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教科书的职业教育探索

第一次站上讲台前，门老师控制不住地紧张。她摘掉眼镜，用眼前的模糊缓解内心的不安：“只要看不清就不怕了。”

相似的，怀着忐忑的心情，同为职业教育新手老师的小罗开始了她的第一节“大学课堂”。与学生保持的“默契的好奇”给了她信心，小罗踌躇满志地期待在职业教育领域“大干一场”。但她很快发现，学生们很少显露出学习的欲望，校园里培训制度、管理制度中的种种缺陷也令她倍感彷徨。

“之前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脱不下的孔乙己的长衫。我觉得职业教育可以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在小罗眼中，职教学生“长衫”更容易脱下，如果学生们能在毕业后有更多成就，或许能改变社会学历至上的刻板印象。

然而，在现实中，职校生在短期内仍然难逃鄙视链。无论是从薪资、面试招聘还是社会认同等方面，职校生仍然是社会上不被重视的一方。怀揣着教育理想的新人教师们尝试改变，但在变革的洪流中，仍在被浪潮裹挟、拍打。

水土不服

进入家乡附近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任教前，小罗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她在边远的村落教过基础相对薄弱的初中生，也在硕士毕业后在市重点高中指导过优等生。在大学期间，她曾在一所乡村职校短期支教，那也是她首次以教师的身份接触职校的学生。

然而，在面对如今任教的职校的学生时，经验丰富的她依然有些手足无措。

绊住她的首先是教材。与非职业教育不同，职教教材只需符合《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的规定，各大职校有权自主编纂部分科目的校本教材。小罗解释说，因为不同地区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自编教材更能考虑到不同院校学生的知识基础，且能与专业所对应的产业同时更新，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但这一规定实践起来并不理想。不同于普通本科教育，职校更注重学生技术与实践培养。“他们更需要这一门技能，这些技能是要为他们将来生存服务的。”小罗解释道。实际上，来自另一所职校并负责物联网课程的小生老师表示，自编教材和本科院校的教材较为相似，只是理论较为简单，实践需求并未得到满足。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很多职校会将部分职业领域的技能大师直接招聘为讲师。但在学校的教学安排下，老师们也只能在教室中讲道理，少有机会安排学生亲身实践。更多时候，学生们坐在教室中，翻着老学长传了几届的课本，读着过时的内容，空想着如何操作。“这样下来很难确保教学与实践接轨。”小生老师无奈说道。

升入大二后，学生便要开始在外实习。大二的小雪谈及面试时回忆道，“对方（面试官）更加关注我实践能力怎么样。”然而，最需为学生实践能力打下基础的校园作用却是十分有限，“我们基本是利用假期时间去实习，学校内一般没有什么机会（实践）的。”小雪说。

小罗老师开设的是公共语文课程。尽管与小生老师教授的专业课课程性质不同，她也在为教学所困扰。

备课时，小罗便发现，教材内容多有小学及初中课本中已出现的文章。果不其然，在上课时，与讲台上自己的热情洋溢不同，她明显感受到台下学生普遍的疲倦神游。她叫来部分同学，从学生口中得到了“这些内容我们早就听过、看过了”的反馈。

小罗的热情并没有被浇灭。相反的，她更用功备课，尝试将旧内容讲得有趣些，尽可能在课堂上抢回学生的注意力。然而，当她再次从黑板前期待地回眸，扫视过安静沉闷的教室，依旧只能看到几片头顶，或者映出手机荧光屏幕的半张脸——高昂的讲课声难以掩盖她此刻内心的挫败。

“只讲这些东西我会觉得对不起他们。”抛开挫败感，还有层层的责任感压向小罗的内心——我能不能真正讲点对学生有用的？

期末考核拦在她与理想课堂之间。由于小罗所教授的课程是一门公共课，考核由多名开设此课程的老师共同出卷。因此，若她授课时丢弃考纲内的内容，学生们所掌握的内容便难以应付考试，这对她的学生不公平；但就因她一人的拓展去改变整体题目，又会对其他班级的同学不公平。

她逐渐发现，理想的教学状态和现实情况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原本构建好的教学内容全部被打乱。初来乍到，老师们或许紧张、兴奋。随着困难浮出水面，他们后知后觉，自己的理想“水土不服”了。

如何度过不麻木的一生？

“我没有去过职校，也没有上过职校。这些学生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群体。”学生情况的特殊性，是小生“水土不服”的原因之一。

大多数人对职校的印象停留在技校与大专。《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教育分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以下简称中职、高职）。通俗来讲，人们印象中的职高、中专、技工院校，包括一些开设专升本招生的本科学校也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

职校也有民办与公办之分。公办职校由政府出资兴办和管理；企业、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开办的学校，即为民办职校。无论是民办还是公办，大部分学生都需要通过考试升学来获取入学资格。

