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递厂，我拍下他们的双手、孩子和回不去的村庄

今年1月，叶菊离开了。

叶菊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以下简称快递厂）的分拣员。2020年年底，还在读摄影艺术研究生的牛童，来到母亲叶菊工作的快递厂，他看到了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里的场景——人，淹没在堆积如山的快递之间，手不停歇，昼夜颠倒，像传送带上沉默的机器。

牛童开始拿起相机，记录“快递”背后的人——分拣员、快递员，送包裹的小三轮，他们的双手、酸痛的身体，止痛药膏，他们栖身在某个双层床上的铺位……

2022年5月，回到学校的牛童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被诊断出癌症，晚期。

照顾叶菊的同时，牛童再次回到母亲的快递厂，用镜头追寻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出租屋，他们的孩子，还有他们回不去的村庄。

他重新去理解母亲，也去理解他们：“在多数人的人生轨迹里，我都能寻找到和母亲相似的故事——他们来自苏北和皖北的农村，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城市的繁华带来了梦想，他们默默工作，默默生活，也在默默地衰老，杂念也一点一点被现实掩埋。”

以下正文以牛童第一视角叙述：

一、母亲的工作

拍摄《快递》的念头，与母亲有关。

2020年，母亲来到了一家快递工厂里做领班，一边负责着人员管理上的琐事，一边也要和其他人一样做分拣邮件的工作。日日早出晚归，对着堆积成山的快递一站十来个小时，常常昼夜颠倒。

在她看来，领班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忙碌归忙碌，但至少每个月比别人多上一千块来块钱，也算是劳有所值了。可是我始终觉得就为了这么一点钱，辛苦成这样，实在不值得。

母亲叶菊（牛童摄影）

那时我虽然还在读书，但也已经开始赚钱了。在我的认知里，一千块钱不过是做一个视频的收益，并不需要像这般辛劳。我劝她换个工作，但母亲的看法截然不同。她就像许多固执的老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反驳我：“干嘛有钱不赚呢，谁还嫌钱多呢？”

她是个倔强的人，而我也遗传了她的脾气，谁也说服不了谁，严重的争吵常常因此爆发。2020年底的寒假，在南京家中，有一个晚上，我跟她又吵了起来，从当下的工作吵到过去的琐碎事情，吵到最后，两个人相顾无言。母亲十分伤心，只留下了一句话：“年纪越大，想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就越难，等你毕业了，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

整个晚上，这句话一直在脑海里面盘旋。我为自己的固执感到后悔，也自责于自己一直没有真正去了解过母亲，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意识到在，虽然自己在学校里也曾做过创作，可那个创作与其说是在观察这个世界，倒不如说是在杜撰自己想象中的社会，而社会的真实面貌到底是什么，母亲一直以来又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从来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

远处的楼宇灯火通明，眼前的快递工厂显得黯淡且渺小。（牛童摄影作品）

第二天晚上，为了表示歉意，我特意去接她下班。站在工厂门口，远方的灯火扑面而来，异常灿烂，却又遥远缥缈，让眼前厂房变得格外暗淡和渺小。母亲从这片厂房中走了出来，背上我的相机包，坐在电瓶车后座上，抱紧了我的腰。我骑着车，迎着灯火的光辉，一路从朝着家的方向驶去。这一份感觉似曾相识，就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她接我放学回家的场景。

我意识到，我应该去了解她和她的生活。就在那天晚上，我萌生出了去母亲工作的地方看一看的念头。于是隔天下午，便以假期实习生的身份，来到了工厂的围墙内。

晚上，下夜班的快递员，这条路是城市的夹角，隐藏在围墙后面（牛童摄影作品）

二、人与机器

厂房是一个巨大的铁皮屋，从一头到另一头，要走上四五十米。苍白的灯光不分日夜，从两三层楼高的天花板上，无声地落在了每一个角落。工人们站在其中，就仿佛一个一个蚂蚁，置身于密不透风的铁皮罐头里，带来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夜晚的快递工厂（牛童摄影作品）

