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作者：刘羿佟，头图来源：《行骗天下》
看着屏幕上那行“删除并退出后，将不再接收此群聊信息”的提示，柳鑫（化名）按了“确定”。这个电信诈骗受害者的微信群聊，从他的消息列表里永远消失了。他更希望随之消失的，是两个月前那段噩梦般的经历。
“不仅是他在骗我，我可能也骗了我自己”
2019年7月29日，清华大学本科生柳鑫接到一通陌生号码来电。
对方声称自己是天猫S旗舰店的客服，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柳鑫的信息被误录为钻石会员。根据他的说法，会员购物可以打六折，但是需要缴纳会员费，每个月会自动扣款600元，今天24点前就会进行第一次扣款，如要取消，需要尽快进行操作。
柳鑫的第一反应是警惕，并再三追问对方“是否需要身份证信息”。在对方的反复承诺下，他半信半疑地转接了“银联中心客服”的电话，工作人员准确报出了柳鑫的姓名、手机号、购买该笔西装的订单号，甚至宿舍楼号和房间号。当时是晚上七点，银行已经下班，为了进一步打消柳鑫的顾虑，接线员告知他“今天确实接到天猫商城的委托，加班处理几百笔取消自动扣款业务”。
随后，工作人员又给了柳鑫一串13位的号码，强调接下来的每一个操作都需要这个“服务号”，并留时间让他记下这串数字和经理的名字“苏康”。为了防止自动扣款，系统需要“认证”柳鑫支付宝绑定的存款大于600元的银行卡。
所谓“认证”就是转账，转账金额会立刻返还，柳鑫也收到了中国银行的短信提示。他开始相信这是“内部人员的一套不为外人所知的操作”。
银行卡验证结束后，得知柳鑫支付宝余额里有879.2元，对方提出要将他的支付宝余额继续转到银行卡里进行下一步财产验证。跟着对方的指令，柳鑫打开支付宝念了一遍支付宝的理赔协议，再次重复之前的操作。这次收款账号也是一个“服务号”，和之前的号码相比只有前六位不一致。
一般来说，公民个人不能自主选择银行卡号，所以也不可能拥有只有前六位数字不同的卡号。柳鑫认定了这是银行内部操作。
柳鑫转账时接收到的中国银行短信，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直到对方提出微信也可能自动扣款，要求柳鑫把微信零钱都提出来时，他才再次感到怀疑。柳鑫的微信钱包里有将近2万块，是为CFA考试（金融投资从业者专业资格认证）准备的报名费。他感觉数额太大，提出进行分笔验证，每次验证2000元。
验证过程中柳鑫手机信号并不好，一次连线突然中断再次接通时对方说：“先生，我们这个服务不能中断，一旦5分钟内联系不上您，我们就会认为您存在虚假认证的问题，将冻结您所有的资产。”
为了防止电话再次中断，柳鑫一次“验证”了将近2万元。
但是这次钱没有返还。
柳鑫慌了，立即致电客服询问原因。对方给出查询的结果是柳鑫没有告知全部信用额度，苏经理在验证时发现额度不统一，为了防止柳鑫是骗子，就先将钱冻结。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柳鑫登录了一个带有银联标志的网站，输入手机号和一串密码后，显示他确实被冻结了近2万元。
在对方要求把支付宝“借呗”的1.2万元提取出来进行验证时，柳鑫想要及时止损，提出第二天到线下进行验证。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现在中断认证且5分钟内无法与他取得联系，系统会自动认定柳鑫是恶意认证人，不仅征信上会有污点，且之前冻结的近2万元将在今晚24点后无法追回。
为了保护自己的征信记录，柳鑫又一次选择了相信对方。
然而，工作人员依然坚称他们“看见的信息与柳鑫声称的不一致”，并进一步要求他下载美团、滴滴、京东等平台的借贷软件，“以确认没有其他信用账户”。
柳鑫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在室友的提醒下，两人立即报警，并联系农行和中行的客服。农行工作人员查询了对方的转账信息，发现钱在转入后不到1分钟就被转走，由于是跨行转账实时到账，损失的钱无法追回。而所谓的“苏经理”苏康可能只是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民，被人用十几块钱收走了他一张银行卡用于诈骗。至于屡次让柳鑫信以为真的“银行内部账号”，只是骗子修改了真正卡号的前6位数，并用转账失败的自动返还机制，冒充了所谓的验证短信罢了。
“不仅是他在骗我，我可能也骗了我自己”。回想起在骗子的引导下自己一遍遍重复的话，柳鑫觉得自己是在帮着对方给自己洗脑，这种感觉就像输了一把“狼人杀”。“有时候你认准了一个预言家的逻辑，真的就一条路走到黑，不合理的地方只会觉得是预言家失误，而不会重新去盘整个逻辑了。”
清华大学大三学生朱毅（化名）在去年9月也遭遇了一次电信诈骗。对方同样冒充了天猫商城的客服，使用相同的骗术，以会员扣款为理由行骗。