在中职与高职两个层级下，中职以中考成绩为主要录取依据，辅以少量单招名额；高职则通过普通高考、高职单招或中职对口招生（仅限中职毕业生）三种渠道选拔。

职校生的升学路径较为多元。一般情况下，除艺术体育特长生外，学生可选择对口招生考试、高职单招或直接参加普通高考进行升学。其中较为特殊的是五年制高职（“3+2”学制），这类项目实行中高职贯通培养，学生毕业即可获取全日制大专文凭。此外，中职阶段在省级以上技能竞赛中获奖者，还可通过免试政策直升高职院校。

普高与职校生升学路径，图源小红书@张老师讲中考

相较于考入普高或普通本科的学生，被分流到职校的学生经常被视作失败且顽劣的差等生。但在小生看来，职校环境并不像网络上流传的那般混乱：“大部分学生很乖，就是一个正常的大学生。”小罗也为积极向上的学生感到欣慰，“有学生和我说，她觉得自己都听懂了，有一种学霸的感觉。”

不过，相处时间长了，一些学生的不良习惯逐渐暴露——有人上课途中随意接打电话，或者打断课堂和老师开不合时宜的玩笑。小罗提到，她经常能在教室看到公共课桌塞满了吃剩下的食品塑料袋，天气冷的时候，学生们习惯将棉衣一股脑塞进有零食油渣残余的桌洞，空气中混杂着刺激性食物的味道和学生身上焐出的汗腥气。

面对这群生活习惯较差与纪律松散的学生，学校选择用制度铸起规则的铜墙铁壁。小雪提到，无论在职业高中还是大专，她都被严格查寝、收手机，还需要按时上晚自习、按照时间表跑操，一些学校甚至对学生出入校园的权利进行限制。“有时候我们周末时候想出校外聚餐放松，还得掐着时间回来点到。”目前已经大二的职校学生小雪无奈道。

但这些管控措施只能约束到本就乖巧的学生，一些学生并不在乎校方的惩罚，他们或是家中早有安排出路，或是做了直接就业的决定。在职校的选拔规则之外，他们早就确定了未来的道路。

“他们想得很直接，我问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回答）就是能赚多少钱。”小罗说。并且“从经济条件来讲，（职校）也有很多的学生的家境都支撑不起他们再读下去。”当深造无法给这部分学生带来价值时，他们自然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并非所有学生都有放弃学业的果断，绝大多数学生仍然只有通过学习，才能靠近更好的未来。所以，他们从职高时期就需努力提分，争取少之又少的本科名额；进入专科学校的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计划着专升本。

小雪的父母想得远一些。“他们自己吃过没文化的亏。”小雪解释道，父母希望自己通过教育改变认知与未来，“都觉得懂点知识挺好，我无论就业还是专升本他们也都答应，我觉得确实多读点书也不是什么坏事。”小雪说。

小雪是一所县中公办职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她的专业里，学生除去语数英等常规文化课的学习，还需要掌握音乐、舞蹈、美术、婴幼儿心理教育等应用技能。职高时期，小雪便开始焦虑本专业的就业行情，她完全做好了如果“考不上本科就专升本”的打算。

“为了上个好点的大学，我也是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从早学到晚。”小雪提到，从读职高开始，她就在极大的压力下过着很“卷”的生活。经历无数个熄灯后被窝中的“夜战”后，她意识到生活没有预期中的“完全自由”，如果想要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就得接受被压力和焦虑裹挟的生活。

升入大学，本该是休息日的周六，小雪还是早早背着书包到了琴房。根据她的经验，如果再迟到一段时间，今天的练琴机会又会被别人占去。“感觉又给自己找了个高中上。”小雪叹气道。

小雪寒假期间参加支教活动，图源受访者

看到这些后，小罗重新思考着自己的教育理念。“我们确实有部分不认识字的孩子，我希望他以后不是一个文盲。”小罗说，“但我又希望他不仅仅不是文盲。”除了知识外，小罗也希望给他们带来变得成熟的机会，无论是否继续深造，都能构筑起工作必需的、解决问题的基础思维。

她想要的不只是学生的成绩。小罗目前负责着智慧矿业专业班级的语文课程，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矿井就业，年薪预计达20万元。不仅相较于同校其他专业，就是放在当下的就业市场上，这一薪酬已然颇为可观。

随着教学深入，小罗意识到，这份工作对学生在校习得的知识要求并不高。于是，她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除了终身在矿井中挖煤，或者在工业前线作为一线工人度过职业生涯，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学生在毕业时候拥有自我选择的机会，教会他们能够度过不麻木的一生？