快递分拣现场（牛童摄影）

每当快递车辆驶来，货物会被工人一点点搬出，这个铁皮罐头内部马上就会给填充得满满当当。和其他人一样，我要守着传送带，不停拿起快递、扫描，根据目的地的不同，沉默地重复着分拣的工序。在这里，人与机器是一样的，都是秩序上的一环，快递不断，机器不停，人的手也就不能停，大家工作极具效率，2个小时后整个厂房被清理得空空荡荡，有了喘一口气的闲暇。

这是体力活，称不上多少技术含量。熟练的工人来能一天分拣两千件上下，而我作为新手，效率只有人家的一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轻松多少，每次一开始分拣，只消片刻，酸痛感便连绵不断地从手臂、脖子和腰上传来，重复几天这样的工作就让人几乎无法忍受。

都说成年人的第一课，便是学会给自己贴膏药。很快我就发现，工厂里的人，早把膏药视作了疗伤的良方。不用别人帮忙，一撕开包装，“啪”一声响，一张膏药贴瞬间就严严实实地落在了该在的位置。无论是分拣员、司机，还是配送员，这项技能几乎人人掌握。

母亲也面临着一样的情景，而且比其他人还要更艰难一些。在之前的工作中，她患上了腰间盘突出，这样长时间站立，更难坚持，也更痛苦。但这些她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只在工作时，默默给自己缠上了一条护腰。似乎痛楚也罢，辛劳也罢，一切都理所当然。

然而那时的我却并没有理所当然的想法。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给自己找到点慰藉，譬如说治好熬夜的不良习惯。我不愿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让自己变得如同一台机器，我试图给自己找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去做，于是便拿起了相机，在工作的闲暇，去记录眼前的一切。

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分拣员见到镜头，常常会流出紧张和警惕的情绪。在那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快递点的消杀问题已经掀起了一阵舆论风暴的缘故。毕竟网络上的只言片语和照片，关乎着每个人的饭碗。

想要让对方放下心防，只有相处和沟通。我去和他们聊天，话题以研究生的身份开始，然后再聊到摄影专业。在校园里，这样的谈话常常会和艺术探讨有关，但在真实的工厂，没人关心艺术，也不甚清楚什么是硕士，更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学什么。有人问我毕业后是去当老师，还是去拍摄电影，也有人问我会不会去拍抖音。

快递员肖像——新婚（牛童摄影作品）

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快递员，刚结婚不久，会带着我一起配送货物，跟我交流他的过去。

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似乎自己念了一辈子书，但那些认知在真实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多少用处。尤其一想到当时影视行业受到的冲击，再品味起母亲关于工作的那些话，心中更是一阵怅然。尽管她没有读过太多书，但真实的生活给带来了具象的体验，比我更深刻，也更现实。

不过这些沟通也有好的方面。渐渐地，我开始走进了工人们的内心。他们开始讲述起了自己的故事。

三、“外来人口”

工厂里的人，年纪大多在45岁以上。与母亲一样，不少人出生于农村。

在农村，“男的在工地打水泥，女的在工厂做分拣”，二者属于人们眼中的“孬活”。快递厂的工作自然也被归为“孬活”，但他们告诉我，这已经是眼下最好的工作，收入稳定，还有医保社保，算是“孬活”里的“将军”了。换句话说，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生活所迫，没得选择。

一对老夫妻告诉我，他们来到工厂，是因为“孩子需要钱。”他们原本在农村过着平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孩子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城里丢了工作，继续偿还房贷成了难题。为了孩子，他们不得不离开熟悉了的田野，经过同乡介绍，走进了快递工厂。

只是浓重的乡音和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始终阻隔着他们融入城市。他们从早到晚，几乎保持着沉默，只有在休息时，才会掏出老年手机，与远方的亲戚朋友说一说话。后来在他们的家乡，我曾见到过两个人的另一幅状态：无论是在种田还是喂猪，那种娴熟的样子，都与工厂中的形象天差地别。