整个诈骗过程持续了3个多小时，期间电话一直没有断，朱毅坐在清华学堂的一间教室里操作手机处理。中途有同学注意到朱毅一直在报银行卡的信息，怀疑是电信诈骗并立即告知了教室管理员。
教室管理员找到朱毅询问时，朱毅还处于通话状态。她把手机放远了一点，回答管理员说：“不是的，我是被淘宝客服坑了，我在跟他处理这件事情。”管理员半信半疑地离开了。
然而不久后，朱毅就在电话客服的“套路”下进行了多次转账，转账成功后对方不断要求朱毅查询各个借贷APP以拖延时间。约10分钟后，朱毅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即报警。
做完笔录回校的路上，朱毅一直在回忆：“那个时候（汇款的时候），我到底在想什么？”
“刺透每个人的信息滤网层，这才是关键”
在其他各类案件数量逐年下降的大环境里，电信诈骗案发率却一路升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新形势下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2020年）》显示，从我国受骗用户年龄分布情况看，“90”后已经成为诈骗分子的重点诈骗对象，受骗数量超过其他年龄段人数总和，占比达63.7%。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00”后群体受骗用户数量超过“60”后群体，占比4.3％，进一步反映出诈骗分子正逐步把目标向熟悉互联网但风险防范意识较差的年轻学生群体转移。
这与一般的大众认知相悖，大多数人认为中老年人更易受骗。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网络贷款平台出现，年轻人可支配的金钱增多，针对年轻人的犯案量随之升高，个案损失也在增加，与此同时针对年轻人的诈骗手段也更加丰富。柳鑫遭遇的就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诈骗类型。
针对电信诈骗高发现象，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副所长哈威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曾经是分局刑警打击诈骗犯罪专业队的队长，接触过不少电信诈骗的受害人。哈威认为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信息接收主观性很强，大多数人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对于其他信息视而不见，这形成了“信息滤网层”。因此对于受害者来说许多防诈骗的信息是“入耳不入心”。哈威记得，一次一位被电信诈骗的老大爷来报案，手中拎着的布袋上还印着防诈骗科普。
此外，受害人与诈骗犯罪分子掌握信息的不对等也是电信诈骗案件多发的原因之一。犯罪分子在开展诈骗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受害人个人信息，受害人对于手机屏幕的另一边却一无所知。
柳鑫的个人信息包括具体住址都被泄露，而诈骗犯罪分子连所用的“苏康”这个名字都是从他人手中买来的。目前办理银行卡已经实现实名制，但未实现“实人制”。诈骗犯罪分子钻了这个空子，通过购买银行卡来隐藏自己的身份。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等生物界定手段的发展，“实人制”成本下降，具备了更高可行性。这个问题在未来也许会得到改善。
从诈骗犯罪分子角度来看，诈骗成本低，暴露风险小而收益大。因此尽管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诈骗犯罪分子也不会因此而转行，而是把窝点转移至境外，极大提高了公安机关的侦察成本。
侦破这类案件需要公安和外交部等多部门的联动。2019年的“长城行动”是我国警方跨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联合行动中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硕的一次。诈骗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制造了引起社会关注的清华大学教授被骗1800万、甘肃乡村教师被骗自杀案等重大案件。由于犯罪团伙窝藏在西班牙，中国警方克服法律体系差异和文化背景差异，与西班牙两国警方合作捣毁了位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阿利坎特的犯罪窝点13个，抓获并羁押嫌疑人237名。
纪录片《长城行动》中诈骗团伙的话术本
诈骗犯罪团伙的行骗手段也越来越多样。他们形成一套话术，并不断总结经验，完善脚本，并在行骗过程中转换多个互联网公司，利用互联网公司的自我保护机制来逃避互联网平台的追查。哈威举了一个例子：“淘宝客服加你微信，百分百是骗子。”
