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啥喊你减肥？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

“国家喊你减肥了。”

最近，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公开呼吁公众做好体重管理，在网上引发热议。

根据官方报告，2020年我国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4.3%和16.4%，并呈逐年递增趋势。有研究预测，若该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成人、儿童超重肥胖率将大幅上涨至70.5%和31.8%。

谈到肥胖，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饮食和运动，这确实是影响体重的两大关键因素。但你也许不知道，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可能影响体重。

这种影响并非直接产生，而是通过环境影响人的行为，进而间接影响体重。比如，你的居住地附近高热量快餐店较多，那么你选择不健康食物的概率会增大，体重也有可能增加。

什么样的环境是“致胖环境”？环境对肥胖的影响有多大？如何通过城市规划降低肥胖率？我们找到三位对该话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解读体重变化背后不容忽视的环境因素。

一个现代化的慢性病：肥胖率和城镇化率高度正相关

超重和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脂肪肝等，甚至部分癌症也与体重异常有关。肥胖不仅对个人健康造成影响，也为整个医疗系统带来压力。

在中国，肥胖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慢性病。改革开放前，多数人仍在为温饱而奋斗，超重和肥胖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肥胖率逐渐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的超重和肥胖率由1992年的20.0%，上升至2020年的50.7%。在此期间，中国也在经历高速城镇化，城镇化率从1992年的27.46%上涨至2020年的63.89%。

如果用图表展示，肥胖率和城镇化率呈现高度正相关。

图片来源：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盛明洁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盛明洁分析，中国的城镇化率是世界范围内提升最快的，同时超重和肥胖水平也是提升最快的，到2020年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超重或肥胖。

“虽然城市化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但背后是生活方式的转变，这让人们日常的能量消耗变得更少。”

她提到，随着城镇化率提升，更多人从事城市类型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坐在办公室，而非体力劳动。城市化过程中，拥有小汽车的家庭变多，开车出行同样降低了体力消耗。

“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其实代表着居民饮食结构的‘西化’。”盛明洁表示，中国乡村此前是温饱型饮食结构，以谷物蔬菜为主，西方是富裕型饮食结构，红肉等高蛋白食物较多，城镇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而在乡村，肥胖率其实也在不断提高。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尹春发现，以前是城市的肥胖率增速高于乡村，但近年来乡村肥胖率增速已经超过了城市。

尹春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了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肥胖是其中的重要一点。根据他此前在上海崇明岛的调查，由于农业劳动机械化水平提升，以及大量土地外包，乡村人口的体力劳动已大幅减少。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孙斌栋提到，乡村人口密度低，公共交通不发达，反而私家车或电动自行车不少，机动化出行比例甚至比城市更高。

孙斌栋十多年前便开始研究城市环境与肥胖的关系。他认为，乡村人口的健康素养相对较低，高油高盐食物摄入较多，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肥胖率。

总的来说，肥胖在城市和乡村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但在环境更复杂的城市中，有更多外在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体重。

如果低密度社区是“食物荒漠”，那高密度社区就像“食物沼泽”

生活在城市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体重？

根据尹春的研究，城市建成区面积和社区密度是两个主要因素。城市扩张意味着公众的出行距离延长，更多倾向于使用机动化交通工具，相应肥胖的风险增加。

但社区密度对肥胖的影响相对比较复杂。所谓社区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人口、建筑、各类设施等数量，反映社区内的充实程度和拥挤状况。

尹春发现，社区密度对肥胖的影响呈U型关系。当社区密度很低时，提高密度可以降低肥胖风险，但密度高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增加肥胖风险。

他解释，低密度社区周围商业设施少，多数生活需求依赖机动化出行；当社区密度提高时，周围可能出现更多生鲜超市、银行等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圈，步行范围内即可解决大部分生活需求。

但是当密度进一步提高时，人均活动空间减少，拥挤的环境可能使大家不愿出门，而更加密集的商业设施也可能导致步行距离更短。

“高密社区楼下往往有很多小吃店，售卖炸鸡、炸土豆、奶茶等食物，而这些食物的吸引力又很大。如果说低密度社区是‘食物荒漠’，那么高密度社区更像一片‘食物沼泽’。”尹春说。

盛明洁也提到居住地周围的食物对肥胖的影响。“很多城市把烟火气看作城市活力的象征，但烟火气背后是很多高油、高脂的快餐食品，可能诱发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图片来源：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盛明洁

盛明洁还专门研究过绿地对肥胖的影响，结果出人意料。通过分析河北11个地级市的数据，她发现，在10分钟生活圈内，绿地与开敞空间面积越大，居民超重和肥胖风险反而越高，这与西方研究结论相反。

进一步解释，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城市的绿地大多数不可进入，过多的绿地面积反而会挤占本就有限的活动空间。另外，绿地的权属问题也可能是影响该指标的原因之一。

但孙斌栋认为，应该更加综合地评估绿地带来的效应，绿地对于健康的影响，总体来说仍是积极效应大于消极效应。

迈向健康城市，将控制肥胖的规划理念融入其中

城市环境对于肥胖到底有多大影响，目前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

盛明洁表示，西方有研究显示，城市环境对肥胖的影响权重在4%~5%。在孙斌栋看来，肥胖跟个人生活习惯有关，而是否运动跟建成环境关系很大，可以说建成环境对肥胖的影响与社会经济因素同样重要。

事实上，国家早已意识到城市环境对于健康的影响。

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把健康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2018年发布的“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出42个评价指标，其中就包括人均绿地面积、高血压患病率、体育锻炼比例等维度，但还没有将肥胖率纳入其中。

“关于城市环境对肥胖的影响仍是前沿学术研究，真正落地到城市规划仍有一段路要走。”孙斌栋指出，目前的一些规划措施已经在影响人们的体重，比如建设绿道、限制机动车出行、完善公共交通等。

尹春从饮食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可以在包装食物上标注热量信息，以此提醒购买者关注热量摄入情况。例如，英国针对高热量食物会打上红色标识，而有一些地区，还会标注出消耗该食物需要的运动量。

前文提到的绿地开放问题，也已有一些城市在改变。比如成都2022年出台政策，在各个公园绿道中专门划定帐篷区，市民进入绿地不受限制，春秋季节不少人在城市草坪上露营游玩。

盛明洁提出，单位绿地、学校操场等空间，是否可以在晚上或周末向公众开放，以增加公共运动空间。另外在商业设施层面，可以通过规划政策限制一定范围内不健康饮食店的业态比例，这种方式在国外已有实践案例。

“个体干预肯定是降低肥胖最重要的手段，但一对一的个体干预会消耗大量资源，并且容易反复；而环境干预可以影响社区内所有个体，并且城市环境的改变是持续且不可逆的，这是环境干预的优势。”

在盛明洁看来，西方城市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少有城市级的规划项目，自上而下的规划干预已错过最佳时机。而中国虽然城镇化进程放缓，但通过城市级的更新和改造项目，如果能将控制肥胖的规划理念融入其中，可以产生较大影响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唐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