深夜下班的快递员（牛童摄影作品）

还有人是因为亲人生病，才来到的工厂。一名司机让我印象格外深刻。之前他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货车，每天行驶在路上养家糊口。结果家里变故，他不得已变卖了车子。失去了自己赖以为生的工具后，他只能来到工厂来运送快递。

这是一份枯燥且颠沛流离的职业，每天奔波在快递总仓和快递点之间，等到夜晚降临时，他干脆就在工厂里过夜。后来出于消杀考虑，货车车门被贴上了封条，司机也不允许离开驾驶室半步。于是他就只好随身携带一条被褥，一夜一夜困在门窗紧闭的狭窄空间。一直到出了相应规定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这些人的故事，不禁让我联想到了母亲。在我小时候，母亲就和父亲离了婚，在南京，她努力做过许多工作，但无论哪一种工作，都离不开体力劳动，甚至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在没有工作的状态。

从世俗的角度看，母亲的过去无疑充满了失败的基调。这种基调也曾在作用在了我的身上。年少叛逆的那些年里，我对母亲无业在家感到难以启齿。但随着时间，一切慢慢淡去，我开始觉得成功也罢，失败也罢，远不及身体健康重要。可是母亲又偏偏好似并不在乎身体一般。

直到在工厂实习的那段时间，我才渐渐明白了，她的执拗来自于生活上的磨难。磨难给她带来了伤痛，也给她带来了经验。

不到一个月的实习很快过去了，我也返回了西安继续学业。但对于快递行业的观察，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四、失语者

2022年5月，我跟随剧组在北京工作了两个月，赚了3、4万块钱。这差不多相当于母亲许久的收入，让我一度想要和她好好炫耀一下。然而这份喜悦还没来得及开口，噩耗却先传来——有一天在电话里，母亲语气凝重地告诉我，自己得了直肠结癌，4期。

在和学校打过招呼后，我奔回了南京，收拾家里、收拾情绪，母亲需要我，我也需要她，于是那段时间里，我成了母亲唯一的依靠。

这种情况下，拍摄就成为了情绪的出口。我把镜头再一次对准了快递行业，急切想要知道，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母亲过着怎样的生活。

母亲的背影（牛童摄影作品）

我回到了母亲之前所在的快递工厂，听她的同事们回忆着母亲的善良，心疼着母亲的不幸。他们告诉我，在我不在的这些时间里，母亲很辛苦，辛苦了几年，也没有攒到多少钱，“养个儿子真不容易，你一定要好好对她。”

我们就这样聊着母亲，也聊着他们自己。在多数人的人生轨迹里，我都能寻找到和母亲相似的故事——他们来自苏北和皖北的农村，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城市的繁华带来了梦想，他们默默工作，默默生活，也在默默地衰老，杂念也一点一点被现实掩埋。

后来我又去了更多的地方，来到不同的工厂，遇见不同的工人。许多相似迷茫和体会，发生在母亲身上，也发生在他们身上。

一名快递员给我讲述他自己的遭遇：工厂里换了管理者，新的管理者带来了亲信，老员工要么被安排去偏远地区派送，要么被分配快递单量小的住宅小区。

投诉是没有用的，他们也不知道找谁去投诉。要么忍耐，要么离开。这名快递员的选择是后者，因为他年轻，还有别的地方可去。但大多数人只能忍气吞声。他们年纪大了，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赚更多的钱。很多人羡慕离开的人，说他们走了挺好，“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地方，你也赶紧走。”

快递员肖像（牛童摄影作品）

其实走了，也只是换一个工厂，继续奔驰在送快递的路上。为了一个月五六千的收入，为了支撑起平凡的生活。

我曾跟一个快递小哥送过快递，从工厂到小区，一路挤在狭小的副驾。这个位置属于他的妻子。有空的时候，他的妻子便会从安徽赶到南京看望他，每天下午坐在车上，陪他拉着几百件快递，奔向一个一个地图上的坐标。