面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形势，今年3月，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该款应用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组织开发。当用户收到可疑诈骗分子来电、短信，或可疑短信内容网址、APP应用时，它可以智能识别骗子身份并提前预警。
“科技只能负责一部分，刺透每个人的信息滤网层才是关键。”哈威认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要标本兼治，不仅要加大源头治理，还要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要形成‘周知’，大家都不上当，犯罪分子无利可图，才能遏制诈骗犯罪。”
“你这种智商都配上清华？”
柳鑫所在的电信诈骗受害者互助群里既有高校学生，也有企业会计，平均每个人被骗7万多元，最多的被骗了62万元。
群友的心态各不相同。心态积极的那部分刚进群时往往强调“要发微博给相关方压力”，现在眼看追回钱款无望，已经决定好好工作补上金钱漏洞。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平静地接受现实。“有人求死，有人还不上借贷的钱，要‘破罐破摔’，也有人认为是警察不作为。”进群两个月后，柳鑫决定退出群聊，“有太多负能量了。”
报警当晚，柳鑫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母说：“只要人没事，钱都好说。”柳鑫也对这笔钱也不抱希望了，接下来几个月他开源节流，找了几个兼职，“过得比较辛苦”。
楼长阿姨知道这件事后还专门来到宿舍慰问柳鑫，并问他：“新生入学不是讲过电信诈骗吗？”柳鑫认为之前的宣传教育中诈骗案件被抽象为一句句口诀，但是在具体的诈骗过程中，自己其实不能把这些东西对应起来。“如果对方一开始就提到转账，那我警惕性会很高。”柳鑫觉得这就好像做应用题，即使你知道考点，但也未必能做出来。
他也删掉了曾发过的谈及自己受骗的朋友圈和微博。删除微博时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些负面评价：“你这种智商都配上清华？”
“总有人对于被骗的人有偏见，不理解清北的同学怎么会被骗。我们是受害者，但是被曝光到网上，还是会再接受一轮声讨。”柳鑫无奈地说。
无独有偶，在2021年3月9日，关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博士生被骗10万余元的《警情通报》在网络流传，引发网友热议。“书白读了”的嘲讽同样出现在了评论区。但也有人说“被骗和学历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不应该说骗子手段狡猾吗？”
据哈威介绍，清华大学校内约6万人（包括教职工、学生等），按照1.5的千人发案率计算，每年清华大学电信、网络诈骗案约120起，并且有增长的趋势。因此海淀分局也一直在与清华大学沟通，希望能够建立一条畅通高效的信息渠道。
这次经历之后，柳鑫更愿意看爸妈发来的微信文章了。他感慨道：“其实父母作为有人生阅历的人，可能还是在这方面比我们多走了一些路，不要太自信地说自己学历比父母高就如何。”
家庭之外，安全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主体是学校。在清华校内，保卫处持续推动着校园安全教育的落实，往年军训期间会为同学安排安全教育讲座，同时与院系取得联系，更新近期电信诈骗警情。另外，海淀分局会与楼长对接，将典型案例发到每栋楼的微信群里，在宿舍门外都张贴着宣传材料。
清华大学保卫处治安办的黄学永提到了一个案例。“有位香港的同学被骗了25万，父母直接‘飞’来学校。幸好那位同学说我们有做过宣传。”
朱毅回忆自己过去接受的安全教育，大多数是“走个形式”。高中学校布置作业要求看一个关于诈骗的视频，朱毅没有看，最终截图了事。
“现在应当补课了。（问题）大家都总结出来了，但是做起来真的是非常困难。”黄学永认为每个阶段需要不同的安全教育，小学和中学安全教育的缺失导致大学安全教育的负担很重。清华大学保卫处正在尝试以持续开设的课堂或讲座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希望通过现实的鲜活案例提高同学们的安全意识。
“每个人走到社会前都应该有这样足够的训练，起码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黄学永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作者：刘羿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