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主义的魔咒毕竟不是可以容易破除，它依旧笼罩今天的日本，也笼罩着《日本思想全史》。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蔡孟翰，原文标题：《民族主义魔咒下的日本思想史》，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导读：
1. 清水正之这本《日本思想全史》在写作意图上，更值得赞赏，特别声明他反对日本从古至今有一个一贯的日本的特殊性，虽然他认为日本思想是有个性（特征），但毋宁是多样而非单一的个性。
2. 一个没有出版业，没有众多思想家或学者专门著作的古代日本到底凭什么篇幅位居全书第二多？
3. 作者认为思想史可以包含我们今天所谓文学，艺术，不一定要选择一般思想史的文献，这也没有错，但为何从古代经由中世到近世，都是选择非汉文的文学？
不同于中国，不同于西方，日本思想史从日本有文字以来到20世纪的通史，尤其是成于一人之手的通史，非常少见，二战后，尤其近三十年，更不可见。因此，清水正之这本原来在日本是“新书”（新的版本）的《日本思想全史》，可谓是翘首待望已久的一本；一本从古至今日本思想的通史，涵盖人名甚广，书名甚多，对思想与争议，写来简洁扼要，不偏于某一派的解释，切实列出参考文献，并列出学习日本思想史文献，除了是负责的学术态度，更有益于后学按图索骥，而且还有日本思想史年表让日本思想史一目了然，更实在难能可贵。不管从教授或学习日本思想史的角度，这是一本不可欠缺的书，一本真正说的上开卷有益的书，有多个译本也不嫌多。
在此之前，有一些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除了限于所谓的政治思想以外，其实，仍不是真正通史，而仍是断代史，比如渡边浩从东大退休前出版的《日本政治思想史：17到19世纪》（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一书，其实只是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期的日本思想史。他的同门平石直昭更早在1997有一本正题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书，也仍然是以江户时代为主，这样的情况相当多见。
这不是说没有日本思想史通史性的著作，而是通常是经过多人之手著成，也不是一册而已，以一套几本居多，比如《日本思想全史》里推荐的日本思想史学习文献的《岩波讲座日本的思想》全八卷以及《日本思想史讲座》全5卷，便是任何要研究日本思想史不可不读的两套通史丛书。然而，除了卷帜繁浩以外，一套买下来，动辄日币上万，也不适合一般学生或有业余兴趣的大众购买阅读。丸善书店也出版了仅仅一册众人合写的《日本思想史事典》，可是价格税后高达日币2万4千（约人民币1500元），根本是图书馆舆专门研究的学者才会破费购买的大部头。
为什么日本思想史通史性著作如此罕见？我想原因有几个，理解这些原因也很有助于理解日本思想史的性质，所以在此陈列数点。
其一，日本思想史所牵涉的语言文字太多，比中国思想史或朝鲜思想史通史所需要的文字语言多，虽然并不多于西方思想史的语言。日本思想史通史明治时期以前所需要的阅读语言有汉文（文言文），日文古文，变态汉文，候文，书下文等等，如果加上19世纪、20世纪，那最少也得懂些英文，这对日本人难，因为战后日本人的汉文阅读能力已经大幅下降，能流利阅读汉文的人越来越少。反过来说，对中国人也难，中国人想要越俎代庖也不是易事，首先要学现代日文，文言文也不能差，最少还要懂日文古文，候文，这就是重大障碍了。
其二，日本思想史断代的断裂太严重，比如研究所谓的日本古代思想，需要懂中国隋唐的典章制度，需要熟知《昭明文选》的文章，懂佛教或许还不是必须，但一到了所谓中古思想史，对佛教没有深入理解，根本没法做日本中古思想，懂佛教但不懂儒学，到了江户时代这一段也就做不了，而且光懂儒学也不够，江户思想史也需要对神道以及国学有一定的认识，甚至对基督教也不能不谈，因为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后期到江户初期，基督教曾经在日本兴旺一阵子，直到被德川幕府彻底打压扫除，几乎斩草除根，更不用说到了江户后期，兰学，洋学越来越重要。