樱花下的快递车（牛童摄影作品）

这让工作多了许多浪漫，也多了许多温暖的底色。当然了，与此同时，他也有很多烦恼要面对。作为快递员，最怕的莫过于快递件丢失，而在双十一的时候，快递件偏偏总是丢失。

有一年双十一，客户让他将一瓶洗发液放在家门口，可是后来客户却投诉，说洗发液丢了。他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但最后还是赔偿了500块钱。因为在客服眼中，谁的责任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客户的感受，不管是不是快递员的疏忽，最后也必须由快递员来买单。

“真扯淡，凭什么呢？”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很没有道理，觉得客服并不公正，从来不为快递员撑腰。但这就是快递行业的规矩，谁也抗辩不了，只能接受，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也只是以后尽量少去送货上门。

“能送驿站就送驿站，能门卫代收就门卫代收。”这是生存的智慧。

五、下一代

随着拍摄的进行，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随他们走进那些老旧小区的出租屋，听他们描述自己工作之外的迷茫与烦恼。

大多数时间，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孩子展开。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吃了很多的苦，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下一代能有一个安稳的未来，也不乏有人夹杂着期待孩子出人头地的念头。这些朴素的想法很寻常。

返乡的父亲——快递（牛童摄影作品）

在聊天的时候，与大学有关的问题是常常被提及的。无论是高中文理分科，还是大学专业选择，都和他们的人生经历相距甚远。摆在孩子眼前的人生选择，常常让他们手足无措。

有人告诉我，他不明白自己女儿为什么要去摄影，学费高昂、器材昂贵不说，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学摄影有什么用。在他眼中，学习摄影靠短视频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学校，为什么还要花钱上学呢？

想要说明白这些问题，只能从具体的故事谈起。我承担着亲历者的角色，聊起自己干过哪些项目，又曾参与过哪些影视剧制作，最重要的，是最后赚了多少钱。相较于畅谈虚无缥缈的理想追求，这样的方式明显更能让对方信服。

老居民楼下的快递车（牛童摄影作品）

更多的烦恼则出现在了孩子教育身上。对出身农村的快递工人，城市是旅途的目的地。但在孩子眼中，他们生长在这里，这座城市是生活的起点。不同成长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和父辈不同的价值认知，也让他们早早就看穿了这个世界的层次。

在一些故事里面，一些小孩子们对父母快递员的身份充满抗拒，连在学校填写父母职业信息，都会感到自卑。从我的角度看，这是他们太过于早熟了。

一对夫妻告诉我，自己的孩子成绩中等偏上，既不去补课，也不愿意花钱去参加兴趣班，说成绩不垫底就行。他们的孩子仅有的兴趣爱好，只有手机游戏和短视频。

我不知道那些父母的迷茫，母亲是否经历过。但从那些孩子身上，多多少少，我窥探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

我的户口在南京，一直到大学以前，我也都生活在南京。但因为母亲和我的祖籍在安徽，身份证号上的微小差别，还是让我遭受了很多恶言恶语的袭扰。长久以来，身份上的认同始终是困扰我的一道谜题。这个谜题最终促使我离开了这座城市，飞往了千里之外的西安。

而相较于我的童年，在这个信息飞速传递的年代，这些孩子的错位感只怕会来得更加强烈。

六、回不去的村庄

越来越多的故事，都让我不由得去思考“归属感”这个话题。

一个叔叔十几年前刚到南京时，曾在城郊的长江二桥附近居住。那里有着大片的自建房，住满了来自外乡的打工者。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重新回到了这里，但眼前的一切物是人非——由于新城开发，自建房早已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一栋商品楼。唯一残存下来的，只有一条长长的铁路。我们走过铁道闸口，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探索着他过去的痕迹。走几步，他忽然停下来，指着一个地方，兴奋地跟我说自己曾在这里住过；等过了一个拐角，他又告诉我这是村子里某人的落脚点，自己弟弟也曾呆了一段时间。

