比如裹着羽绒服或出汗服跑4个小时。

极致的自我管理背后，是显微镜般的公众凝视。

她们需要吃东西很香，但不可以胖。不能说自己没胃口，也不能只吃了一点点但被发现（只吃了一点点）。

既要真实，又不要太真实。韩国演艺界作为大众玩味和被物化的情绪出口，长久以来是一个双重束缚的母体环境，孕育大量的精神分裂风险。

名人生活在镜头的严苛审视中，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成功”拥有极为单一的定义

韩国是高度竞争的学历社会和人脉社会，一考定终身。与此同时，人们通过裙带关系、聚餐和校友会形成人脉和情报网，资源向权势者聚集。

学生竞争压力极大，睡得少是真的。高考生中流行一个“四当五落”说法，即每天睡四小时会考上名门大学，睡五个小时就会落榜。

依靠冰美式和各种抗疲劳饮料，韩国人“进化”掉了睡眠。根据韩国疾病厅的数据，2019年，韩国初高中生每周饮用高咖啡因饮料3次或更多次的比例达12.2%。有30%饮用高咖啡因饮料的青少年称，他们每天饮用超过3瓶。

在纪录片《学习的背叛》中，还有人通过少吃饭、少喝水，“进化”掉了上厕所的时间。

社会过于关注一个人的成功，是自杀的风险要素。

更危险的是，当“成功”拥有极为单一的定义（通常指金钱或社会地位）时，人们需要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出人头地，压抑想要获得幸福的感情。

在韩国，最被认可的职业有三种：医生、律师、教授。最让普通人抢破头的工作是：大企业和公务员。（PS：韩国7～9级的高等公务员的录取通过率低至2%）

有人输血保持注意力兴奋；有人在子宫中放入避孕器，保持无月经状态《善意的竞争》

这种高压的竞争状态，往往会加剧自杀的另一个风险因素：失业。

一些特定的情感体验，会加剧失业所致的自杀风险。

在自杀的人际心理学理论中，自杀的欲望由两种情感组成。

• 归属感受挫：缺乏归属感，孤独，与周围群体缺乏足够的互惠关系。

• 负担感：自我憎恨，认为自己对重要他人来说是一种负担。

单一的情感体验可以预测“被动自杀意念”（要是死了就好了）；当一个人同时具备以上两种感觉，并认为这种感觉稳定不变（即产生绝望），可以预测“主动自杀意念”（我想自杀）。

Yoo和Son等人认为，韩国人更可能因为失业而承担压力。因为他们已经在教育中投入了巨大经济和时间成本，自己会成为重要他人（比如父母、伴侣）的负担。

贫困被认为是“个人责任”

多年前，我去韩国企业面试时，常常会遭遇一个极具“文化特色”的问题：

你的“家庭经济背景”如何，是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很多韩文的简历模版中甚至就有这一条）

听起来非常冒犯。但在特定语境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冒犯。

韩国社会是财阀经济体，贫富差距极大。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些大家族手中（一个家族可以同时控制着电子产品、媒体、医院、学校）并代代相传。

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可以让对方快速判断你是谁，过着怎样的人生——这意味着，韩国社会已经基本没有阶级上升通道。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条件不利，仍然是自杀的强大风险因素。

基于分层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较低、农村居住、地域贫困、收入较低和离婚率（Park等，2006）与韩国较高的自杀率有关。

韩国是集体主义社会。相对于个人主义来说，集体主义文化特征中的人倾向于消极的自我评价。贫困者更可能会错误地将贫困、失业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向内归因），而忽视结构性压迫。

如女性团体活动家河马所说：贫困不仅仅意味着经济财富的剥夺，贫困以非常多样化的方式出现，限制了人类发挥自身潜力的能力。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

如果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会很难从结构层面认知到贫困，认为“贫困是我的责任”“这一切皆是因为我的无能”。

《思想验证区域》

“社会性厌女”

韩国是性别平等最差的国家之一。《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韩国的性别平等指数为0.68，仍然处于全球下游水平。

公然消费、物化女性是系统性问题。

2016年，以10几岁女孩为选拔对象的韩国综艺《创造101》节目制作人称，制作这档节目的初衷是：“一部给男性看的健康A片”。

“创造101是健康的A片”——2016年，“老登”这样发言

从Deepfake色情犯罪、N号房事件，到娱乐工业生产线上未成年练习生千篇一律的挑逗表情，都是韩国社会厌女症的缩影。

对未成年人的“性化”，和对成年女性的“矮化（认为她们的能力不如男性）”，是“厌女症”的一体两面。

韩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极端性别歧视性。女性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29%（并且差距已经在缩小了）。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间，女性劳动的参与率一直在稳步提高（从1975年的40.4%上升到2005年的50.0%，而男性为77.4%～74.4%）（韩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然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不稳定的工作。

在工作保障、工作条件和福利保障方面明显处于劣势（Kim等，2008）。“贫困女性化”在韩国已成为现实（Seok，2003）。

我的朋友A在韩国大企业（某电子零件制造商）上班，男女比例9:1。与她有竞争关系的男同事，曾无来由地在公开场合向她提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