其三，日本战后学术界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畛域森严，对于通史型宏大叙事通常避而远之。即使对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丸山真男，早在二战期间实际上提出一套去西方中心论的多元现代论来解释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思想，把荻生徂徕诠释为开创出日本现代性的大人物。他的徒子徒孙几乎都没继续现代性议题的宏大叙事，甚至是反丸山宏大叙事的主旨，比如渡边浩对荻生徂徕的诠释，就是强调荻生徂徕思想的反现代性。1980年代以来，丸山学派笼罩下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以及更广义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反而是受到丸山学生渡边浩的影响更多，走向将江户思想史还原到当时日本的政治社会情境，也就是儒学，更具体地说是宋明理学的日本化。
尽管渡边浩的日本化视角是建立在东亚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方法论之上，并不是一个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史叙事，他本人甚至可以说是反民族主义的，但是他那样的视角舆方法在一个战后充斥文化民族主义（比如日本人论）的日本。
在一个战后长期疏远东亚的日本，一个战后长期甚至今日还自认为是西方阵营一员的日本，这样的视角实际上很容易流于各式各样的日本特殊论，就会强调日本首先如何异于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各国，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里，这样的主张往往不是明目张胆，大肆铺陈，而是在字里行间，在研究取向，在方法论的采用上，在题材内容的选择，在提不提研究文献的之间，都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蛛丝马迹的呈现舆蠢动。这样的空气在日本特别容易感染同侪舆学生。
清水正之这本《日本思想全史》在写作意图上，更值得赞赏，特别声明他反对日本从古至今有一个一贯的日本的特殊性，虽然他认为日本思想是有个性（特征），但毋宁是多样而非单一的个性。他又说他这本书关心的是异文化以及不同思想传统在日本的融入调整与选择以及深化的过程。这样方法论上自觉，非常令人激赏，引以为同调。然而拜读一遍之后，不免渐生疑窦，倒不是怀疑作者的用心，而是实际上这本书真的做到作者自觉的目标吗？还是无意之间，作者仍旧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的魔咒？
现在从三个地方来谈论，清水正之的《日本思想全史》是否成功脱离日本特殊论，是否摆脱了笼罩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日本民族主义这一个魔咒。
第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每个时代的分量舆内容问题。《日本思想全史》一书有五个时代，共有五章，每个时代各有一章，第一章古代有92页，第二章中世有68页，第三章近世有108页，第四章近代有82页，第五章现代有39页。这样的分量处理，乍看之下，似乎是没有问题，然而稍微细想除了所谓的近世，就是战国时代后期到江户时代（大约三百年前）。日本在近代以前，出版业最蓬勃发展，著述讲学热闹非凡，思想学问多彩多姿，相互竞争，出了一些如果不是具有世界指标意义思想家舆学者，也是在东亚属于一流的学问成果。另外作者的研究领域是江户时期的国学派，对江户思想也自然最为熟稔，因此理所当然，分量最大。
那么，现代与近代两章的篇幅稍微小了点是问题吗？也不是，现代是日本二战战后这七十几年，近代是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大约近九十年，共一百六十多年，时间上来说不长以外，日本坊间关于这两段时期思想的著作也如过江之鲫，倒不是特别需要靠一本书来科普。那么问题何在呢？问题在古代的分量以及内容。