“相处一年下来，我觉得学生思考的问题很现实。”小罗思考着学生们的内心想法，“他们会思考课程的功用性，也会想上这门课对我就业有没有帮助，读这些书的话我能赚多少钱。”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一节公共语文课给学生带来的经济收益几近于零，但小罗这样想：“语文课程上，你能看到很多人的人生起起伏伏。课本说倒霉就是人生的常态，我们也能从课本看到其他人怎样克服这样的倒霉，怎么从不顺利中获得一点幸福。”她概括着语文课本上的内容继续说道，“我觉得我想教给他们的就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

披着大学外衣的高中

小生坚持：“职校也是学校，应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只不过教学方式与之前不一样。”遗憾的是，由于师资的短缺，教学并不是他工作中的唯一内容，他的精力被分散到学生管理工作当中。

根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布的相关报告，民办职业学校存在生源危机严重、办学经费短缺、制度建设滞后、师资力量薄弱、社会歧视严重等问题。这两年，多所民办学校“爆雷”，出资人跑路，只留下未毕业的在校生和突然失业的教职工；还在运转的学校中，老师们被挤在生活压力与学生期待的缝隙间，忧心忡忡。

同样想一心投入到教学中去的门老师在工作中感觉自己被“孤立”。她所在的学校面临着行政岗位人员缺失、学科资源匮乏等问题。同时，校内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很多在职时间长的教师并不注重课堂，上课只是简单地复读幻灯片内容；更有一些老师仅仅把职校任职经历当作跳板，积累经验后便跳槽了。

“今天学校给我算了五险一金。我们是一所私立的新学校，缴纳的五险一金是最低档，发的津贴也是最低档。”门老师和同事们的各种待遇得不到担保。同时，作为一名年轻女性，门老师计算发现产假的“入不敷出”——产假期间的收入只有办事处发来的津贴，不足以覆盖五险一金的费用，这让她对生育成本恐惧：“如果我请假去生孩子，还要倒贴792.34块钱。”

即使本职工作是讲师，由于学校人手的匮乏，门老师还需要同时兼任助教、心理咨询师、寝室管理员，更承担了大学往往单独招聘专职人员的辅导员职责。身心劳累和低微待遇的双重压力令她萌生离开的念头，“现在是一点也干不下去了。”她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

公立学校的校园体系建设也并不完善，有很多在政策扶持下新修建的学校，正面临着辅导员缺乏、讲师身兼多职、设备陈旧、校园管理方式严苛等问题。小罗也感到困惑，似乎自己所在的大学更像是一个“披着大学外衣的高中”。

根据教育部2017年修订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高等学校应按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但小罗和小生任教的学校并没能达到这个标准。她大致总结了学校缺少辅导员的原因：职校环境复杂，很多学生的生活习惯较差，管理压力大；同时考虑到辅导员的月薪低微，这份工作几乎无人问津。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六条规定，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无人负责的工作只能塞到教师手中。“一个新来的教师除了教学任务，也需要负责一些行政、后勤，甚至安保等方面的工作。”小生目前被委任为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他无奈地说：“有时真的挺累的，教学压力很大，学生问题也不少。”

任职过程中，他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的心理问题。“我的班上有很多同学有抑郁心理。”小生说。他也提到，由于心理辅导员的缺乏，学校只能把定期的心理访谈工作交由班主任和辅导员共同负责。但当他深入访谈学生时发现，学生的防备心理极强，不敢对班主任敞开心扉，这令他无奈又烦躁。小生坦言：“我只是班主任，其实我感觉不到这样的访谈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什么特别的作用。”

再者，是教师培训资源的紧缺。门老师的学校会在教师第一堂课前进行培训，叮嘱老师教学细节；小生所在的学校有“老人带新人”的制度：“有些老导师会很认真负责教你很多东西，有时候如果你关注的内容和他们相同，他们也会主动帮助你，就可以很快速地成长。”作为新人，他们是“幸运”的。

小生旁听老教师讲课，图源受访者

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健全的教师培养体系，相较之下，小罗的学校只会偶尔组织一些培训讲座。这些培训缺乏连续性，校方鲜少进行主题和内容的规划，故而每次精致包装的培训内容总有与上次讲座重复的部分，这也导致许多参加培训的老师只是签个到就匆匆离开。

小罗调侃道自己是在讲座的“夹缝”中努力接住随机掉落的答案。“我是满载希望而去，垂头而归，（知识）袋子空荡荡地回来了。”

于是老师们开始探索自主学习的方法。小生尝试过听慕课，但他很快发现学生的实际水平无法达到慕课的水平要求，网上学到的教学技巧并不能直接套用。小罗则尝试去旁听老教师讲课，却被任课老师怀疑自己“是不是对他有意见”。她转而求助于一些与职业教育挂钩的书，比如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可由于情况差异，黄灯的经验在她这里行不通。