这是公开的挑衅和歧视。

在韩国，人们默认已婚女性会在生小孩后回归家庭，以此被从重要岗位的候选中排除。而这样的压迫，只是A在数十年的工作中所遭遇过不计其数的瞬间之一。

难以想象，直到去年夏天，一名首尔市议员还将男性自杀的原因归咎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减少了男性的工作机会，也让他们更难找到愿意结婚的女性”。

“韩国男人自杀率高的责任在于女人”——2024年，“老登”仍然这样发言

一名韩国妇女工会成员对此发表评论：这种观念，足以体现韩国社会“厌女症”的普遍程度。

家庭内部价值观割裂，加速“社会失范”

涂尔干的自杀理论认为，社会失范会导致自杀率上升。

社会失范”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社会混乱失序，现有的制度或规范不再能对人们进行有效约束，人们在行为上不再秉持共同的价值观，共识被消解的状态。

这里需要了解一个韩国的独特政治经济背景：

韩国在从贫穷农业社会到先进工业经济体的过程中，经历了剧烈的经济转型和产业调整，而用时不到半个世纪——这意味着，大多数韩国人的工作、吃穿住行、教育、文化思潮都会发生异常频繁的变化，而这一切都在两三代人之间发生。

一个冷知识：韩国只比刘晓庆大两岁。

文化研究者Ben Park（2012）认为，当旧的价值观变得模糊，新的价值观却未被接受——这会导致一种集体层面的“文化矛盾”，让人们对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没有清晰的认知。

“韩国在宏观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范国家，这是一种在社会成员中造成严重心理困扰的状况，会造成人际之间的紧张”，Ben Park说。

韩综《我独自生活》曾拍摄一位男嘉宾金大浩回家过节的场景：

在大家族几十口人的祭祀活动中，女性承担了大多数辛苦的食物准备工作。金大浩的姑姑、妈妈、嫂嫂们从前一天就开始准备煎饼。妈妈说：光排骨就收拾了5个小时。

主持人锐评：“大浩呀，这期播完没人敢跟你结婚啦，准备好单一辈子身吧！”

喜剧剥开都是悲剧。这个充满幽默感的画面，是“新旧交替”中人们价值观割裂的一个缩影。

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指出：

老一辈秉持“工具家庭主义”的意识形态，家庭是个人“迈向成功”的容器。这是因为在动荡的20世纪，传统秩序瓦解，韩国人只能依靠家庭来寻求自我庇护。“家庭倾向于牺牲正常的生活质量，以保障成员在社会上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牺牲品。

年轻人秉持“情感家庭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夫妻关系的优先级置于其他关系之上。这是因为年轻一代成长于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工作对人的剥削和异化中，他们期望家庭可以为自己提供心理缓冲，有一个“情感上的庇护所”。

新与旧的交替常常就发生在一两代人之间。极速的社会变化，将滋生难以调解的代际冲突。

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缩影，被迫承载了大多本该缓慢消化、慢慢融合的功能和情绪。人们在内部价值体系中被割裂，在情感上缺乏归属，在人际关系里又感到生疏。

张庆燮认为，“整个社会、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要同时维护各种不同的家庭意识形态，过着复杂而焦躁的生活”。这一切，可能加速社会失范的发生，成为自杀的风险要素。

写在最后

韩国娱乐业自杀事件频发，只是年轻人面临激烈社会竞争时所承受压力和紧张的一个侧影。

如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助理教授罗钟浩所言：“名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必须时刻表现出无可挑剔的样子，一旦犯错或落后，就会被无情淘汰，无法翻身。韩国社会本身已经变成一场巨大的鱿鱼游戏”。

生活如此艰难，到处都是错误答案。

人们难以直视金赛纶的死。这是因为，一旦直视自杀的社会性要素，人们会发现自己也身处其中。

参考文献

Park Y，Baik SY，Kim HS，Lee SH.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terperson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n Suicide Research in Korea.Psychiatry Investig.2017 Nov;14(6):713-718.DOI：10.4306/pi.2017.14.6.713

Kim，Agnus M..(2020).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suicide rates in Korea.Psychiatry Research，284()，112745–.DOI：10.1016/j.psychres.2020.112745

Park，B.B.(2012).Cultural ambivalence and suicide rates in South Korea.In E.Colucci，&D.Lester(Eds.)，Suicide and culture: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pp.237-262).Massachusetts:Hogrefe Publishing

An，S.，Lee，H.，Lee，J.，&Kang，S.(2022).Social stigma of suicide in South Korea:A cultural perspective.Death Studies，47(3)，259–267.DOI：10.1080/07481187.2022.2051096

Myoung-Hee Kim;Kyunghee Jung-Choi;Hee-Jin Jun;Ichiro Kawachi.(2010).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suicidal ideation，parasuicides，and completed suicides in South Korea.，70(8)，1254–1261.DOI：0.1016/j.socscimed.2010.01.004

[韩]张庆燮，司炳月/孙彤彤（译），《压缩现代性的韩国》，2024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시사저널：“찍히면끝난다”한국의나락문화…故김새론이남긴과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