南京城郊的长江二桥附近，外乡人寄居的大片自建房早已被推平，残存下来的只有一条铁路。（牛童摄影作品）

快递员宿舍（牛童摄影作品）

后来，那些熟悉的人都陆续返回了家乡；再再后来，这些熟悉的建筑也彻底消失了，过去变得荡然无存，他与这片土地联系，也只剩了脑海中的一段一段记忆。到现在，叔叔依然住在宿舍，他在南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未来在哪里，也会回到家乡吗？这样的问题太过于痛苦了，我开不了口。

和他的情况相比，母亲无疑是幸运的。至少我们在南京拥有一个小房子，尽管这个房子并不好，可至少有了地方安身。但另一方面，母亲却对遥远的故乡充满了眷恋。她常常聊起童年，聊起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庄，向我描绘离开家乡时，自己对于外婆的依依不舍。

在生病之后，回家乡生活变成了执念。我带她去植物园，望着植物园里的花花草草，她说自己想要回老家看看，因为那些花草和家乡很像。她又告诉我，家乡的土鸡蛋和泥鳅营养丰富，可以养人。后来我们回到了她的家乡，然而待不了不太久，她又要回南京了，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她早已无法适应。

许多快递员和母亲一样，也被这样的情绪反复拉扯。一个叔叔年轻时在城市里工作，后来还是又回到了农村，并在农村安家，他在这会感到安稳。在和他的交谈里，我能明确感受到他对农村的眷恋之情。渐渐地，他在农村里得到了一些情感上的慰藉。在清晨我给他和女儿拍摄了一张照片，他们站在故乡的田间，祖坟就静静矗立在不远的地方。

乡野（牛童摄影作品）

另一个快递小哥对故乡印象最深的，是一座小小的山。他领着我爬上了山顶，讲述着小时候爬山的快乐。但现在这座山已经变成了石料厂，与记忆中的样子并不完全相同。拍照时，他静静凝视着遥远的田野。

无论是母亲，还是他们的故事，都在纠正着我的观念。过去我一直觉得，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让他们无法好好走向另一端，总要不断地回头。但现在我又觉得，这条界限也许并非总是那么清晰。人可以归属于现在，也可以归属于过去，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待。

就像母亲，离乡三十几年，早已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她一直为自己能够在城市里立足感到骄傲，但她也一直为没有能力将外婆接到身边而深感自责，心中割舍不下埋葬着外婆的那片土地。

在《快递》拍摄完成后，我意识到快递员的身份只是一个壳。那些迷茫和沮丧，对于身份的认同，不光只属于快递行业，也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人身上。生活的厚度并没有太多臆想中的戏剧性矛盾，而是由许多琐碎的小事慢慢构建出来的。回到生活本身，这些细节更重要……

母亲最终没能战胜病痛，依照遗愿，我把她葬在了南京。

在整理遗物时，我在家中发现了一顶外卖头盔。她从来没有提及自己曾经做过外卖员，只告诉了我自己在快递工厂里成为了一名领班。我猜想，她是怕我担忧，也认为外卖员的身份不够体面。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和她争吵的时候，我实在是太过自以为是，并没有意识到，在物质之外，那个领班的身份对她意味着什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在生前，会对于我成为教师感到欣慰，尽管教师的收入很微薄，甚至还没有她在快递工厂里的收入高。

在母亲去世后，有一天晚上，我梦到了母亲。她回到了生病前的样子，浑身散发着微微的光。那一刻我有很多话想要对她说，可是却说不出口。梦里面我希望她在那边一切安好，她也希望我一切安好。

可惜这场梦只做了一半，就被眼泪打断了。

小院石榴树结下的果子（牛童摄影）

我也时常想起南京的那个家。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母亲在院子里植下百合、石榴、枇杷，还有一颗樱桃树。这些树随着我的成长，不知不觉变高，开始开枝散叶。最近几年，母亲又从工厂拿来快递盒，在家中种起了韭菜、大蒜。

母亲常说，我们像是一把种子，撒在哪里都能生长。院子里的植物应季开花与结果，树在慢慢地长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廿，撰文： 李渔，编辑：黄粟，摄影师牛童（大学老师。2024年，《快递》系列摄影作品入围徕卡摄影奖的主竞赛单元，牛童成为1979年以来第四位提名的中国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