在不断试错中，老师们意识到：不同的课堂无法以同一种方式呈现，学校的内部运行也不能完全模仿他人——成功案例不是参考答案，教育本身就是一场没有教科书的探索过程。

刺痛成茧的歧视

在小罗看来，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就业，职校学习因此更直接地满足就业需求。小罗所在的学校是市属学校，通过沟通协调，智慧矿业班级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与当地产业对接。“像矿井班的（学生）直接毕业也只是下矿做很苦很累的一线工人。”小雪说。类似的校企对接项目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但并不能保证工作环境良好。

“家里孩子考了职校，是会被当成议论对象的。”门老师谈到。即使是成功深造的优秀毕业生，也会被粗暴地打上“学术能力低下、个人性格乖僻、就业前景不佳”的标签，这些刻板印象围绕着他们的未来。

这样的歧视在求职时更直观地以“第一学历歧视”的形式呈现。一些用人单位不优先考虑学生有能力或是否符合岗位需求，而是根据应聘者的第一学历进行评价和筛选。尽管学生有着多段实习经验或者比赛奖项，也会因为自己“职校毕业”的身份而落选。小雪的高中班主任曾向她感叹过招聘的残酷，但转而表示理解：如果她是用人单位，还是最想要能力强同时学历高的学生。

在小罗看来，这种学历歧视源自义务教育阶段。一些学生因学业成绩不佳或性格顽皮，在进入职校前的求学过程中，便遭受不合理的惩罚与排挤，如因成绩落后被安排坐在教室后排，或因小事被斥为“害群之马”，久而久之，他们便自动带入这样的“失败者角色”。

小生老师也指出，职校学生并非没有学习能力，学习状态不佳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在初高中时期就已失去对学习的热情。长期以来，周边的人对职校学生学习能力存在歧视，进而引发了心态上的恶性循环：学生逐渐忽视教育的重要性，对说教产生抵触情绪……直至等到学生毕业，他们都未能成功扭转这一趋势。

“这种偏见，已经习惯成自然，刺痛到成茧。”小罗感叹道。当职校学生拿着丰富的简历或者更高的第二学历去应聘、被“职校毕业”的理由拒绝时，“失败者”的标签在此成为了滚烫的烙印，刺向他们好不容易生长出的骄傲自信。“这种伴随他们学生生涯的不被看好的感觉又会以‘第一学历歧视’的形态复现，再次刺痛他们。”小罗说。

或许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鼓励和社会认可度的提高，职校面临的偏见已经不像之前那般伤人。在小雪弟弟初三毕业季的家长会上，老师表达了学生选择职校的肯定；小雪的父母也认为，无论孩子选择去哪里读书，未来的发展都是看个人的修行，职校还是普高，都可以作为选择。

在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就读的小邬认为自己“和那些不是职校的同学走的不是一条赛道”，他坚信“只要努力，我们也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能打破传统认知的桎梏。在他看来，职校更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并且在学科设置上也有向实践技能上倾斜，他因此有自己的优势。

观念在悄然变化，很多学校也在做出改变。不同地区的不同院校仍在探索最适合各自的方式：许多学校开始实施像小生学校“青蓝工程”这样的老带新制度，旨在培养更合格的青年教师。更多学校开始增收辅导员，加强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关怀。各地设立的人才引进制度中，每年也会招聘新教师来弥补职位空缺，向职业教育灌输新血液。

学校对教师学历水平的要求也日益提升。小生老师提到，在他的学校，本科学历的教师入职后将不再享有编制待遇，学校更倾向于招收更多的博士生。因此，他发现许多老师脱产去读博了。

更根本的原因是职校开始重视科研成果。这让小生对新政策带来的职业发展机遇保持好奇，但也担心过高的科研要求反而会分散自己的教学精力。毕竟作为新人来讲，科研和教学似乎很难两全。不过这也为职校的老师提供了新的选择。小罗也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说不定会试着去做学术和科研。

“在职校当老师，其实很难从学生一端得到成就感。”小生老师坦诚地说，的确有学生在学科竞赛中摘得佳绩，还能产出科研成果。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学生在这方面资质平平，加之学校所能赋予的机遇和提供的科研平台数量较为有限，师生携手产出好作品的机会尤为稀少。

在这样的岔路口，小罗徘徊着，但仍旧选择向前。“我不敢做太多的评判，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这条路。既然还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了这条路，我也愿意为它努力得多一点。”她暂且抛开脑中不断涌出的职教困惑，存档今天备课的笔记照片，整理好桌子上的黑白文件，去参加下一场培训讲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罗、小生、门老师、小雪、小邬均为化名。）

参考：

【1】《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新背景下，民办职业院校发展现状、瓶颈及对策》

【2】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武大新视点 （ID：whuxinshidian），采访：刘馨潞、薛静迪、刘美言、龚郑豪，撰文：刘馨潞，编辑：瞿王烨、姚汶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