第一章古代分量是继第三章近世以后第二多的，这就很令人狐疑了，为何给所谓日本古代，一个文字是由中国进口的时代这么大的篇幅？一个没有出版业，没有众多思想家或学者专门著作的古代日本到底凭什么篇幅位居全书第二多？答案居然是因为有日本的神话——《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万叶集》。这就好像中国思想史从三皇五帝的传说写起，而且更夸张，因为《日本思想全史》是以神话开头，就更像是拉塞尔·科克（Russell Kirk）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是以基督教的神话开端那样，而不是以一般的希腊罗马为西方思想的源头。只是《日本思想全史》这里不是要建立一个立足于宗教（神道）的日本思想史（作者清水正之还是一位基督教徒），而是在自觉舆不自觉之间，要建立一个日本民族的先验基础，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前提。
这倒不是说《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不能处理讨论，而是按照作者自己附录日本思想史年表也列出的701《大宝律令》，从日本接触中国，接受汉字，接受隋唐的典章制度说起，这也符合作者史识，在第三章近世不从儒学在日本从禅宗寺院独立出来说起，而是从基督教进入日本说起。为什么在日本近世一章，作者选择了一个有世界史，东亚史意义（即使后来在日本意义与影响都不大），在古代一章却舍弃从同样有世界史，东亚史意义的日本接受中国文字，典章制度以及汉传佛教说起，这里的取舍之间的理由何在？
我想就是违反史实，贬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过大强调日本某些历史事件或片段的世界史意义，这往往就是日本明治以来强调日本特殊性的故技之一，这个故技现在中国台湾地区书写所谓台湾（地方）史的人早已经移花接木，如法炮制了。
第二点，与第一点也有关的，就是作者认为思想史可以包含我们今天所谓文学，艺术，不一定要选择一般思想史的文献，这也没有错，但为何从古代经由中世到近世，都是选择非汉文的文学？尽管在所谓的日本古代也有为数不少的汉文文学以及文献，比如平安时期的《本朝文粹》，或中世的《五山文学全集》（提了两三行而已）或多如牛毛的江户时期汉文汉诗，抑或明治时期仍很有可观的汉文汉诗创作，都一概略去不谈？为何是非汉文的日本文学才能代表日本的思想，而汉文汉诗不能反映日本的思想？
这里透露的是江户时期国学派的理论与偏见，江户时期的国学派认为汉字不能代表“和意”（日本人的心声），汉文汉诗只能是表达“汉意”，而是要“大和言叶”才能表达“和意”，“大和言叶”就是没有汉字，没有受到“汉意”污染以前的日语。简单说，山发音san，就是汉字的发音，但山的训读发音为yama，yama就是大和言叶。
事实上，《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万叶集》真正受到重视与研究，就是在江户时期由国学派带动的，因此，作者对史料的选择难道不是反映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品味与偏见？
第三点，仍是与前两点有关，就是日本思想史的历史性问题。比如在第三章近世的第六节武士道，作者讨论主要是两本:《三河物语》以及《叶隐》，这里的选择是非常反/非历史的。首先，《三河物语》在江户时期从来没有刊本，只有写本（能赚钱的，书商会放弃吗），《叶隐》是佐贺藩以外的人根本没听过的一本书，到了明治后期，几乎是1900年以后才声名鹊起，所以这两本书的重要性是到了明治后期，所谓武士道这个概念流行起来后，才跟着水涨船高。真正在江户时期所谓的武士道叫‘士道’，是非常有儒家色彩的理念，最有名的‘士道’作者，就是儒学古学派的山路素行。这里《日本思想全史》的反/非历史，仍与建立或羽翼民族主义的日本思想史叙事有关。
当然，任何对日本佛教熟悉的人，也会马上看出来佛教思想的篇幅过小，完全不符合佛教在日本的核心地位。这里有拙文一开始提到的每个人专业能力的局限，实在无可厚非，但也有贬低中国对日本影响的效果。
最后，为何一位自觉不要写一本日本特殊论的日本思想史作者到最后却重蹈覆撤？我想原因是当绝大多数的日文研究文献都是弥漫若隐若现民族主义的叙事，耳濡目染，便难以自拔，再加上作者对其研究课题江户时代的国学派没有足够批判性反思，更是会深陷其中。日本民族主义的魔咒毕竟不是可以容易破除，它依旧笼罩今天的日本，也笼罩着《日本思想全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蔡孟翰